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的实质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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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金来工作单位：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在实现社会和谐的因素中，司法无疑处于关键位置，因为社会机制的顺利运转需要公正的司法来保障，否则将充满特权的专横和私力救济的失序。公正的司法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器、社会矛盾的减压阀、社会秩序的文明宪兵。但在司法公正的尺度或标准问题上，学者们意见不一，这样不利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本文在考察中外司法公正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一、司法公正标准的多元视域

国外在司法公正标准问题上有不同观点。亚里士多德关于“良法”和“普遍服从”的命题实际上也提出了何为司法公正的问题，即，对于“恶法”，人们有理由不服从，如果司法部门依据“恶法”裁判，这样的司法当然不公正。自然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发展了这一观念，强调法律规则之上有更高的原则和社会利益，实际上赋予了司法部门一定程度的实现规则之外公正的使命。实证法学派则强调司法的“合法性”(legality)，只要严格依据法律裁判，哪怕适用的法是“恶法”，司法也是公正的。这些观念上的分歧导致司法克制和司法能动的争论。德沃金从权利的视角考察司法公正，认为，司法公正必定使原告、被告的法定权利都能得到保障，当法官错误地对待法律权利时，便产生了不公正的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治”模式，浓厚的宗法色彩，以及由此形成的“差序格局”，导致司法官吏和社会民众在总体上缺乏对法律的信仰与尊重。在司法上，中国传统的司法公正理念浸润了礼法合一、儒法合流的文化因素，强调礼法结合、经义决狱、权时执法、法外施恩、以情化法、屈法申情(朱元璋甚至把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固定下来)，等等，在司法官员和社会公众眼中，司法只有充分尊重法律之外的某些因素才是公正的。当代中国学者在司法公正标准问题上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司法独立、无罪推定、禁止双重追诉等原则是对司法公正最低标准的规定，应当按照这些标准确定司法公正的内容。还有观点认为，司法公正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标准：第一，严格适用实体法；第二，独立、廉洁、有效；第三，严格遵循程序；第四，准确认定证据、努力发现客观事实；第五，裁判结果的公正。有人认为司法公正标准包括法律效果司法标准和社会效果司法标准。以上关于司法公正标准的多元视域各有其历史、社会和文化根基。就当代中国学者的观点来看，对司法公正标准的概括不够全面和系统。如，将司法公正标准仅仅归结为“司法独立，无罪推定，禁止双重追诉”等原则，过于简单化；“独立、廉洁、有效”的概括虽然涉及了司法制度结构和司法制度运行主体（法官）状况，但有待进一步细化和丰富，“裁判结果的公正”失于笼统；“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划分对司法制度本身结构、司法制度运行主体（法官）状况关注不够。

二、价值视域中的司法公正标准

本文认为，司法公正是人们对司法制度及其运行主体（法官）的价值判断。具体来讲，司法公正指，司法制度运行主体、司法制度，在实现立法公正，并对立法公正进行矫正和补充，从而实现社会公正的过程中各自所呈现的、得到社会公众普遍赞同的良好状态和品性。从司法公正的价值内涵来界定司法公正标准较为清晰和全面。一方面，它有助于从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出发，对司法公正作动态的、以人为中心的考察。另一方面，它赋予司法公正内涵以普遍性、正当性和开放性。

（一）实质标准司法公正的实质标准即司法在填补立法漏洞或对立法进行谨慎修正时应当参照的实质价值坐标。司法在其实质和最终目的上是实现社会公正。因此，社会公正的价值内涵即司法公正实质标准的内容。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和谐社会主要特征之一的公平正义，要求国家制度维护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秩序，保障和社会发展程度相契合的人权，正确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从而赢得社会成员对国家和社会普遍的价值认同。作为国家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制度，当然应以实现上述社会公正为目标，通过自身独特的运行机制为社会公正服务。

（二）形式标准形式标准即司法制度安排、司法过程、司法制度运行主体遴选和规范时应当参照的形式价值坐标。主要内容应当包括：规则（法律）标准——司法裁判行为及结果的普遍合规则性（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制度标准——司法制度安排的科学、合理、合逻辑、合规律性；法官标准——司法裁判者资格及形象的不受质疑性。1.司法裁判行为及结果的普遍合规则性这是由司法的根本任务决定的。司法的根本任务在于实施法律，实现立法公正的内容。公正“通过忠实地适用实在秩序以保持其存在”。“正义观念结果变成了这样一种要求，即一个判决应当是适用一条法律规则的结果，同专制相反，正义乃是对法律的正确适用。”司法活动正是通过对法律规则的依从来满足人们对行为后果的期待。2.司法制度安排的科学、合理、合逻辑、合规律性司法公正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必须以相应的制度构造作为物质载体。司法制度的安排应当根据司法权和司法活动的特点进行。司法制度包括法院制度、法官制度（遴选制度，保障制度，责任制度）、证据制度、司法行政管理制度、回避制度，等等。从我国传统和国外经验以及从法理分析，司法制度的科学、合理、合逻辑、合规律性首先是指，制度安排使司法系统、法官有足够的抵抗外力干扰的权威。如果司法处处受制于外来干涉，很难想象它会生产出公正无偏的裁判。其次，司法改革措施、司法制度设计不背离法官独立的根本原则与方向。再次，各个司法制度之间协调、相辅，司法机构之间关系合理，司法机构内部各要素（包括陪审员、法官、审判长、正副庭长、正副院长等个体要素和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等组织要素）之间关系合理。最后，司法制度的科学、合理还表现为不拒绝对权利的救济以及制度运行的效率性。3.法官资格及形象的不受质疑性没有人愿意把纠纷提交给一个自己不信任的人解决，因此，法官的资格及形象至关重要。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公众视法官为“活生生的正义”，即人格化的法律程序。英国资深大法官丹宁对此也深有感触，他指出：“法院不考虑一个人是否会或事实上会做出牺牲一方而有利于另一方的事情的可能性。它考虑的是给其他人造成的印象。即使他尽可能地做到不偏不倚，但如果正直的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偏袒，那么他也不应审案。原因很简单，正义必须来源于信任。”许多国家的司法之所以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原因之一在于法官职业群体的社会公信力高。

三、实质与形式之间：中国的司法能动问题

“司法能动主义与自我克制的矛盾在司法正义的领域中必然体现为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考察实质与形式标准之间的关系，应从考察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间的关系着手。中国的司法究竟需不需要有自己的能动性，如果要的话，程度应多大？这要求对中国传统、国外经验和中国现实进行比较考察。前面指出，中国传统司法有着法外施恩、经义决狱、权时执法、屈法申情、以情化法的司法习惯，且这些习惯和传统社会心理文化有一定的共生和互励性。实践证明，这些做法并不成功。虽然司法在迎合着社会心理对它的期待，但反过来，社会公众并不“买帐”，甚至达到了憎恶司法的程度，因为这些做法损害了成文法律的尊严（无论是在司法官吏还是在民众的心目中），为当事人进行争夺司法资源的博弈大开方便之门，而博弈后果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民众对司法的疏离。如果说传统上社会心理文化和司法习惯既有共生互励一面，又有单向排斥（社会心理→司法）一面的话，今天的司法和社会心理文化则呈现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传统的共生互励现象仍然存在，特别在私法领域，不良法官和不良当事人通过规则外的交易达到皆大欢喜；另一方面，司法和社会心理文化存在着双向排斥（社会心理←→司法）。在依法治国话语的主导下，社会民众尽管越来越愿意接近司法，但司法系统不依法办事的积习仍然存在，并且这种有法不依是“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从而导致民众对司法的不满；另一方面，司法系统在改革的压力下也开始对社会心理文化抱反感和警惕态度，认为社会心理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怂恿和侵蚀了司法。严格遵循成文规则既可消解民众对司法的不满，又可抵御传统社会心理文化对司法的侵蚀，甚至可以起到改造传统司法文化的作用。因此，严格依法办事，强调司法克制，似乎是解决我国当前司法矛盾的最佳出路。再从国外经验来考察。有学者指出，世界范围内，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的重心越来越向司法能动主义倾斜。但是，英美法系国家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重行动轻虚理的现实主义国民性格、特有的判例法传统、高素质有声望的法官职业群体、发达的程序规则，等等，决定了司法的能动特性。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克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后来向能动的倾斜也是因为上述背景的变化所致。因此，本文认为，强调司法的实质还是形式公正，应当和具体情况相结合。中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正在“现代化”而不是“后现代化”，需要严格的规则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进行引导、规范和制约；中国法官的伦理素质和职业能力有待完善，等等，这些因素同样决定了我国司法的克制特性。但是，强调司法克制并非否定司法在特定情况下的能动性。只是说在宏观、总体上应优先考虑司法克制。为此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正如刑法学中的“紧急避险”，当牺牲的价值在位阶上低于当前社会亟待建构的法律秩序的价值时，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