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西方司法理念的影响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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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娟工作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

一、引言

司法大检讨事件发生在1943年初,正逢边区学习文件、思想检查刚刚结束,审查干部、清理队伍的抢救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之际。在边区高等法院的36名司法干部中,竟发现了17名问题人士。在此之前,高等法院原院长雷经天于1942年6月9日,带职去党校学习,由李木庵作代院长。在1943年初,从党校学习回来的雷经天,首先从高等法院1942年的工作审查开始做起,认为高等法院1942年的工作犯了严重的错误,如思想上闹独立,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业务上的教条主义,作风上的文牍主义、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等等。他对李木庵在高等法院的工作进行重新评判,对朱婴等在边区的所作所为进行重新的审视。在当时、审干的背景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司法检讨开始隆重上演。¹在有关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的研究中,详细涉及1943年司法大检讨的研究并不多,目前比较详细涉及此事的当属侯欣一的专著5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6,[1]不过,无论是从研究角度,还是相关档案资料的使用上,都存在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因此,笔者通过收集大量相关档案,结合制度实践,从思想的角度,考察争论双方在司法理念上具体而详细的差别,进而分析这次交锋的深远影响。需要首先交代的是双方当事人及对此次交锋进行定夺的裁判者。可以用/工农干部0和/外来知识分子干部0来称呼双方当事人。前者主要是边区本地的、或经过边区土地革命成长起来的干部,以工人农民为主,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甚至是在边区普及教育、扫盲运动和干部教育中培训出来的干部,主要代表为雷经天。后者主要是来自白区的知识分子,主要代表有李木庵、朱婴及鲁佛民等。双方的裁判者是谢觉哉、罗迈(即李维汉)、林伯渠,他们是当时司法、党政方面的主要领导人。¹笔者认为雷经天代表的是革命传统的司法理念,而李木庵等所代表是西方现代的司法理念,之所以如此主张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双方的知识背景和成长经历不同。雷经天是理科出身,参加革命后,多从事党政及军队工作,任职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之前,没有任何的法律知识与背景。而李木庵、朱婴、鲁佛民等都毕业于清末或民国时期著名的法政学校,如李木庵毕业于京师法政学堂,朱婴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鲁佛民毕业于山东法政专门学校,并有着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由于从清末法制改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与司法理念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主流与主导思想。[2][3]所以李木庵、朱婴和鲁佛民受到西方现代法学的影响,其司法理念亦受西方现代司法理念的熏陶。其次,主张的具体内容不同。在西方现代司法理念中,强调通过司法实现公正,注重司法的公正性,司法公正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司法独立、司法专业化、司法的统一性、司法程序的合理性、司法的权威性、司法的公开性等。º在这些最基本原则和理念上,李木庵、朱婴、鲁佛民等的观点是雷同的,只是每个人关注的侧重点稍有不同。而在边区时期及之前的革命传统中,强调政府领导司法,强调司法的非专业化。雷经天及其他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基于本身的经验与经历,都持守这种革命教义与传统。相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司法体制和近代的革命传统,最核心的、最有代表性的冲突当属西方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司法独立,其次是司法专业化,在程序设计中的明显不同则表现在三审终审和二审终审方面。因此,结合已有的档案资料,笔者就审级制度、司法独立和司法专业化等三个问题进行比较详细的论述。

二、两种司法理念在司法大检讨中的主要不同之处

(一)审级制度

在审级制度上,主要的争论是边区法院应该实行实质性的二级二审制,还是应该实行实质性的三级三审制,具体到边区的司法实践,则与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的废立有密切关系。朱婴等据西方现代司法理念,为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主张实行的三级三审,在边区高等法院之上设立第三审机关。后来经过妥协,在边区政府之内设立审判委员会。而雷经天等据革命传统与经验,认为在边区具体环境下,二级二审已经足够,反对在高等法院之上再设立审判委员会。雷经天在1941年5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6中谈到边区的审级制度,认为边区采取形式上的三级三审制,第一级初审是地方法院,第二级复审是高等法院,第三级终审是最高法院。当时边区还没有建立地方法院,管理第一级初审的是各县的裁判员。其中的最高法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法院,但边区实际上实行的是两级两审制,因为边区没有人会跑到国民政府的最高法院去上诉,形成所谓的形三实二,即形式上是三级三审制,实际是二级二审制。[4][5]到了1943年,审级制度成为雷经天与朱婴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即边区是否应该实行实质性的三级三审制。雷经天认为边区本身不需要国民政府那样的三级三审,二级二审已经足够。依据边区的司法组织,各县的裁判员或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级,边区高等法院为第二审级。如果二审出现问题,边区政府领导法院,有权审查和改正法院的判决。[6]另外,边区当时不是和平的环境,是战争的后方,同时又要为群众解决诉讼问题,为慎重起见,二级二审足矣,不需要三级三审。[7]总之,雷经天认为,鉴于边区的战争环境,司法归政府领导,在政府一元化的领导和审查下,群众不服高等法院的判决,可以上诉边区政府,政府发现高等法院判决不对,可下令高院重新审判,因此,边区传统的二级二审制足以解决问题,避免审判错误,不需要三级三审,以避免劳民伤财。朱婴在1941年1月由高院调到边区政府,在秘书处担任司法秘书的工作,处理上诉边区政府的民刑案件。当时边区成立了新法学会,新法学会的主要参加人是张曙时、李木庵、朱婴、鲁佛民等,新法学会在1941年的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建立三级三审制的提案,但此次提案被否决掉了,此次的实际提案人是鲁佛民和朱婴。1941年2月以后朱婴在边区政府工作时,又建议成立三审,又遭否决。到6月底7月初,朱婴提出第二种意见,主张在边区政府内设立专门的司法机构审判委员会,通过多次向林伯渠提议和朱婴的多方努力,最终在边区政府内设立了第三审机关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1942年7月10日,战字第393号边区政府命令,设立审判委员会(简称审委会),凡第三审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及死刑复核等,均由审判委员会负责办理。委员长是林伯渠,李鼎铭、刘景范等为委员,朱婴为秘书。[7][8](P248-249)1942年8月2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战字第446号命令,公布朱婴等草拟的5审判委员会组织条例6,增设秘书长一人,明确秘书长的主要职责是掌理审判委员会诉讼文件之草拟并保管印信。审判委员会的职权除上列事项外,另增一法令解释权。[8](P314-315)朱婴为审判委员会的秘书长。[6][7]朱婴主张建立第三审机关的主要理由有三个:首先,有利于审判监督。在处理上诉边区政府的民刑案件时,发觉下级法院判决不当,只好仍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政府自己不能判决,因为政府是行政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而当时的法院,凡遇政府批驳的案子,往往不能马上解决。其次,在第二届参议会时,新法学会曾提议设立第三级终审机关。最后,根据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第二十三条,人民有按级上诉之权。所谓按级上诉,当然包括第三审在内。¹在雷经天看来,从1941年新法学会成立以来,张曙时、李木庵、何思敬、朱婴等一直提议设立第三审机关,在参议会上被拒后,朱婴又屡次提出,最后终于通过了设立审委会的提议。同时通过修改审委会组织条例,及利用雷经天增加人员、建立法庭、审委会单独预算、设立专任的推事、建立最高法院分庭等建议,使审委会逐渐离开边区政府秘书处、脱离边区政府,成为独立的机关。而审判委员会由朱婴当秘书长,实际管事的不是忙于政府工作的林伯渠或其他审判委员会的委员长,而是朱婴,实际上朱婴篡夺了边区的司法权,是其有步骤地篡夺边区政权之阴谋的一部分。[6]由以上论述可知,在审级制度上,雷经天要求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坚持革命传统的司法理念,认为政府领导司法、政府审查司法工作,在战争情况下,为避免劳民伤财,迅速解决群众诉讼纠纷,在边区继续实行二级二审足矣。而朱婴等则考虑到司法的公正、效率及司法与行政分权的西方司法理念,依据实际需要,借鉴国民政府的审级制,主张在边区建立实质性的三级三审制。

(二)司法的地位

在审级制度上,已经涉及到了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及司法独立等有关司法之地位的问题,¹单就司法的地位这一问题,双方的争论主要涉及的是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及司法干部的管理等问题,º朱婴等根据西方现代司法理念,主张司法独立,而雷经天等继承革命传统理念,主张行政领导司法,边区领导一元化,不允许法院闹独立。朱婴的观点主要体现在朱婴提出的赴任条件中,即当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想将在边区政府内工作的朱婴调到绥德地方法院作院长时,朱婴提出了赴任的几个条件:(1)绥德地方法院的工作不受边区高等法院管辖,实行审判独立,人民不服判决可以上诉。(2)地方法院审判的案件,地方政府不得干涉,法院与行政分区专署分开。(3)地方法院的干部,政府不能够任意调派工作,同时要求在高等法院的干部中准许他挑选两个人同去绥德,即文化程度较高的郭钢种当书记长,熟悉地方情形的绥德本地人刘临福作推事。(4)绥德地方法院的司法经费独立,司法罚款由地方法院直接支配。(5)专门做法院的工作,不参加政府的任何会议。»这些条件中不仅包括了法院与政府之间的独立,还包括了法院内部不同审级之间的独立,同时在司法干部的任用及调动自主、法院经费独立、工作时间的保证等方面,来全方位地保障司法的真正独立,是西方现代司法独立制度的翻版。在边区当时提出这些条件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雷经天看来,司法应受政府领导,朱婴的思想和行为是阴谋篡夺边区的司法权,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分子。雷经天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边区以往的司法传统相一致。边区的司法传统承接了苏维埃时期的司法理念,即行政领导司法。如苏维埃政府于1932年6月9日公布之5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6第五条,下级裁判部直接隶属上级裁判部,上级裁判部有委任和撤销下级裁判部长及工作人员之权,同时裁判部受同级政府主席团的指导。无论1934年颁布的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6,还是1937年颁布的5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制度6和5行政专员以下各级政府组织的重新规定中府办事处会议决定6,都规定司法在行政的领导之下,不采用司法与行政并立的制度。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后,1939年4月4日公布之5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6第二条规定,边区高等法院受中央最高法院之管辖,边区参议会之监督,边区政府之领导。1941年颁布的5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6第二条规定,在地方法院未成立之县,设司法处;同时第十一条又规定司法处掌理各项民刑案件,在县长领导下进行审判。[9]雷经天的观点就是以上思想的传承和延续,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不需证明的真理,因此他主张,边区司法是受政府的领导,高等法院受边区政府的领导,各县司法处受该县政府领导。在政府一元化的领导下,政府发现高等法院有不对的,可令高等法院重新审判。[7][10]总结雷经天的一些正式宣讲,可推出此种主张的理论根据:首先,边区政权是完整的,政权领导即政府领导,司法是政权一部分,所以司法由政府领导。其次,法律是统治者的工具,为政治服务，司法工作也就是整个政权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司法自然不能独立于行政之外。最后,效率高。处于抗战时期,为了整齐便利和机动起见,在1942年高干会曾提出领导一元化,这个原则贯彻到党政军各方面,而在政府机关,政府领导司法正与上述的理论相适合。[5][10][11]由此可以看出,雷经天与朱婴等在司法的地位这一问题上,针锋相对。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雷经天关于司法地位的理论,只是沿袭了传统的司法理念,雷经天本人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与反思。而朱婴受西方现代司法理念的影响,从司法独立原则出发,为保证司法公正、合理,强调司法在审判、人事、经费等方面独立于边区政府。在整风之时,此问题涉及到政治立场,因而雷经天认为,朱婴旨在阴谋夺取边区的司法权。

(三)司法干部的任用条件及培训

在司法干部方面的争议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在司法干部的任用条件上是以专业为主导,还是以政治条件为主导;在司法干部的培训上,采用专门学院教育的方式,还是继续采用高等法院办短期培训班的方式。雷经天的政治立场相当强、政治觉悟相当灵敏,他认为司法是政权中的重要部分,负有保护政权的重大责任,因此司法干部的首要条件是忠诚于革命,其次才是业务的熟悉,业务能力可以在参加司法工作之后,慢慢培养。早在1941年5月,由于各县司法干部短缺,雷经天在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中,曾列出挑选司法干部的五个条件:(1)忠实于革命的事业;(2)奉公守法;(3)能够分析问题、判别是非;(4)刻苦耐劳,积极负责;(5)能看得懂法律条文及工作报告。然后经过高等法院办的司法干部训练班,就可以上岗。[4]到了1943年司法大检讨的时候,雷经天的司法干部使用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具体条件变成:(1)忠实于中国共产党;(2)坚定人民大众的立场;(3)决心为边区政权服务;(4)愿意为中国革命奋斗;(5)密切联系群众;(6)廉洁刻苦,积极负责;(7)奉公守法执正不阿;(8)才干相当,品质正派。[6]如果说前者还注意到与审判有关的专业水平与能力等条件,如分析问题判别是非、懂法律条文及工作报告等,那么后者则更注重政治立场、政治路线,强调对党的忠实,强调阶级立场、联系群众,明显受整风审干的影响。[12]同时,其中的暗含条件是经历过边区土地革命的洗礼与历练。因为通过对边区高等法院有问题的17个干部,如任扶中、王怀安、朱婴等,进行分析,雷经天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锻炼,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问题人士。因此,雷经天的干部使用原则是:工农干部尽可能的培养和提拔,而对知识分子干部的提拔则需要经过慎重的考虑和长期的考验。[7]总之,对工农干部放心使用,对外来的知识分子则抱有极度的不信任,同时也反对司法专业化,用雷经天自己的话来说,/边区的司法干部都是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也就是群众自己,不拘学历及资格,只要能忠实于革命及人民大众,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0[11]在干部的使用上,李木庵认为自己初到边区时,主张司法干部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文化程度和专业人才。在实际工作中,为了起草法律条文,需要法律专业人才,为了搞研究,需要文化程度高的人。后来之所以不再如此要求,是因为实际上办不到。因此在调用人员和使用的过程中重用、培养这些专业人才,如王怀安、白平舟、王刚等。[13]同样,朱婴在提出去绥德地方法院担任院长的条件之一就是派郭钢钟去当书记长,因为郭的文化程度较好;当听说要派孙敬毅与他同去时,朱婴认为,在和孙共事的半个月中,发现她对于公文法律都很生疏,身体又不太好,因此不愿让孙敬毅与他同去。同时,不断地强调,在今后要提高干部的法律知识,提高业务研究,并继续开办司法训练班。[14]鲁佛民来得更直接,在其5对于边区司法的几点意见6中,明确提出任用法律专业人才。主要理由是司法工作对于学识和经验要求标准很高,从学习期限,到法官考试,到实习候补,最后到成为一名正式的法官,整个过程对于司法人员的限制都很严。边区虽然不应仿效国民政府的那种严格限制,但不妨尽先试用从白区过来的专门人才,以收借才之效,同时专门人才能用其所学。鲁佛民认为应该把大部分的专门人才集中在高等法院,以便尽其所长。同时通过培训,培养有相当修养的高级司法干部。如果因顾虑到外来人不可靠而不用,是因噎废食之谈,为实行进步的新民主主义,应该大胆一点,大量一点,反对关门主义。[15]雷经天的观点强调司法的非专业化,认为司法干部应出自群众,忠实于共产党、忠实于革命、立场坚定。这些是从事司法工作的重要前提条件。而且,雷经天最注重的是其身份与成分。而李木庵、朱婴、鲁佛民等,基于司法专业化的思想,强调司法干部必须是经过专门培训的专业人才。正是由于对司法的地位、司法干部的任用条件等不同认识,导致双方在司法干部的培训上有着重大的分歧。在司法干部培训问题上,高等法院已有办短期培训班的历史。¹雷经天和朱婴都主张进行司法培训,提高司法干部的素质,但二者所主张的具体培训方式存在较大差别。雷经天主张继续采用高等法院以往办短期培训班的方式,而朱婴认为应采用专门学院教育的方式。朱婴认为应该由中央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如延大法学院。相对于当时高等法院办的短期训练班,这种培养方式的理由或好处有四点:(1)教育权统一。凡是属于专门学科的教育,以后都应由中央领导,可以防止各个边区,或各个机关各自为政,与我党集中领导的作风不合。(2)法学理论的统一。新民主主义的法学理论不能脱离各法院的实际工作,但实际工作只能作为研究的资料,因此,要通过中央的分析整理与汰劣留良,才能得到系统的、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法学理论。(3)加强教育的效率。学校规模大,设备齐全,有首长及专门学者的报告,同学甚多,在观摩切磋方面也得到很多的利益,与仅仅束缚在狭隘领域中的小训练班大不相同。(4)使得法院本身的工作精力集中。高等法院既要管审判又要管干部教育,势必使主要的工作受到影响。º总之,司法干部的培训需要专业化的教育机构来培养。雷经天认为,政府大批的、集中不断的培养很好,但是存在一些困难。其中主要的困难是教学用的旧东西不能密切联系社会和当今问题。而且这样培养不能救急,现在还是要保持老习惯,由高等法院自己来办培训班,教的是实际的东西,用必要的东西来教,学了就能用。[7]在司法干部的任用条件和培训上,双方关注的重点存在分歧,李木庵、朱婴等受司法专业化的影响,强调司法干部的专业条件,并从司法的长远建设与发展出发,主张由专门的教育机构培训司法人员。而雷经天承袭革命传统与经验,关注的是司法服务政权、边区司法工作当前的困难和边区的具体环境,强调司法干部的政治思想与身份,并希望司法人员的培训继续由高等法院自身主办。总之,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无论在审极制度、司法地位、司法干部的选任和培训等重大司法工作问题上,雷经天受革命传统和经验的影响很深,而李木庵等基于西方现代法律教育的背景,受西方现代司法理念的影响巨大,双方的观点与主张,有着重大的差别,甚至难以对话、彼此相轻,所有这些反映了两种司法理念之间的距离相差甚远。

三、当时的定论与结果裁判者的观点及其影响

面对革命传统的司法理念与西方现代司法理念之间如此多的不同与争议,边区的领导者如何看待、如何选择?当时司法、党、政三方面的当局代表人物分别是谢觉哉、罗迈、林伯渠。在此部分,笔者将他们在此次检讨中针对这些分歧的表态与发言进行归纳分析,并论述雷经天的主张成为正统的司法理念之后,带来的人事、制度的改变。

(一)三位裁判者对所争论的各个问题的观点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三位裁判者的观点虽然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在大致方向上是基本一致的。1.审级制度在审级问题上,针对审判委员会,虽然都持批评态度,但三人的看法不完全相同。谢觉哉在其日记中对审判委员会的评论比较多,着眼于审判委员会的改进,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1)在审级分工上,审判委员会不是审案的最好机关,审判的重点在第一审或第二审。(2)在主要工作方向上,审判委员会应着重对于第一、二审政策的领导和审判方法的指示,善于检讨与总结司法上的经验。(3)在干部任用上,过去审判委员会实际在靠不住的秘书手里,不对的地方颇多。(4)在审判案件上,不注意调查诉讼当事人的经济状况;不够尊重区乡政府及其他党政负责人的意见;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条文出发;缺乏真实替人民解决问题的心思;侦讯技术差。[16](P531)罗迈认为审判委员会是不要了,但相关案件拿给主席去审查也很困难,因此罗迈建议,由民政厅、保安处长和法院司法行政等人员经常会合处理,不一定要有成文的规定,实际上作了工作,就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多更好。具体的那些要取消那些要建立,法院要提出一个议案。[7]林伯渠来得更干脆,他说:/国民党的制度我们是不用的,三级三审,检察制度,审判委员会都不要了。0[7]这是一个极其明确的表态,也许是因为审判委员会的成立及其逐步发展的全过程,都是在林伯渠自己的批准之下发展出来的。在审级制度上,可以看出谢觉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用法律思维,对审级制度本身的完善和改进做了较多建设性的反思,提出了许多可行的改进意见,有助于司法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而罗迈则仅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建议民政厅、保安处、法院联合会谈来解决,完全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虑来看待司法问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里面的潜在陷阱及将会带来的实际麻烦。无论如何,雷经天关于废除审判委员会的主张最后被采纳。2.司法地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谢觉哉、罗迈说得较多,林伯渠没有具体谈。这也许是因为林伯渠的发言是在李木庵、雷经天、谢觉哉、罗迈之后,前面的讨论对此问题基本已形成一致意见,即边区司法不能独立,行政领导司法,实行领导一元化。罗迈认为判决独立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独立只是出庭的时候不受干涉,但判决是断不能独立。有些案件要请示党团、请示西北局,甚至请示、请示中央,根据上面所定的处理方向,去调查收集资料。民主集中制要从政府贯彻到法院,由法院贯彻到分庭推事。审判的对错由上面统一审核,以保证党的全部领导。[7][14]谢觉哉试图在司法独立与罗迈的观点之间寻求一种安全的妥协方案,谢觉哉认为,司法独立在旧民主主义司法中有其好处,但是司法独立在人民的政权下其好处就消失了,在边区实行独立反而会有坏的表现,如司法和行政不协调,司法同政府政策配合不够,司法和人民脱节。因此认为今后边区的具体作法应该是,行政领导司法,县长兼司法处长,行政专员兼分庭庭长,边区政府领导高等法院。同时法院的命令要经政府主席署名,由法院院长负责颁布。高等法院处理的重大案件、死刑案件,必须同政府商量,从而使得司法同行政统一起来。¹总之,在当时谈司法独立就是闹政治独立,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在整风运动的风头浪尖之上,没有人敢轻易发表完全支持司法独立的意见。雷经天的观点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司法工作中的正统思想。3.司法干部任用的条件和培训谢觉哉认为,关于培养干部的问题,雷经天讲得很好。罗迈认为经常办训练班也不必要,须办短期训练班,学习党的政策法令。在任用干部上,审案的推事主要用边区的地方干部,因为他们懂得人民的生活,至于外面来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特务、是好的,最好是先当书记员,然后再当推事。林伯渠认为,提拔干部要注意群众路线。[7]总之,在这次交锋过程中,对于审级制度、司法独立、司法干部的任用条件和培训上,以雷经天为代表的工农干部的革命传统思想占了上风,成为正确的司法理念,而以李木庵、朱婴、鲁佛民为代表的外来知识分子的西方现代司法理念受到批判,从而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些变动。

(二)司法实践中的变动

在人事方面,李木庵申请辞职。林伯渠认为李木庵不应采取国民党的方式辞职,应该转变一下情绪,采取正确的态度,帮助搞好司法工作。在谢觉哉、林伯渠这样的态度下,雷经天也邀请李木庵即使在休养期间也住在法院,帮助法院的司法工作。[7]1944年1月李木庵辞去代院长职务,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相对来说,边区对李木庵还是比较客气的,鲁佛民由于年老生病,1944年初病逝,免去一劫。但对朱婴、王怀安等就不这么客气了,用罗迈的话说/这些人都是坏人0,¹是改造、拯救的对象,原有的职务自然被撤销。在制度上,1944年都开始有所变化。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文件、1944年四月边区高等法院拟制/论边区司法答客问0和六月高院接待中外记者的总结及问答记录,现归纳如下:(1)审判委员会取消。1944年二月十六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战字第八o九号/边区审判改为二级审0命令,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已决定边区司法审判改为二级制,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着即取消,以后凡民刑诉讼,均以高等法院为终审机关。[4](2)在司法独立问题上,边区政权是整个的,政权领导是政府领导,司法是政权一部分,所以司法应当受政府领导,在司法领域实现领导一元化。[10][11](3)在干部的任用和培训上,主要是使用从群众中出来的地方干部,不拘学历及资格,只要能忠实于革命及人民大众就行。在培训上,除过去高等法院办过的司法训练班以外,延大设立法学院,不久延大又改为设司法系。[11]

四、结语:此次交锋的深远影响与意义

由此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次激烈的检讨,在整风审干的背景下,以雷经天为代表的工农干部的革命传统理念,成为正统、正确的官方观点,并且在人事和制度上,都发生了倾向性的改变,而李木庵、朱婴、鲁佛民等代表的西方司法理念遭到批判与否定。但是,这次交锋的影响是深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思想上,开始在后来的司法实践中认真思考二者的利弊。如主持司法工作的谢觉哉在后来反思中,认为虽然司法太独立不好,但是又回到司法行政不分的状态,给司法工作带来许多不便。[16](P469)其次,随着整风审干运动的结束,在1945年高等法院代院长王子宜的边区司法工作总结中,他强调边区司法体制建设,其具体内容大量采纳了外来知识分子的主张,且很多制度的设计、方案的起草都是由李木庵来主持。具体表现有:1.提出独立审判的主张,认为/司法机关必须独立进行审判,是有助于法律的执行,有助于人权物权的保障。0并提出一套意见来保障司法独立。¹2.任用司法干部的标准是:/(1)学习并掌握法律,熟悉社会风俗习惯。(2)弄清是非轻重,不冤屈人。(3)执法公正无私,做事勤劳慎重,勇于改正错误。(4)切实为人民解除纠纷,对犯错误的采取治病救人态度,切实教育改造。0并且,高等法院开始将业务水平和能力放到了干部任用的首要位置。3.在司法干部的管理上,认为司法工作属专门技术工作,司法干部不能轻易调动。今后司法干部有必要调动时,须先征得高等法院之同意。[17]再次,可以从1945年的推事审判员会议中见其影响之一斑。此次会议从1945年10月31日起至1945年12月7日结束,长达72天,保留有比较完整的记录。[18]在此次会议中重提法院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最后,从延大司法班的建立及其课程亦可看出这次交锋的影响之深远。在高等法院办司法训练班的同时,延大设立法学院,不久延大又改设司法系。[11]其课程分为业务课、政治课、文化课,业务课以边区现行政策法令为主,并批判地接受旧法律在历史上和技术上的经验,业务课有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司法政策、宪法、法学概论等十门课。在时间安排上,业务课占百分之六十六。[19]从延大司法班的建立和其培训内容、时间安排上,可见其对专业课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边区对司法专业化的认识开始提高。总之,虽然在这次激烈的、运动斗争式的交锋中,以雷经天为代表的革命传统理念占据上风,而李木庵等所代表的西方司法理念遭到批判与否定,从而使某些司法人员开始对司法独立等避讳不言,唯恐自己犯错误。º但1945年高等法院代院长王子宜的边区司法工作总结,1945年的推事审判员会议及延大司法班等,却昭示着李木庵等主张的西方现代司法理念在边区法制建设中的影响与复苏。不仅如此,两种司法理念的这次交锋对于当今法治建设仍有重大意义。如当今中国应继续实行两审终审还是实行三审终审?»司法独立是否必要,如必要,如何实行?法官的专业化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司法原则,但法官选任与制度保障仍然是一个难题。总之,在革命传统的司法理念与西方现代司法理念之间如何取舍,是1943年司法大检讨中所面对的问题,无论是建国后的法制建设,还是中废除公检法、法律院校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种不同司法理念的消长。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法治建设中,在革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司法理念之间,在具体内容如何取舍,仍然是当今中国需要面对的难题,而边区这次司法大检讨无疑对现在的司法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教训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