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思维模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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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峰工作单位：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

我国司法改革的关键是对不同司法文化的认识,司法改革的成败直接取决于这种思维活动正确与否。很多司法改革方面的难题与思维范式的缺陷有密切关系。范式概念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最早产生于科学技术哲学领域,而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¹。该理论体系实质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和解的产物,范式本身所蕴含的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所持有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共同信念,进而成为该共同体的文化传统。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理论得到广泛的运用,并将其内涵具体化。邓正来就认为,所谓范式,乃是一种在某个时代处于主导或支配地位的规范性信念,,与任何明确阐释的理论模式相比较,-范式.有着更广泛、更具渗透性的支配影响力。这意味着-范式.的这种影响力有时候是人们所意识到的,而在更多的时候则是人们不意识的。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范式.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人们去思考什么,而更在于引导人们不去思考什么[1]。作为一个属概念,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同样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潜意识特性,因为它不易被人们所发觉,思维范式中的缺陷往往难以及时得到纠正。当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用什么改造我们的思维范式?应当形成什么样的司法改革思维范式?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二元对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的解析

由于中外司法文化之间、法治理想与现实之间充满复杂的矛盾,加之对价值判断着力点的认识不同,学界对司法改革路径和理想目标的理解存有很大的分歧。例如,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辩诉交易、司法审查、公益诉讼、先例判决、违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观点对立,其不同观点主要表现在是与否、立行与缓行上。在研究上述西方流行的司法制度时,持是或立行态度的学者虽然也认为司法改革应当注重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注意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但更注重司法理念的普适性,强调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司法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指导意义,移植西方成熟的司法原则和制度,对缺乏现代司法理念的内生能力的中国来讲,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方式。而传统专制文化与现代民主法制思想格格不入,对法治建设总体上起到阻碍作用,应当坚决予以摒弃。持否或缓行态度的学者虽然也承认许多西方司法理念和制度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具有普适性,但是只有在根据中国¹的前提下进行司法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而浸透着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司法制度与理念移植到中国后,会产生水土不服问题,出现排异性。在没有解决排异性之前,不能盲目地吸纳。有些学者还对盲目追随西方理论的现象表示深深忧虑,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社会科学知识为某种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添附.正当性意义之进程的日益加速。从较深的层面来看,这种进程的加速实是与中国论者为了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而引进西方各种流行理论的知识运动同时展开的,甚或构成了这一-知识引进运动.的一部分:它不仅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是西方各种流行理论的追随者,而且更意味着西方各种流行理论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图景在中国学术场域或中国社会秩序之建构过程中的正当性[2]。我国这些年来的司法改革大体在这两种类型的观点之间摇摆,陷入无休止的比较与选择之中。在三大诉讼法的修订中,不少学者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观点归为其中一方,而将不同意见归为对方,形成二元对立的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司法改革之中的二元对立思维还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将司法文化区隔成传统与现代。而不少人在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理解上,往往隐含着对立性。传统与现代作为两大范畴,首先由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历史社会学中提出。尽管韦伯并不简单的认为传统必然是现代的障碍,但其后的一段时间内,无论是西方的社会科学家,或者是中国的学者一般都倾向于把传统看作是现代的反面,理性、进步、自由等价值是现代的标志,而传统则是阻碍这些价值的实现[3]。将司法文化二分为传统与现代,看两者又互为反面,必然导致传统和现代互相排斥的结果。二元对立思维还表现在对西方主流国家诉讼制度的理解上。对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也存在一定对立性认识。有的学者就以我国司法制度的特性更接近于大陆法系国家为由而主张在司法改革中以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依据,从而反对引入具有浓厚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某些制度。此处所讲二元对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的实质内涵,与西方近代以来流行的二元对立哲学思想不能划等号,二元对立哲学思想的立足点是主客二分,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则是指思维习惯、思维方法等方面流行的社会观念。在这里论及二元对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是对该文化现象从社会心理、政治、历史等多个角度进行审视,主要体现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二元对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有两个基本要素。一种是二分法。即根据研究的需要,将司法文化中的若干问题尽可能划分为相对应的两个方面,形成在司法改革中将研究对象进行二元化划分的偏好。当一种研究方式成为经常采用的习惯时,就很容易陷入机械和武断。常常会把一些复杂的司法改革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对应的两种类型,忽略了看待问题的更多角度。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掩盖了司法文化实际存在的丰富多样性,导致研究视野偏狭。另一种是对立性。对二元划分之后形成的两种司法改革问题或者两个方面,看成互为反面、相互排斥的关系,从而形成二元结构中的对立性。这种司法改革思维范式通常会暗示二元结构中只有一方具有正当性,另一方则应当摒弃。当然,这种对立性的思维表现不一定那么直接,更多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成为一种不自觉的思维习惯。基于对立性思维的影响,在衡量一种制度的科学性时,往往会在普适性与民族性、传统与现代等范畴中作出肯定一种而否定另一种的判断,极易造成逻辑规则的错误运用,将本质上不相互矛盾的两个判断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选择,得出的结论自然是荒谬的。二元对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显然是非理性的,但却在我国的司法改革中普遍存在,不能不引起深思。思维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从根本上还要受制于社会因素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习俗、法律等[4]。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必然也要受各种文化交流、社会变革、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二元对立思维范式与中西文化的地位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遗存下来的一种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国的司法改革。一度泛滥的¹这里所借用的根据中国一词,是邓正来先生常用的表述方式,强调法律移植中坚持以中国为出发点、解决中国问题的强烈目的性。如果脱离了这样的场景,必然导致中国法律发展方向的偏差。用西方司法理念和准则作为判断的标准,以及对中国传统和现实不加区分的迁就,这两种思维现象同时存在即是明证。目前对现代化范式掩盖下的西方中心主义大张挞伐,确实反映中国学者反思现阶段法治建设的勇气,但这种反思是否会沦于盲目排斥西方成熟的法律精神与理念,以国情排斥普适性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发展规律?则又是我们要高度警惕的。

二、民族精神对司法改革思维范式的主导性认识

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确实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前所述,既然思维范式是一种规范性的信念,具有潜意识和思维习惯的特性,说明文化因素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仅仅分析该思维范式的逻辑错误不可能解决问题。发掘出文化观念中的正确的信念,赋予司法改革清晰的支柱和驱动力,形成司法改革的统一灵魂,是超越二元对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的必由之路。对于弥漫在人们意识深处的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利用同样存在意识深处的合理信念进行改造和完善。一种推动民族进步的支柱和灵魂一定能在克服不良思维范式中发挥作用,这个支柱和灵魂就是民族精神。º民族精神往往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凝练而成的,是积极向上的民族文化,沉浸在民族意识的深处,不会轻易改变。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在外延上并不相同,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被包含在民族文化之中,因为并非所有的民族文化都是积极进步乃至长期传承的。民族精神对本民族的文化有广泛的影响力,扩散到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不管是否意识到,人们的意志、心理、思维等方面都会受到民族精神的深刻影响。民族精神反映了一个民族认识世界的风格,民族的思维习惯、思维方式往往与民族精神有密切的关系。当民族精神得到较为充分的张扬,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充分显现时,就会像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样,在思维范式的形成和完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司法改革实际是民族文化变迁的组成部分,其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精神的深刻影响。用民族精神影响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克服司法改革中引进、吸收、创新等环节出现的困难,进而形成和完善司法的民族特色,在世界各国的司法改革中不乏成功范例。例如,美国的司法改革无不散发着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民族精神,最早创制了现代司法权,建立了满足市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完善的司法体制。»日本民族素有善于学习、严谨精细、团结合作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主导下,法律制度的建设迅速摆脱了简单模仿某一国家的做法,将两大法系诉讼模式进行有机的结合,构建符合本国需要的系统司法体制,形成精密司法的特色,司法裁判的准确性和解决纠纷的效益大为提高[5]。不过,此处所指的民族精神不同于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的民族精神。其实在萨维尼的论著中,并没有采用民族精神的概念,而是表述为民族性或者民族个性。他认为,在人类信史展开最为远古的时代,法律已然秉有自身确定的特性,其为一定民族所特有,如同其语言、行为方式和基本的社会组织体系。法律以及语言,存在于民族意识之中[6]。而本文中所指的民族精神则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与灵魂。萨维尼的民族个性显然在外延上上要广泛得多,包括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语言、心理、行为和社会制度等多重内容。在中国司法改革中发挥支配作用的应当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在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逐步挖掘和总结出来的,它对我国社会变革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厚的影响力,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是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和合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重要、最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合精神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系统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世界观具有整体统一性的特点,从来不是孤立地、分割地看待世界。5周易6中将天、地、人谓三才,看成一个统¹有人认为,邓正来提出了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和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一组对称概念,并批评中国法学研究者是在中国建立西方法律文化图景,恰恰说明了邓正来自身也陷入了现代化范式的困局。参见袁贺:5现代性与中国法学的迷思6,5浙江社会科学626年第1期。º多数学者认为,民族精神是支撑、指导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民族思想文化的精华,可以起到统摄人心、聚合族类的作用,很难将民族的劣根性列入民族精神的范畴。参见余祖华、赵慧峰:5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研究述评6,5史学月刊623年第12期。»美国宪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分权制衡的理论上升到根本大法的高度,在分权的原则中,司法审查权是其核心内容,从而在三权制中凸现了司法权的地位和作用。参见汤维建:5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6,中国法制出版社21年版,第71页。一的整体。在司法审判中归纳出五听,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等等方面都反映了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其次是协调性。在哲学思想上,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古代国家礼制上,将鼎作为国家和王权的象征物,蕴含了兼收并蓄,百族齐聚,和睦谐一的象意。这些都反映古人对世界相互依存、协调共生的认识[7]。在重构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潮流推动下,和合精神逐步占据社会思潮的主流,被人们所认识和弘扬,成为社会共同信念的组成部分,也在思维范式重构中发挥重要作用。超越二元对立,具有崭新内涵的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就是对话型的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正是中华民族和合精神作用于我国社会转型的具体表现之一,也是对现有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改造的基本方向。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不是建立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它承认二分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所具有的合理因素,但尽力避免机械地将二分法运用于研究对象的认识上,力戒将二分法绝对化。它承认世界上存在中、西司法文化、西方存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司法文化、西方诉讼模式存在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的划分,但又不限于这样的划分,而是以更加宽宏的视野看待所有司法文化。与其他所有民族文化一样,司法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征,是丰富多彩的。所有司法文化都应成为司法改革中文化交流的范畴,所有不同类型的司法文化组成一个系统,司法改革所需要的有益文化因子都可以在这个统一的系统中借鉴和吸收。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承认不同司法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但更强调不同司法文化的协调共生,注重求同存异,注重不同司法文化在各自民族文化中的适宜性。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应是在世界司法文化的宏观视角下平等看待所有民族司法文化,即抛弃现在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反对以民族主义简单排斥西方文化。¹以对话和交往作为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中西方都存在思想基础,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既立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厚根基,也是反思以往的二元对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的结果,与当下影响越来越大的世界主义的潮流不能不说是一种契合。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不会自动产生,需要经过复杂的建构过程。要使其上升到人们信念的层面,成为社会主流的思维范式,并嵌入到社会个体的意识深层,必须在文化建设方面投入大量精力。

三、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的实现途径

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念,它作为司法改革中的思维范式,在处理司法改革的主要问题上应有清晰的思路。首先,解决中国司法问题是司法改革的前提。司法改革的驱动力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是为了实现司法的目标。司法问题的存在,才是司法改革的前提。中外司法文化的差异性不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原动力,对于中国的社会大众来讲,很多人根本认识不到这样的差异性,更无法对不同司法文化产生比较的想法。解决中外司法文化的差异性问题,不可能是中国司法改革的起点,也不会有任何社会基础。中国司法问题,应当是中国社会大众对司法的期望与现实存在落差的问题,是社会大众对司法公平与正义缺乏应有的满足感的问题,是社会大众对司法的信赖和司法本身的权威都有待于加强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之下,才会产生更加具体的如何保证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一致性、司法效率的提高、司法人权保障的落实、解决纠纷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有效性等等问题。所以,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以强烈的中国司法问题意识为基础,以社会现实问题的存在为出发点,又以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为目标。至于中外司法文化差异性的认识,只属于解决中国司法问题方法的范畴。精英阶层对不同司法文化的比较和分析,如果脱离了社会大众的共同诉求,完全变成单向的知识动员和普及,所谓司法改革注定要变成精英阶层的内部游戏,最终遭到社会大众的抛弃。其次,构建与各种司法文化交流的平等商讨模式,是司法改革的基本条件。世界司法文化是一个多¹中国近代一度盛行的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质,是拒绝任何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排斥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价值观进行改造,仍未摆脱以民族主义排斥西方文化的桎梏。元化的系统,在系统中的不同司法文化交流当然是司法改革的必要途径。但是文化交流必须以主体存在为前提,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缺乏主体性意识,研究氛围完全笼罩在西方司法思想和制度的影响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司法文化交流。应在解决中国司法问题前提下,树立强烈的主体性中国意识。¹-主体性中国.提供的不是一副实体化的图像,-主体性中国.毋宁是每一个中国人-根据中国.进行自主性思考的开始,是在把-理想图景.引入对中国法学的反思和前瞻或者把那个被遮蔽、被无视的、被忽略的关于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社会秩序之中这个重大的问题开放出来以后,作为中国人的个人-根据中国.进行自主性思考的开始[2]。当然,关注自身,进行自主性思考,只是确立主体性意识的第一步,对民族文化优越性、适宜性的认识,才能真正产生确立主体性意识的自信心。已经被长期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精神,无疑会有力地推动主体性意识的生成。在主体对等的氛围下,中西司法文化的交流方可克服单向司法文化输出的反常表现,搭建司法文化互动的平台,形成双向引进和输出,发挥出所有司法文化的优势,才能在解决中国司法问题场景下审视西方司法文化的优劣,判断其对中国司法改革的有用性与否,通过不同司法文化的交汇、碰撞,使自身的司法文化得以升华。这种平等商讨模式,不仅具有方法上的意义,它还有利于克服因为不对等交流所导致的自身文化受压抑的感受,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强势西方司法文化非理性的反感和排斥。再次,坚持司法文化的适宜性,是形成新型司法文化的关键。司法改革是一种文化创新活动,强化司法改革中的主体性中国意识,重新认识我国传统司法文化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合理性和可采用性,并不意味着向传统司法模式的回归,决不是向复古意识倒退。适宜性是文化创新的根本要求,可以认为,对传统司法和现代司法类型划分的质疑,实际是对将二分法绝对化思维范式的批判,反对那种以此割裂传统司法与现代司法做法,并非排斥以事实存在为基础的这种类型划分。事实上,伴随全球化趋势与中国社会剧烈的变革,中国司法必须有新的突破,消除传统司法中的专制擅断、缺乏权威以及工具意识等等弊端,从旧有的司法模式中脱胎换骨。将符合当代社会观念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司法称为现代司法,并不导致概念上的错误。而且,社会大众目前对司法的共同诉求也没有表现为回归传统司法模式的期盼。以司法的民意为基础就等于回归以往的司法模式,显然是误判,低估了社会大众的认识能力,忽视了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主体地位。司法改革的本质是在社会变革的驱动下,采取科学和理性的方法,以满足社会大众司法诉求为目标的文化创新活动。对中国的适宜性是借鉴国外司法文化的重要依据,而不是必定以西方或者哪一法系、哪一国的模式作为交流借鉴的对象。中国司法改革所具有的包容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将交流借鉴的对象固定化,而是汇通中外所有司法文化的长处,为催生中国新型司法文化奠定基础。在开放性思维下,正确认识我国借鉴前苏联司法制度所形成的司法传统,肯定这些司法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并将其经过实践检验的有益成分加以继承和弘扬;通过对西方两大法系司法理念和制度的研究,抛弃对立性的认识,尤其要克服崇英美法系而贬大陆法系的现象,客观认识大陆法系司法制度在德法等国家取得的成功,以及与本民族文化适宜性的表现;重视日本等国借鉴西方司法制度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认真研究日本在处理本国民族司法文化的继承和学习西方司法文化关系上表现出的智慧。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是在坚持司法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前提下,追求所有司法文化之间的汇通,并且最终形成为一种新型司法文化。总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与民族精神具有一致性,以民族精神为主导的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才能够体现民族文化的个性,满足解决中国司法问题的根本要求。中华民族和合精神主导的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不能仅仅停留在逻辑分析阶段。只有使包容性、协调性的思维成为人们的坚定信念,牢固地根植于意识深处,最终转化为普遍的社会观念,司法改革思维范式的改造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所以,中华民族精神才是司法改革的真正驱动力,是司法改革不竭智慧的源泉,也是验证司法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¹解决中国司法问题,是在民族精神支配下对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而非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笼罩下的自我封闭。一旦民族主义失去了其内在的精神灵魂,就会成为妄自尊大或自以为是的代名词,极易蜕变为盲目的反西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