小议权利调整的司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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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于范刘惊涛工作单位：沂南县人民法院

一、权利冲突的构成要件

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权利是法律设定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由,是法律创设或者确认的公民或其他社会团体对特定客体专有的支配自由度¹。也就是说,权利有一定的边界范围。权利主体对权利的行使是权利人享有法律设定的边界范围内的自由。权利的这一特性表明,权利主体的权利效能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否则斗就可能与他人的合法权利发生磨擦和碰撞,从而发生两个合法性权利的冲突。我们将这种两个合法性权利的磨擦与碰撞称之为权利冲突。美国法律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对法学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权利的相互性概念,指出对一个人权利的保护的同时可能就是对另一个人权利的侵犯,权利之间存在着冲突’,º。.构成权利冲突应当具备以下四个要件:一是冲突权利必须具有合法性。这是产生权利冲突的前提条件。权利的产生、变更和终止都必须有来自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果权利的产生不具有合法性,那么,一种权利与另一种权利发生的磨擦和碰撞就不是权利冲突,而是侵权行为关系。二是冲突权利的行使必须具有限制性。所谓权利的限度,是指一种权利的行使,有它特定的地点、场合、时间,即权利行使的空间和时间条件。这就是权利行使的相对性。在行使权利时,如果超越了一定的时空限度,就可能是权利的滥用,就可能侵犯了别人的权利。目前世界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在宪法中规定总的限制原则。如我国现行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第二,在宪法条款中授权普通法律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进行限制。如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j18条规定:“德国人民,在法律限制内,有语言、文字、印刷、图书或其他方法,自由发表其意见之权。”第三,在宪法中不作限制性规定,而由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对宪法的解释来进行限制。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尔姆斯于1919年提出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原则作为判断公民言论与出版自由是否合宪的尺度,为议会制定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法律提供宪法依据»。因为自由和权利在行使的时候,存在着侵犯和损害他人权益的可能性,有必要作出法律限制。三是冲突权利必须具有碰撞性。这是权利冲突的必备条件。一种合法权利的行使必须与另一种合法权利或多种合法权利进行磨擦与碰撞,才能构成权利冲突,否则,一种权利的行使与另一权利没有发生磨擦和碰撞,便不能构成权利冲突。四是权利冲突必须具有责任性。一种合法权利的行使如果侵犯和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利且造成了一定的法律后果,这一法律后果与行使权利人的行为有因果关系,那么,行使权利人就得承担公平责任。上述四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方能构成权利冲突,否则便不成为权利冲突。

二、权利冲突的表现形式

l从权利冲突的普遍性来看,权利冲突表现为生命健康权与财产权的冲突、财产权与政治权利的冲突、政治权利与监督权的冲突、平等权与自由权的冲突、社会经济权与文化教育权的冲突等等。在社会与法律生活的实践中,这些相互权利在行使时都有发生冲突的可能,它不仅存在于司法审判过程中,也存在于行政执法、立法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普遍的一个法律现象。2.从权利冲突的主体来看,权利冲突表现为国家权利与群体权利的冲突,国家权利与个人权利的冲突,群体权利与个人权利的冲突。按照国际惯例,应当认为国家权利高于群体的权利和个人的权利,当国家权利与群体权利或个人权利发生冲突时,个人权利或群体权利必须让位于国家权利,也就是说必须把国家权利放在其他权利的首位。至于群体权利与个人权利的冲突,将何权利放在优先位置上考虑,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3.从权利行使的“三维性”来看,权利冲突表现为超越界限的权利与界限内权利的冲突。社会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三维性”是指权利行使必须限制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地点,即权利行使的时空范围和地域范围。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利时,如果超越了权利的“三维”限度,那么,他的行为就越过了权利行使的临界点,就会与另一种权利发生磨擦与碰撞。另一种权利我们将其称为界限内的权利。突破限度的权利就可能与界限内的权利发生冲突,在穷尽社会各种手段和方法不能解决或调和的情况下,权利主体就会寻求司法救济途径。4.从权利行使的方式来看,权利冲突表现为主动行使权利与被动行使权利的冲突。主动行使权利是指权利主体积极主动地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被动行使权利是指权利主体被动地行使自己享受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主动行使权利往往会对被动行使权利造成一定的损害和影响。

三、权利冲突的原因

l、权利行使的扩张是产生权利冲突的根本原因。权利本位的确立是人类为争取权利而斗争的结果。人类曾有过以义务为本位的历史。在西方国家,权利本位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法治社会得以建立的产物。在我国,数千年的法律文化都是以义务本位为特征的,人性长期受到礼教的压抑,个人观念、权利观念极为薄弱。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主体对权利的要求日益强烈,法律制度必须设定公民权利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施,加之人权受到国家、社会的普遍关注,国家将更多的个人权利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权利本位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法制的理念和原则。权利本位代替义务本位,标志着我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进步。但是倡导“权利本位主义”可能给社会带来不利因素。权利按其本性来说,天生就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并与个人利益紧密联系,权利本位的个性解放,人们从义务本位走向了权利本位,行使权利的热情象火一样的迸发,对其过分强调、突出和渲染,人们在处理国家、群体和个人的相互关系中,因自己权利在行使中的过分扩张而与其他权利发生磨擦和碰撞,损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权利具有层多、面广的特点,构成了权利冲突的普遍性和广泛性。2、权利主体的多元性、多样性是权利冲突发生的主体原因。从社会权利主体的角度看,国家机关、企业单位、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公民都是权利的主体。而国家机关中又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中又包含着政治党派、群众组织等。权利主体的多元性必然导致多元的价值观念,、在行使权利时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手段,造成权利的冲突在所难免。不同层次的权利主体具有各不完全相同的规模、范围、大小、级别、类别、地位、作用、性质、构成等。个体权利主体都有不尽相同的经济收人、心理状态、政治态度以及性别、年龄、出身、道德、文化等。不同的权利主体拥有不同的权利愿望、权利要求、权利行使的标准和权利满足感。这些就必然导致权利冲突。3、权利的广泛性和变化性是权利冲突的客观原因。宪法和法律赋予不同层次的权利主体和同一层次的权利主体具有不同的权利,如立法机关的立法权、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司法机关的司法权等。处于同一层次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权、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市场管理权等。公民的权利有生命权、休息权、娱乐权、隐私权、人身安全权、政治权、荣誉权等等。权利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任何权利都不是一种绝对的和无限制的权利,一项权利的行使不可避免地会同其他权利发生磨擦和碰撞。权利并不是静态的。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模糊权利逐渐明晰和凸现。因此,随着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意识明显增强,权利的行使可能与日渐明晰的权利发生冲突。4、缺乏协调机制是权利冲突的制度因素。可分三个层次去理解:一是从立法技术上看,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权利发生了冲突,优先保护哪一种权利难以界定,对权利保护的序位也不好排列,更不好在哪一部法律中以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对权利的保护序位尚未见有明确规定,只是在理论界有所探讨,缺乏统一协调的法律规范使权利的行使难免会发生冲突。二是从解决冲突的机构上看,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关。权利冲突解决的途径主要有民间的说和、行政部门的协调和审判机关的裁决,这种多渠道缺乏协同调节机制,既为权利冲突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也不利于权利冲突在实践中的解决。三是从审判实践来看,对权利冲突发生的纠纷,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规范可予适用,而是由法官依据分散的法律规定和解决纠纷的习惯,利用自己的审判经验,对权利冲突形成的案件进行裁判。因法官学识的高低、经验的多少、对法律条文、立法本质和精神的理解不同,对相同的案件可能作出不同的裁决,造成了审判上的混乱,不仅不利于权利冲突的解决,可能会对权利冲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调整权利冲突的司法原则

1.国家权利高于其他权利的司法原则。这是法官在调整权利冲突中必须首先坚持的司法原则。国家权利是由不同的国家权利主体去行使的,国家权利的行使不仅代表国家利益,而且代表着国内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从一定程度上说,国家权利主体行使的权利是代表本国人民行使的,他行使权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权利在行使过程中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接受和认可。“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¼当国家权利与群体权利、个人权利发生冲突形成诉讼案件时,法官在确定相关事实并对相互对立的主张中何者应当得到承认的问题作出裁决时,必须坚持国家权利高于一切其他权利的司法原则,以维护国家的利益。2.生命健康权优于群体和个人其他权利的司法原则。这是法官在调整公民生命健康权与群体、个人其他权利冲突案件时应坚持的原则。从人的生命和健康特性上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健康状况与生命息息相关,生命健康权与其他权利相比显得尤为重要。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认为并坚持:生命的权利是保护其他权利(尤其是所有的个人权利)的正当前提条件½,因此它就应当被宣称为高于财产方面的权利。健康方面的权利在位序上要高于财产权、享乐权、娱乐权等其他权利。法官在裁判生命健康权与其他权利冲突的案件时,应当以生命健康权优于其他权利的司法原则正确地裁判案件。3.行使权利不能侵害他人合法权利的司法原则。这是法官在调整权利冲突案件时应当坚持的核心司法原则,也是我国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司法实践中可分三种情况理解与把握:一是行使权利的主体主观上无过错且侵害行为较轻的。当人们行使权利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利时,权利的行使处在侵害的模糊性状态,这时,虽然发生了一种合法权利对另一种合法权利的侵害,但没有形成较大损害结果的,法官可判令行使权利的主体立即停止侵害。二是行使权利的主体主观上有过错且造成一定后果的。这一阶段的权利主体处在权利行使的扩张而不是处在权利行使的规范时期,当权利主体之间的冲突形成诉讼案件时,法官可依据民法通则关于“公民在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时,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判令行使权利的主体立即停止侵害,并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三是当特别法规定的权利侵害了一般法规定的权利时,法官是否仍须坚持特别法规定的权利优于一般法规定的权利?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分析和商讨的司法问题。笔者认为,对这种权利冲突案件的解决,应从保护被侵害权利的原则去解决,也就是说谁的权利被侵害,法官就得依法保护被侵害者的合法权利。而不能用特别法规定的权利高于一般法规定的权利去解决。总之,法官在审理权利冲突案件时,一定要坚持任何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刻,不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的司法原则,做到客观公正地裁判案件。4.权利平衡的司法原则。这是法官调整权利冲突应当坚持的司法原则。法律作为社会权利的调节器,应当兼顾不同社会权利主体的权利,这可以使不同的权利主体各得其所、相互协调,使权利主体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单纯从公正性考虑不利于权利的司法保护,还要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衡量。法官在依法裁判案件时,不得不因维护某种权利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另一种权利。这时就必须坚持权利平衡原则,在维护法律公正的前提下,兼顾不同社会权利主体的权利,使权利得到最大限度地享有和行使,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