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司法解释性质认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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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夫妻债务的认定问题，我国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了不同的立法和解释。2018年1月18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于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性质的认定问题进行了新的规制。实践中，由于新解释出台的时间较短，配偶的追认与“共签”的认定、用于家庭生活的判断标准和方式、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仍存在争议，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裁判者考量立法目的，综合作出判断。

关键词：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性质认定;举证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经2001年修订并沿用至今。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其中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在当时出现“离婚逃债”的情形下出台，就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的性质进行解释和规范，着重保护债权人的权益，但缺陷十分明显，将会对夫妻双方的债务关系的形成条件完全归在一方的表示即是否约定为个人债务上，于是在实践中又出现了夫妻一方与对外的债权人一同损害未举债配偶的情况。为此，最高院在2017年2月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进行了补充规定，虽然旨在保护未举债配偶的权益，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争议问题。2018年1月18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进行了彻底的改变。此次以《夫妻债务纠纷有关问题解释》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进行更新的做法具有明显的纠错意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十分罕见，并非常见的以新解释代替旧解释。[1]新司法解释出台已有一年的时间，但在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的性质认定上，与各地法院的司法实践和学界观点仍有诸多争议。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在《夫妻债务纠纷有关问题解释》的规定下探讨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性质的认定和裁判规则。

二、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性质的认定标准

（一）事后追认与共同签字。《夫妻债务纠纷有关问题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该条款的原则与合同法上的一致，对于配偶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经追认则因其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而成为共同债务。在实践中，判决认定一方存在追认的情形包括事先未举债一方事后出具还款书、事后实际还款等情形，举证责任在债权人方，债权人若不能提供有追认说明力的证据，则往往裁判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但就追认问题，笔者认为法院在作出裁判时应当明确其内涵要限定在未举债方在认识到债务存在的情况后有共同承担的意思，不应扩大范围。如在“陆婷婷、曹海沧民间借贷纠纷案”[参见(2017)苏02民终4420号判决书]中，法院对“曹海沧在与应毅的对账过程中积极参与，并发表意见”的行为便不认为是追认，而是作出了“曹海沧参与对账发生于本案原告应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后，曹海沧作为案件当事人，积极参与解决纠纷符合人之常情”的判断。在“共签”问题上，除了当事人明确地共同签字为债权人的情况，还出现了一方签字为债权人配偶、签字为证明人等在认定上存在争议的案件。在“时成韬诉李步明等借款合同纠纷案”[参见（2018）苏0923民初587号判决书]中，当事人徐荣芬与李步明为夫妻关系，其在李步明向时成韬出具的借条中签下“证明人徐荣芬”字样。时成韬向法院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但一审判决认定是李步明的个人债务。该案件的争议点在于徐荣芬签下“证明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夫妻债务纠纷有关问题解释》规定的“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笔者认为，从夫妻债务的性质上看，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下的夫妻债务为“共同债务”，即夫和妻作为一个共同体对外所承担的债务，那么其边界则应划定在为共同体需要和共同体的一致意思上。夫妻关系虽然将双方结合在一起，但在对外时并不仅能以共同体形式与他人缔结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因此，在难以探究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应当从理性人角度以外部表现意思为准。徐荣芬既然在李步明与时成韬的债务关系中担任“证明人”的身份，则应尊重当事人以个人身份而非夫妻团体的形式缔结法律关系的选择。从文义解释上，《夫妻债务纠纷有关问题解释》第一条中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未考虑举债目的，而强调双方的共同意愿，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严格限定为夫妻双方作为共同体对外负担债务的形式。法院在认定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是否有追认情形时不仅要看配偶是否知情，还要考虑是否有同意共同承担的意愿。认定“共签”时要按照当事人表示出来的意思，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是否作为夫妻共同体形式的权利。（二）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认定。《夫妻债务解释》第二条与第三条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的债务分为为家庭日常生活和超出家庭为债权人的合理信赖与合法权益提供保障，具有合理性。另外，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采用共同生活需要之标准体现了在夫妻这一共同体下对个人的权利的尊重，数额标准有助于使债权人订立契约时更为谨慎，为交易安全而避免出借可能预期的一方大额举债用于个人挥霍情形，从而保障未举债配偶的利益。（三）共同经营的认定根据《夫妻债务解释》中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对外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若能举证证明用于共同生产经营，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经营的情形主要包括“举债用于个体工商经营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为经营夫妻公司夫妻二人为公司股东或者企业合伙人而一方负债、夫妻双方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包括隐名出资的情形）或担任公司董事或监事或者其他高管为公司经营承担债务、夫妻一方负责经营管理建设项目工程部门且其配偶参与经营的时候负责一方将对外所负之债用于工程建设”[8]四种。在实践中，前三种情况在查询登记后即可明确，如“郑振容诉马文立等民间借贷纠纷案”[参见（2018）闽01民终1390号判决书]中由于查询福建恒德石业有限公司可知“林德水与郑振容均为福建恒德石业有限公司股东”，法院判决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于第四种情形，笔者认为具体内容不仅限于工程建设也包括其他经营、盈利类项目，且关键点在有共同经营的行为，如若有证据证明举债方的配偶参与协商和合作的过程，则应认定属于夫妻共同经营。

三、举证责任分配

《夫妻债务解释》第一条所规定的夫妻“共签”及追认在实际适用中一般由债权人举证，而第二、三条则将举证证明责任分配为两类：一方对外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和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对于前者，由于推定家庭日常需要为夫妻共同债务，无需债权人举证证明；若举债人的配偶认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举证并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责任即归于举债人的配偶。对于后者，虽然债务形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且不存在夫妻分别财产制，但并不当然以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债权人若主张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双方都有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如果债权人不能证明的，则应认定为一方个人债务。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用于家庭生活”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夫妻债务解释》并没有进行明确。有学者观点认为：“对于夫妻一方举债的情况，其债务的实际用途知晓情况仅由举债一方或者实际分享了债务所带来利益的举债方配偶掌握，又因为存在夫妻人身关系，从实践考虑夫妻一方相对债权人更具有掌握有关债务用途信息的能力和途径，夫妻一方更容易取得证据。因此，为追求实质的公平，应当分配给举债方一定的举证责任。”[9]也就是说，在夫妻一方对外承担债务时，由债权人证明该债务关系存在，而由举债一方证明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这种举证责任的配置在实践中会产生许多问题，如出现“夫妻共谋逃债”时，举债配偶可以通过不举证用于家庭生活的方式轻日常生活两部分，相对应的在债务性质和举证责任上有所区分，那么如何认定所负债务是否用于家庭生活则成为适用第二还是第三条的关键。笔者认为夫妻日常生活的范围与日常家事权所支配的范围应当是一致的。日常家事权是夫妻这一特殊紧密身份而产生的范围在家庭日常事务的权利[3]，由于夫妻在共同生活中需要处理一些必要的家庭事务，如衣食住行、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如果事事均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出面决定或要求取得对方的同意，会严重影响生活效率，徒增烦恼。[4]因而，赋予双方在范围内的法律行为不需要配偶的意思而对其产生效力的权利。据此，夫妻因共同生活产生的债务范围大致包括以下几项：为购买家庭日常生活用品、雇佣家庭用工、医疗保健所负债务，为夫妻双方共同法定抚养义务的履行所负债务以及为家庭正当的社会交往、教育娱乐、业余生活费用的支付所负债务[5]，超出日常生活的大额借贷并不在外延界限内[6]，而在评价时也应综合考虑当地生活水平和具体的家庭生活水平。在司法实践中，目前是否用于家庭生活的判断是由法官作出的，如在“吴文百等与杨奇峰民间借贷纠纷上诉案”中，法院的裁判理由写明“根据吴文百与苏秀花在借款期间的职业、身份、资产、收入等情况，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习惯等因素，认定明显超出其与苏秀花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畴，超出夫妻一方家事权限范围，不为吴文百与苏秀花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参见（2017）苏03民终3933号判决书]，其判定依据是结合当地与当事人的生活水平情况，对于超越一定的限额的债务即不认定为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夫妻共同债务。同时，裁判案件中也存在举债一方在借款时于借条中书明债务用途的情况，如“黄以亮等与何则炳民间借贷纠纷上诉案”中由于“案涉借条内容表明借款用途是‘生意经营及家庭开支’”，数额也不算大[参见（2018）闽01民终1579号判决书]，法院最终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笔者认为，此类举债时写明债务用途的案件在裁判时应当遵循相对人信赖保护的标准，在写明用于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若在数额上确超过理性人的认定，则可以推定相对人无需要保护的信赖，作出属于个人债务的判决。在超出日常生活的大额借贷问题上，对于在特殊的离婚诉讼期间，妻子一方借款30万为儿子买房的案件，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认为“借款金额巨大，冯女士为儿子购房也属家庭重大事项，冯女士单方向陈某借款不构成家事，同时，冯女士为其子购房并非履行法定抚养义务，未用于家族共同生活”[7]，判决属于个人债务，符合以家事权利范围判定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标准。虽然很多学者对于实践中以数额判断是否用于家庭生活的标准并不认同，但笔者认为，从债务相对人角度，数额是其能够准确获知的信息，而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直接关系到债权人合法权利的实现，该标准能够易达成使之成为个人债务的目的，无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另有学者认为将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需要的举证责任完全归于债权人会增加交易成本，“因此，在债权人负举证责任的基础上，应当辅以法官的主导来查明相关事实”“债权人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或者直接由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相关证据的方式，如借款发生时间、地点、原因，考虑债务的款项来源、交款方式、债务资金的款项流向以及债权人与债务人同配偶的关系、实际经济状况等，来判断是否存在虚假诉讼”。[10]这种举证责任配置同样不够合理，家庭日常生活支出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此时债权人能否取得证据几乎完全依靠债务人的配合，实践中同样不利于债权人的权益保护。笔者认为，当前法院司法判决中采用的数额标准更为妥当。首先，债务的数额是客观的，债务相对人都能够获知，具有公平性。其次，在一般民间借贷的情况下，债权人能够了解一方举债配偶的家庭生活水平和其所在地方的生活水平，因此，根据债务数额可以作出理性判断该债务是否会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并根据理性判断承担法律责任。另外，作为对数额标准的补充，出现一方举债数额单次不大但数量众多的情况时，举证“为家庭生活需要”的责任则分配给举债配偶。这种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虽然不够精细，但是规制范围更大，在实践中能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和未举债配偶的利益。

四、结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出台解决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在实际适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确立了配偶一方对外的承担债务性质认定的新标准。但是，新解释在制定和适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之后的进一步完善，以期在我国夫妻财产制下维护双方财产权益并能够保护债权人的交易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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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权[J].政治与法律,2005(3).

[5]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16-317.

[6]顾建兵,陈美.离婚期间，妻子借款30万为儿买房[N].人民法院报,2018-01-09.

[8]李洪祥.我国夫妻共同债务构成依据的反思[J].江汉论坛,2018(7).

作者:王越卓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