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审判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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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邓汉德工作单位：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律系

党的十五大明确地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已成为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研讨的热点问题。审判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问题,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拟从司法权的本质方面研讨审判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效。审判独立,在西方以称司法独立(judi-cialindependence),简单地说,就是指行使司法权的法院和法官依据法律(既定的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独立自主地审理案件,不受来自任何机关、团体(包括执政党)或个人(无论是法院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干涉。审判独立一般包括四个方面,即:整体独立,指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独立于一切国家机关(主要是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内部独立,指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能、进行司法裁判活动时,应独立于其同事以及上级法院的法官,[1]不受来自法院内部未参与审判的其他法官,包括法院司法行政领导,如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和上级法官的干涉、控制和不当影响;身份独立指法官的职位及法官的任职条件(包括法官的任期、薪金、惩戒、任免、升迁、调动及职业司法豁免权特别保障等),[2]应得到充分保障;实质独立,指法官执行职务时,除受法律及其良知的拘束外,不受任何干涉。[3]而司法公正,它和一般的社会公正一样,首先体现为观念和社会评价,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持有的一种法律思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实体规范,正确合理确认和分配具体权利的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和方式体现公平合理性。即:既包括实体的公正又包括程序的公正。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现代司法的永恒和最高的价值追求,是一切司法工作的落脚点和生命线,是司法根本目的之所在。审判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判独立是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

司法独立的理由(依据必要性意义或作用)可以信手拈来,随意罗列,权力分立学说的论证,司法独立在西方的实践,人权保障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克服司法腐败的趋势,法律有效实施的保障,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甚至保证司法审查的行政诉讼制度的需要等。但是,它们都还不是最根本的内在理由。最根本的是,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失去了依托和根本保障,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司法的独立性是其公正性的必要条件,离开了独立性,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就无不谈起”[4],司法独立之所以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根本地决定于司法活动的根本性质和内在本质。

(一)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判断权司法的判断性要求它必须排除一切干扰、利诱和法外不当影响,保持公正与纯洁,不偏不倚地按既定规则办事“对法官而言,法律规范是目的的本身,而且,在法官那里降临尘世的法律还不能受到异物的侵入。为使法官绝对服从法律,法律将法官从所有国家权力影响中解脱出来,‘只在仅仅服从法律的法院中,才能实现司法权的独立’”,[5]“司法的任务是通过其判决确定是非曲直,判决为一种‘认识’,不容许在是非真假上用命令插手干预。‘学术自由’被用于实际的法律科学时,即成为‘法官的独立性’”。[6]试想,在是与非、真与假、对与错、曲与直、有与无等问题的判断上,如果判断者有外来干扰,有“私心杂念”,那么,该判断的纯洁性和正确性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势必导致判断失察、失真、失误和最终的失败,判断与客观结果必然是“面目全非”,黑白颠倒,谬之千里!从法哲学上看,司法的任务就是对各种权利义务纠纷作出公正裁决,而公正的裁决来源于准确的判断。一项准确判断的产生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判断者心智的健全;二是判断者拥有自由判断所必需的充分的活动空间。前者是对进行司法裁判人员的基本要求,后者则是对司法活动自主性基本要求。两者之间的关系,犹如计算机中的软件与硬件的关系,共同擎起司法公正之大厦,二者缺一不可。在这里,以裁断纠纷为天职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是主要矛盾,而裁判的自主性则成为一切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无论是普通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和宪法诉讼,司法的公正性,都只有在司法具有依法裁判的自主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没有裁判的自主性,即在没有司法独立性的情况下,司法的公正性就根本无从谈起。我国著名学者贺卫方教授在考查司法独立的必要性时,将其与足球比赛裁判联系起来,形象生动而深刻地阐明了司法独立对司法公正的重要性。他指出,1997年北京国安队主场以9:1大胜申花队,假如当值裁判是北京人陆俊,上海人会如何评价这场比赛呢?或者假如比赛结束后,裁判告诉两只足球队,北京队进9个球,上海队进1个球,但是,这场比赛的裁判得向某个委员会汇报,由该委员会作出最终裁决,讨论中一些委员认为,比赛结果是惟一的尺度,应承认场上的结果,但多数委员不以为然,认为上海队水平要略高于北京队,这样的比分是不正常的,应按照真实水平判上海队胜一球。最终裁判在比赛前就已经收到了来自某个委员会的或某个委员的指示,或者中场休息时,收到某个领导的批条,要求他应当怎么吹,而不能或者不敢、不愿违背这些指示,那么,何谈裁判的公正性呢?[7]事实上,进行诉讼本身就像一场比赛,在英美法中,历来就存在着诉讼竞技理论,按照该理论,诉讼就像竞技运动一样,双方当事人进行诉讼就像从事一种竞技比赛,而法官只是双方的裁判,他必须独立于双方当事人,才有资格充当裁判,同时,也才能够保证裁判的公正!竞技理论尽管主要是为了解释英美法的当事人主义,但它也较为形象地说明了法官独立的原因。假如一个法官在裁判中不独立,就像一个裁判在比赛中因受到外来的干预指示或与当事人一方有利害关系,则会明显偏袒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一样,这种裁判就不可能是公正的。足球比赛要求裁判保持独立,同样,在诉讼活动中,作为裁判者的法官,更应保持独立,这是司法公正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司法独立创造了司法公正的前提,是排除非法干预的屏障。

(二)从司法权自身的性质与特点看,司法权具有裁判的性质与先天“贫弱”性和易受侵犯性,司法权作为专职裁断社会纠纷争端和冲突之职的司法裁判权,只有司法独立,才能司法公正。司法权是一种裁判社会纠纷与争端(冲突)的权力,而且,司法裁判总是涉及各纠纷主体切身利益的重组与分配,且利益和争执往往已至无法协调的地步才诉诸法院而由法院裁断的,所以,司法权的裁判性质要求法官在行使司法权裁判社会纠纷与争端过程中,必须处于超然中立的不偏不倚的地位,必须不受制于任何一方和任何人而做到无所畏惧,才有可能做到司法公正。否则,法官在制作司法裁判时,必然会受到外界因素(包括更高权力、权威主体、势力)的影响和干扰,从而,在诉讼中丧失中立无偏的公正立场,司法公正就会无从谈起。实际上,司法权具有与生俱来的贫弱性,它容易受到立法权、行政权及其他力量的侵犯和控制。司法权还是一种抑制型、被动性的权力,法官被动地执行法律,通过“不告不理”的原则来解决一定范围的社会冲突。与立法和行政部门相比,“司法机关为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与其他二者不可比拟。司法部门绝对无从成功地反对其他两个部门;故应要求使它能自保,免受其他两个方面的侵犯。”[8]因为,“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和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9]“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从实现”。[10]同样,“短期任职的法官,不论如何任命或由谁任命,均将在一些方面使其独立精神受到影响”,因为“如任命权在行政或者立法机关,则行使司法权的法官有俯首听命于有任命权的某一部门的危险”;“如由双方任命,则可产生不愿触犯任何一方的情绪”;“如由人民选举法官或由人民选举出的专人任命,则可产生过于迁就民意,影响其惟以宪法与法律的规定为准则、执法不阿的态度”。[11]在我国,无数事实亦证明,如果司法机关的财政权受制于地方党委或行政机关,那么,它就难以摆脱地方利益的影响,也难以置自己的帽子和票子(即官位和经费)于不顾。而司法权的先天贫弱性和易受侵犯性要求司法权必须保持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使司法部门有足够的力量与保障条件抵制其他部门和势力的干扰、侵犯和控制,从而使其有能力和条件来履行其公正裁判社会纠纷与争端或冲突的“社会正义庇护所”之职责,使司法权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

(三)当事人的权利受到行政或立法不公的侵害而寻求司法救济时,司法不独立,则不可能有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的必要性还在于,在政治上“通过司法权的独立,可以获得一种政治上的''''间离效应'''',以维系政治结果和政治运行的理性并维护社会和政治程序的稳定性”。[12]这是对人类缓冲社会基本管理经验的总结。研究表明,在社会变革时间,一个自治的、职业化的司法机关可以成为改革中各种矛盾的调节器,起到缓冲社会动荡的作用,经受住了因改革激起“惊涛骇浪的考验,并使之成为其中最为稳定的部分。”司法独立的政治“间离效应”这一点,对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要,所以,当今法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把对行政权行使的司法审查和对立法的合宪审查权都赋予了法院,并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制文明标志之一。当公民的正当权利受到行政权或立法权的侵害时,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这是公民权得到救济的最后机会。但是,如果司法不独立,“在政府仍然控制司法活动,而民众仍然把司法机构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的地方,强调把问题''''纳入法律轨道''''的办法并不能起到减轻社会震荡的作用。司法不独立,法官必然会被政治权力左右,他就会不公正地维护政府的单方利益,因而,法院实际上不可能真正以‘法律的方式’公正地解决问题”。[13]试想,如果涉及不同地区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执行总是取决于当地政府是否“以大局利益为重”,是否愿意“配合”;如果行政诉讼案件能否顺利审理总是取决于被告是“愿意”来坐坐被告席,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期待它的司法公正呢?

(四)由于司法审判是一种最讲究“亲历性”的司法认识活动,这种司法过程中的“亲历性”特征决定了:如果具体审理案件的法官个人不独立,即“内部不独立”,而要听凭没有参加审判的其他领导(包括庭长、院长及其他更高职务长官)或“长”之类旨意,就不可能有司法公正审判活动是法官的认识活动,是法官对具体案件事实的认识和评价过程。法官在这种司法认识的基础上,将抽象的、普遍的法律运用到具体的案件中,并形成最后的法律结论。“审判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解决法律争议的活动,通常包括审理和裁判两项活动。这是一个调查事实、判明是非、适用法律的复杂过程,它要求法官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的适用作出判断”。[14]虽然,法官审理案件的活动是以法院的名义进行的,但其本质是以法官个人为认识主体的司法认识过程,而且,这一认识过程中是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完成的,表现为法官对当事人举证、质证、抗辩的认识及在这种认识的直接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心证。这种心证的形成只能以法官的知识、经验、职业道德和庭审的直接感知的形成认识为基础,以法官直接参与诉讼过程为基本手段。即“法官对证据的客观性、证明力、可靠性的认识与评价、取与舍,凭借的都是法官的知识和经验,而且,这种认识与评价是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即庭审的情境中作出的。因而,未置身于其中,未身临其境的人,无法对其判断结果作出评价”。[15]贺卫方先生也曾指出,司法是一种最讲究“亲历性”的活动,“对当事人言辞的判断,对证人所作证词可信性的判断,都离不开判断者对被判断者的近距离观察”;[16]而只有在这种“近距离观察”的基础上的判断,才更接近真实,也更让人信服。因此,法官的司法认识不能依靠其他主体而获得,而且,其他主体的干预往往使法官的认知形成偏差,从而影响司法认知的准确性,并最终影响司法公正。更何况,司法外因素对审判的影响往往是以实现满足不当利益为目标,这就使得这种法外因素的干预及不当影响更易导致司法认知偏离正确、公正的轨道。马克思在总结法官审判活动的性质以后,对法官的工作这样要求:“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17]正因为如此,现代各国都把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作为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准则,日本著名的诉讼法学家兼子一在论及言词原则时,这样概括,“诉讼法是从拿破仑法典之一的法国民事诉讼法以来,都采用口头主义。口头主义不仅陈述新鲜、印象深刻,而且由于法官与关系人直接见面,能够当场发问,去除不必要的陈述,既容易理解,又容易明确争点,使审判充满活力”。兼子一同时认为,“直接主义在陈述的目的,识别其真伪、把握案件真相等方面,不言而喻胜过间接主义”。[18]言词原则和直接原则的基本要求是直接参加诉讼过程的法官享有审判权,法官之外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即使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人员、其他审判人员都不能对法官的司法认识和判断横加干涉,以保障司法认识尽可能的真实,使行使司法权的法官的主观认识尽可能地与案件事实真相一致,并在法官自我确信这种一致已经完全达成时,对案件作出裁决。[19]总之一句话,即由司法认知过程的“亲历性”特征所决定:司法不独立,则不可能有司法公正!

二、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是一种手段与目的关系

司法独立隐含着司法目的--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司法独立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是司法独立隐含的司法目的,司法独立是引导和保障司法公正的途径和手段。从哲学上看,所谓独立,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要素:在主观方面,独立性意味着主体的自由意志,即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内心判断、意愿和理性,自由作出决定,采取行动。换言之,司法主体能够自己选择决定行为方式与内容,由自己的理性、有意识的目的所驱使,成为一个能自我决定的行动者,而不是成为别人意志的工具或他人行为的对象,受外来原因和别人决定所左右。在此意义上,独立性与伯林以个人为核心的积极自由观相通,可以视作自由理念在司法领域上的体现。[20]对应于客观方面的独立性,根本上意味着主体能够在不受他人阻碍、指令的情况下,有自由活动的广阔空间。因此,杜绝、禁止客观存在的各种外在干预方式是此一方面独立性的内涵所在。然而,我们所说“司法独立”并不完全是哲学意义上的独立,不是纯粹的理想性的独立,不是为了独立而独立,而是为了避免其他性质的权力滥用可能会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影响,必须排除法外干预和不当影响,为实现司法公正创造必要前提而实行的司法独立!所以,司法独立本身就隐含着司法目的———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根本目标,是全部司法活动所要追寻的最高价值取向;司法独立是引导和保障司法公正的途径和手段,处于从属地位。但实际上,司法独立始终隐含着司法目的———司法公正。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之间存在高度依赖关系。司法独立原则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光泽,而是该原则的提出及实施,为公正司法提供了切实有效的保障,为司法公正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中外各国数百年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看,司法独立不仅是实现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和手段,而且是实行法治的必要条件。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失去了依托,所以,尽管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最高原则,但是,司法公正离不开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实现有赖于司法独立!由此,就不难理解加拿大最高法院首法官对司法独立的高度颂扬,“司法独立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它能满足重要之社会目标———司法独立是确保达到该目标之方法。目标之一是维护公众对司法不偏不倚之信心,而该信心对维护法庭制度之有效性是不可缺的。司法独立能加强对个别案件能达到公平之信念。司法独立满足之另一社会目标是维持法治,法治其中之一就是宪法原则,即任何行使之公共权力必须源自法律条文……”。[21]三、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司法独立与必要的司法制约是实现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虽然司法独立隐含着司法公正这一司法目的,但是,司法独立本身只是为司法公正提供了前提条件。司法公正的实现还需要其他一些条件的配合,如司法人员高素质及司法人员能够严格自律、自重等。我们知道,司法是一个靠“良心”、“法律素质”、“经验和技能”吃饭的职业。试想,如果一个法官昧着良心,收受贿赂,心存私心,颠倒黑白,枉法裁判,那么,独立性越大,势必“窦娥六月飞雪”的冤案就越多;如果一个法官不知道法律是什么,不具备法庭驾驭能力,那么,其独立性越强,势必“葫芦官判葫芦案”的情况就越多。当司法机关、司法人员背弃职业道德,屈服于金钱和权势,司法腐败无疑就是司法独立的“直接产品”,当司法人员法律知识和能力的欠缺存在时,司法独立的“逻辑结果”就是错案。因此,司法独立对保障司法公正实现也是有条件的,如果忽视了司法人员的高素质等因素,事物的发展将适得其反!为了保证司法独立被正确地应用于司法目的———司法公正,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和司法专横,同样需要一套完备的制约机制,要在内外形成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否则,将导致司法权的失范和失控。西方一位哲人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行使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22]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所共知的经验法则,司法权的行使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司法独立和必要的司法制约是实现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司法独立离不开必要的司法制约,司法制约是为了更好地司法独立,从而正确实现司法独立的目的,两者不可偏废。综上所述,审判独立原则坚持了审判权行使的自主性、专属性、合法性,维护了权力的制约关系,排除了外界包括一切法外因素对审判的不当干扰、影响和染指,从而保障司法审判的纯洁性和权威性,保证司法审判行为的公正性,使法院的审判活动真正成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审判独立不是为了审判独立而“独立”,而是为了司法公正而“独立”,其最终目的都是为法官的公正审判创造一个独立自主的环境与空间。因而,从这种意义讲,它具有一种工具性价值。但其本身就隐含着司法公正的目的。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审判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审判独立,司法公正就根本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目前在我国进行审判独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积极探索,加快司法改革步伐,尽快健全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审判独立制度,以确保司法公正和依法治国方略的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