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司法与执法现状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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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顾持久龙思岱工作单位：上海市第一警官学校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经济立法及经济司法、执法的莫大成功居至关重要的地位。现在,我们应密切关注司法与执法领域尚存的问题,以求改善有关工作。本文拟略议经济司法与执法中的问题,并提出若干对策性建议。部抵触造成司法上进退失据。例如,关于动迁户的住房安置办法,中央立法与上海立法之间就有矛盾。前者依面积补偿,后者依人口补偿。对不了解有关法律者,其权益往往被无端侵犯;对了解法律者,动迁主管单位与司法机制。

一、经济司法与执法中的几个主要间题。

第一,经济纠纷案件的内容日益复杂化,反映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案件到处出现,给司法、执法带来了许多困难。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范围的扩大与程度的加深,全国人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的极大调动,在使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使经济纠纷增多、类型更新并复杂化。如果立法工作能够与之适应,那么对司法、执法来说绝对必要的“有法可依”一环,算是具备了。近几年来,我国的立法工作进展极大,态势积极,进度加快,举世公认。可以说,我们已从政策调节向法律调节大大前进了一步。去年以来,国家立法机关陆续修改了与市场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经济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个人所得税法,制定和颁布了公司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外贸易法、劳动法、仲裁法等一系列规范市场经济主体及其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市场经济参与者权益的新法律,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执法,中关就束手无策。其三,法律配套欠缺。例如,刑法规定的某些罪名与市场经济发展后的社会关系不相适应。《公司法》特意设立“侵占罪”以制裁“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雇员侵吞公司财产,然而《刑法》迄未补充有关罪名与公司法配套,司法机关仍然难以定罪量刑。第二,部分审判机关、审判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对经济司法与执法工作的要求。表现主要是:其一、没有严格按照诉讼程序办案,本应由经济审判庭和人民法庭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交由其他庭、室和没有审判职称的人去办理。其二,有的承办人员办案质量不高,甚至偏袒一方,而在执法过程中又故意颠倒宽严对象。其三,司法、执法人员不足,往往因此而延缓审案或执法时间,加深受害方受损失的程度。其四,司法、执法人员知识欠缺,其能力与新形势要求不尽相称。随着证券、期货、房地产、技术、信息以及海外、港澳台的投资参股、航运、补偿贸易、国际融资租赁等方面的经济纠纷案件的增加,司法、执解决经济纠纷案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有力的法律武器。但是,立法工作仍然存在若干问题,计其大者为:其一,仍存法律空白,某些急需的法律尚未出台。立法的滞后,造成不少案件审理时无法可依。其二,尚有法律矛盾,已立之法的内司《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法人员的原有知识与能力就相形见细、难于应付了。以上两点,往往造成司法、执法过程中激烈争论、各执一辞,从而增大了难度。第三,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导致办案人员执法困难重重。例如,就某市法院的一项判决,执法人员赴涉案的外地执行时,先是当地法院不予协助,继之涉案单位故意推说责任者出差外地。当执法人员冲破重重阻力达到部分执法目的后,归途中执法警车被非法拦截,所载没收的假冒产品被公然抢走,执法人员被野蛮殴打。更为令人气愤的是,当进而追究丰述干预执法、殴打执法人员者的法律责任时,当地公安机关竟轻描淡写地以“殴打他人”仅处行政拘留数日,被抢之假冒产品则被以真品偷换从而掩盖了抢夺赃物的罪责。如果说该案比较典型,所涉间题特别多而重要,那么,退而次之的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执法的例子,则不胜枚举.概而言之,计有下列数类:其一,当地法院对他地法院的执法人员不作协助;其二,当有执法人员前来执法时,故意向案犯透露风声,使之得以躲避执法;其三,对本地的违法事件轻判或不判,客观上纵容违法,从而造成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第四,观念落后造成执法不严。不少司法、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为法制观念不强,不把司法、执法当做整个法制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环,因而司法心软、执法手软;二为市场经济法制观念不强而计划经济政策观念未改。这就造成以下两种情况:其一,对当事人(包括法人),尤其是对国营企事业当事人(包括法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或拖延履行的,抱迁就态度,不敢或不愿依法采取强制制裁措施,其二,对抗拒执行构成犯罪的,以纪律处分代替法律制裁,以经济罚款代替刑事制裁,其三,对当事人确实无力履行的,未能依法中止或者终结执行。第五,不少经济纠纷案件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巨大而复杂,司法、执法上都有极大难度。现在,全国各地群体涉案到处发生,不少案件涉及数十人、数百人或双位数以上的单位,处理不慎,即会引发社会危机,造成社会不稳定。目前较多的群体涉案类型为:(1)征用农村土地引起纠纷。如上海市松江某村253亩地被征用剩20余亩,农民得益极少,且劳动力未妥善安排,造成村民集体围攻乡镇干部。后虽经律师调解,拟经法律程序解决,但若解决不慎,则仍会引发严重冲突。(2)市政动迁和安置引起纠纷。目前已发现多起动迁户集体静坐、示威事件。(3)外汇交易引起纠纷。如香港某公司在沪经营,引起了当事人的集体抗议。有的事件中,还发生非法扣留有关人员的事件。处理不慎,涉案双方都可能制造社会治安问题。(4)集资不当或非法集资引起冲突。有的地方非法集资金额已达天文数字,而案犯或已远走高飞,或将钱财大肆挥霍而无力偿还.受害者往往数达百、千,处理不当,亦会造成人心不稳甚至伤亡事件。(5)巨额购销引起纠纷。如上海某厂生产的“纪念表”的质量问题,黑龙江180多名消费者向上海杨浦区法院集体提起诉讼,扬言法院如处理不妥,将采取集会等行动对付。

二、对策建议

法制与任何事物一样,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法制包括法律及其施行,因此,法制的第一层次的内部矛盾就是法律与法律实施中产生的矛盾;第二层次的内部矛盾则是法律的内部矛盾,法律实施(司法、执法、守法)的内部矛盾。笔者主要对第一层次的矛盾与第二层次中的法律内部矛盾谈几点粗浅意见。先看法律的内部矛盾。法律是不应有内部矛盾的。但是,“应有”与“实有”总是存在距离。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由于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由于法律通常具有“滞后性”,“实有”的法律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内部矛盾。而法律发展的内在动力,便是它的这种内部矛盾。恩格斯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律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姻。我国法律的内部矛盾主要有两大类:其一,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应的法律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法律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目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原先的所有法律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订的,当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一方面不可能一下子废除所有的既成法律,另一方面又制定了大批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其二,市场经济立法也会有一些内部矛盾.而为了建立健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类矛盾都必须解决,否则,司法、执法中的若干与此有关的难题就永无解决之日。再看法律与法律实施之间的矛盾。为议论的简明,我把司法、执法、守法三者,即法律实施方面的三个主要环节,统称为“司法”.法律与司法的矛盾是怎样发展的呢?简言之即:当社会发生急剧变动时(这在革命或改革引起社会变动都一样),人们首先要求的总是“有法可依”,即首先对“立法”提出要求。于是,新法律一件一件、一批一批地被制定出来了。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这些新制定的法律的实施,表现为司法不力。于是产生了立法与司法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逐渐把注意力从立法转向司法,从而采取措施加强司法、排除司法方面的阻力,推动司法工作跟上立法工作,使整个法制建设健康地发展.而当司法与立法大致相应时,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经济关系的发展,立法又显得滞后了,法制内部矛盾的重心又转移到立法上。如此司《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循环往复,法制就不停地向更高的水平发展。根据以上思考,针对我国目前司法、执法中的一些问题,谨提出以下几点对策性建议:第一,在致力于市场经济立法之时,当以相当的精力,研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两种经济体制的衔接、两种法律体系的衔接问题。我们认为:当前的立法重点应是“过渡”性的立法,而不是全盘的、不顾及上述过渡的纯市场经济的立法。这样,也许可以减少法律内部矛盾。第二,针对地方保护主义的猖撅,以坚决的立法措施加以打击,为司法、执法排除阻力。地方保护主义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带有封建性,与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封建割据没有本质的区别。市场经济的发展,以统一的市场为前提,无市场即无市场经济,无统一市场则只有局部的地方性的市场经济。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都一样。资产阶级曾以铁与火的革命手段摧毁封建割据,建立全国性的统一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再需要铁与火的暴力去革除类似于封建割据的地方保护主义,但仍需用法制的强力去摧毁它。第三,司法、执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应有制度可循、法律可循,因而关于他们的水平提高、资格认定要制度化、法律化。我国大批司法、执法人员大多是从各条战线转业过来的,虽然经过了培训,但其水平、素质未必与审判、执法实践的要求相适应。今后还将有大批人员进入司法、执法岗位,也存在一个如何认定其资格、适时加以考核的间题。为此,规定制度,制定法律,保证司法、执法人员的资质能够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激励现有人员努力强化、提高自己的水平,不留情地淘汰少数不合格的司法、执法人员,已成当务之急。第四,开展全方位的综合治理,在法治轨道上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的调节,都不是某种单一手段能够完全“综合治理”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我国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的一个重大突破。针对当前经济纠纷涉案面广、涉案人多的特点,采取综合治理的相应措施,可以减少司法、执法的难度,避免不应有的社会冲突,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