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赔偿制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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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刑事司法赔偿制度在我国指的是国家司法机关在行使审判、监狱管理职权时侵犯了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后给予刑事案件受害人的赔偿。在近几年，“王本余案”和“张氏叔侄案”等关于冤假案件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防止冤假错案的同时也要关注受害人的赔偿问题。笔者认为加深对司法赔偿问题的立法研究，对赔偿过程和内容的细节处理，是完善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法治化的重要保障。本文就我国目前刑事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范围和精神损害赔偿等具体化的要求以及程序的简化进行探究，希望我国刑事司法赔偿制度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保护，使法律的权威性得到尊重，让法律的公平正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促进中国特色法治社会的建设，进一步杜绝司法权力的滥用。

关键词：刑事司法赔偿；归责原则；独立赔偿程序；精神损害

根据我国的法治发展及需求，刑事司法赔偿在国家赔偿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刑事司法赔偿在各个国家大体是指司法机关在审查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因职权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害。所以刑事司法赔偿制度是不良社会后果的一种补救，也是国家对不公正司法行为从法律上给予否定性评价的一种重要方式。刑事司法赔偿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公民看到了国家有错必究的勇气和事后积极补偿受害人的认真态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受害人的身体和心理伤害，而且在公民对法律的认可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刑事司法赔偿制度的不断完善，2016年1月最新司法解释的，针对刑事司法赔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详细的规定；内容涵盖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包括刑事赔偿范围和标准、赔偿金的确定、赔偿决定的效力等方面的多个重要问题。但在新的司法解释中没有涉及赔偿程序的规定，而且也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考量因素作出规定。这些不完善的地方都有可能对受害者的救济造成阻碍，所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司法赔偿制度。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赔偿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在于：（1）刑事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存在缺陷。我国的归责原则经历了从违法原则逐步向结果原则的转化，对刑事司法赔偿制度作出了重要努力和改进，但“结果归责原则”在法条中并没有全面落实。在《国家赔偿法》修改之前我国采用违法原则。但是结果归责原则更有利于我国目前的法治发展，重点突出“结果”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要因职务行为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出现，受害人就可以向国家提起赔偿。但结果归责原则的覆盖范围并不全面，《国家赔偿法》规定,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该规定就是以违法为前提条件的，而且武器和警械的攻击性相对较大，造成的后果相对较严重，所以在实践中能否及时地对受害人进行赔偿至关重要。“违法”的前提条件给实际操作带来诸多不便，更与国家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不符，“结果原则”成了妥协的产物。（2）刑事赔偿委员会设置不合理。在我国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的性质是非诉讼程序，导致在非诉讼程序中的质证、辩论等核心环节得不到充分展现。另外，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内部人员的组成过于单一，很难保证赔偿委员会审判的中立性。司法机关传统的“分工负责”“独立办案”的原则，导致了司法侵权行为的“自我审查、自我确认、自我纠正”的系统内部处理。（3）缺乏专门独立的刑事司法赔偿程序。刑事司法赔偿程序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先行处理、刑事司法赔偿的复议、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受害人必须按照赔偿程序的先后顺序进行申请，且前面的司法机关进行裁定后，才能启动下一个程序，严重影响了申请进度。刑事赔偿的目的不单单是对受害人进行赔偿，还要对相关司法机关的错误行为进行纠正，在一定法律意义上具有监督的性质。而在刑事司法赔偿程序中没有独立的机构对赔偿审查进行客观评价。在先行处理的程序中，申请人首先要对赔偿义务机关进行确定，但在实践中受害人有时不能对侵害主体进行明确的判断，这就为后面的申请带来困难。复议程序是对先行处理的裁定不满而提出的进一步申请，复议程序的实质是对受害人与下级机关进行纠纷处理，而不是对赔偿申请的审查，并且上下级的关系，使得审查主体地位的中立性不能充分保证。

复议审查时间较长，而且不是刑事赔偿程序的最终决定机关，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当事人的时间。笔者对于我国存在的现状提出几点建议：（1）坚持区别对待原则。区别对待原则指的是在刑事赔偿案件的责任追究机制中对司法人员问责的同时应该区别对待追究，即不能让受害者无辜蒙冤，又不能因国家对司法人员的责难性太重给执法者造成负担。区别对待原则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要求，国家对公民进行最大化权益的保障，对受害人进行最全面的赔偿，不应一味地对错误行为的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对客观造成的损害后果过分考虑而忽略其主观因素。在进一步审查的过程中，对造成损失的起因、社会影响的大小、职员的经济能力和对受害人的伤害程度进行量化考虑。这样使受害人得到充分赔偿的同时，减少了司法机关的责难色彩和沉重的思想包袱，让追究机制充分合理地落实。（2）细化、完善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国家赔偿法》中仅进行了抽象概括性的规定，笔者认为应该对其内容进行细化，划分为不同程度的赔偿数额，给法官提供相对具体的参考标准，同时可以参照民事侵权行为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如行为主体的具体情形、过错程度、侵权方式、社会影响、损害后果和当事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又因为刑事案件比民事案件的社会影响更大，所以，在明确刑事司法赔偿中精神损害时考虑的因素更加严格。通过以上的参考归纳出精神损害程度的判断标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侵权行为的过错程度和主观方面的故意程度；侵害行为的方式和场合等具体情形；受害人遭受侵害的程度；司法机关赔偿的及时性和充分性。（3）独立刑事司法赔偿制度的构建。一方面，简化刑事司法赔偿程序。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无形中延长了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时间，若没有及时得到赔偿，受害人有可能要经过六个月左右的漫长等待。首先，可以给予受害人是否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进行复议的权利，即受害者可以省略复议的繁杂程序，复议的目的是对违法或不当的侵权行为进行修正，而且根据我国司法现状，将刑事赔偿程序纳入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还有很远的路程，所以可以在《国家赔偿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受害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的判决不满意时，可以直接向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另一方面，需要完善赔偿委员会的组成结构，以保证审判的公平性。所以刑事赔偿委员会可以在目前法官单一组成的基础上让多元的社会因素参与，形成由法官、人民代表和法律知名学者按照合理的比例组成的审判队伍，来保证审判的中立性。这样，不同层次的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又体现了回避原则，符合刑事赔偿程序的正义要求。所以完善刑事赔偿委员会的设置是法制进步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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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欣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