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司法保护的概念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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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孙召路杨同斌工作单位：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未成年人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目前,我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3.67亿。/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0[1]因此,在未成年人成长发育的各个方面,包括身心健康和公共安全都应得到普遍的关爱、照顾和帮助,尤其是对于那些过早地涉足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更需要在自由、平等、尊严和安全等方面获得司法保护。面向新世纪,在强调以人为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理念创新势在必行。

一、确立以人为本、少儿优先的司法保护新理念,是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社会化的人文环境和生存状况决定的,也是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心理和生理特点的迫切要求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实现有赖于司法保护理念的创新。未成年人作为自然人群的组成部分,他们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与成年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基本一致的。这些基本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赋予和保障的、公民实现某种愿望或获得某种利益的资格。它们既包括生存权和平等权,也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自由。除此以外,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生理和心理上有特殊需求的社会群体,还享有法律所规定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权利,其中包括受教育权、居住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和社会福利权等。这些权利是未成年人个人利益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但是,在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由于多种因素的存在和影响,我国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司法保护的力度也明显欠缺,在司法实践中也缺乏体现以人为本、少儿优先、人性化关爱的时代新理念。譬如,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构建中,缺少未成年人的积极参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改革和制度设计中,也没有充分体现未成年人的主导作用;在涉及未成年人切身利益的司法程序中,缺少体现以未成年当事人为中心的主体地位等等。因此,今天,要充分实现我国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就迫切呼唤以人为本、少儿优先、充满人性化的改革新理念,从而在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充分尊重未成年人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基本权利和自由,维护其人格尊严,并让其充分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以避免其沦为仅仅是司法活动的客体的境地。当前未成年人社会化的人文环境和生存状况要求司法保护理念的创新。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于2003年7月对5未成年人保护法6和5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6的实施情况在全国进行了执法检查。根据检查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社会化的人文环境和生存状况普遍堪忧,工作发展也很不平衡;社会不良文化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令人担忧;家庭教育普遍存在重智育、轻德育,重身体发育、轻心理健康的极端倾向,离异家庭的未成年人子女教育保护问题比较突出;在贫困地区和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失学、辍学问题比较严重;校园及其周边存在着许多对未成年人不安全的因素;一些充满血腥味和色情色彩的网吧、休闲屋等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仍然构成严重威胁;未成年人的犯罪率依然居高不下,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在一些地方还不尽如人意等等。[2]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人性化的、积极向上的、和谐的人文环境和生存发展空间,从而顺利实现未成年人的社会化。未成年人自身心理和生理的特点呼唤以人为本、少儿优先的司法保护新理念。由于年龄的原因,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发育还不成熟,他们对社会的认知水平还很弱,辨别是非、区分良莠的能力也较差。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正有待形成,可塑性很大,与成年人相比自我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都较差,因而他们更容易受到各种违德、违纪、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侵害,也更容易受到社会各种不良现象的影响而冲破现成的社会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走上危害社会和损害自身的犯罪道路。未成年人的这些身心特点决定了他们是社会上需要予以特别保护的一个弱势群体。而作为一个规范和保护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国家司法保护制度,对未成年人这一弱势群体应该予以特别关注。

二、以人为本、少儿优先的司法保护新理念,呼唤当前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并彰显其始终为未成年当事人服务的根本宗旨当前,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较为成熟的专门法规是5未成年人保护法6,它同各地广泛适用的未成年人地方性法规相配合,逐步形成了具有我国特点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体系。在这一法律体系中,相对于国外的相关法律往往以年龄为标准,仅仅将未成年人作为一般保护对象的做法,我国将保护对象划分为一般保护对象和特殊保护对象,使得被保护对象具有广泛性、具体性,体现了保护手段和保护方法的个别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我国,作为一般保护对象的未成年人,不论其民族、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文化程度,一律受到司法保护;而对于特殊保护对象的未成年人,一方面是指对那些拥有特殊天赋或者有突出成就的未成年人,社会、家庭和学校应当为他们的健康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针对女性未成年人、孤儿、离婚家庭子女、非婚生子女等特殊未成年人,社会各方还应给予特殊保护。这种对未成年人类型化的划分,对于保护措施的针对性和区别化,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在充分尊重人权,推崇以人为本理念的今天,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和措施仍然需要进一步地改革、完善和创新。首先,应当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大多集中在5宪法65未成年人保护法65义务教育法65收养法65民法6和5刑法6等里面。而这些法律、法规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可诉性、欠明确、难配套和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一方面,有些法律条文执法主体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未成年人保护的专门法律)))5未成年人保护法6,它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的保护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该法原则性强,对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缺乏详细、明确的界定。譬如,该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儿童食品、玩具、用具和游乐设施,不得有害于儿童的安全和健康。这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人生安全和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但是它无主体规定,没有明确谁是执行主体,谁是责任主体。因此,像当前这种5未成年人保护法6中存在着的执行主体不清、对责任主体较为模糊和概括的问题,很难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以及不履行责任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当前我国保护未成年人的司法改革措施与现行的法律制度不吻合、难配套,甚至相互碰撞和冲突。如有些司法部门,为了在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体现以人为本、人性化的新理念,做出了诸如社会服务令、辩诉交易、人格调查制度、暂缓不起诉和暂缓判决等司法改革新举措。这些改革措施本着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0的方针,有利于综合矫治违法犯罪的失足少年,具有更多的人性化和人情味色彩,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国际潮流相接轨。但是,任何一项具体的司法改革措施,都必须在现行的法律、法规框架下进行,尤其是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在涉及人身权、财产权等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5立法法6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相关规定。否则,脱离了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势必造成了与现行司法制度的不吻合,甚至相冲突。如对于/社会服务令0,按照我国5刑事诉讼法6的规定,检察机关认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检察机关应作出不起诉决定。而/社会服务令0涉及对未成年人进行强制性、惩戒作用的处罚,这一处罚权应由法院裁决,而不应该由检察院作出等等。鉴于以上问题的存在,为了更好地保障我国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参与权,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少儿优先、人性化的时代新理念,还应进一步细化有关的法律条文,明确实施细则,制定相应的全国性的单行法规,来对相关法律进行补充和完善。这样,才能逐步构建一套完整的、切实有助于保护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体系。其次,所有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建构都应当便利于未成年人,体现为未成年当事人服务的根本宗旨。所谓便利于未成年人,一方面是指便于他们接近司法空间,使其能够快速、有效的进入司法轨道和程序,从而为未成年公民的司法诉讼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则是指能够使未成年公民尽可能低成本地行使权利。为此,司法机关和法官的行为应当具有经济性和实效性,司法体制的设置和司法程序的流转也应当简易、流畅,司法规则和司法语言也应当明白易懂,以免使未成年当事人在司法诉讼中恍若置身迷宫,不知所云。与此同时,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司法诉讼中,还应当确立未成年人的主体地位,以未成年当事人为中心。按照现代法理的要求,未成年当事人应当始终处于第一主体的地位,而不仅仅是司法活动之客体或手段,更不能将未成年当事人置于被处置、被压迫,甚至被凌辱、任由宰割的地位。司法机关和法官应该从第二位主体和服务性主体的定位出发,将工作重心放在为未成年当事人提供司法服务上,并以服务质量的高低作为评价其行为的重要标准,使未成年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及时救济和实现,并能够使他们受到体面的对待。而要做到这些,法官的角色和行为不仅要具有服务性、消极性和中立性,更要具有亲和性和感染性。这样才会使未成年当事人感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爱,从而提高司法裁判的正当性、信任度和实效性,避免司法游离于未成年人之外。为此,就必须清除司法权的神圣观和神秘观,确立司法为民、诉讼民主、以人为本的新理念,并在司法实践中始终彰显其公共服务的职能和本质。再次,在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中,更应强调政府的作用。我国已经加入了5世界儿童权利公约6,成为该公约的重要缔约国。而该公约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精神就是各缔约国政府要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实现各种权利的责任。国家责任的最主要体现形式就是政府责任。我国现行的5未成年人保护法6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分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而缺少了/政府保护0这一重要条款,这样就淡化了政府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责任和作用。实际上,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各个阶段和司法保护的各个方面,如教育、医疗、监护、法律援助等各个领域,只有都明确规定了政府的责任,才能更为有效地实现对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另外,在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上还应取得上位法的支持。根据5立法法6第八条的规定,对于犯罪和刑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民事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都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加以规范。所以,在国家法律缺乏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如对监护人的处罚制度、国家监护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事处罚制度以及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制度等这些关系到未成年人具体权利保护的众多法律制度,虽然地方立法、两高的司法解释、各个部委的规章都力图作出规定,但由于缺乏上位法的支持,在司法实践中都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三、践行以人为本、少儿优先的司法保护新理念,必须把更多的精力和成本放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上针对未成年人社会化的特点,家庭、学校、政府及有关组织应把更多的精力和成本放在诉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每个环节和阶段上,时时处处体现以人为本、少儿优先的新理念。譬如,为全面提高未成年人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对未成年人一律免费开放一些社会公益场所和文化教育设施,如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和美术馆等。同时,要求这些社会公益场所和文化教育设施要加强陈列设计,并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和教育需求,经常举办一些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和观赏性强的讲座、陈列和展览,以增强对未成年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尤其是政府的公共图书馆,宜通过开设少儿阅览室,举办面向未成年人的知识讲座与生活技能培训,设立少儿集体参观接待日和积极开展适合未成年人实际需求的各种文献信息服务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向未成年人提供人文服务和健康成长服务,培养和提高他们使用图书馆和阅览室的兴趣、意识和能力。这样必将使他们大大降低进入歌舞厅、录像厅、网吧和休闲屋的次数和机会,减少未成年人的各种偏差行为,并有助于提高和丰富他们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这也是体现新时期政府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关心和呵护,充分践行其以人为本、少儿优先、人性化关爱的新理念。在诉后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形式上,法院应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性,在审理情境上可进行一些人性化的设计。譬如,在不违21反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以为未成年被告人专门设立圆桌审判庭,法官坐在椭圆形桌子的一方,背后是庄严的国徽,公诉人、辩护人及被告家属分坐桌子两边,未成年被告人则坐在椭圆形桌子的另一端。圆桌审判庭可以融合情与法、帮与教等多种因素和情感,能够缓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紧张情绪,有利于他们深刻反醒,把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关怀与挽救体现在审判的每一个细节上,让他们沐浴在诉后的帮教、呵护和关爱中。诚然,这种更多地表现在形式上的人文关怀是必要的,但更深层次上的人文关怀,是对诉前未成年人生存状况的关注,对未成年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和教育环境的关注。因此,在诉后设置的圆桌审判庭是必要的,但更多的精力和社会成本应该放在诉前。由此可见,更为有效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化教育管理应该体现在诉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上,这也是由未成年人自身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所决定的。在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实体法中,应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成长特点,可以把一些诉前的案外因素作为量刑时重要的酌定因素。譬如,针对犯罪情节基本相同或相似的两名未成年人,如果一个平时在学校和社区表现较好,而另一个平时却不太遵守校规、校纪和村规民俗,在量刑时就可以区别对待。因为惩罚犯罪的目的不只是让他们承受剥夺性痛苦,而是防止以后再犯,平常的表现和他们以后重新犯罪的机率有着一定的联系。实践中那些平时表现好的未成年人以后再犯的危险性和可能性就要少得多,对于他们的量刑从轻对待,这也是符合法律精神和法治原则的。这样做可以教育和改造那些平时表现尚好又一时失足犯罪的未成年人,使其内心受到触动和感化,看到改邪归正后的希望,而不至于/破罐破摔0;也可以警告那些依然具有一定的犯罪行为和心理倾向的未成年人,如果以后再犯,就会受到更为严厉的法律处罚。同时,对于社会上其他的一些边缘少年,还可以起到警告和示范作用,从而达到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目的,降低社会的犯罪率。这种以某些案外因素影响法院对相同未成年人案件的判决,实际上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具体体现,它不仅不会影响到法院审判的公平和公正性,反而会促进法院审判工作的公正性和人性化,也是在未成年人的司法审判中践行以人为本、少儿优先和人文关怀这一时代新理念的真正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