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盗窃罪与诈骗罪区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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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网络诈骗罪、网络盗窃罪的概念及其特征，分别阐释了“处分过程”、“机器和计算机系统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财产性利益的性质”这几个关键理论支撑点，同时认为将盗窃罪的对象扩大解释到包含财产性利益的基础上，我国刑法就没有必要新增设“计算机诈骗罪”与“计算机盗窃罪”。

【关键词】网络平台；盗窃罪；诈骗罪；区别；处分过程

随着计算机系统及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在互联网平台或利用计算机系统非法获取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案件，对于这类新兴案件，常常容易出现到底是定盗窃罪还是诈骗罪的争议。本文主要分析了这两种犯罪的特征、构成及其区分点，在探究的同时也希望理论界能有更多此类研究和观点，以对司法实践处理这类新型犯罪有所指引。

一、网络诈骗犯罪与网络盗窃犯罪的概念及特征

1、网络诈骗犯罪的概念及特征。“网络诈骗罪”现阶段还不属于我国刑法规范意义内的一个罪名，同“网络犯罪”一样，都是依据犯罪学和司法实践，进行归类定性的一种犯罪类型。结合诈骗罪的定义，可以将网络诈骗罪概括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计算机网络技术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包含财产性利益）的行为。[1]互联网的特性决定了网络诈骗犯罪的隐蔽性、突破地域限制、侵害范围广、诈骗方式层出不穷、诈骗犯罪团伙化、产业化的发展等特征，因此网络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侦破难度较大。2、网络盗窃犯罪的概念及特征。与上文中网络诈骗犯罪一样，我国目前没有网络盗窃罪这一罪名。结合司法实践经验以及计算机网络知识，网络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加密、编程、解码以及其他计算机网络技术或电子金融转账服务系统，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非法获取电子资金、财产性利益或盗用电信服务的行为。[2]相比于传统盗窃罪，网络盗窃罪的概念重在突出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作案手段或侵犯的对象。网络盗窃犯罪可以理解为盗窃罪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特殊性有：第一，犯罪构成的客体常常是他人的电子资金或电子货币、电信服务以及虚拟财产等财产性利益；第二，犯罪构成的行为常常是利用计算机系统漏洞、编程、解密以及其他计算机网络技术或电子金融转账系统，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窃取电子资金、财产性利益或盗用电信服务的行为；第三，犯罪构成的主体往往具有高智商或过人的计算机网络技能，其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一般盗窃犯罪的主体。

二、网络平台中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别

1、从“处分过程”来辨析网络平台中的诈骗与盗窃。根据诈骗罪：“欺骗行为→受骗者产生或者维持了错误认识→受骗者基于之前的错误认知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受害人（并不一定和受骗者是同一人）遭受财产损失”的这一结构来看，其第三个环节“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是关键环节。而“处分财产”这一环节的内涵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实施处分的行为主体，应当具有相应的处分权限和处分能力；二是处分行为人是否应当具有意思表示，从意思表示必要说的合理性展开分析；三是处分行为和陷入错误认识之间具有因果性；四是处分财产性利益。其中第一点中处分权限、处分能力和第三点中因果关系的含义较为明确，本文主要从第二点意思表示和第四点财产性利益展开讨论。[3]（1）诈骗罪中处分意思必要性。关于诈骗罪中的处分意思，目前学界存在处分意思必要说和处分意思不要说，处分意思必要说，在解释有些情况时更加合理。就比如在盗窃罪间接正犯中，其被利用者通常是不知情者，假如把处分行为仅局限于客观的处分行为，而不包含具有处分意思，那么就难以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的界限区分开来。在诈骗犯罪中一定存在一个交付行为，即使盗窃罪中也可能存在交付，但诈骗罪中的交付关键在于是“基于一个错误认识而产生处分意思，并以此处分意思来处分财物”，这个过程中既然有错误认识、因错误认识而产生或维持处分意思，那么处分意识必要说更符合诈骗罪结构中的“处分财物”环节。据此，可以将是否具有“处分意识”来作为辨别诈骗罪和盗窃罪的一个判断标准，[4]引申到网络诈骗犯罪、网络盗窃犯罪的区别上同样适用，只是“处分环节”的发生在互联网平台中由于交付没有实体接触性，或是存在第三方介入因素，因此可能产生三角诈骗的情形。（2）处分财产性利益。互联网领域的财产，常是以非实体物的方式存在，也所谓的财产性利益。我国刑法中盗窃罪的对象包含财产性利益，因此并不存在处罚漏洞的情形，所以仍应坚持处分意思必要说。[5]比如醉后状态的骗签免债协议就构成盗窃罪，又比如甲利用技术手段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将乙账户内的基金转至自己账户，构成盗窃罪，属于盗窃债权这一财产性利益。对于财产性利益而言，并不一定要以占有关系改变为必要条件，比如在权利人受骗时或在醉酒无意识状态时签署协议放弃财产性权利，这样的行为仍然构成诈骗或盗窃。这样就产生了，财产减损的判断标准不同，有体物财产的减损是伴随着占有被转移，也就是占有关系发生了改变；财产性利益即使行为人或第三者没有取得对应财产性利益，但被害人只要失去了原本拥有的财产权利，就已经造成了财产减损，仍然应当肯定受到欺骗或盗窃。2、机器和计算机平台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不同于瑞典刑法、德国刑法、日本刑法的立法背景，我国刑法分则中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其构造确定了其欺骗的对象只能是自然人，而且无行为能力的小孩或精神病人没有处分能力，也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因为无处分能力的小孩或精神病做出的行为缺乏意思表示，即使欺骗其做出处分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而应认定为盗窃罪。[6]机器、计算机平台、互联网平台也同样不具有意思表示能力，机器、互联网平台、计算机系统的交易模式只是根据预先设立的系统、规则来运行相应的流程，假如有人利用其本身规则漏洞或是开发病毒软件非法获取利益，这一过程并不存在有“被骗然后产生或维持错误认识”，当然机器、计算机或互联网平台系统其自身也无法有意识，更谈不上有错误认识。

三、我国刑法中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定决定了没有必

要新增设“使用计算机盗窃罪”与“计算机诈骗罪”德日刑法中对财产性利益和财物进行了区分，明确其盗窃罪的对象不包括财产性利益，但其诈骗罪的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使用网络平台积分规则漏洞，虚假交易恶意刷取可兑换有价货币的积分，数额巨大并致使天猫电商平台遭受损失，显然值得处罚，但其定罪值得分析。用德日刑法的理念来分析此案：一方面，因为盗窃罪的对象不包括财产性利益，所以不能认定为盗窃罪；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被骗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所以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由此日本刑法中增设了“使用电子计算机诈骗罪”，德国刑法也同样增设了“计算机诈骗罪”。我国刑法中，如果认为盗窃罪的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虽然是对盗窃罪的对象进行了扩大解释，但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此也解决了“没有自然人作为受骗者，但行为人非法获取了财产性利益”这一行为认定为盗窃罪。因此，将盗窃罪的对象扩大解释到包含财产性利益的基础上，我国刑法就没有必要新增设“计算机诈骗罪”与“计算机盗窃罪”。

四、结语

首先，本文介绍了网络诈骗罪、网络盗窃罪的概念及其特征。然后，为了区分网络平台中的诈骗罪与盗窃罪，分别阐释了“处分过程、机器和计算机系统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财产性利益的性质”这几个关键理论支撑点。最后，对我国刑法是否有必要增立“网络盗窃罪”及“网络诈骗罪”进行了简要分析。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对今后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张明楷．论盗窃财产性利益[J].中国法学，2017(01).

[2]张明楷．三角诈骗的类型[J].法学评论，2017(01).

作者:张超 单位: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