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管与司法公正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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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芸张金娟工作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是现代宪政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无论在哪个国家,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良好运作总是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在我国,一方面,新闻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0,义不容辞地担负了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的任务;另一方面,司法决策者为改善司法在公众中的形象,提高自己的社会公信度,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司法透明度,对包括媒体监督在内的各种社会监督持开放欢迎态度。因此,如何处理好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形成推动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合力,是当前亟待研究与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问题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的一个恒久性问题。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实现社会正义,这是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统一的基础。同时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又具有冲突性,司法公正对媒体的监督具有排斥性,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具有侵犯性。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统一性

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媒体报道与监督是将公众利益放在首位,以追求社会正义为其主要的价值取向,遵循如下一些原则:一是真实性。真实是新闻报道赖以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新闻报道的每个事实都必须是真实的。二是准确性。要求报道和监督所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必须准确,所引用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必须准确。三是客观性。要求报道对所反映的事实在整体概括、评价、分析时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不臆测、不偏袒,公平报道。四是时效性,要求及时报道新近发生或正在发展的新闻事件,否则时过境迁,不成其为新闻。司法存在的本身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追求社会的正义。司法活动也具有鲜明的特性,可以归纳为五点:一是公正,它是司法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二是独立,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干涉是各国公认的司法原则;三是求真,法律事实的真实是审判的基础;四是程序,法律为司法活动规定了一套完整、严密的诉讼程序。五是时限,比如办理一起刑事案件,从立案、批捕、侦破到起诉,再到一审、二审,均有时限的规定。比较媒体报道和监督的原则与司法活动的特性,我们会发现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如追求真实、准确、时效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司法与媒体在最终价值的追求方面也是一致的,根本目标都是追求社会的公正与正义。司法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与正义;媒体则通过舆论来评判是非,扬善贬恶,以追求社会道德上的公正与正义。正是由于司法与媒体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能统一于/公正与正义0这一根本目标,因而媒体与司法两者之间具有一致性。除此之外,两者还具有兼容性。媒体对司法活动有关信息的搜集与传播是帮助大众行使知情权,由此公众能较好地对司法进行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同时,媒体监督下法官开庭审案会更加注意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保护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当事人及其人的诉讼权利,实现程序公正。媒体监督之下更便于法官排除各种不良因素的干扰,认真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规定,依法做出公正裁判。媒体监督之下法官会更加强化审限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尽快使案件得到妥善处理。另外,媒体监督可使法官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避免囿于专业思维而使裁判有失偏颇。媒体的关注和介入,将促使法官以更加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和高度的责任心来审判案件。司法存在的目的、开展司法活动的宗旨,都是为了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保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与腐败、不公等阴暗面是相排斥的。所以媒体与司法有互相兼容的一面。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性

媒体监督和司法公正都有发挥自己正当作用的领域,从理论上看,当这两个领域发生交叉时,当各自认为自己的/领地0被对方侵入时,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从而形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1.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对事实认定标准的冲突。媒体监督的价值判断侧重于事实上的正义,关注社会热点,利用民众的激情创造轰动效应,通过新闻报道激发人们内心的道德砝码来判定公正,是一种感性的公正,人们的道德观念往往带着很强的主观判断,仅仅是根据媒体的新闻报道做出的简单的主观上的判定。而司法活动的价值判断则侧重于经过理性思考来体现法律上的正义,司法所追求的公正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正,这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公正,它是通过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在事实基础上经过多方的调查取证得出的公正。媒体和公众偏重于追求事实真相,即事实的/客观真实0,而司法则更注重证据规则,是有证据支持的事实,即/法律事实0,当/法律事实0与/客观真实0的事实不一致时,由于当事人在公正的司法程序中受到了公正的对待,充分行使了自己的诉讼权利,因此在他们看来判决是公正的。所以说通过证据证明的事实容易被当事人接受。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所侧重的事实是有区别的,这在我国现实中也是存在的,也是任何一个成文法国家所不可避免的。媒体是最大的舆论发动者,当它对某个案件大肆制造舆论、引导舆论,调动起全体民众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实际上就把法庭推向了社会,法官的独立和理性就不存在了,法律的权威和理性也不存在了。这些容易引起矛盾的冲突在我国特定的环境之下极易升级,因为我国新闻媒体绝大部分都是隶属于某一部门或某一地方党政机关,媒体的政治色彩、部门色彩、地方色彩极浓。当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时,作为这些部门或地方代言人的媒体出于维护本部门或本地当事人利益的目的,往往制造有利于本部门、本地方利益的舆论,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司法活动。2.司法独立、封闭的特性与媒体透明、开放的特性之间的冲突。一方面,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与必然要求,司法审判工作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要求法官在做出裁判时,应该处于公正无偏的立场,不得受到法庭外的力量或信息的影响。另一方面,媒体要求的是一种新闻事实的公开化、透明化,具有向大众传播的开放特性,而这种特性对于司法来说具有侵犯性。媒体的新闻报道形成的舆论影响易给司法审判带来社会的压力与影响,打破了司法公正所要求的独立与封闭。媒体报道与监督司法,是新闻自由在司法领域的具体实现。但媒体不适当的报道与监督会妨碍司法的独立和公正,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司法审判前做出对案件的定性报道。某些媒体对于正在审理的案件,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做出定性报道,或者发表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评论,导致大众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甚至谴责。许多媒体在报道中并没有很好地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报道的表述中,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种情绪化的舆论监督,打破了对此案的独立审判与新闻舆论监督关系的平衡机制。第二,媒体的报道具有煽情性的炒作倾向。媒体是社会的监督机制,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是有法律依据,但媒体在监督时,往往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超越自身的监督范围,而作一些煽情性的报道,对法官公正审理案件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近几年来,一些媒体在案件未审理前,就大肆炒作案件的情况,对司法机关的工作造成极大压力,有些失实细节还被国外媒体用来对中国政府做负面宣传。显然这些媒体没有帮助司法部门解决问题,反而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在由此带来司法/透明0的同时,媒体的煽情性的报道也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忧虑。第三,媒体的有些报道欠失公正。形成欠失公正报道的原因很复杂,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主要有记者自身的因素和媒体自身的因素,外因主要是一些外界的因素。从媒体自身的角度分析,主要是受经济利益驱动。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不可能以完全中立的报道者或监督者的角色出现,很难做到公正平衡,往往容易发表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充当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外界的因素则多是人情、友情、亲情、金钱、权力、黑恶势力等方面的干扰,尤其是一些部门或地方的领导,动不动就批条子、定调子,事前打招呼,事后打电话,强求记者所采写的稿件与自己的意思一致,要做到客观公正的确很难。因此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同时又要尽可能地消除媒体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这就需要探索建立合理的媒体监督模式,需要将媒体监督纳入法制的轨道。建立合理的媒体监督模式,重要的是要寻求法律所保护的各种权益之间的平衡。3.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在程序保障上的冲突。审判活动必须依照严格的程序,案件事实需要严格按照程序法来确认,必要时,程序法还发挥国家强制力作用来查证案件事实。媒体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和被采访者自愿的基础上,收集材料的难度要大得多,深入、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的可能性要比司法机关小,媒体中信息的采集是一个高度自由开放的过程,不需要依照法定的程序,当事人向媒体诉说有关案情时往往经过事前的充分准备,且不必经过与对方当事人当面质证,更不必像庭审一样受法官、旁听群众在场的心理制约,当事人可以言无不尽的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尽管从法律上说,新闻报道应尊重客观事实,但是这种限制是宽泛的,使得媒体中未经严格审查的有关案件信息远远达不到法庭中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的要求。而法律明确规定,法官审理案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任何证据不经过当庭质证、认证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媒体中一些已报道的事实在庭审中得不到证实而最终被否定的情况屡见不鲜。但这种经媒体公开后在大众心中已形成的事实一旦被否定,难免使人产生法官/枉法裁判0的错觉。因而法官在办案中,对媒体关注较多的案件容易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目前我国司法人员的独立审判和抗干扰能力较弱,如果在媒体的炒作下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司法的天平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倾斜。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冲突的实践表明,司法部门防范抵制,媒体监督受到限制。综上所述,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实际上是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是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公民的言论表达权以及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等一系列基本权利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从价值层面上看,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都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石,是民主社会所必须珍重的基本价值,我们的社会既需要司法机关独立履行职责,也需要媒体对于司法活动的报道与监督,两者不可舍弃其一,损害其中任何一者都是社会的巨大损失。我们应当在制度的设计上尽量保持两者之间合理的平衡。从各国的实践来看,绝对的平衡是无法做到的。司法独立要求排除媒体的干扰,如果对新闻自由不作任何限制,媒体监督干扰司法独立也就在所难免,最终影响司法公正。但如果以司法独立为借口,排斥媒体监督,实质是压制、剥夺新闻自由。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从理论上看二者既有统一性,又有冲突性;从媒体的职能看二者是报道与被报道的关系,从司法的职能看是限制和保护的关系;从媒体与司法的特性来看,二者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媒体相对于司法权力而言是一种弱权利。但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司法公正的实现离不开媒体的监督,媒体只有介入司法才能发挥其监督职能,才能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二、寻求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点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冲突性。媒体监督对司法具有侵犯性,反过来司法对媒体的监督具有排斥性,媒体与司法的这种冲突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二者之间的冲突具有可协调性。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恰当,会促进司法公正,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但媒体的监督如果超过一定的/度0就会损害司法公正,因此要在媒体与司法的冲突中寻找二者的平衡点,这样才能既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又能实现司法的公正性,最终实现社会的公正。

(一)从媒体与司法各自应该遵守的准则中寻求平衡点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是现实存在的,但这并不是说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二者之间有共同的使命就是维护社会的公正,这是二者实现平衡的基础。司法公正的实现最主要的是靠司法内部来实现,媒体的监督属于外因,媒体报道司法的目的是落实其传播和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职责。这样,在协调媒体与司法的冲突中就可以确立一些基本准则:首先,司法与媒体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必须以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为共同目标;其次,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必须服从司法程序的需要;第三,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必须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未决案件不得有引导司法人员先入为主和以舆论对司法人员施加压力的倾向;第四,在维护司法秩序的前提下,司法机关有责任充分尊重新闻自由的权利,并最大限度地为媒体报道提供条件。依据上述准则,媒体与司法之间可以签订协议。这一点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为协调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美国司法界鼓励媒体在自愿的基础上,与法庭和律师签署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确定采访和报道案件的准则。通过协议,媒体既可以在获取报道素材方面得到司法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又可以尽量避免因不当报道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协议提醒记者,对于未决案件,媒体要防止发表含有偏见的报道,特别是不要对被告人是构成犯罪还是清白无辜随意发表评论,对被告人的名声及犯罪前科,被告人有罪的供认、无罪的托词以及有关证据的争论等内容,非经法庭许可也不得发表,但被告人的身份及未加限制的背景材料不在许可之列。司法机关直接限制、新闻自律等方式明确各自的界线,将冲突转化为协调与平衡。在协调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的冲突中,又容易产生另一种倾向,即虽然认为新闻自由受宪法保护,但认为这一自由不是绝对和无限的,从而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限制媒体进入司法。因此,司法机关不能机械地推定大规模的审判和预审报道总是会影响公正审判,否则,在这样一个大众传媒时代,很多罪行就不容易得到有效的制裁。对媒体接近和获得司法信息的限制至少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司法机关对媒体的限制必须首先站在维护新闻自由的立场上,将自身采取的限制措施首先推定为违宪,然后采取谨慎的措施;第二,司法机关对媒体报道的限制必须以维护司法公正为准则;第三,司法机关必须证明,它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即在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相冲突的特定案情中,如果允许公开报道将会给司法公正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第四,司法机关必须证明,它已难以采取其他诸如变更审判管辖或者推迟审判等措施来避开媒体的自由报道,对媒体的限制成为不可替代的办法;第五,司法机关还必须证明,它对媒体报道的限制仅针对某一具体的案件以及诉讼过程的某一阶段,即它所采取的限制措施是最低限度的。司法机关只有在满足以上原则的前提下,对媒体所作的限制才是合宪、合法、合理的,否则,媒体就有理由认为司法机关对其所进行的限制是不能接受的。

(二)从冲突中寻找协调性以寻求平衡点

司法腐败方面的问题较多,媒体监督是必要的,但是媒体方面还要考虑到,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基本的、最后的合法手段。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司法要给人以希望、安全感和信赖感。如果当事人规模化地寻找记者解决各种纠纷,说明司法和行政功能存在某些缺失,这是很不正常的,媒体方面应探寻深层次的问题。对于司法工作,把握报道的平衡,既要监督司法是否公正,也要使群众更多地了解司法知识和司法部门的工作特点,给群众指出通过司法正确解决纠纷的办法。从长远考虑,仅靠平衡报道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需要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形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平衡的法律框架:第一,界定媒体在双方关系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主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诸如新闻自由不能侵犯到司法独立,不能在报道中违背/无罪推定0原则;在此前提下,媒体有权利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如果报道失实,媒体应承担法律责任。第二,明确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权相互协调的制度空间。需要规范媒体介入司法程序的范围、媒体评论司法的职业道德方面的限定,诸如不能诽谤和有失公正等等,以建立必要的监督程序。第三,改革司法,减少司法公正对外部因素的依赖。在改革司法方面,同样有媒体监督的广阔天地,监督司法人员在职业行为中的违法行为。在这些法律框架没有形成之前,法学界和新闻学界要有经常的学术交流,首先在职业道德方面达成共识,什么是可以做的,做到什么程度为限,什么是不可以做的等等。活跃而健康的舆论监督不应是司法的障碍,它在更大的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独立来保证,舆论监督则通过客观地展示和评论司法过程,协助实现这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