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务人工智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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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智能化的普遍应用让手机、电脑等计算机工具广泛介入人们的生活，部分国家甚至率先推出计算机一体化法庭，希望借此推动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规模化应用。与此同时，以庞德为代表的强调将社会利益作为法哲学核心范畴的“社会控制说”颇引人注目，支持论者大有“法学包揽万物”之势。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传统法社会学中工具主义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其后果之一便是法律与智能应用子系统之间的割裂，反映出一种法理对社会实践解构、指导上的无力。文章从托伊布纳的反思性法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传统法社会学的批判，提出以开放的自创生系统为分析框架，通过共同进化路径、交流互涉机制实现一种新的、符合人工智能应用理论需求的法理建构。

[关键词]人工智能；实用主义；反思性法社会学

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在司法实务中的应用

目前，人工智能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不管会不会出现诸如《黑客帝国》影片中机器摧毁人类的可怕场景，我们的生活已然离不开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与效率。之前，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大部分局限于解决人力不能达至的生产需要，随着思维科幻性的大幅度跳跃，人工智能开始拟人化创新，从简单地模拟人的动作、语言等外部行为，到如今能够进行飞速模拟和按程序思考，这类技术的瞩目性是显而易见的。（一）人工智能技术向拟人化方向转变。1.目前的人工智能还是弱人工智能。从现在的人工智能应用使用现状来看，目前的人工智能基本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即智能机器未能真正实现自我推理和解决问题。它们的使用效能建立在先人为设定好的程序设计，当然这种弱人工智能的应用已经让人们看到了智能应用不可思议的一幕。2.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很多未知的可能。虽然我们尚且处于弱人工智能迅猛发展，而强人工智能暂时处于瓶颈的阶段，但这并不影响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在我国，司法实务方面，司法机关致力于信息化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智能应用可能潜在的问题，在推动“智慧法院”的深化建设过程中，要将智能应用视为未来司法实务工作中科学发展的强大助力。（二）人工智能发展带动司法技术革新。1.“人工智能+”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的应用。在司法实务的具体智能应用方面，譬如，“上海于2017年初启动了司法审判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的开发。上海法院行政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前期以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为基础案由，构建了智能阅卷、智能归纳、智能辅助、庭审评议等模块组成的系统总体架构。”①为了使法官接触到广泛的网络信息而提供详细的信息资源，系统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模型的建立与完善，在处理标准化的事项之外，根据一些法官处理过的裁判文书去分析主审法官裁判的思维导向。此外在公司企业这类事务的处理基本上有着相似的模板与标准化的流程，人工智能已经逐步替代人力去完成各项数据保存与信息分析。这类似的智能应用不仅仅只会存在司法实务的某一个方面，智能应用科技能够给生活带来许多现实的有效的帮助，它的低人工成本、高处理效率等特征会加速其在社会的推广度与接受度。2.人工智能运用于司法实务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今，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推广计算机一体化法庭，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其扮演了本该由法务人员担任的各类工作角色。在法律工作处理的程序性上，虚拟化科技和智能技术的运用能够有效模拟犯罪现场和提取证物。现实中能够运用在法律领域的智能化产品市场潜力非常巨大，从程序性的人身强制措施到文书检测，甚至是程序进行监督和心理鉴别都能做到另一番境界。目前，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已经投入使用司法审判支持系统，在整个的裁判预测可能性加持下，判决的支持和部分自动执行判决也并非不可能。而各企业公司等对其需求性会集中体现在法务替代与案件简化处理方面。

二、人工智能给司法实务带来的挑战

（一）人权与伦理方面。人类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部分人却认为智能应用是用科技在挑战人权和伦理底线。首先，当智能应用逐步地在司法实务中推广，许多本该由司法人员处理的，那些在法律规则框架中的，通过内心确信和良心评判的信念则可能会在程序化的机器处理中消失殆尽；其次，智能应用的未来发展始终绕不开拟人化的“自我”意识觉醒，那么这样是否会面临剥夺人的思想自由或动摇人类主体地位的危险呢？（二）隐私保护及网络安全方面。近年来，智能化的普遍应用让手机、电脑等智能化计算机工具广泛介入人们的生活，社会需求的增加进一步刺激着一系列物质品的生产，信息数据的可牟利性带一一一一一一来的可观收入同时也发酵了大量的负面问题，比如个人信息泄露。在我国，“电信诈骗”案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尽管国家和相关部门已经斥巨资加以打击防范。一方面，我们能想到的是智能化技术本身具有反受制性与漏洞缺陷。既然是人为创造的东西，它有极大的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而篡改相关程序。如黑客的存在、网络病毒的传播便显示了人工智能的这一不可避免的缺陷。前段时间，各大高校主网络系统被入侵，导致了信息系统全面瘫痪，实际上，让我们往简单的问题想想，当人们习惯将所有资料数据等保存在智能数据库内，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死机”罢工类现象，其实给人们带来的困扰是精神与身体双层次的。（三）司法从业者方面。显而易见，法律工作的完成并不仅是对纠纷循规蹈矩地作出案件判决，司法裁判可预测性本身就会具有不精确性与变量，而在大量加入人工智能的模拟推测后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结果变更的加大与不确定。法律工作解决的最可靠之处并不依赖于逻辑分析或者是数据处理，更多需要法律工作者们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与灵活变动，何况这也是一个“法律不外乎人情”氛围的大环境。当现代新兴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等应用于法律程序中时，人们一方面重视科技在法律社会中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探索法律对智能应用领域或产业的相关规范作用。同时，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给法律社会带来积极效益之际，人们也不可忽视其本身具有的与社会实际生产应用脱节的缺陷、新生技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等负面反映。人工智能运用于法律，冰冷的“铁块机器”设置让它摒弃了绝大部分的人性往来或者社交弱点，从这方面看来，它是更加公平公正的，可人们不能忽略的是，人工智能毕竟是人造之物，在需要法律灵活运用之际，未必能做到尽善尽美。

三、传统法社会学对司法实务智能应用局限性

如果说对于智能科技的应用前景抱有的是真挚的欢迎，那上述的负面影响又该如何平衡法律规制与经济发展的利益冲突？是否意味着法律在对社会调整过程中对于新兴科技带来的社会效益只需一概接受，在大量的利益冲击下对已有或将有的隐患视而不见？对于这样的涉及法律、智能应用，或者说法律调整功能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冲突问题，可以试图从法社会学角度进行反思，并进一步寻找可解决的理论探究途径。对于司法实务中的智能应用，大部分人是抱着乐观的前景展望，但一些行动主义化和功利主义化的理论只顾将智能应用所展示出来的生活功效、行动速率和经济效果放在眼前，当所有的价值取决于经济结果时，他们对部分损害与道德冲突等问题则是选择视而不见了。法社会学家庞德提出的法哲学的核心理论——社会利益说，将社会法理论置于实用主义立场，注重法律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联系，即威廉•詹姆斯提出“有用既是真理”这一论断。这种传统的法社会学实用主义立场观念也意味着对司法实务中智能应用长远发展中问题的忽略，毕竟经济效益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但如不重视那些初现端倪的“小矛盾”，其在日后可能会如星火般绵延成大片问题。（一）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庞德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以法律的实效和作用为理论核心，法律被视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为实现实用主义意义上的价值，法律的目的仅在于确定、界定和保障利益了。必须承认，法律社会司法实务中的智能应用对社会发展需求、主张和利益的适应性而言是无法拒绝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催生了系列新形式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它进一步促进了法律在社会内部的传播，并且作为一种传播介质有效的对社会关系进行了重构，产生了大量与之相关的新型法律规范。这既是人类科技发展的必然途径，也是司法实务处理过程中简化繁杂手续的有利方式。法社会学将法律视为实现一定社会目的的工具，此种观点凸显了它强烈的工具主义取向。智能应用对于人类社会或者说人们为达成某些共同或非共同价值目标的辅助途径和工具。而法律为了适应社会的这一科技发展，必然会紧随新事物的发展壮大而有新的变更或者创制，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实务中的许多事项也须借助智能应用途径去解决，问题在于这样并非是通过人们日常使用最多的工具去传达法律的价值和精神，而法律仅仅是智能应用的规范保障，大量的问题只有在智能应用的使用过程或之后才会凸显，后补型的规范对损失的弥补作用究竟能有多少，人们不得而知。工具性价值的利益一旦蒙蔽了长远性的发展远瞩这既是深入性思考的欠缺，也是法律社会调整功能的薄弱表现。（二）法律与智能应用子系统的割裂。在试图打破传统法社会学工具主义局限性的过程中，本文试着转向社会功能分化的角度来思考法律社会、法律与智能应用之间的关系，以便能够找到一条更有利于解决司法实务中智能应用问题的理论途径。实际上，法律与智能应用从表面而言可视为两个不同的社会子系统。如社会学家卢曼所言：“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特别化的沟通循环已经从一般的社会沟通循环中独立出来，成为自创生的次级社会系统——再生产自己的要素、结构、过程以及边界——并与其组成部分超循环相互连接。”法律系统是从功能分化的社会分化出来的具有特定功能、达到高度自治的且能够自我创生的交往性系统。也就是说法律系统在这一方面与智能应用可视为两个独立运作的功能体系，从卢曼系统理论之阐述得知，社会系统不仅具有自我组织、自我调整的特性，而且具有自我指涉、自我再生的特性。因此一旦如卢曼所指出的系统封闭性社会特征那般，在人工智能的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冲突损害问题，通过自我的再生功能，智能应用这一子系统就能独立抗拒外界的干扰影响而产生自身的秩序，或者说除非智能应用这一子系统能够明确给予法律系统以提示，法律系统再自我创生修复。那么法律实务中智能应用实践果真只能如此吗？

四、反思性法社会学视角下司法实务智能应用的法理建构

法律系统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复与创制功能这无可否认，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与其他（智能应用）系统是简单的输入输出关系。从某种程度来看，它们似乎结合成了法律社会中的新生儿，而诞生母体则是现代化的法律社会而已。因此，托伊布纳作为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传承者，修正了卢曼上述理论的不足，同时他还在基于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法律理想类型——反思性的法，在通过对功能分化社会的子系统的调整建构，将现代法律的调整目标与社会和法律的共同进化实现协调一致。（一）反思性法社会学具有开放的自创生系统。关于自创生系统，托伊布纳认为：“人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双重作用。他们作为法律系统的语义构成物并且作为在法律环境中独立的自我创生（精神的）系统发挥作用。”在自创生的法律系统中，法律与社会或是其他子系统能够得以共同进化。法律实务系属法律系统的一部分，智能应用并不是单纯依附，这也意味着人们不能简单将其视为科技舍取问题来处理，在某一程度上，智能化的合理应用是加强法律调整社会的阶段性进步。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我国科技力量的转型，也是我国社会法治建设中法律对社会调整功能性的体现。“托伊布纳反思性的法为代表的法社会学理论最主要的特征，即牺牲法律稳定规范性预期的功能，以增加法律调整社会现实的功效。在社会—法律共变模型中：社会子系统是运行封闭和认知开放的，存在大量可被调整的机会结构；通过反思性的法这种新型法律结构，现代法律的社会调整成为可能。”②（二）反思性的法社会学推动对法律变革的反思。通过“反思性的法”研究模式进行分析，就能发现不同的生活结构模式会对法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科技的日新月异不仅仅是改变生活方式的途径与手段，更是一系列能催生社会新型法律产生与更改之密不可分的事物。社会中会存在不同诱因经由发展壮大最后导致法的变革与创制，而正是通过法律的存在与变革，我们才得以反思透视社会力量的变化规律和对比状况。1.共同进化路径在全球化进程的不可逆转与飞速发展过程中，法律某些方面的价值标准至少会在表面上逐渐趋于一致，这取决于人类交往行为的日益频繁，商业经济互享共通上的日渐常态化。在科学技术层次不相上下的领域或是空间，法律必须要有着极其契合的共通之处，法律的制定要能够适应普遍的商业交往行为。“托伊布纳建构了一种社会与法律两者间盲目且交互的共同进化模型，这是托伊布纳超越卢曼的描述式的系统理论与哈贝马斯规范式的商谈理论的理论范式，也是托伊布纳试图调和社会和法律这对经典范畴之间张力的第三条道路。”③2.交流与互涉机制智能应用有于社会的那一面，我们必然要加以利用，关键是如何保障它能够真正用于社会健康发展，同时也要加强它自身漏洞的防范与保护。无论法律社会与其他子系统是否分化，但如卢曼理论认为“系统应视为对环境非此即彼的简化”，“自治”等同于“自创生”，那么法律社会与智能应用相接洽的现象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而托伊布纳给出的理论思路则提出，社会与法律共变得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法律与社会的互动依赖于某种在自创生系统与环境之间的间接转译机制”，反思性的法意味着“首先，它标志着法律系统自身中的自我识别过程；其次，它指明了法在其他社会系统自我识别过程中的支持作用；最后，它指出了法律秩序在此所使用的自我关涉的规范性机制”。④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司法实务中的智能应用问题，法律除了有自我识别功能，也能够在使用过程中对智能应用产生的问题进行规制并相应支持其发展。因此两者之间是不能封闭运行的，共同运行的关键在于两者之间的关联能源来自于交流与互涉机制的沟通。（三）反思性法社会学为司法实务智能应用提供新的理论。现代社会生活各领域交织融合，学科门类之间更是错综复杂地互有影响。每一样新生事物的产生不是单个体的，正如细胞的分裂，许许多多的小门类会随之产生，法律学者和工作人员也会疲于应付，而法律信息系统的创立，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发都是极其便利的，当然，在此情形下需要更为细致的立法保障。人工智能的准入与开发法律虽然也为之设立相应框架，可部分人的担忧也值得考虑，抛开数据保存泄露危机，法律应用数据可能失真等缺陷，也需得注意有些可能只会在影视作品等里面出现的“恶魔”情节，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平，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会带动现代军队的技术精进与武器性能加强，事物的双面性矛盾原理提醒我们不得不警视各种可能性。反思性的法社会学理论在此刻正能为司法实务中智能应用使用的出现与推广提供了共同进化的新型理论思考路径。以托伊布纳的理论为建构路径，法律自是不能对社会实现直接的干涉，它实质是一种在实践技术上的非常性的间接干涉，同样的理论运用在司法实务中的智能应用问题也一样。“法律对社会进行调整的主要缺陷即在信息和动力上的显著缺乏，经常受到来自被调整对象（系统或组织）的抵抗，往往不得不依靠道德压力、关于法律的正当性劝说以及制裁强权等手段来补强。”⑤文章以“反思性法社会”为视角所提供的法理建构思路首先要求将法律与司法实务中的智能应用视为“分开且闭合”的“开放性的自创生系统”，同时通过反思性的法的社会调整功能在交流与互涉机制的沟通下推动智能应用的向前发展，以法律规制为前提协调好由人工智能带来的利益冲突，让法律在社会应用功能上开启一个智能的时代。

作者:李笑雪 单位:广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