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期刊弹花编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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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气千盅酒，锦心一弹花，缙云存古寺，曾与共甘茶。”［1］1938年3月15日，文艺期刊《弹花》于湖北武汉创刊，后因武汉战事告急，刊物一度迁至重庆。《弹花》诞生于抗战全面爆发之时，为抗战文艺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这自然离不开主编赵青阁立足于抗战大时代独特又兼容并包的编辑策略。本文即从《弹花》刊物为民族抗战服务的办刊宗旨、对文坛名家和青年作家的重视，以及刊物在编辑过程中呈现出的女性视角三个方面对《弹花》刊物的编辑策略展开论述。

一、服务于民族抗战的办刊宗旨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许多爱国作家走上了文艺抗战的道路，这其中就包括“燕赵才女”赵清阁。《弹花》创办前夕，赵清阁刚刚结束了《妇女文化》刊物的编辑工作。劳苦的编辑生涯非但没有使赵清阁放弃编辑工作，反而“像着了迷似的，一心想再编一个宣传抗战的文艺刊物”［2］，《弹花》文艺月刊于是应运而生。《弹花》的办刊宗旨，在其创刊号上即有着十分鲜明的体现。创刊号开篇即登载了《弹花》社自己撰写的文章《我们的话》，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站在民族战争的大时代，文艺就是精神动员的有力因子之一。”［3］创刊号上另外一篇文章《弹花的文艺》中，作者甘云衡则对办刊的使命和宗旨做出了更为详尽的注解，提出文艺工作者要抓住这个伟大的时代，写出强有力的作品，像弹花一样迸射到每个角落里去［4］。由此，《弹花》刊物的抗战宗旨已经十分明确。在“为抗战服务”的办刊宗旨引领下，“抗战意识”也成为《弹花》刊物选稿的重要标准。为了引起广大读者和作家的注意，尽可能多地收取优质稿件，几乎每一期《弹花》都附上了征稿启事。征稿启事首先即对稿件的内容做出了基本要求———“本刊欢迎抗战意识的小说、戏剧，诗歌、图画及战地通讯、报告文学等稿件。”［5］。实际上，《弹花》从文艺理论到文学创作无不呈现出强烈的抗敌斗争意识。在理论文章中，王平陵《为抗战而写作》、金满诚《忠于文艺·忠于抗战》以及董文《文艺与政治握手》等文章强调了文学与抗战的关系，驳斥了“文艺与抗战无关”论；老向《论瓶与酒》、何荣《民众也可以接受新的》以及赵清阁《文艺通俗化与文艺行动》等文对我国四十年代文坛中有关文艺大众化以及文艺民族形式问题进行了探索；陈纪滢《建设我们的士兵文学》以及赵清阁《制作军歌之我见》等文则探讨了抗战大时代下，文艺与士兵以及士兵生活的紧密联系。在《弹花》主体部分的文学创作中，则有着更为鲜明的抗敌倾向———诸如敌寇的残暴、我军的英勇、汉奸的狡诈、民众的觉醒等，这些都成为《弹花》的重要主题和内容。为抗战服务的宗旨贯穿于《弹花》办刊历程的始终，使得刊物成为抗战文坛中不可忽视的存在。

二、文坛名家与青年作家并存

办刊需要大量优秀的稿件，《弹花》的成功创办离不开作家的鼎力支持。关于编辑与作家的关系，赵清阁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编者与作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编者离开作者，他的刊物园地便会荒芜，作者离开编者，他的作品无从开花结果，便会枯萎，湮没。”［2］基于这一理念，作为《弹花》主编的赵清阁一直十分重视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赵清阁是著名作家，在创办《弹花》之前就曾先后主编过多种进步文艺刊物。在其丰富的报刊编辑活动中，赵清阁结识了众多作家，此次《弹花》的创办也自然吸引了许多作家为其摇旗呐喊。赵清阁此时又是“文协”会员，这就为《弹花》的组稿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弹花》的稿源有了保证，如何选择稿件成了刊物编辑面临的重要问题。刊物创办之初，急需文坛名家打开局面，《弹花》创刊号上即发表了诸如老舍、王平陵、胡绍轩等文坛名家的文章。这些文坛名家的作品使得《弹花》的稿件质量有了保证，同时也打开了《弹花》的销路。据统计，《弹花》“第二期出版不几天，两千册销尽，第三期加印至三千册。”［2］在《弹花》第一卷第六期“编后”中，赵青阁即对这些为刊物撰稿的作家们表示了感谢：“金满城先生，老舍先生，老向先生，沙雁先生，他们都是流着汗给本刊撰写难能可贵的杰作。特别是金满城先生，不以新相识而隔阂，予本刊以诚意的协助，及有益的指示。实在是编者在这陌生环境中最感到快慰的。”［6］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些文坛名家之外，青年作家也为《弹花》刊物提供了数量可观的优质稿件，成为《弹花》作家群体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在《漫忆写作与编辑》一文中，赵清阁对此曾有这样的表述：“为了保证销路，唐性天要求每期须有几篇名作家的文章，理由是名作家才有号召力……但我对唐性天的意见是有保留的，我主张刊物不一定每期都用名作家作品，无名作者的来稿只要好，也可以用，这对培养文艺青年有决定性作用。”［7］在赵清阁这一兼容并包的编辑理念下，《弹花》刊物登载了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其中弹花第二卷第二期中，青年作家的稿件占比甚至达到了十分之七八，在本期“编后”中，赵清阁则不吝溢美之辞，对这些无名作家的稿件表达了赞赏：“现在我很快活，是异于往日编后的快活。当我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批外来的稿件时，我发现一般所谓‘无名’作家的那种不苟且不滥造的精神，他们运用灵活的笔，精密的思想，写成了充实而有力的作品。”［8］不论出身，不论名气，依据作品的内容和质量进行组稿和选稿，赵清阁“唯才是用”的编辑策略使得《弹花》获得了青年读者的支持，客观上为刊物的销售打开了局面。

三、女性视角及对女性生存境遇的体察

作为中国现代文坛著名的女性作家，赵清阁在创作上一直坚持着女性主体意识，这种独特的女性意识在其漫长的编辑生涯中也有着十分鲜明的体现。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赵清阁即一直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对“妇女文化”有着强烈的向往与热爱，也正是在这种热爱之下，赵清阁开始主编一系列宣传妇女文化的文艺刊物。全面抗战爆发后，赵清阁将其一直关注的妇女解放问题与中华民族抗战联系起来，在其主编的《妇女文化》刊物的代发刊词中即号召文化女性们携起手来，团结大众，负起努力救亡的责任［9］。由此可见赵清阁对妇女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责任的关注。因为政治等多方面原因，《妇女文化》出版了三期以后主编赵清阁即从该刊离任，然而这一理念却延续到了《弹花》刊物的创办中。刊物第二期中登载了郭沫若的演讲辞《女子是人类“好的一半”》。在这篇演讲辞中，郭沫若号召女青年们从闺阁中走出来，走入农民群众中去，回到“无产阶级劳动者以及兵士的厨房”［10］，融入抗战的伟大时代。紧随其后，刊物又登载了老舍《致女友××函》一文，文章中老舍也对处于抗战时代背景下的女青年们给出了严肃的建议和劝告———奉劝女子不要过于注重自己的外在，要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抗敌救国工作上来［11］。这些都契合了赵清阁一直以来所致力的妇女个性解放问题的探讨。在《弹花》刊物中，“女作家专号”这一期集中体现了刊物的女性视角。该专号为《弹花》第三卷第五期，赵清阁集结了白薇、安娥、谢冰莹、方令孺、沉樱等女作家的文艺作品，成为《弹花》刊物中最为独特的风景。这些女作家的作品或号召民族抗战，或关注女性独立；或以自身浮沉诉说家国之痛，或依他人故事书写时代之思。从作品内容到思想面貌，无不呈现出这一特定时期女性对民族、国家以及自身境遇的严肃思考。而从本期“编后”中也可以窥见主编赵清阁的编辑意图：“从五四到现在，也可说是从反封建到抗战，中国文艺运动由社会革命到民族革命，随着时代进展，参加这运动的工作者固以男性为多；可是讲到贡献，女性似乎也并不低能于男性。”［12］在赵清阁看来，这些女作家们活跃在每个跳动的时代中，为争取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牺牲，这种存在于女性身上的伟大战斗精神和进取精神正是主编赵清阁想要借此专号向广大读者大众展现的。从1938年3月创刊到1941年8月停刊，《弹花》刊物虽然只存续了短短三年时间，却在战火硝烟的抗战时期以一种昂扬的战斗姿态为抗战文坛注入了新鲜的革命力量。虽然在主编赵清阁看来，《弹花》刊物“限于自己的能力、水平，没有能够较好地完成编辑任务，因此也就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作用。”［7］但“所聊堪告慰的，即《弹花》自始至终在战斗，为民族解放、抗敌救亡而战斗。”［7］在那样的年代几乎全凭个人辛苦经营，《弹花》也确实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局限性。然而正如刊物名称所象征的那样，作为时代的产物，《弹花》从未与时代远离，她就是时代中“那子弹开放的花”，在抗战期刊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