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司法论文范文10篇

国际司法协助，是指一国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根据另一国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或有关当事人的请求，代为或协助实行与诉讼有关的一定的司法行为。①司法协助既涉及民事诉讼也涉及刑事诉讼。在刑事司法协助方面，我国同南非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非共和国引渡条约》已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批准，②而在国际民事司法协助方面，中国同南非尚未签定任何条约或协定，那么，两国有关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事项只能根据各国内法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互惠原则进行。南非已成为中国在非洲的最大贸易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或个人到南非经商或投资，近年来在南非涉及中国企业或个人的案件的频繁出现日益凸现了了解南非国际民事司法协助的迫切性、重要性。③国际民事司法协助一般包括文书的认证、域外送达、域外调查取证及外国民事判决、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内容，本文将对南非在这几个方面的相关规定作一论述。

一、文书的认证

认证是指一国的外交、领事机关及其授权机构在公证文书或其他官方文书上确认公证机关、主管当局、司法机关或者认证机关等的最后一个签名或印章属实的行为。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凡需至域外使用的文书一般都应办理认证。认证的程序是先由文书签发国的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的机关对文书上公证机关或其他机关的签名或印章进行认证，然后由文书使用国驻该国使领馆对文书签发国或外交部授权机关的签名或印章进行认证。认证的目的是为了证实一国出具的文书的真实性，从而使该文书为文书使用国所承认，不致因怀疑文书上签名或印章是否属实而影响文书在域外的使用。因此，认证制度在国际文书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际文书交往不可缺少的环节。④内国文书要在域外使用，必须经过文书使用国驻该国使领馆的认证，而其本国有关机关的认证并不是必须的。对于在南非国外作成的、而将在南非使用的证明文书通常直接由一个驻该外国的南非领事或外交官员或公证人对该文书进行签名。对于公证人的签名，除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津巴布韦、英国及北爱尔兰之外，公证人的签名还必须得到南非领馆的认证。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有大量文书需要到域外使用，认证无疑会增加外交领事机构的工作量，增添文书使用者的负担。因而，许多国家都认为应简化有关认证手续或免除认证。为此，海牙国际司法会议在1961年制定了《关于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HagueConventionAbolishingtheRequirementofLegalizationforForeignPublicDocuments）。这是目前参加国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项海牙国际私法公约，在取消认证方面具有较大影响。①南非在1995年4月30日加入了该公约。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公约的使用范围为“已在一个缔约国领土内作成并需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使用的公文”。根据公约第一条，公文包括以下几种：1）与一国法院或法庭有关的机关或官员发出的文书，包括检察官、法院书记官或司法执行人员签发的文书；2）行政文书；3）公证文书；4）附加在以个人身份签署的文书上的官方证明，诸如记载某一文书注册或某日存在的事实的官方证明以及对签字的官方和公证证明。但公约并不适用于以下两类文书：1）由外交领事机构出具的文书；2）直接处理商务交易或关税事务的行政文书。公约第二条规定：“各缔约国因适用本公约并需要在本国境内出示的文件，应予免除认证手续”，即文书使用国的外交领事机构无需再对文书签发国的文书进行认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对文书认证的所有证明手续。为了在取消认证后仍能确保文书的真实性，公约规定了附加证明书制度，即由文书签发国按公约规定指定一个或若干个主管当局，按公约规定的格式在发往外国的文书上附加一个证明书，以证明签字印章的真实性、签署人在签署时具有适当资格等。南非加入该公约后，取消了对外国公文的认证要求，只要外国相关文件符合该公约有关“公文”的规定，并且文件签发国的相关机构已在该文件上附加了证明书，则该文件无需在经过南非使领馆的认证，即可在南非境内使用。

南非1995年第2号法律对于有权对文件加注证明书的机构的规定相当广泛。根据该规定，下列机构有权对在南非境内作成的文件附加证明书：1）任何地方法院法官或地方法院增补法官；2）南非高等法院的任何注册官员或助理注册官员；3）司法部长指定的任何人；及3）外交部长指定的任何人。

对于不属于《海牙认证公约》中所列举的“公文”范围以内的文件，包括来自于非该公约成员国的文件，要在南非有关诉讼程序中使用，必须按照南非《法院统一规则》第63条有关规定进行认证，即仍由南非使领馆认证。

论文摘要：wto国际贸易纠纷司法审查对象

论文内容摘要摘要：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对争端方进行司法审查，其对象主要是以各成员的抽象办法为主，如行政行为、贸易管理行为或办法，涉及的是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的新问题。本文以此为基础，探索了国际贸易纠纷司法审查对象在适用中存在的新问题，以期促进国际贸易纠纷的解决。

在WTO调整各国贸易关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审查各国政府行为的情况，包括审查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管理政策的制定等。在国际贸易纠纷中，明确WTO体制下的司法审查对象，可以防止WTO各机构滥用职权，确保争端解决机制严格地在WTO法规定的范围内运作。

WTO下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包括国内和国际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本文中提到的司法审查是WTO体制下的国际司法审查，即国际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国际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是WTO争端解决机构根据WTO《有关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谅解》（DSU）进行的处理成员间贸易争端的国际司法程序活动。

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针对的是被审查行为的性质，如违宪审查、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等。通过审查该类行为，判定哪种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而所解决的是被诉主体及其行为的可诉性新问题。

“在加拿大，法官被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即使他做得正确他不会失去什么，而且即使他做错了也决不会得到什么报应。”

-旦森

虽然加拿大有两套法院：省级法院和联邦法院，但它也有一套完整的司法制度。省级法院和联邦法院管辖着它们各自范围内的司法权。

一、省级法院：

1、省级最高法院：

省级法院由各自治省立法确立。虽然省与省之间的法院名称不同，但它们的结构却大致相同。从地区法院提升到省级法院的法官，由总督根据内阁的建议任命。法官以其品德高尚执行职务，年满七十五岁退休。法官的薪水、津贴和退休金由自治领议会规定。

司法独立原则作为司法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由资产阶级思想家于十七、十八世纪提出来的，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三权分立学说的派生物。随着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各国均在宪法和中对司法独立原则予以了确认。随着世界各国长期的司法实践，司法独立已经成为一套系统完整的成熟，并且跨越国界，逐渐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公认的司法独立标准，为一些正在步入法治轨道的国家所参照或采用。

，随着我国主义市场体制的逐步发展，打着明显计划经济烙印的旧司法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越来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于是，进行司法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其中，实行司法独立的主张尤为引人注目，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立法、司法界，越来越多的人们呼吁参照司法独立国际标准对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司法独立的内涵及国际标准

司法独立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具体是指审判机关在依职权审理案件时，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只能依据宪法和法律进行审理的原则。司法独立是确保审判中立、超然从而实现审判公正的关键。现代司法理论一般认为，司法独立原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其他任何机关都不能行使；二是指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既不受立法、行政机关的干涉，也不受其他法院或本院其他法官的。”［1］其中，第一个层面的含义是实现法官独立的前提，而第二个层面才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和终极价值目标。

目前，包含有关于司法独立国际标准内容的文件主要有《司法独立最低标准》、《司法独立世界宣言》、《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司法机关独立基本原则的声明》、《公民权利及权利国际公约》等。司法独立国际标准一般要求在各会员国的立法上体现出来。例如，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中就“司法机关的独立”规定：“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构及其他机构的职责。”并规定司法机关“有绝对权威”就司法性质作出决定。“不应对司法程序进行任何不适当或无根据的干涉。法院作出的裁决也不应加以修改。”在司法资源配置上，每一会员国“应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使之得以适当地履行其职责”。概括起来，司法独立国际标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首先是审判权的外部独立，即司法机关作为一个整体，独立于其他任何的国家职能机关、组织和个人，只依照法律履行审判职权，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不当干涉、干扰和干预。如果司法机关本身都是受制于其他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那么司法独立就无从谈起。

本文作者：于善旭工作单位：天津体育学院

在借鉴中探索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

为落实《体育法》中关于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和授权国务院另行规定体育仲裁机构与范围的规定，在《体育法》开始实施的转年，中国政府的体育部门即批准了探讨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科研项目，并成立了由体育行政官员、院校学者和法律界人士组成的《体育仲裁条例》起草机构，一体化推进体育仲裁理论学术研究与法律制度建设的互动发展。在体育仲裁项目研究和立法起草的过程中，各种资料汇总、访谈调查、会议研讨、法理论证等多方面工作相继展开，不但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法律制度以及现实体育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始终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研究和吸收了多个国家体育仲裁的有益经验，特别是将国际体育仲裁的发展作为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重要的外部支撑。为此，法规研制人员收集和翻译了大量CAS章程、规则、法典等制度文献和工作资料，组团赴瑞士洛桑、美国丹佛等地到国际奥委会、CAS及其分支机构等进行实地考察，并结合这些国际体育仲裁情况和资料的梳理分析进行全面的借鉴性研究。国际体育仲裁的发展和经验，在探讨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在相关的研究报告和立法说明中，可看到有着多方面的体现[5]。首先是以此说明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国际体育仲裁的建立和发展，无疑为正在积极寻求有效解决体育纠纷的各个国家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范本，因而这也成为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重要的国际背景和行业依据；其次，将对国际体育仲裁的关注和重视作为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强调在符合中国国情和保持中国法制统一的前提下，要始终把握与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与国际体育惯例和国际体育组织章程的协调；最后，在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立法内容设计中，无论是宏观的建构思路还是具体的制度安排，都有许多向国际体育仲裁制度学习和借鉴的地方。通过包括引进国际体育仲裁经验在内的各种努力，探讨和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1997年，对《体育仲裁条例》的起草调研被列入中国国务院的立法工作安排。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研讨和起草，1998年底，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向国务院上报了《体育仲裁条例（草案）》呈请审议。由于体育仲裁毕竟是一种与一般民商事仲裁相比有较大特殊性的仲裁形态，与中国现有《仲裁法》所建立的民商合同与财产仲裁制度体系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对涉及体育仲裁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存在着多样化的看法，所以中国体育仲裁立法的进程也经历着一些曲折。2000年，中国颁布了《立法法》，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事项只能制定法律。这对原计划由中国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来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方案形成了冲击，立法工作有所拖延。然而，体育仲裁作为体育法治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了中国不会停止对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探索。2006年，中国政府体育部门再次启动了新一轮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工作，中国国务院又一次将起草《体育仲裁条例》作为调研项目纳入政府立法计划[6]。近年来，为更好地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与体育需要，对已颁布实施近20年的《体育法》进行的修改工作，已经列上中国政府及其体育部门的工作日程。在对中国体育立法进行的整体审视中，将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同《体育法》的修改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思路。在目前的修法进行中，提出了将现《体育法》中体育仲裁的一个条款，扩充为体育仲裁专章的设想，以在法律层面对体育仲裁制度做出明确的总体性规定。这样既可以较好地解决立法权限而避免立法冲突的问题，又可以体现出体育的特殊需要而将体育仲裁制度尽快地建立起来。或许，中国体育仲裁立法还会有其他的路径，但无论如何，经过多年的借鉴和探索，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终会是不远的现实。

中国对国际体育仲裁的积极支持与合作

国运盛，体育兴。中国在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新时期以来，体育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也日趋紧密。1979年，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得到公正、圆满地解决，恢复了与国际奥委会的正常联系。从1980年冬季奥运会开始，中国连续派出代表团参加了历届的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全面参与了奥林匹克竞赛和各项活动。1991年和1999年，中国又两次申办奥运会，最后获得了2008年在北京举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在参加奥林匹克各项活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及其体育部门高度关注所涉及到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包括对国际体育仲裁制度的遵守与维护。特别是面对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对可能存在的中外法律冲突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由于中国还没有完成体育仲裁的专门立法和制度建构，中国现有仲裁法不直接适用体育仲裁，所以在北京奥运会可能存在的中外法律冲突中，也包括着北京奥运会CAS特别机构运行与裁决效力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有的研究概括了因中国对《纽约仲裁公约》的商事保留声明、中国仲裁法对体育管理和处罚性纠纷的不可仲裁性，而使CAS裁决无法在中国获得司法承认与执行的问题[7]；有的研究提出了中国法院无法对本土运行的北京奥运会CAS特别仲裁机构进行司法监督、北京奥运会CAS特别机构可自行采取强制措施而依中国法律只有法院才有此种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奥运会特别仲裁机构是否会侵犯中国的司法主权等问题[8]。面对中国法律制度在多个方面与国际体育仲裁体系所存在的矛盾，中国在申办和举办北京奥运会的过程中采取了审慎而积极的态度，加强与国际奥委会和CAS的合作。在北京奥运会的申办期间，中国在申奥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完全能够保护国际奥委会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中国政府、北京市政府和涉及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其他城市政府保证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主办城市合同》的规定，严格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要求，确保所做的一切承诺得以实现[9]。在国际奥委会对第29届奥运会举办地投票表决前夕，中国奥委会和北京市与国际奥委会签署了《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合同》。该合同在绪言中特别强调，各方要完全遵守奥林匹克宪章和合同各项条款的承诺；在第59条明确了应遵守包括《关于体育仲裁机构的规定》等有关附件提出的特别条款和条件；在第65条规定了该合同争端由CAS管辖而放弃其他法律行为；在该合同附件M《关于比赛仲裁机构的规定》中，约定了中国对设立北京奥运会CAS特别机构各种条件与协助的职责。2008年8月5日，在北京奥运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大法官会见了CAS北京奥运会特别机构主席罗伯特•布林纳博士一行，表示对其的欢迎，肯定了为公正及时处理好奥运会的有关争议，CAS设立北京奥运会特别仲裁机构的必要性，表示支持CAS在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对有关体育争议行使仲裁权和裁决权，并相信仲裁机构能够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就北京奥运会体育仲裁的有关问题向承办和协办奥运会的北京、青岛、天津、上海、沈阳、秦皇岛等省市高级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奥运会项目承办地的法院尊重北京奥运会CAS特别机构的管辖权，支持仲裁庭行使仲裁权，表明了中国司法机关对CAS的支持态度。罗伯特•布林纳对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对CAS设立北京奥运会特别机构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奥运会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准备表示赞赏[11]。实践证明，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中表明与CAS积极合作鲜明态度的同时，还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司法措施，并设计了中国司法机关不受理纳入CAS仲裁范围和对CAS裁决结果不服而起诉案件的不作为方式[12]，较好地化解了CAS仲裁裁决与现行中国法律可能出现的冲突，实现了对CAS及其仲裁裁决的支持与维护。中国还在国际体育仲裁方面对CAS进行了专业人员方面的合作与支持。自1996年起，先后有中国外交学院苏明忠博士、武汉大学（现调中国政法大学）黄进教授分别在第26届和第28届奥运会担任特别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刘驰律师分别在第29届奥运会和第21届冬奥会担任特别仲裁机构的仲裁员。目前，在CAS的仲裁员名册中，有6名中国籍仲裁员，除黄进教授和刘驰律师外，还有上海复旦大学陈乃蔚教授、外交学院卢松教授、邦信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炜律师和香港的郑若骅资深大律师。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律师还直接为CAS提供了热情的法律帮助。北京市律师协会在2008年5月接到CAS秘书长来函，希望帮助招募北京律师志愿者，为CAS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提供法律咨询、语言翻译等法律帮助。随后，北京市律师协会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招募，从参加报名的多有国外留学或工作经历、具有很高英语或法语水平及丰富诉讼或仲裁经验的数十位律师中，选拔了16位优秀律师组成北京奥运体育仲裁志愿律师团，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优先为CAS及其仲裁当事人提供无偿服务[13]。在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该志愿律师团就为摩尔多瓦国家奥委会提起的仲裁申请提供了志愿服务[14]。北京奥运会期间，CAS特别机构的仲裁工作进展顺利，其中也有着中国律师的贡献。这次CAS上海听证中心的揭牌和论坛活动，为进一步密切中国与CAS的联系和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充分体现了中国体育界和法律界对CAS的支持以及在中国推进体育仲裁法治的信心，必将更好地发挥CAS对中国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国际体育仲裁学术研究在中国广泛开展

为了帮助中国读者了解日本的《国际法》教学与研究的基本情况，笔者根据手头掌握的日文原版《国际法》著作的有关论述和各个章节的注释及参考文献，对日本《国际法》基本文献作简单汇总如下：

一综合性著作

经过近二百年的积累，日本学者撰写了大量《国际法》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的深入浅出，适合非法律专业的一般读者阅读；有的著作条例清楚，结构严密，适合法律专业作为教材使用；有的著作重点难点突出，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论述，适合自学者或备考者使用；有的则属于学术性较强，篇幅较大的论著，适合深造者参考，下面我将分别予以介绍。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实行“脱亚入欧”的国策，日本一般民众就有了学习《国际法》知识的热情。1970’s起，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国际化”成为日本时髦的口号，为一般民众了解和学习《国际法》而撰写的著作也大量出版，其中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以下几种：①田茂二郎的《国际法讲话》（有信堂，1991年）。这本书因其曾以收音机广播讲座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深受听众喜爱，加之它从日常生活角度出发，简洁而系统地谈论国际法知识，非常适合“国际化”过程中的日本。②村繁的《国际法初步》（法律文化社，1992年）。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得出，这本书是从初次接触国际法的人的角度，来全面说明国际法的。③高野雄一的《现代国际法》（北树出版，1990年）。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它围绕“和平、人权、秩序”等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来阐述国际法。④横田洋三编的《国际法入门》（有斐阁，1996年）。这本书就是以法学部以外的读者为对象而编撰的《国际法》入门书。

法学专业是日本大学最主要的专业之一，绝大多数大学都设有“法学部”。在法学专业中，国际法自然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门专业课，由于日本大学教育更强调自由，所以大学教材也就没有我们中国的所谓“统编”之说，日本大学的主讲教师或者单独，或者集体编写教材，供学生选择使用。1990’s以来，日本出版的国际法教材主要有：

（1）高林秀雄等编：《国际法Ⅰ·Ⅱ》东信堂1990年出版

关键词:和谐社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废止

内容提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旋律相阻相背。我们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冷静地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废止。

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研究现状

自从1988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2条正式确立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以来，该制度在我国引资实践中的运用已30余年。这30年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经历了官方多次的“小修小补”，但还是没有使我国外资立法走出捉襟见肘的困境。学界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探讨与争鸣，也从未间断过。当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着力点在该制度的“存废”和“修整与重塑”上，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否定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应废除现行的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制度。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外商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采取这种做法有情可原。然而，在已进入知识经济年代的今天，技术和设备的淘汰速度越来越快，在合作企业创办之初，外方带来的技术和设备看似先进，可是没过若干年，在合作期限届满时，这些技术和设备已显落后，即使全部归中方所有，又有何用？[1]

肯定观点：持此观点学者认为，在我国，现在提议废除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制度，为时尚早。[2]上述判断恐有言过其实之嫌，更何况，在当前，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存在，对推动我国“积极、合理、有效”吸收投资政策的实现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允许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可以减轻因投资数目大、回收周期长对外商所产生的巨大还贷压力，这对促进外商投资我国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可起到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

【提要】日本法学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直接培养职业人员，通过司法选拔法制精英的法律职业选拔模式与法学教育是脱节的。但是这种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选拔制度在新的条件下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在变动、司法改革、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日本参照美国的(LawSchool)模式，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开始将法学教育与选拔、培养法律职业家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预见这种变化将会对日本司法制度和法学教育制度产生重要，并在比较法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题】海外来风

【关键词】法学教育/司法考试/法科大学院构想

【正文】

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法律专门职业人员为“法曹”。欲成为法曹，首先要通过竞争率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经过一年半的司法研修，最终考试合格才能够最终担任法曹。在这种法曹培养制度下，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脱节，二者并无直接的联系。司法考试严格限制人数，（注：日本选拔的法曹人数历来较少，现行制度下，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来开始增加合格人数，现在每年的合格人数为1000人左右。参见丁相顺：《日本法律职业选拔培训制度及其改革》，《人民检察》2000年第4期，第61页。）一方面塑造了日本司法精英型的特征，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日本司法人数不足，司法救济不够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在规制缓和的大形势下，长期依靠行政指导制调整社会关系的日本开始了由“事前规制型”向“事后检查型”的改革。（注：关于日本司法改革的背景，参见2000年12月28日《法制日报》载《密切法律交流推进中日友好——访日本法务大臣高村正彦》一文，法务大臣高村正彦说：“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对于日本而言，面临社会、形势的复杂多样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当务之急是推进行政等各项改革，完成由‘事前限制型’社会向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事后检查型’社会的转型。具体到司法领域，日本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下个世纪，司法将在维护法治社会、保障国民权利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样，为了解决司法人数不足的问题，大学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法曹培养制度、司法制度开始联系起来，法学教育界和司法实务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

一、日本法学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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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日本法学教育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直接培养法律职业人员，通过司法考试选拔法制精英的法律职业选拔模式与法学教育是脱节的。但是这种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选拔制度在新的条件下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在社会变动、司法改革、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日本参照美国的(LawSchool)模式，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开始将法学教育与选拔、培养法律职业家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预见这种变化将会对日本司法制度和法学教育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并在比较法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学教育司法考试法科大学院构想

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法律专门职业人员为“法曹”。欲成为法曹，首先要通过竞争率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经过一年半的司法研修，最终考试合格才能够最终担任法曹。在这种法曹培养制度下，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脱节，二者并无直接的联系。司法考试严格限制人数，（注：日本选拔的法曹人数历来较少，现行制度下，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来开始增加合格人数，现在每年的合格人数为1000人左右。参见丁相顺：《日本法律职业选拔培训制度及其改革》，《人民检察》2000年第4期，第61页。）一方面塑造了日本司法精英型的特征，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日本司法人数不足，司法救济不够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在规制缓和的大形势下，长期依靠行政指导制调整社会关系的日本开始了由“事前规制型”向“事后检查型”的改革。（注：关于日本司法改革的背景问题，参见2000年12月28日《法制日报》载《密切法律交流推进中日友好——访日本法务大臣高村正彦》一文，法务大臣高村正彦说：“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对于日本而言，面临社会、经济形势的复杂多样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当务之急是推进行政等各项改革，完成由‘事前限制型’社会向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事后检查型’社会的转型。具体到司法领域，日本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下个世纪，司法将在维护法治社会、保障国民权利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样，为了解决司法人数不足的问题，大学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法曹培养制度、司法制度开始联系起来，法学教育界和司法实务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

一、日本法学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改革

日本的法学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日本法学教育在明治时期就形成了官方与民间法学教育的二元格局，经过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统合措施，近代法学教育培养的法科学生为推进日本法制近代化过程和国家的近代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注：丁相顺：《日本近代法学教育的形成与法制近代化》，《法律史论集》2000年专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二战以后，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教育日渐普及的情况下，法学教育成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学本科阶段（四年制）法学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法律的专职人才，而是一种为普及法学思维方式而开设的普通素质教育。实际上，可以说这种教育的目的只是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养成法律思维(Legalmind)为此，在日本各大学法学院的本科课程设置中，除法律方面的科目以外，往往还包括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的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四年制本科毕业生人多从事非法律工作”（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在现行司法考试制度下，不仅本科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而且研究生教育也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关系。研究生院培养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大多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目前日本全国共有622所大学（国立大学99所，公立大学66所，私立大学457所），其中有93所大学开展法学教育，拥?法学部或者法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大体可以分为三类：?nbsp;部分充任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公务员；大部分人在各种民间的企业或公司中就职；只有极少一部分的毕业生能够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专门的法律职业家。（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