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机制论文范文10篇

关键词:民事习惯/确认/功能/构成/证明/监督

内容提要:民事习惯的法典化表现为两种形态，即静态法典化与动态法典化。在这两种法典化形态中，动态法典化居于关键性地位。动态法典化是指建立一种司法的制度机制，将民事习惯经由司法判例导入到法的现实运作中来。实现民事习惯的动态法典化应主要包括五种机制，即民事习惯的司法确认、司法功能、司法构成、司法证明与司法监督。经由以上五种行之有效的将习惯导入司法的机制，可以永葆民法典的“青春活力”.

目前，“民事习惯法典化”已成为我国民法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对“民事习惯法典化”，立法部门与民法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其表象原因在于对民事习惯之法源地位的认识存在分歧，而更深层次原因则在于秉持的立法指导思想不同，即对法律渊源的认识是采一元化的视角还是多元化的视角。但正视制定法之不足、承认法律的多元化，是不可逆转的立法思潮，即将诞生于21世纪初的我国民法典对此绝不能视而不见。

民事习惯的法典化可表现为两种形态，即静态法典化与动态法典化。静态法典化的路径有三：其一，在民法典的总则编中明确规定习惯的法源地位；其二，在民法典分则编的具体条款中明确规定习惯的优先适用地位；其三，将从民间社会采撷来的民事习惯直接转化为民法典分则中的具体法律规范。民事习惯的动态法典化是指建立一种司法的制度机制，将民事习惯经由司法判例导入到法的现实运作中来。在民事习惯法典化的这两种形态中，动态法典化居于关键性地位。因为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司法既是联结国家“自主意志”与社会“自发意志”的桥梁，也是缓解二者张力的一个安全阀。因此，如何构建一种行之有效的将民事习惯导入司法的机制，从而永葆民法典的“青春活力”，也就变得至为重要。

一、民事习惯的司法确认

（一）习惯之法源地位

摘要：遵守宪法是适用宪法的逻辑基础，适用宪法行为的本身也是对于宪法的遵守，不可将两者完全隔离开来。宪法的司法适用也不意味着法院享有宪法解释权及违宪审查权。我国宪法司法适用应先从保护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开始，从解决宪法权利受私权侵犯开始，逐步建立起宪法的“司法审查”机制。

关键词：宪法适用宪法遵守宪法司法化

一、引言

宪法司法化不是一个新话题，在齐玉苓案后学界对宪法司法化研究掀起一个热潮。2005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宪法司法化理论研讨会上，基本确立了宪法司法化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宪法“只有获得‘司法化’之后，才能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最高法’或‘根本法’——换言之，宪法效力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近来，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热议。这主要源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8日以“已停止适用”为理由，废止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字[2001]25号”)，该决定自2008年l2月24日起实施。紧接着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在《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撰文《宪法适用应遵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以宪法实施、宪法适用和宪法遵守的区分为切入点，对我国宪法“司法实践”进行评析。认为“宪法司法适用在我国没有宪法依据，在我国既无采行的现实可能性，也看不出发展的前景”。并最终得出我国宪法的适用应该走最高权力机关立法适用和监督适用的路径，法院审理案件时援用宪法是对宪法的遵守而非适用，应该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适用，同时消解“宪法司法化”这一伪命题。最高法院决定的出台和学者的上述言论，又一次将宪法司法化理论争议推向新的高潮。如何看待宪法的适用与宪法遵守的区分，并进一步追问我国宪法学界多年来一直探讨的“宪法司法化是一个假命题还是一种希望与追求”，关乎我国宪法今后的发展道路和前进的方向。

二、宪法适用的辨识

童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宪法适用方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小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学术界没能结合我国实际理顺一些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理解基本概念并合乎逻辑的运用这些概念，是人们解决好面对重大课题的学理基础。”因此，要搞清楚宪法能否司法化，我们不妨也从这一问题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谈起，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释，以消除我们在理解和应用中的诸多偏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律依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范围；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当事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律适用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反倾销机构对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遵循的程序是行政程序、对反倾销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WTO《反倾销协议》规定的一项重要条款、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反倾销立法均规定了司法审查制度、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十几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范围也应该是反倾销机构作出的最终裁定和复审决定、最高法院管辖的必须是全国范围内确属重大、复杂的行政案件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为了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保护国内相关产业，我国于1994年颁布的对外贸易法第三十条规定了反倾销问题。根据这个原则性规定，1997年3月25日，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填补了我国反倾销专门立法的空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基本精神与WTO《反倾销协议》是一致的，但其缺陷也非常明显。无论是在立法体例和立法层次上，还是在实体规范上都明显不足，而且对很多重要的概念没有明确规定或根本未作规定，如相似产品、地区产业、累计评估等。在程序上，目前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尤其是缺少司法审查条款。司法审查制度是WTO《反倾销协议》的新规定，我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却没有对此作出规定。换言之，对于反倾销条例规定的行政行为，只能通过行政救济，而得不到司法救济，这种做法不符合WTO《反倾销协议》的宗旨。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很容易成为其他国家攻击中国不履行WTO规则义务的借口。为此，本文就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提出初步想法，一方面是从立法和法理角度进行探讨，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我国很快将面临的反倾销诉讼。

1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反倾销行为是主权国家的一种正当行为，反倾销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如果说几年前中国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许多方面正在探索，我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没有规定司法审查制度，或许是一种立法策略的考虑。而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有着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首先，反倾销机构对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遵循的程序是行政程序，作出的裁决属于行政裁决。对反倾销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有利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能够保障和监督反倾销机构依法行使职权，这与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

其次，对反倾销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WTO《反倾销协议》规定的一项重要条款，1994年《反倾销守则》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WTO作为国家之间协定，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设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则是世贸组织成员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

「内容提要」我国的司法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司法改革能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完成预期的目标，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政策能否深入推行。要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这双重目标，首先必须转变司法观念，要强调司法法治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司法的独立性和程序的公正性，才能使法院胜任新形势下解决各类纠纷、确保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安定的任务，也才能提高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司法理念，司法公正，司法效率，保障机制

一、绪论

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司法改革是在审判改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审判改革自身运动规律的深化和延伸。一般认为，审判改革是在1991年新《民事诉讼法》实行后才提出的一个司法领域内的改革运动。这场改革运动的萌发，与法院审判案件的负担不断加重有关系。新民事诉讼法对1982年旧民事诉讼法作出了较大的改变，其显著的变化就是加重了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责任或负担，当事人举证责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这对过去长期奉行的所谓“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是一个挑战和超越。但是，司法是有惯性的，司法运作模式不会因为立法的改变而立即发生变化，因此，需要对这种新的司法模式实施人为的推动，这就表现为所谓审判改革。

审判改革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当事人和法院之间审判关系的调整，其目的是对当事人提出诉讼中的责任要求，要求当事人负起推进诉讼、控制诉讼的责任。以当事人举证责任为中心的诉讼责任机制逐步得到建立并予以强化，诉讼模式开始由职权控制型向当事人控制型转变，法院的审判职能受到弱化并开始调整。这样一种转变，衍生出了另一种要求：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机制应当随之而改变。因此，审判改革又推出了一系列相关举措，比如合议庭职能的强化、审判公开的强调、审判程序的独立价值以及审判程序对纠纷化解的决定性作用等等。可以说，审判改革从加强当事人的诉讼意识和诉讼责任入手，提出了审判权运作机制的改革问题，而这就揭开了司法改革的序幕。

司法改革是审判改革的自然延伸，司法改革包含了审判改革，但又超越了审判改革。司法改革包括司法程序的改革、司法机制的改革以及司法体制和司法观念的改革。司法改革的核心是司法体制的改革，司法体制的改革是司法改革体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若司法体制改革未真正展开，则司法改革便只能停留在表层，而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司法改革的最终归属是司法体制改革。

根据司法所上报的工作实绩的有关纸质、图片等资料，视完成情况进行打分，分值占总分的80%；局党组每季通过查阅台帐资料、实地抽查，结合各司法所每月得分情况等方式进行综合打分，分值占总分的20%。通过建立司法所实绩档案，改每年一次性的年终考核，为每月一次对各所工作实绩进行评分，建立准确、全面、客观的评价机制，形成客观的评价结果，进一步提高司法所各项职能工作的实效，真正把工作实绩作为司法所评定等级的重要依据。实行网上公布，力求做到公开、公正。实绩档案制度的另一亮点是力求公开公正。司法所工作实绩档案的内容在浦江县司法行政法律服务网上每月公开，接受大家对各所工作评分公正、公平性的监督，同时也方便各司法所对自身工作及时进行查漏补缺，还可以查看其他司法所的工作进度和得分情况，促进良性竞争，提高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司法所工作实绩动态管理机制。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实践，浦江县司法所“工作实绩档案”制度取得初步成效。

一是促进了司法行政各项职能工作的平衡发展。除了完成社区矫正、人民调解等有硬任务、硬指标的工作外，对以往重视程度相对不高、工作主动程度不强的普法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和信息报送等工作，各司法所也能较以往投入更大的精力。以今年上半年为例，全县共完成申报市级以上“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6家，新建乡镇（街道）流动普法超市2家；全县基层法律工作者与429个村（社区）签订了常年法律顾问合同，覆盖率达到100%；法律援助方面，共接待群众来电咨询310个、接待群众来访480件，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95件（其中指定刑事辩护33件、民事诉讼62件）。各项工作指标较往年都有很大提升。赶的良好工作格局。司法所工作实绩档案建立实施以后，各司法所创建星级规范化司法所的热情空前高涨，多个司法所主动要求开展省级规范化司法所建设。全县15个司法所中，虞宅司法所已完成星级规范化示范司法所建设的申报验收工作，白马、黄宅、郑宅、中余、前吴、郑家坞等司法所也基本达到要求。花桥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正在进行中，年内有望完成。三是提升了司法所创新开展工作的动力。司法所工作实绩档案将“创新工作”作为附加加分项目，规定“创新工作，经验做法被县级推广的加5分，再被上一级推广的，加分逐级翻倍”，极大的推动了司法所创新开展工作的动力。近年来，浦江县建立流动“普法超市”、民间流动调解室、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等做法得到了省、市有关部门的肯定和推广。四是营造了凭实绩用人的良好氛围。实施实绩档案的最终目的是强化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大局意识、发展意识、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凭实绩选人、用人，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善干事的干部脱颖而出。实绩档案运行两年来，全县2名司法所长被提拔为乡镇班子成员，3名同志被提拔为司法所长，2名同志被提拔为司法所副所长，4名新招考的公务员下派到司法所锻炼。

本文作者：朱振华工作单位：浙江省浦江县司法局

在国内举行的第一次关于司法职业道德的国际研讨会上，法官惩戒程序成为主题。有些法官颇有微辞：中国当前的司法职业道德建设的核心是建立一套完善的行为约束规范，而法官惩戒程序只是关于如何查处违纪问题的规范，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成为首先需要的。但是，在与会的加拿大专家眼里，似乎法官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尚有弹性，而对法官惩戒程序以及法官的权利在惩戒程序中的保障却被认为是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的重要因素。“

当然，中国和加拿大在司法职业道德方面处在不同的阶段，两国所侧重强调的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即使是在正在努力建立自己的职业道德（实体）准则体系的中国，建立、有效的司法职业道德实施机制（又称法官惩戒机制）至少也是一个与建立实体准则体系同等重要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对职业道德实施机制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建立科学的实施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一、实施机制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一）含义

司法职业道德实施机制，是指法官的职业道德规范得以贯彻、实施的机构、程序和其他工作制度的总称。实际上，作为一般，任何实体性规范发挥其作用的先决条件就是建立一套合理、完善的实施机制。例如，民事诉讼法是实施民法的主要机制；刑事诉讼法是实施刑法的主要机制；行政程序法（包括一般行政程序规范、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是实施行政实体法的主要机制。对于司法职业道德来说，建立一套督促法官遵守职业道德的机制，设立处理法官违反职业道德的机构，设置相应的人员，建立相应的程序，都是职业道德实施机制的重要部分。例如，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要求法官严守司法廉洁，这还需要有一些机构、人员和制度确保这一准则的落实，包括宣传、、监督等。如果出现法官违反廉洁规范的情况，还需要相应的机构、人员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度加以处理。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实施机制的构成部分。

（二）基本特征

WTO成立后，已度过六个年头。在它取得的成就中，最辉煌而引人注目的，也最为成功的是它的争端解决司法机制。六年来，专家组和上诉机关判定了一个又一个疑难案件，为WTO的顺利运转解开了一个又一个扣环，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值得引以为荣。

人们难免会问：WTO司法机制怎么能做到这点呢？要解破这个谜，先要对它的司法基本特征，作一点解剖与评述。

一、由不叫“法官”的审理员组成审判单位，不叫“法院”而叫“争端解决机关”（DSB）管理进行的独特司法制度。

这个其名称不同于法院体制的司法制度，是GATT经过40余年实践，历经经济贸易与法律的连结、碰撞、排斥、交融而逐步结晶出来的。它具有鲜明独特的形式或外表，却是适应经贸特点的司法制度。按GATT第23条规定，如争端当事双方，经外交协商解决不了纠纷，“得将问题提交缔约方全体。缔约方全体应迅速调查向之提出的任何这类事情，并向它认为有关的缔约方提出适当建议，或者在适宜时作出裁决（ruling）”。这段条文虽有一定的含糊性，但其中的司法或准司法因素则是显然的。GATT刚起步时，确有缔约方全体开会时由会议主席当场拍板，作出裁决的情况。然而，解决贸易纠纷的复杂性，当然不能靠这种简单办法处理。于是，缔约方全体先是委托一个“工作组”代行这个职权，进而发展成由第三方（排除当事方）常驻GATT代表（具有丰富经贸知识的外交官）以“专家”身份，组成了3一5人的“专家组”（Panel）执行纠纷的解决。专家组提出的“报告”要经GATT理事会通过，始为有效。在历史上，对外贸易属一国外事范围，而这些“专家组”成员作为经贸世界外交官，在传统上对法律人士持有较深成见，认为法官、律师等头脑死板简单，处理不好复杂的经贸事务和纠纷，因此对法律专家进入“专家组”持排斥态度。美国著名GATT／WTO专家R.EHudec在他的著作中对此有详细的评述。近来又有两位学者在合写的论文中，从一个侧面对此作了很中肯的评说：在GATT时期的“专家组〔裁决〕报告里，很少能找到引用GATT法方面权威公法学家著作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这来自GATT的外交传统。现行基本是司法制度的东西却起步于一种外交性质的”调解“体制。GATT时期的外交官们多年来是反对把”调解“换成法律诉讼的。公法学家的见解不论多么高明，都很少能引起这些‘GATT行家里手们’的重视”。

直到单靠“调解”造成GATT纲纪废弛，濒临解体时，1973-1979年东京回合才被迫扭转这种局面，重开“法律诉讼”之门，专家组也开始引入法律专家。进而在GATT秘书处设立“法律司”，负责拟定专家组报告。用杰克森教授的话来说，GATT的运转才从“权力型”（power－oriented）转入“规则型”（rule－oriented）的轨道上来。

WTO继承了这个传统，并如虎添翼，设置了两级审理制，在专家组之上加了一个“上诉机关”作终审。这个常设的上诉机关不设“法官”，只有任期为四年、具有经贸与法律知识的权威人士，称为“成员”（member）。其权限却只限审理“专家组报告中的法律问题及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解决争端谅解》（简称DSU）的第17条）。上诉机关这种鲜明的司法色彩，给WTO争端解决制度穿上了“司法机关”的外衣。现在人们只要打开WTO专家组的，尤其上诉机关的案件“〔裁决〕报告”，扑面而来的是强烈的法院判决的气息与风格。不论在WTO条文的解释、演绎、推理和逻辑结构上，还是在大量引用国际法各种“渊源”（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案例和国际公法学家的著作）诠释条文含义方面，全都是一派典型的司法风光。难怪朱榄叶教授在他的新作《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中惊叹说，“当我读到一个报告时，不禁为专家组与上诉委员会那逻辑严密、精辟的分析所折服”。在一个个与一般法院判决并无二致的WTO案例报告面前，不知原先坚持认为WTO专家组／上诉机构判案“不是司法性体制”的学者，又作何感想。

在现实中，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影响着行政人员的道德观念，规范着行政司法人员的司法实践活动。因为，在社会中活动的每个人都受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就个人而言，个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和选择。个人依据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决定该做什么与不该做什么，可做什么与不可做什么。所以当代中国道德的多层次性，严重制约着当代中国行政司法主体的行为。本文在此拟就行政司法主体的道德素质和道德能力，与社会主义行政司法运行的关系作一探讨。

一、行政司法的运行基础——政府权力，法律与道德

行政司法是国家行政活动之一，它的运行基础就是政府权力及其法律与道德。因为，首先，政府权力，具有一种特殊的公共影响力。什么是政府权力？综观历史，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政治学》一书中把政府权力看作为追求优良的生活，并由政府公务团体或政治团体掌握的，分配政治权利的最高统治意志的执行工具。洛克和卢梭等古典民主理论家，把政府权力看作是人民意志或曰公民理性的执行形式。洛克说，“任何共同体既然只能根据它的个人的同意而行动，而它作为一个整体又必须行动一致，这就有必要使整体的行动以较大力量的意志为转移，这个较大的力量就是大多数人的同意。”“根据自然和理性的法则，法制建设与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思考大多数具有全体的权力。因而大多数的行为被认为是全体的行为，也当然有决定权了。”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0页。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府权力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设立的一种“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以国家暴力机关为后盾，以法律为手段，强制进行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活动。因此，可以认为，政府权力机关既不是公民理性的执行形式，也不是全体人民的普遍联合意志，而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而赋予公共机关及工作人员管理公共事物的一种公共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现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体现出来。这其中行政司法行为是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之一。

其次，在现代阶级社会中，法律在形式上是社会全体成员公共意志的表现，然而，就其实质讲，只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政府的一切权力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最集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律，法也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工具和手段之一。

第三，一个真正作为政府权力体现的法律必然蕴含着道德精神。综观古今中外的法律制度，无一不是以特定民族和国家的伦理道德为基石，并力求与这些伦理道德相适应、相协调。一旦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有悖于普遍而基本的伦理道德，法律也就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在社会中，国家通过政府权力的实施，实现在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基础上的，善与恶两种道德价值取向的辨证统一。当然，在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政府形式下，这种统一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在剥削阶级社会里，政府权力更多地体现统治与压迫的“恶”，而在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里，政府权力较多地侧重体现于民主与服务的“善”。

二、行政司法的主体人格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经营者和职工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应在制衡机制下给予充分的激励: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所有者.应采取相应的措施，约束其“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最终实现激动与约束下的制衡。

论文关键词：法人治理结构激励约束国有大中型企业

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中一组规范股东、董事、经理班子权、责的制度安排。其重要原理是“委托—”制度，其运行的机制是在“激励与约束”的环境下达到制衡。具体地讲，是股东（委托方)通过一定的机构设置和程序化的运作，对方既激励又约束，在达到制衡的效果下实现自己利润的最大化:

当前.我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正处在建立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历史进程中，由于体制‘观念、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激励与约束的发展并未真正实现制衡，出现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做法刁本文试从激励与约束两个环节入手，分析其失误，寻找解决方法。

一、激励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制企业中，经营者是企业的战略决策的制定者和主要管理者，拥有企业的控制权;职工是企业战略决策的直接实施者。因此他们的行为往往决定着企业的兴衰。作为企业的经营者，他们追求的是个人价值和收入的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职工，他们最终关心的是自己的付出能否得到相应的回报，能否在个人收益上与社会同步、他们的行为取决于自身的效用函数，而企业的分配制度是该效用函数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直接影响着经营者的决策安排和职工的生产主动性发挥。如果经营者的薪王结构和职工的收人结构仍是由传统的工资和年度奖金构成，那么经营者和职工，作为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其积极性创造性会受到阻碍，从而无法实现所有者收益的最大化。

培训半年工作总结

二00*年上半年法官培训中心工作总结

二00*年上半年，市中院法官培训中心在院党组和分管院长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全国全省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全省法院院长会议精神，实现院党组提出的：“创新审判机制，强化服务职能，推进队伍建设，实现省优目标”的总体工作思路，按照年初院目标责任制的要求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认真负责地完成上半年各项工作任务。

一、认真抓好学习，不断提高政治业务素质

上半年，市中院法官培训中心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省市政法工作会议和全省法院院长会议精神，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按照司法为民的要求，以创建学习型法院、服务型法院、廉洁型法院、创新型法院、便民型法院、科技型法院为载体，认真学习，深刻理解，正确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作为新形势下法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指导和检验所做的工作，切实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坚持司法为民宗旨，自觉做“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进一步强化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大局意识、公正意识、效率意识、服务意识和廉政意识。在抓好政治学习的同时，突出抓好业务学习，做好习即工作，工作好学习的环境，营造人人学习，终生学习的良好氛围。针对培训中心的工作任务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新颁布的司法解释，以适应培训工作的需要。

二、克难奋进，努力完成岗位目标责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