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情判”成因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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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公堂之上，法官的“情判”现象比比皆是。通常情况下，寻常普通的案件只需要依据律令课条审理结案即可。可是公堂之上难免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奇案、难案，当常规的法律无从解决或者不能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时，“情判”就成为了法官必然的选择。如果说古代“情判”的重要作用在于定纷止争兼顾社会影响的话，那么现代“情判”的目的更多的在于安抚社会情绪，以期待获得普遍的社会认可。近年来，个别刑事司法案件总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关注，比如为母报仇的张扣扣案、于欢案、天津气枪老太太案、徐霆案等。法官断案本无新奇，可是在民意的影响下，例如一审判为徒刑的案件，二审竟然以缓刑处之，前后裁判结果的差距之大，法官自由裁量的幅度之广，无不令专家学者感到惊疑。现代刑事司法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因此在法治社会的框架下，游走在刑事审判界限的“情判”现象是值得仔细推敲的。

一、“情判”的词义分析

中国传统诉讼中的“情判”，是指在中国古代司法官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酌情考察当事人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而进行判决的一种审判方式。情，即所谓“人情”，通常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同学情、同乡情、师生情等。当每个个体能够将心比心地将他人的私情和自己的私情一样作为考察对象时，此时的人情是指人之常情或普遍之人性，它具有一定范围内的公共性或普遍性。此种审判机制的理论依据在于“情”字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体现了古代儒家的伦理思想。在笔者看来，当代“情判”的词义应该是司法官员在断案时依据案件事实、法律规范以外的因素，通常为舆论、民俗及其他人情规则等，司法裁判结果通常会超越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的范围。“情判”在民事诉讼中较为常见，在刑事诉讼中多集中于特定案件类型，例如涉及到贫富关系、权贵身份、道德底线因素等。

二、“情判”出现的原因

（一）社会舆论等民意因素。社会舆论等民意因素成为“情判”现象的主要诱因。在信息时代囿于自媒体的交易成本低廉，一些不负责任的网络媒体为了能够获得高点击、高回报，往往会通过制造噱头，被粉饰重组的、断章取义的乃至不真实的报道。被报道影响的网民依据自己的朴素正义观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自己的意见，当这些彼此相向的意见汇聚之后，就产生了强大的舆论影响力。以于欢案为例，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个判决经由媒体报道之后，引起了社会包括学界的普遍关注。大多数人都将矛头指向法院，为母雪耻、被迫反抗的孩子因何要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舆论的热议之下，法院最终选择在法律适用方面做出改变，即一审认为于欢的反抗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而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构成正当防卫。一审宣判不足四个月，于欢的刑期由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5年。前后裁判结果的差距之大，法官自由裁量的幅度之广，令人咋舌。除此之外，司法实践中“大义灭亲”“为母报仇”等案件，经由当地民众的联名上书请愿或其他请愿方式，法院通常都会做出低于法定刑的判罚。（二）体制因素。孙笑侠教授指出传统法官常常依靠直觉的模糊性思维去进行判断。在法律解释中，他们持一种平民观念，超出文字的拘囿，根据目的需要进行“超级自由裁量”。一方面，在传统法官的思维当中，从本质上来看所谓的刑事司法审判活动其实更接近于行政行为。行政管理者在处理纠纷或是案件时，往往会把处理结果与自己的政绩挂钩，与其说司法官考虑民意、结合民情是人之常情，倒不如说是职业操守的要求。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法院的审判组织形式分为独任制和合议庭。针对一些大案、特案、要案往往由合议庭审理，甚至需要经合议庭讨论后再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些体制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与司法独立、法官独立等原则性规范是相互背离的，从而成为“情判”出现的诱因之一。（三）个人因素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厚重的历史积淀造就了深刻的文化底蕴。传统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判决应做到情法两尽、情法交融，合情合理成为了很多审判者心中的标准。所以传统的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主要考量的因素是其断案结果能否受到民众的认可与支持。在法官面对错综复杂的案件事实与伦理道德相结合时，单纯的规范性法律条文就越发显得苍白无力，无法给司法官员已足够的理论支撑，法官只得转而求助于根植于血肉之内的文化积淀，因此“情判”的出现也是理所当然。

三、“情判”对于刑事司法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在社会建设以“和谐”为宗旨的今天，“情判”更符合社会整体价值观的要求。社会整体价值观的惯性对刑事司法提出了更高的道德标准、公信期待，法官情法并用可以提升司法公信力，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在“天津气枪老太太案”中，赵春华的刑期由一审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此案中法官“情判”缓解了弱势群体与权力机关之间的紧张关系，二审判决结果更能为民众所接受；“情判”也有助于实现法官的个人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教育，这就要求司法者要坚守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积淀下来的常理，才能保证结果不违背民意，最终实现法律的价值，这就要求法官要倾听民众的意见，不得闭目塞听，据民众于千里之外。这不仅能让法官适时地跳出职业的惯性思维或是先入为主的思想，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形成，让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更加慎重、严谨，同时也有助于形成有效的法律解释和弥补法律漏洞，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传媒生态更加灵活自由，“情判”能够适应传媒环境带来的新改变，平衡当事人之利益诉求，促进社会之和谐共建。（二）消极影响。“情判”也存在消极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通常法官“情判”是游走在法律规定的边界，更有甚者超过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滥用司法审判权力的嫌疑。司法程序要求尊重民意并不意味着要受民意左右，当民意堂而皇之地进入司法审判活动中时，司法秩序、司法权威、司法公正就可能受到影响，我们应当警惕。“民意”与“公意”的混淆是产生消极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民意”一般指社会大多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持有的大体的意见、情感的总和，属于主观意识层面。“公意”着眼于社会公共利益，是政府存在的基础，是高于一切形式法律的真正宪法。若是审判受制于“民意”，必须兼顾情理，无疑破坏了司法独立，最终会导致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重背离；司法的过程是理性且专业的，“情判”表面维护了社会稳定，实现了个案正义，实则牺牲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阻碍了普遍正义的实现，还容易引发权力滥用等问题。

四、总结

综上所述，“情判”的成因复杂，除了受中国古代“礼法并用”思想的影响外，民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情法两尽对于现代环境下的刑事司法有其现实性需要。“情判”对于化解民众纠纷、维护社会安定起着巨大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情判”可能造成刑事司法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继而威胁到一系列重要的司法原则，诸如司法独立、罪刑法定、程序法定原则，最终阻碍法律正义价值的实现。对于规范法官“情判”行为的合理解决机制，笔者认为最为有效的办法是首先填补现有法律的漏洞，其次是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人民陪审制度。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并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保证审判权公正行使；从社会各个阶层选任适合的人民陪审员，既审理案件事实，又参与定罪量刑，享有与法官几乎同样的权利，程序公正与民主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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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晓彤 魏兆池 赵司晨 单位: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