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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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龚丽萍工作单位：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近年来，弱势群体一词已成为最时髦的用语。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寻常百姓，都常将它挂在嘴边。人们在悠然地谈论着这个概念的时候，并没有几个人愿意把自己列入到弱势群体中去，但当他们的权利需要得到保护的时候，似乎每个人一夜间都会成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贫困农民是弱势群体，亿万富豪也是弱势群体；下岗工人是弱势群体，警察也是弱势群体；外来打工者是弱势群体，私企老板也是弱势群体……。这些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弱势群体已经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们对弱势群体认识的模糊性。作为司法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如何理解弱势群体的概念，理解对弱势群体权益司法保障的意义，并在民事诉讼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则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

一、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虽然贫困群体并不等同于弱势群体，但两者在很大程度上的重叠，却是不可否认的。在旧中国，贫富差距曾经达到了极限，新中国成立之后却又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道路，其结果是大家共同贫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极大制约。改革开放以来，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影响下，中国社会迅速产生了一批富翁。不过，就在富翁们的财富急剧膨胀的时候，他们不少居住在偏僻山村的同胞们却在为筹不够孩子下学期的学费而忧愁，甚至为借不足治病救人的医疗费而绝望。即使在同一座城市里，贫富差距也在逐步扩大。调查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城市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四，而最低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三，也就是说前者的金融资产总值是后者的50倍。有一种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2005年10月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经逼近世界公认的警戒线0.5。而在我们印象中贫富悬殊的美国，其基尼系数只有0.4。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我们的小康社会也应该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而如今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但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却没有得到有效的矫正，并有逐步拉大的趋势。社会学理论指出，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可以说，目前已经到了获益群体反哺弱势群体的时候了。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为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起到了根本性作用。近年来，随着“人权入宪”，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力度，如连续多年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央“1号”文件、农业税费改革、个人所得税调整、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等等政策法规的出台，无不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但是，由于我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不高，发展经济的压力还很大，导致实际工作中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支持还不是很有力，相关制度建设滞后，保障措施跟不上。因此，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仍将是任重而道远。党的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新理念，经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两次升温，已在全社会中取得广泛共识，建立和谐社会已成为我党施政的根本出发点。而关注弱势群体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需要。据报道，目前我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在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左右，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近年来，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规模不断扩大，而这些群体性事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弱势群体有关的。群体性事件不论时间长短规模大小，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党和政府的威信，动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妨碍社会稳定。所以，如果弱势群体得不到关注，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中国社会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动荡，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毁于一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也将难以实现。

二、树立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的理念

正确理解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辩证关系，切实保证弱势群体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的行使。新中国成立后，受经济体制和传统民事纠纷解决习惯的影响，我们借鉴了前苏联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这种审判模式过分地强调实体公正，而忽略了程序公正的重要性，使得审判效率低下，审判资源浪费巨大。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逐步开始进行审判方式改革，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断得到强化，而法官的权利相应地被削弱。以2002年4月1日生效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标志，表明了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已经在向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变。2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又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即机械地强调程序公正，而忽视了实体公正，只注重法律事实，而不顾客观事实。这种抛开具体国情盲目适从的做法，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我国目前仍有数量巨大的弱势群体人口，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对于他们来说，诉讼权利只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如果没有法官的特别引导和帮助，就如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不少上访和缠诉案件，都是由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上的失误而导致败诉的案件。我们所说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其目的是使诉讼当事人都能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并不否定基于符合立法目的的“差别对待”，否则形式上的平等永远不能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有人将现代诉讼比喻成一场竞技比赛，双方当事人是运动员，法官是裁判，因此，法官在主导诉讼的过程中应象裁判员一样保持绝对的中立。笔者认为，这种比喻有不妥之处。是否参加一场比赛，运动员有选择的权利，他可以根据对手的实力，胜算的大小来决定自己是否进行这场比赛。而对于诉讼，在民事纠纷发生时，双方当事人即已确定，纠纷的发生并不由一方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而避免，而且诉讼必须在法院中进行，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在开始进行诉讼这场“比赛”时就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因此，法院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特殊保护，以尽可能地使他们获得与强者实质上平等的诉讼权利。否则，就像蛮横而强壮者可以很轻易地将无助而弱小的对手打翻在地一样，正义在形式的平等中沦丧。正确衡量民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的地位，确认民事行为的效力，保护弱势群体的民事权益。如前所述，在设立民事关系时，弱势群体一方往往不能自由地、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从而在民事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实践中常见到弱势群体在受到欺诈、胁迫以及因对合同内容误解而订立的显失公平的合同。因此，在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中，审判人员应以更加审慎的态度，详查案件的全部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和法律的基本原则，确定民事行为的效力，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民事权益。这是在民事诉讼中对弱势群体实体权利的保护。正确理解公平的涵义，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冲突，维护弱势群体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呆板的公平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许多时候，民事纠纷是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有时甚至是合法利益的冲突。因此，人民法院在处理案件中，应当正确理解公平的涵义，权衡利益的轻重缓急，并依法合理地作出裁判以及执行。其中应把握原则之一就是人的基本权利高于其他权利。而弱势群体应受保护的权利往往都是一些基本权利。如对经济困难正在享受社会最低保障的被执行人，若为了保护申请人的债权，而将其基本生活费扣留，或将其仅有的住宅强制变卖、拍卖，从而使其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这样的做法就是无视弱势群体基本生存权利，就是“最大的不公平”。为此，《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第六条也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这些规定都充分体现了司法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但在面临“生存是第一”的时候，也应“退居二线”。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民事诉讼中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并不仅限于原告，当被告是弱势群的时候，其合法权益同样也应受到司法保护。

三、健全保护弱势群体诉讼权利的诉讼制度

1.完善司法救助制度，进一步保证弱势群体“打得起官司”“无救济即无权利”、“缺乏救济的权利是虚假的权利”。法律法规赋予弱势群体的权利不可谓不多，但是由于弱势群体本身的脆弱性，决定了其权利救济的困难性。司法，作为一种权利救济的最重要途径，如何满足弱势群体的救济需要，让困难群众“打得起官司”，司法救助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手段。2000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2005年4月5日进行了修订。这一规定为解决弱势群体打官司难的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该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在实施过程中，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落实。(1)应建立司法救助的告知制度。现在法院的民事诉讼中有许多利民的告知制度，如“诉讼权利与义务告知制度”、“诉讼风险告知制度”、“举证告知制度”等等，然而，司法救助制度的告知却被忽略了。实践中，法院更多的是被动地依原告的申请来进行审查的。其原因一方面是制度本身中没有告知的规定；另一方面是部分法院自身不愿意告知，以免经费更加困难。事实上，司法救助作为经济困难弱势群体享有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更有告知的意义和必要。(2)救助对象的确定，其标准应规范化。《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和足以证明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据材料。”但因为对属于救助范围的十一种情况（《规定》第三条），分别应提交什么样的证据材料，应由哪个部门、哪一级部门出具证明材料，没有详细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不好把握。因此，要使司法救助在审判实践中更趋规范化，最高人民法院应针对该问题作出明确的具体的规定，以便各级人民法院能够切实开展司法救助工作，让所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都能及时得到司法救助。(3)应立法解决司法救助资金承担的问题。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本身的工作并不产生任何直接的经济效益，其经费支出由国家负担。解决弱势群体经济困难的问题本应是政府的责任。而《规定》是司法解释，当然不能规定司法救助资金由政府承担，当前，司法救助资金事实上是由法院负担。但由于现行法院体制的问题，不少法院的经费与其微薄的诉讼费收取息息相关。这样的法院自身就是救助的对象，如何苛求其切实地进行司法救助？而恰恰是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正是弱势群体聚集的地区。因此，笔者建议立法机关应当及时以立法的方式解决解决司法救助资金承担的问题。2.切实落实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的联动制度，进一步保证弱势群众有理有据就“打得赢官司”。司法救助解决的是经济困难群众“打得起官司”的问题，但“打的起官司”并不意味着“打的赢官司”。而让民事诉讼中弱势群体提高诉讼行为能力，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从而“打赢官司”，法律援助是不可或缺的手段。2003年，国务院就出台了《法律援助条例》，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共同了关于《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该规定中明确规定两机关在决定予以司法救助或法律援助时都有告知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或司法救助的义务；同时还规定，当其中某一机关决定予以司法救助或法律援助，而当事人又申请法律援助或司法救助的，另一机关不再对是否确属于经济困难进行审查，直接予以法律援助或司法救助的。然而，这个关于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联动的规定在基层法院和法律援助机构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落实。这既与法律援助机构怠于进行法律援助有关，也与法院忽视告知义务有关。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的联动制度有待进一步落实。3.进一步加强对民事诉讼中弱势群体的诉讼引导和法官释明义务如前所述，民事诉讼中弱势群体的民事诉讼行为能力明显低于正常群体，为使他们在实质上获得与正常群体平等的诉讼权利，在诉讼过程中，法院有必要对弱势群体当事人“差别对待”，给予一定的“倾斜保护”，这种“倾斜”主要体现在对民事诉讼中弱势群体的诉讼引导，和诉讼释明。法官在诉讼中应当引导弱势群体的当事人正确地进行每一项诉讼程序，如起诉、应诉、委托人、举证、质证、辩论等。同时还应当将诉讼权利与义务的涵义、证据制度的内容、合同的效力、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等，对当事人进行释明，并尽可能地使他们理解。这种对弱势群体当事人的诉讼引导和诉讼释明，也应当逐步制度化。当然，在这种“倾斜保护”中，我们应当防止出现另一种倾向，即违反诉讼法的基本精神，与弱势群体一方“并肩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