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理念与审判行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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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铁玲工作单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理念既是指向某种特定目标的一系列价值选择的结果,也是制度建构和设计中内在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哲学基础。随着20世纪一种非形而上学化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无论从应然和规律的法哲学角度还是从实然和发展的法社会学角度出发,都无法回避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司法理念的实践理性。我国宪法虽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法院的审判活动由法官具体体现。因而,审判行为又称法官行为,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不言而喻的决定性,具国家意志性、主体法定性、独立性、中立性、运作规范性及终局性。运作中,具体的审判行为基于审判行为的构成要素相互作用而产生。审判行为的构成要素基本上分两类,一是主体要素,主要是指与主体紧密相连并在审判行为的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心理素质、职业素质、思想法律意识等;二是环境因素,主要是指与行为相关的社会环境,即生态环境、植根于民族历史长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之中的人文环境及物化的制度环境。司法理念从制度和人两个层面上讲就是司法制度的理念和法律家的理念(包括群体的和个人的理念)与审判行为的主体要素和环境要素相契合。司法理念与审判行为是以社会为土壤,以经验为基础,以制度为纽带的。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必须要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将接受和吸收西方现代法律思想与弘扬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将提高司法运行能力与方便、服务群众结合起来,使人民群众成为司法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使司法改革既符合审判规律,又适应依法治国的需要。的确,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和守法,要达到最理想的现代化效果,都离不开现代司法理念的导引。理念的择优决策,直接影响着法律制度的创设、存废及具体运作的优化。司法理念通过对法律概念的表征和指称、对立法动机的中介和外化、对法律制定的科学预测以及法律运作的导引,推动了法律制度的文明和进化。法官裁判的司法理念,是法官对如何适用程序法和实体法审理案件的综合性、原则性的认识和观念。法官依法裁判。但依法裁判与自由裁量是相对而言的。在审判行为的依据上,法律是以公正为目标的,而对具体案件的公正因素的考量有时是超乎于法律之外的,而落于情理和道德之中。审判行为,在法律遵守方面包含实体法和程序法,在道德考量上包含法官道德和公众道德。法官在作出裁判时首先必须依法,在法律需要“补白”或出现漏洞时,则适用公正、公平的原则或标准来判断或协助判断是非曲直。在社会转型期,一方面由于法律和制度有待健全,另一方面,由于立法技术对原则性的强调,法律的“真空”地带大量存在,因此,法律成长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法官通过个人的审判活动,通过个案探索、实现社会公正的空间和机会很多,法官个人所持有的司法理念将比在稳定发展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从个案的突破到普遍的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步被司法实践和社会认可,形成新的规范(立法或立法解释),在我国当代司法实践和法律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程序公正是诉讼的内在价值,同时程序公正也是实现实体公正价值的必要保障。司法经济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是指公民在参与司法活动、处分权利时,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这意味着诉讼成本的节俭和诉讼效率的提高,要求防止案件过于迟延,降低诉讼费用等程序成本,简化不必要的诉讼环节,改造审级制度,改革审判方式和审判管理方式。因为自由裁量性的不可避免,统一于司法公正的实践之中的法官道德,才能有效扩大司法公正的正协调效应。法官的道德就在于坚持程序和实体并重的原则,充分体现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公正性、公平性和公开性,实现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益,以实现定纷止争和保障人权的目标。因此,在裁判依据或者司法目标上,法律、情理、道德,程序正义、司法经济和实体正义是相互关联、密切联系的,但是,要达到其间的统一、协调,仍然需要理念的择优决策和运作机制的优化。

一、依法裁判:情理融合与自由裁,权的行使

法官在审判活动中要做到司法公正,就必须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就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必须严格适用实体法,严格遵循程序法,准确认定证据,努力发现客观事实,做到裁判结果的公正。法官依法裁判,要求法官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必须全面,要把握法律的精神,避免机械地运用法律。因为判决不仅体现了国家意志,更反映了司法理念。法官根据法律的精神准确地适用法律,作出公正、公平的判决,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在以消极仲裁者的中立身分解决法律纠纷的过程中,法官的权威性也最终得以体现。法官的权威性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凝结着其智力劳动成果的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司法裁判的权威性,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公众和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认可和接受,另一方面更体现了他们对法官的尊重。司法裁判要获得权威性,除“有法必依”外,离不开法官情理融合的法理分析和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从宏观的时、空维度看,近十年来,我国法制建设成绩斐然,立法数量呈直线上升趋势,法学理论研究亦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市场经济主体的权利意识和权利多元化需求不断提高,当事人的民事主体地位日益得到尊重,当事人交易和诉讼中的主体权利、平等武装、裁判者的中立性、约束性辩论机制等思想逐步被接受和强调,协同主义的司法理念已逐步取代了职权主义并超越了当事人主义得以彰显。在社会不断变革的情况下,法官加强新的法学理论的学习,加强新法及其立法宗旨的学习,尤其必要。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当法律存在漏洞或法律条文语焉不详时,法官需要对法律作出适应并有利于社会客观发展的解释,把合法性和合情合理融合起来,最终使自己的裁判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目标。这要求法官在具体适用法律时,本着贯彻法律价值的精神,使得实施法律的结果符合公正和情理的辨证统一。尤其在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差异巨大,法官在裁判时更要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因素,做出公平又合情理的裁判。从具体的案件来看,每一个案件都具有特殊性,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发生的。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合理,能否支持,首先要依据法律的规定,当法律没有具体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就涉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结合案件发生的时间、空间等具体因素来综合考虑,进行全面的法律剖析。在某种程度上,法与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法律所维护的也是一种符合社会情理的秩序。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黄松有副院长所说:”在司法审判中,一味强调‘合法不合理’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非常有害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必然要求法律尽可能符合社会生活的情理,符合公众所普遍认可的公正要求。司法审判就是要将抽象的法律规范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把抽象的公正要求变成强制人们遵守的公正的力量。合法的应当是合情理的,这取决于法官怎样去理解法律,如何把握法的价值。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处理具体的案件,并不是一个死板、机械的过程,而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真正理解和把握了立法的精神和价值,就能够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借助于社会生活经验知识,正确地解释和运用法律,作出合乎法律又合乎情理的公正裁判。”

二、程序正义:公开透明与程序公正的确立

审判行为具有规范性特征,其运行的规则由程序法严格规定。诉讼程序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能够保证实体公正,还在于,对外,它能够增强司法制度抵抗外部压力的能力;对内,它能够吸收当事人的不满情绪。与其他国家活动相比,司法活动的程序性要求最为严格,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程序公正既是审判活动的目标,也是实现实体正义价值的必要保障。坚持居中、对等、公开、及时等原则有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一)居中、对等。居中、对等体现了审判行为主体在诉讼程序中的相互关系。居中是对司法职能的角色要求,形象地描述了法官在审判程序中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在加之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对等,平等武装,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稳固的等边三角形,最有利于当事人攻击与防御的充分展开,从而有利于争点的发现和固定,促进纠纷的尽快解决。可以说,居中、对等是保障程序公正的诉讼制度的结构性前提。(二)司法公开。即将司法活动沐浴在阳光下,得到全社会的监督,以促进司法工作的公正,并教育群众守法,预防违法犯罪。作为一项司法制度安排,司法公开的基本理念在于:通过司法公开将制度、过程、结果置于社会的公共空间,以公开为媒介形成同社会的信息转换,一方面吸收社会的权威资源,另一方面接受社会控制,以促进司法正义的法律价值的实现。司法应当透明,以实现司法的实质公开。审判公开是司法公开原则的重要体现。是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的有力保证。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明智的立法者知道,再没有比法官更需要立法者进行仔细监督了,因为,权势的自豪是最容易触发人性的弱点的东西。”公开审判也因而成为现代法治国家重要的诉讼制度。首先,庭审必须公开,向群众公开,也向社会公开,允许新闻媒体将案情和审理情况向公众报道。为此,有关审判的信息应当以公众能知晓的方式公之于众。其次,庭审之外的活动,应在各方当事人全面参与的情况下进行,法官不得单方面接触当事人及其人或辩护人。再次,一切有关诉讼的材料应尽可能向社会公开,保证一切公民只要遵守特定规则均可获取法院的相关信息。可充分利用资讯时代的网络技术,将裁判文书全文及其它案卷材料上网,作为信息化法院建设的一部分。当然,审判公开并非一律公开。诉讼发展到今天,随着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多元的价值取向,审判公开制度已细化为公开、限制公开和不公开等几种应区别对待的情况。

三、司法经济:节俭成本与审判方式、审判管理的改革

司法公正和效率是我国二十一世纪法院工作的主旋律。但是当公民进人诉讼程序之后,现有的某些诉讼制度设计却使其难以高效、经济地恢复受损的权利。从司法经济的角度来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革。(一)费用成本问题。从目前的整体情势来看,当事人在诉讼中支出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普遍很高,同其经济状况不相适应。虽然有诉讼费用的缓、减、免交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但救济比例是有限的。为保障公民诉权的行使,逐步减少其因经济困难而告状无门的现象,当下,我们应全面改革费用收取制度。首先,改革诉讼费用制度。我国的诉讼费用只包括审判费用,当事人为诉讼支出的鉴定、勘验、公告、翻译、保全申请、执行等费用(称为当事人费用或私人费用)则不包括在内。这意味着当事人即使胜诉,合理支出的私人费用也要由其承担,显然不甚合理。因此,一方面,要改革审判费用的收取,另一方面,将当事人费用纳人诉讼费用之中,一并由败诉的当事人承担。至于当事人的律师等其它费用的支出,则一方面要规范和合理化律师费用的收取,另一方面,应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使更多的公民从中受惠。(二)时间成本问题。“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诉讼迟延问题不仅仅困扰着我国司法,事实上,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也普遍存在着这个问题,并成为他们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司法久拖不决造成的危害极大,其一,是对稀缺的司法资源的浪费。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无异于影响整个社会正义的实现。其二,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诉讼迟延使社会公众和当事人对司法的期望值和信任度大打折扣,甚至会挫伤公民以诉讼方式救济权利的积极性。其三,就个案来说,不利于实现通过程序吸收不满的价值目标。其四,对诉讼系属中的当事人来说,合法的权益不能及时恢复。因此,虚耗时日的司法非正义的司法。从成本效益的视角分析,虚耗时日的司法更不是经济的司法。目前,为减少诉讼中的时间损耗,加快诉讼的进程,首先,应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使其成为诉讼领域大多数案件主要采用的程序,压缩简单案件的审理期限,以释放更多的司法资源去解决疑难、复杂的案件;其次,应该提高当庭宣判的比例,并确立庭后宣判的时间限制等。(三)审级成本问题。我国现有的审级制度上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审级成本过高。一方面,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宽泛,造成实质上的任意启动。既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裁判的既判力,又浪费了稀缺的司法资源,还使公民诉讼负担加重。另一方面,诉讼程序缺乏适应性和能动性。对所有的案件均实行两审终审,违背了司法经济的要求。可从两方面对审级制度进行改革:一是对再审程序的启动进行严格限制,主要让当事人成为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二是审级制度多元化。实行严格的三审终审制,并考虑对部分简单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制。(一)审判方式改革。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使公民更加容易接近和使用司法。要充分保障公民对诉讼的参与,保障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强化其分流作用,显著缩短简单案件的审理期限;简化不必要的、及采取灵活的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缩短普通审案件的审理期限;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担诉讼费用;设置专业合议庭审理国际贸易案件、金融案件、劳动争议等案件,以提供专业化的高品质司法服务。同时,在民事诉讼领域,扩大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广泛吸纳调解、仲裁和行业组织参与对大量的民事案件解决,使之成为与民事诉讼程序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社会调控措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将在保障公民主体地位理念的指导下,公正、高效地完成定罪量刑和人权保护的双重目的。要充分尊重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格尊严,确认无罪推定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等原则;确立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规则,实现侦查机制的透明化和法制化;建立与深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总之,在审判方式改革中,要进一步突出公民的地位和作用,强化司法的民主性,形成普通公民参与司法、民间组织参与纠纷解决和司法公开回应民意的反馈机制等各方面共同努力和协调展开的多环节、多渠道司法沟通和纠纷解决机制,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加深司法领域的国际交往和融合。(二)审判管理改革。我国现行的审判管理模式存在审判程序性事务权与司法决定权揉合行使的问题,既不能充分体现司法公正理念,也有悖诉讼效率。因为当审判的程序性管理与司法的裁决权交叉、混合甚至冲突时,必将影响后者的行使。当前我国法院各级领导对审判的程序管理权的影响,法官对案件和当事人过早的介人与接触,以及各个业务庭对程序性事务的自行处置,无不影响着司法公信力的形成,也导致诉讼效率的低下。因此,目前的审判管理需推行审判行政事务与审判权剥离的管理模式,强调审判角色的分化。

四、法官道德:立法道德与司法良知的整合及裁判理性的实现

法官能动性的存在会因司法主体的差异而导致不同的结果。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法官必须经常对相互冲突的利益加以权衡,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在逻辑上可以接受的判决中作出抉择。在作这种抉择时,法官必定会受到自身的本能、传统的信仰、后天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观念的影响,面临着受道德意识支配,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作出决定的思维活动过程,即司法道德行为的选择过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面对僵死的法律条文,法官们无论是出于正义的目的还是出于私利,往往会通过裁剪事实来“制作”案子,使之表面看来符合法律。作为理性的个人,法官们会根据自己所受的约束条件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不仅能够选择一定解释规则下的解释方案,而且能对解释规则本身作出选择,即无法选择更改解释规则,也能选择规避这些规则。因此,当法官的道德选择以及他自身所具有的司法良知同善法标准相一致,符合法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时,就能促使立法道德与法官道德兼容为良性整合,从而构成了法官道德对司法公正的正协调效应。反之,当法官选取同善法标准相悖的道德标准去指导法律适用,致使法官的道德评价同善法标准相冲突,使立法道德与法官道德兼容为恶性整合,导致司法的天平发生倾斜,所形成的是冲击司法公正的负面协调效应。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法官只依照法律和良心办案。法律是对法官权力的支持、限制与制约,良心是保证法官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的基本条件。法律所体现出的是一般的社会公共理念,而良心是法官依据个人的理念对社会公共理念的理解和诊释,即社会公共理念、个人良知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所谓法官道德,亦即法官的职业道德,也称之为司法道德或司法良心,指的是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在履行自身职责的活动中应该具备的道德,以及调整审判工作中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道德规范的总和。法官是司法权威的重要体现者;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官道德的高标准,但法官个体之间职业道德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根据经济管理学上的“木桶”原理,即木桶的最大容量由其最低的那根木条决定,“害群之马”型法官的人数虽少,却能够最大限度地破坏司法公正。因此,我们应该有序引导、分层管理、整体推进法官道德素质,为司法公正奠定坚实的法官道德基础。法官道德只有统一于司法公正的实践之中,才能有效扩大司法公正的正协调效应。裁判的理性是由法官的心证来体现的。法官的心证就是由法官对案件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判断。就心证的自然属性来说,它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因此,法官的心证辨析过程要循着严格依照法律、正确认定事实和证据、准确适用法律的轨道来发展,就离不开法官良好的职业道德的有力支撑。这就要求法官要按照理性法则,培养逻辑思维能力,以崇高的道德观念把握自己的心证辨析过程;必须正确理解法律原则中的道德宗旨,正确地把握法律制度所预设的价值追求,并将自己对法的价值的认识,对社会经验的认识和判断,融于法律的解释之中,以作出符合法的价值精神的公正裁判,努力解决情理与法理的现实冲突,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肖扬院长指出:法官道德教育要实现三个目标,即德化于自身,德化于本职,德化于社会。德化于自身、德化于本职是实现公正审判的内在要求,德化于社会是司法功能的外在延伸,是实现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的理想与目标。法官在审判活动中要尊重和发扬社会公德,充分体现法律的正义价值和伦理价值,使审判活动成为向社会公众示德、明德的重要途径,使判决所形成的价值判断融人社会价值体系。要通过公正的执法形象、庄严的审判活动、严格的审判程序及其个人良好的职业素养,唤起社会对法律的尊重,增强司法的社会公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