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环境论文范文10篇

一、刑事司法环境概述

(一)刑事司法环境影响刑事司法活动

良好的刑事司法环境,能够保证刑事法官公正、客观、全面地分析案件事实和证据,独立地进行司法裁决,首先在个案上实现公平正义,进而在普遍意义上达到司法公正。而在一个法院独立、法官独立办案没有保证,其他权力任意介入司法,法官不得不屈从于各种压力的司法环境下,司法主体很难完全为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去从事刑事司法活动。

(二)刑事司法活动关系到人民法院刑事司法权威和刑事司法环境营造

刑事司法活动是人民法院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刑事法官所处理的每一个刑事案件对于整体法院工作可能微不足道,但案件裁决的公正与否,对于案件当事人而言几乎就是感受人民法院能否秉公执法、公正执法的全部。如果能够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让在案当事人以及普通民众感受到公平和正义,人民法院执法为民、公正高效的形象就会逐渐确立。反之,刑事司法活动达不到罪刑法定、罚当其罪、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要求,则会极大损害人民法院的权威和公信力,影响到人民法院的形象。

(三)提升人民法院刑事司法权威是构筑刑事司法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

广州市人大制度研究会成立于**年，迄今已有十三年历史。十三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广州市人大制度研究会秉承：“探讨人大相关理论，总结人大工作经验，宣传人大基本制度，培养人大研究人才”的宗旨，紧紧围绕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要内容，密切联系人大工作的实际，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体会如下。

一、要方向正确，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增强影响力

人大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并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以从事人大制度研究为己任的研究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以推进民主法治进程为方向。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有了清晰且正确的方向，研究工作就会事半功倍。研究工作还要契合人大工作规律，把握形势需要。人大工作与党的工作、政府工作、司法工作，与外国议会的工作，都有很大不同，它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因此，广州市人大制度研究会注意研究和掌握这些特点和规律，并努力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由于坚持科学理论为指导，广州市人大制度研究会的工作越来越受到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大代表、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影响力逐步得到增强。

二、要服务实践，选好年度研究主题，增强推动力

实践的需要和发展，是推动理论和工作研究的原动力；而理论和工作研究的发展，则会对实践的发展产生推动力。人大制度研究和纯粹的理论研究是不同的。有利于工作才是开展研究的最终目的和研究效果的最终评价标准。广州人大工作的每一个进步，都促使和引导广州市人大制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推进，使其具有实践性、富有生命力。同时，研究的成果也促进了工作的开展。十三年来，广州市人大制度研究会一直坚持研究工作要为常委会中心工作服务的方针，结合常委会年度计划制定研究会的年度工作计划；重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努力把实践经验进行提炼，使之上升到理论层次，并用之指导我们的工作。同时，对于实践中的未知领域和存在问题，积极创新，用创新的理论解决现实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两方面，对于搞好理论和工作研究，促进人大工作的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不可偏废。也正因为如此，研究会的工作得到现任和历任常委会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在经费、办公用房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长期以来，市人大制度研究会组织召开的大型理论研讨会，市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都出席会议并讲话。每年，广州市人大制度研究会都会召开一次大型理论研讨会，研讨选题都有所侧重，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几年来，围绕“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依法治市中的地位和作用”，“发挥地方国家政权机关职能作用，推进广州依法治市进程”、“纪念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设立20周年”、纪念代表法颁布施行10周年的“代表和代表工作研讨会”，“纪念现行宪法颁布20周年”、“政治文明与人大制度”等主题，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研讨，受到各有关方面的欢迎和好评。有的论文还入选省人大制度研讨会，有的论文作者还被推选作大会发言，有的论文则被《中国人大》、《中国人大新闻网》、《人民之声》等选用刊载。

三、要与时俱进，积极开拓工作途径，增强创新力

1、司法权地方化的弊端及表现形式

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是采“条块”管理相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方式。即各级各级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司法官员归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司法赖以运转的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划拨。正是这种对司法机关在人、财、物上的分级管理目前已被普遍认同为司法改革在推进过程中步履缓慢的最主要障碍，是造成司法权地方化，进而影响投资环境的主要原因。

“块”管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管理体制是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的温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10月12日即以法发[1999]28号颁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其中严正指出：“司法活动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产生、蔓延，严重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权威”[4]。司法机关在赖以运转的司法资源的配置上都有求于当地政府，地方司法受制于地方也就难以避免了。由于背负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的重担，只要司法行为涉及到具体的地方利益，来自地方的压力与阻力便会飘然而至。“端人的碗，受人的管”，这在“管人的”和“被管的”看来，不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吗。于是，地方司法机关便真正成其为地方的司法机关，而不是国家设在地方的司法机关。这种司法权的地方化几乎在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俯手可拾：在案件管辖上，为抢占处置相关财产或利益的有利地位，有的司法机关授意当事人虚构合同，人为制造假案予以受理；有的明知外地司法机关已依法受理，仍以同一事实、理由重复立案，甚至更改立案时间，使本地立案合法化；在案件审查上，有的司法机关为保护本地区当事人的利益，不惜故意混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有的司法机关为减少本地当事人的损失，亦不惜先来个违法的诉前保全，强行冻结或先行划拨以不让本地资金外流。在司法协助上，有的司法机关对异地协查、协助或置之不理，或向协查方收取种种费用或提成；有的对外地司法机关在本地办案明协助，暗拆台，为本地当事人通风报信，出谋策划，帮助当事人逃避或隐匿财产。至于基由地方保护而造成同一财产被不同司法机关重复查封，同一事实被不同司法机关作出不同判决的混乱状况更是屡有可见。多年来，这种种怪现状就在国家的三令五申下禁而不止、除而不绝。

其次，“块”管理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司法受制于行政的一大恶果，就是令司法官员在缺乏必要保障的司法环境下被动地背斥了尊严的法律，而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法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法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从世界各国的司法体制来看，法官大部分由国家任命，而不是由地方任命。许多国家法官的任命是直接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国事行为的方式进行的。任命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荣誉，这有利于强化法官对职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从而严格依法行使司法权。同时，由于任命法官的主体地位相对较高，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干扰，从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避免司法腐败行为。然而在我国，除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以外，所有地方各级法院法官，也是分别由相应的同级权力机关任命。这种任命方式，削弱了法官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感和使命感，认为自己只是地方的法官，而不是国家的法官。效忠于地方也就成了绝大多数法官的最高理论。

再次，“块”管理导致了司法的“泛行政化”。司法机关的工作本在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块”管理却让当地政府自觉不自觉地将当地司法机关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对司法机关而言，党委组织的下乡扶贫要支持，计划生育要抽调，文明机关创建要参加，招商引资任务要完成等等，与审判、检察有关无关的种种活动使得司法机关疲于应付。而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对宪法所明文规定的“一府两院”毫不避讳，硬生生地将“深化司法改革，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加入到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全无“违宪”的察觉。这也难怪，在地方政府的眼里，由他们供给的地方司法机关可不就如同政府内一个普通的职能部门一样吗。

综上我国司法环境诸多弊端，司法权地方化对我国投资法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