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司法保护的改善

导语：农民的司法保护的改善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本文作者：吴美菊工作单位：贵州电视广播大学

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农民在整体政治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中均处于明显的被动和劣势。农民消费者是我国消费者中数量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但是其权益保护的状况并不乐观。尤其是对于农用生产资料的消费方面,权利被侵害但又难以维护的现象比比皆是,仅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给予特殊的关注。

一、农民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的一般问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这是农民作为特殊消费者受消法保护的直接依据。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生产与经营的社会化、专业化以及流通环节的增加和销售形式的多样化,常常使农民消费者难以靠自己的力量寻找和追究损害其消费者权益的具体责任者;同时,当代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消费者与经营者双方在同一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日趋严重,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缺乏实质性保障。农民处于明显弱势一方,救济力量相对薄弱,更是无法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农业生产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使得无法维权或者放弃维权的农民的生产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05年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75.1%和72.7%的农民被访者知道“与经营者协调和解”和“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这两种途径。知道“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这一途径的被访者比例最低,仅有61%,而同时,知道并愿意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只有22.5%。在中国消费者协会同年另一份调查表中,当问及被访者“在发生消费权益争议时,一般采取何种措施”时,调查结果显示:有41.9%被访者在消费过程中受到损害时选择与经营者协商解决。回答“忍了算了”的比例是21.2%,排在第三位的选项是“请求消协调解”,其比例为20.3%。民众对司法的依赖程度反映了一个社会对民权维护与发展的程度。司法保护因其具有客观、公正、程序化等优点,裁决较容易被当事人接受,是保护农民消费者权益的有效方式。但是,和其它几种消费纠纷解决方式相比,尽管诉讼具有终局性、强制性以及权利实现的相对完整性等几大优势,在实际生活中,农民消费者们却没有表现出太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后,大多只选择去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有关行政部门申诉。而对于那些为数众多、标的额相对较小的纠纷,大部分农民消费者选择了放弃。本次调查反映出,当农村消费者权益遭受侵害时,他们对于将消费侵权案件诉至法院仍然抱有一种排斥的态度。这样的现象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维权力度,更影响了法律的尊严。实体上的正义要通过科学合理的程序来进行保障,但是除了农民本身的法律意识问题以外,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也难以很好地承担起保护弱者权益的重任。高额的诉讼费用使受到侵害的农民无力承担;复杂的司法程序让农民难以有效地维权,继而产生畏诉心理。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消费者不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主要是维权成本很高,包括索赔成本、时间损失以及维权时所遭受的其它间接成本和执行的不确定性,单纯提倡农民消费者素质的提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首先完善国家的相关诉讼法律制度。

二、司法诉讼制度改革的法律建议

第一,建立小额诉讼法庭。我国一些地方人民法院积极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审理小额消费纠纷案件。例如,黑龙江省绥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目前已设立73个保护消费者权益合议庭,并吸收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的代表担任陪审员;湖南省常德市也先后在全市9个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庭。除了设立小额消费审判庭的设想外,还有其它思路可供选择:即设立综合性的消费者争议审判庭(我国目前的保护消费者权益法庭主要是这一模式);或者设立综合性的小额争议审判庭(美国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等州和英国等国家的小额争议法庭即属此类)。第二,改革诉费承担。建立农民消费者保护公益基金来作为小额农资消费纠纷的支撑。为应对农民消费者无力聘请律师的问题,应当建立健全农民消费者法律援助制度,设立专门的农民消费诉讼基金。这点对于农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尤为重要。农资消费侵权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无力承担高额的诉讼成本而放弃起诉,从而侵权行为屡禁不绝甚而愈演愈烈。通过设立公益性的农民消费诉讼基金,不但有助于保护农民运用法律维权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维护市场的正常经济秩序,提高司法的权威性。第三,改革诉讼主体制度,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根据我国现行的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当消费者由于经营者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或者质量有瑕疵使其权利受到侵害时,除了可以向特定的行政机关进行申诉以及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之外,诉诸于司法部门寻求司法保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无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还是《民事诉讼法》,都是想实现通过个体发动消费侵权诉讼达到对其实施最终司法救济、限制不法竞争行为这一目的的。而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其理论,起诉人必须对其所发动的诉讼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有权发动这一诉讼的原告必须是受害者本人,即诉权的享有者必须是具有实体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这样严格的主体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诉讼积极性,也使得一些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目的而设立的社会非政府组织难以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提交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证明等文件;第108条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人出席股东大会,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等。《税收征收管理法》(2001年)第89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委托税务人代为办理税务事宜。除此以外,证券法、投资法、商标法和专利法都规定了委托和权利问题。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我国行政程序中的律师制度还相当不完善,主要表现为立法零散,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作专门性规定。例如,《行政许可法》应该是最能体现行政程序权利特征的一部程序法,但是恰恰这样重要的法律并没有很好地规定行政程序的权;《治安管理处罚法》(2005年)、《行政强制法》(草案)则干脆没有规定任何委托制度。此外,从学术研究上看,关注行政程序制度、比较系统地概括国外行政程序法上的制度的论著也较少。

三、对完善我国行政程序制度的建议

1.确立和完善行政程序制度。律师的行政程序制度只是行政程序制度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程序制度也就意味着没有制度。在制定法律、法规、规章时,凡是涉及行政程序时,应该有意识地规定律师制度[3]。2.通过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建立起完备的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委托制度,不仅要明确允许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或其法定人可以委托律师、社会团体、近亲属以及经行政机关许可的其他公民参加行政程序。并且要对委托人的数量、权限、责任、效力、复等问题做出规定。3.强化律师制度的公益性和行政民主性。律师受托的被利益不能局限于私人利益,还应该包括公共利益。律师基于行政民主和公益职能而被委托参与行政立法和决策,这也是公法上的程序权利与私法上的程序权利不一样的表现。总之,行政程序制度的完善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其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而且有利于全面维护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增进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保障人权,从而实现社会正义。进入司法的环节。基于此,可以考虑参考和借鉴西方国家建立的公益诉讼制度,即将那些对侵犯消费者权利、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不法生产经营行为所提起的诉讼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这类诉讼与注重对个体利益进行救济的民事诉讼相比,无论是在诉讼的目的、诉讼形式及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区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原告资格认定这一问题上对传统诉权理论的突破。按照传统诉权论,任何与案件无直接关联的人都被排除了原告的资格,而公益诉讼由于其公益性质,就使得那些富有经济管理职责的机关或者其它对争议标的虽无直接关系,但出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自愿投诉的个人,也能够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第四,对起诉者利益的保护。在举证方式的问题上,建立合理的举证责任制度与消费纠纷的顺利解决关系密切。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于发生消费纠纷时的举证责任没有做专门的规定,按照消费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范畴的推论,消费纠纷应当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但是消费纠纷中存在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的差异性,即消费者在消费纠纷中处于弱者的地位,如果这些工作要消费者去做,一是消费者要承担商品检测鉴定的费用,而高额的检测费往往超过纠纷商品本身的价值,使消费者望而却步;二是消费者单方送检,即使通过商品检测鉴定查明了问题,生产经营者也有可能以种种理由不承认检验结论。这一情况的存在也是目前消费纠纷解决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应该根据消费纠纷的特点,按照举证责任与举证能力相适应的合理原则,确立体现保护弱者、倾向于消费者一边的举证责任制度。在这点上,我国台湾地区的《消费者保护法》作了很好的规定“:因商品或服务的危险,致使消费者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受到损害,由商品制造者或服务者就消费者蒙受的损失负责,至于商品制造者或服务提供人有无故意或过失,在所不问:如果经营者能证明其已对自己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尽了合理的注意,就可以减轻其赔偿责任。”这就是采用严格责任原则确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建议我国的诉讼制度在确定举证原则时可以作以下规定:当消费者因商品质量问题提出赔偿请求的主张时,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应当明确地规定在提供购买凭证、展示商品存在缺陷或瑕疵(不需检测)两点上,而在涉及到农资产品的举证上,农民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则应当仅限于提供农资样本、购货凭证和损害事实的证明。如果生产经营者对消费者提出的求偿主张有异议的话,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生产经营者对产品质量缺陷与损害事实不存在因果关系提供证明,或者由生产经营者对农民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不当使用农产品造成损害的情况承担举证责任。此外,如果侵权事实成立的话,应当明确规定由生产经营者承担检测费用。总之,农民消费者权益的有效保护,对社会团结、稳定,对国家经济建设,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对新农村社会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在现有的保护基础上,加大对农民消费者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使农民消费者权益能得到合理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