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术期刊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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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的边缘化在“双一流”建设中似乎又一次得到了证明。不仅2015年11月5日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对学术期刊只字不提，而且学者和高校管理者的数千篇论述“双一流”建设的文章也无一提到高校学术期刊和学报。①［1］凡是论述学术期刊与“双一流”建设关系的文章均出自高校学术期刊和学报人，除了从作者简介可看到其身份外，这些文章的论述也无一不是从学术期刊的视角出发。在这些文章中，作者表述了颇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意识到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很难为“双一流”建设作出直接贡献；另一方面，他们不甘于这样的处境，认为“双一流”建设不可能离开学术期刊，所以也为高校学术期刊和学报提供了难得的走出困境的机遇。笔者并不反对视“双一流”建设为高校学术期刊和学报难得机遇的看法，但同时认为能否抓住以及如何抓住这个机遇却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一、对“双一流”建设给予高校学术期刊机遇的再解读

要讨论如何抓住“双一流”建设的机遇，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双一流”建设对于高校学术期刊来说意味着什么。尽管《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只字不提学术期刊，但参与讨论的高校期刊同仁们似乎并不以为意，他们的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无视了这一事实，而一致认定“双一流”建设对高校学术期刊来说就是机遇，似乎只要证明“双一流”建设离不开学术期刊，就能证明这确实是一个机遇，或者期刊人只要努力改进自身，就一定能抓住这个机遇，从而使日益边缘化的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重回学术传播的中心。那么，这样的逻辑推衍能够成立吗？让我们对同仁们陈述的理由和提出的举措作一简单分析。第一，参与讨论的高校学术期刊同仁都将之所以是“机遇”的理由归结为“双一流”建设需要学术期刊推动和引领。［2－3］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双一流”建设确实离不开学术期刊这一平台，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其对平台的要求也是堪称苛刻的，并非只要是学术期刊就能参与进来发挥推动和引领作用。一方面，作为“双一流”建设主力的学者，的确没有不重视学术期刊的，他们的成果要得到广泛传播和同行公认以及后续的应用，甚至领风气之先，都离不开学术期刊这一平台，这也决定了他们选择期刊的标准。首要标准就是其权威性和影响力，权威性来自于学术共同体的一致认可，故而专业性又是权威性的前提；影响力则取决于学术期刊的传播力，在数网时代，支撑学术期刊的数字平台的覆盖面直接决定了学术期刊的传播力。另一方面，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部署者和管理者的行政权力部门，至少不可能忽视学术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毕竟“双一流”建设的过程管理和最终结果的评判都须有学术评价作为依据，这也决定了他们选择学术期刊的标准，最重要乃至唯一的标准就是必须对学术评价起到直接作用。其实，在当今的科研体制下，学术期刊在学术共同体中是否具有权威影响与其在学术评价中是否对排名直接起作用这两个方面已经难以拆分了。可见，不管是学者还是管理者，对学术期刊从来都不是“一视同仁”，而只对其中某些“青眼有加”，而科研体制则使学者与管理者的眼光越来越一致了，至于谁影响了谁，学界中人大概都心知肚明。“双一流”建设无疑使得学术期刊进入学者与管理者视野的门槛更加高企。因为所谓“双一流”，指的是国际一流大学和国际一流学科，其建设内涵虽然十分丰富，对其评价虽然是件十分复杂和困难的事，但最有说服力的或者说最能让大众信服的判断标准却也简单，就是在国际著名学术排行榜中名列前茅，故其建设标准天然地具有国际性，即“双一流”建设最终的成功，需要得到学术界和公众的公认，且其范围不仅仅是国内，而是全球。正是这样的特殊性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双一流”建设对学术期刊的选择，不得不将国际排名作为选择成果发表平台（期刊）的重要乃至首要标准。那么，如今中国高校学术期刊是这样的平台吗？如果不是，又如何来推动甚至引领“双一流”建设呢？第二，有的论者已注意到目前深陷困境的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远非“双一流”建设可以依托的平台，但认为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改变现状，满足“双一流”建设的需求，所以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努力的举措，包括提升编辑素养、办好特色专栏、优化期刊结构、强化期刊质量、发挥国际影响，等等。总体上看，立足某个刊物或刊社，挖掘内部潜力、提升内在品质、增强竞争能力是这些应对策略的共同特点。［4－6］那么，凭借这些举措可以实现这一愿望吗？如前所述，满足“双一流”建设的需求，既需要进入参与建设的学者们首选的期刊行列，还要在国际学术评价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不妨看一下这些期刊至少具有哪些特征，而通过上述举措现有的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能否具备这些特征。（1）清晰的学科边界或问题边界。这是获得学科影响以及入选国际学术期刊榜的重要甚至必要条件。对此，有论者可能不会同意，认为综合性期刊更适合学科融合的需要。持这种观点的论者显然是将学科融合与学科拼盘搞混了。学科融合有其内在机理，融合后的学科也终将生成新的边界，虽然这个新边界在融合之初并不稳定，但成功的学科融合总是在向稳定的边界迈进，直到具有自身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体系的新学科诞生。而如今高校大量存在的所谓综合性学报，只是靠装订这样的物理手段将多个学科的论文“拉郎配”地糅合到一本期刊里，与学科融合是有本质差异的。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榜上，上榜期刊绝大多数都是专业或专题期刊，并拥有独立的数字平台或在聚合型平台上拥有独立身份，这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了。因此，综合性学报并不具备天然的促进学科融合的优势，而缺乏清晰的学科边界或问题边界则是其有可能被所有学科抛弃的致命缺陷，且是一个除了专业化转型以外很难通过自身努力就能弥补的缺陷。在今天众多高校用于教师和科研人员绩效考核及类似评价目的的期刊榜单上，名列各学科前列的几乎都是该学科的专业期刊，只有在专业期刊相对较少的学科中，才能看到综合性期刊的影子，且位置大多并不靠前。（2）开放型、规模化、成体系的刊群。没有这样的刊群就无从与学科体系的发展配套，也就难以成为“双一流”建设的依托，这当是不言自明的。能为“双一流”建设视为依托的刊群的主体必然是学科边界清晰的专业期刊和虽然跨学科但问题边界清晰的专题期刊，只有专业、专题分工明确，才会成体系；这些刊群还必须内嵌于学术共同体，向所有共同体成员开放，而不是着眼于重点展示某个主办或特定单位人员的科研成果；能够胜任这样的期刊的主编和编辑必定是学术共同体成员，且大多是其中的佼佼者。开放型、成规模、体系化且由学者主持的刊群在学术影响力和对学科融合的助力方面，远较孤立存在的专业期刊和大量同构的综合性期刊具备优势。建设这样的刊群当然也不是一两家高校期刊或学报通过自身努力就可做到的事。（3）聚合的平台，通畅的渠道，迅捷的传播，权威的评价。在数字化已成为国际学术传播主渠道的今天，国际上规模化、体系化刊群的组织、编辑、发行和传播以及评价已完全依赖于数字化聚合型平台，而编辑出版也早就以数字版本为中心，纸质期刊基本已退出学术传播领域，期刊单打独斗的时代也已成过去。这样的平台建设更是一个体系化的工程，哪是一刊一社内部挖潜努力可以办到的。还可以再列出一些特征，但仅以上这些方面也已足够说明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距离“双一流”建设的要求有多远。如今的高校学术期刊，数量不可谓少，期刊编辑部遍地开花，但或者孤立存在，或者同构明显、边界不清，成规模的期刊社却寥若晨星，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职业化的主编和编辑事实上已远离学术前沿，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处于疏离状态；纸质期刊仍然是编辑出版的中心，传播依靠的是像知网、万方这样的第三方期刊数据库平台，而这些平台上早已不见期刊的踪影，期刊都被分拆成单篇论文，当然更不可能有高校学术期刊刊群的存在。更关键的是，一刊一社的努力根本不可能改变这样的现状，因为要缩短乃至消除现状与“双一流”建设要求的距离，对高校学术期刊来说，不啻于脱胎换骨，不管是明确期刊的学科或问题边界，还是建构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的刊群，抑或自己的数字化聚合平台，又岂是一刊一社内部的事？第三，几乎所有论者都充分表达了要为“双一流”建设作出贡献的强烈愿望，也提到了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但却不提如何赢得竞争对手，甚至无视竞争对手的存在。①然而，对手却是不可回避地存在着的，对于高校学术期刊来说，竞争对手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国内高校期刊以外的学术期刊，尤其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体系的专业期刊群；二是国际学术期刊。后者尤其是高校自然科学期刊的强力竞争对手。由于竞争对手的存在，高校学术期刊要在“双一流”建设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引领作用和评价作用，至少要能与这些对手打成平手。而这些对手，特别是国际学术期刊，或者在高校学者中已形成了巨大影响而成为的首选平台，或者是些巨无霸的跨国集团，经长期经营，早已掌握了国际学术交流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从策划、组稿、编辑到出版发行、评价都有严密的组织和垄断性的地位。在科学技术领域，在我国大型学术期刊集团产生之前，要与国际学术期刊相抗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在人文社科领域，高校若无法形成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的学术期刊集群，即使与同样是国内期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群抗衡，也是很难做到的事。可见，对于高校学术期刊来说，“双一流”建设如果真的是一个机遇，那么，其中的关键在于高校学术期刊不仅需要具备“舍我其谁也”的霸气和自信，更要有霸气和自信所依凭的实力，使得自己能够成为“双一流”建设排他性的选择。但是，当下的高校学术期刊显然没有这份以实力打底的霸气，而高校学术期刊同仁们陈述的理由和提出的举措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凭此不要说生出“双一流”建设中期刊平台非我莫属的底气，恐怕连分一杯羹都不大可能。因此，高校学术期刊面对“双一流”建设这一看似难得的机遇，如何抓住它，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对高校学术期刊内涵式发展的再解读

以上我们分析了高校学术期刊同仁们关于如何抓住“双一流”建设机遇重振高校学术期刊的一系列观点和举措，其实，对于这些观点和举措，高校文科学报人特别是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的主编们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在“名刊工程”建设中，这些举措不仅已被提出，而且都曾努力尝试过，甚至可以说是几乎穷尽了一个刊社或编辑部所能实施的所有办法来进行尝试，然而，对于“名刊工程”整体而言，效果却不尽人意。当时，这些举措不仅皆被归入了“内涵式发展”，而且也构成了作为“名刊工程”建设策略之一的“内涵式发展”的主要内容。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内涵式发展对于今天的高校学术期刊的整体脱困没多大意义呢？并非如此。将这些举措归入内涵式发展没有问题，但对于高校学术期刊来说，它们并不是内涵式发展的主要部分，更不是全部。如果以为高校学术期刊的内涵式发展就是这些举措，那就把内涵式发展的内涵大大窄化了。对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而言，作为与外延式相对的发展模式，内涵式发展强调的不是谋求该系统外延规模的扩展，而是注重以系统内部因素作为动力和资源，通过调整结构、合理改造、加强协同和挖掘潜力来提升质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内涵涉及的范围，并不限于系统内的某一单元，更是指向系统本身。例如：高等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的外延式发展为主转向新世纪以来的内涵式发展为主，指向的不仅是某个学校，更是指向了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发展模式的转型。然而，高校学术期刊同仁们提出的种种举措，却都是以一社一刊为限，而某个单元与某个系统的内涵式发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尤其是当系统本身的结构有问题时，某个单元的内涵式发展于此就不会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一旦内涵式发展成为某个系统层面的发展模式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们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来思考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路径时，首先有必要重新确认内涵式发展之于高校学术期刊的含义及其意义，其次有必要考察内涵式发展的条件是否具备，然后才能确认是否应该走内涵式发展的路径以及该路径将通往怎样的目标。高校学术期刊内涵式发展源于教育部2003年启动的“名刊工程”。当时正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从外延式为主到内涵式为主的转折时期，也是“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设想开始付诸实施的时期。在笔者看来，于此时启动的“名刊工程”有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高校学术期刊到了改变发展模式的时候了，应从追求数量扩大的外延式发展转入提升整体质量的内涵式发展；另一方面，就像建设重点大学一样，有了“一校一刊”的普及发展后，再补上一批重点建设的高质量期刊。与高等教育历来就既有一般大学又有重点大学且有一批特色鲜明的重点大学不同，高校学报却是“千刊一面”的，从来不存在专业化、规模化和体系化的学术期刊集群，即使重点大学也只有综合性学报和数量很少的专业期刊，从未形成与学科配套的高校学术期刊体系。因此，“名刊工程”就被寄托了两方面的希望：一是完成高校学术期刊的重点建设；二是引导高校学术期刊整体转入内涵式发展模式，以完成体系化的重建。两者既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叠加在一起，就是要让高校学术期刊走出困境，重现辉煌。改变现有模式总是从反思开始的，“名刊工程”也不例外，在为“名刊工程”动员的2002年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在主题报告中就对高校学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反思。首先是对定位的反思，提出学报是高校办的，但作者不应该仅限于本校，而是要为国内外学者服务；其次是对办刊理念的反思，提出学报要以专业化为上策；再次是对发展模式以及编辑与学者关系的反思，虽然没有直言废弃编辑职业化，但恢复编研一体，把被体制割断的编辑与学者重新连为一体的意思已是十分清晰。对此，笔者则有评论：“定位、理念、模式问题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因素，这在袁贵仁的报告和随后教育部有关‘名刊工程’的文件中均无明确表述，但从其字里行间，还是可以读出对多年来形成的学报体制的反思，这意味着教育部已意识到学报体制的某些弊端并有意改变它。”［7］对高校期刊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反思为“名刊工程”的设计奠定了基础。“名刊工程”的目标和路径设计是重点建设和整体发展两方面叠加的具体体现。高校学术期刊要改变“全、散、小、弱”的现状，实现“专、特、大、强”的目标，路径是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办高校各专业专刊；中策是鼓励若干高校社科学报合作，组成联合编委会，进行相对集中的学科专业分工；下策就是各刊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把编辑和论文质量提升上来。［8］我们不难看到，无论从“专、特、大、强”的目标表述，还是从上、中、下三策的路径描述，专业化都是设计者心目中“名刊工程”的基石。原因在于专业化是体系化的前提，是整体结构调整的关键。在“名刊工程”的设计中，上、中、下三策各自的地位是不同的，作为目标之首的“专”与作为上策的“办专业刊”，直接决定了“名刊工程”的走向和可达到的目标，而中策和下策都是实现目标的辅助手段；上、中、下三策各自的功能也是不同的，上策追求的是调整结构，中策追求的是加强协作，而下策追求的是刊社内部素质与质量的提升，核心目标还是体系化的专业期刊建设。对于重振高校学术期刊，这三策是不可割裂的，缺一不可，只有将三策统一起来，一并实施，“名刊工程”才有望真正能够推进高校学术期刊体系的重建。显然，“名刊工程”针对的是整个高校学术期刊这一系统，所追求的已不再是高校学术期刊整体规模的继续扩展，而是在已有规模基础上，如何使高校学术期刊的结构走向合理、质量获得提升、影响能够扩大，进而掌握一定的学术话语权。尽管能够入选“名刊工程”的只是少数高校学术期刊，但设计这一工程的初衷与“双一流”建设一样，是要通过这些入选期刊带动整个行业的整体提升，既要有尖端的“一流”，也要有优秀的“普通”，最终就是要使整个高校学术期刊这一相对独立的系统脱胎换骨，涅槃重生，从而完成体系的重建。可见，“名刊工程”的总体设计思路就是在高校学术期刊整个系统的层面转变发展模式，以解决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要将结构趋同、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高校学术期刊构建成学科边界清晰、专业分工明确、结构布局合理、与学科体系配套的优质期刊集群。如果说，“名刊工程”标志着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思路从外延式到内涵式的转变，那么，内涵式模式之应用于高校学术期刊，只有从目标到路径的完整表述才是对这一模式的准确界定。不能不说的是，由于“名刊工程”在动员时将路径分为上、中、下三策，而下策又被定名为“内涵式发展”，客观上造成了“内涵式发展”概念应用于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时发生了严重的窄化，并且通过“名刊工程”的实施，将这种窄化了的“内涵式发展”理念化，造成了今天高校学术期刊人的思维定势，以为内涵式发展只是一刊一社内部的事，而忽略了它对高校学术期刊整体层面更为重要的意义。必须指出的是，被限定为“下策”、囿于一刊一社的“内涵式发展”并不能完整地体现“名刊工程”设计的初衷，更不是内涵式发展的全部意义，甚至连要义也很难算得上，而“名刊工程”的实践也证明窄化了的内涵式发展这一“下策”作用十分有限，上策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重新认识和阐释高校学术期刊内涵式发展含义之必要。内涵式发展的目标针对的首先应是高校学术期刊整体，要弥补缺乏与学科体系配套的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国际化的整体设计这一高校学术期刊根本性的缺陷，上、中、下三策都是内涵式发展模式必要的组成部分，而上策更具有主导意义，中、下策则体现为从属的意义，或者说，只有上、中、下三策俱全，且主次分明，才是完整的内涵式发展模式所揭示的路径，这是一条回归学术期刊本原和初心的路径，也是重返学术传播中心所真正需要的路径。

三、高校学术期刊内涵式发展遭遇的困难

如果仅从技术角度看，“名刊工程”的设计堪称周详，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从宏观的结构调整到中观的协同合作再到微观的编辑素养提升，内涵式发展模式的精髓都有具体体现，这的确是一条重振高校学术期刊的希望之路。然而，现实却是，自2004年“名刊工程”正式启动开始，直到今天为止，在十多年的“名刊工程”建设过程中先后分三批加入的共31家高校学术期刊，真正实施的只有下策，即各自为政的“内涵式发展”，上、中策都只能束之高阁。凭此根本不可能触碰高校学术期刊迫切需要解决的布局和结构调整问题，至于以专业化为目标和路径的高校学术期刊体系重建问题，更是无从谈起。经过十多年建设，如此大打折扣的内涵式发展，虽然使入选期刊的内在质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名刊工程”的目标却愈发遥不可及了，不然，高校学术期刊又如何会被非常需要传播平台的“双一流”建设完全无视了呢？其实，“名刊工程”只不过是构建中国高校专业化期刊体系的一个起步而已，距离高校一流学术期刊集群的建成还有遥远的路要走，然而，就是这一步却也很难真正迈出。那么，明知正确的路径在哪里却无法走入的原因何在？首先，僵化的期刊体制使高校学术期刊失去了自我纠错和调节的机制。学术期刊体制与刊号配置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准入和退出机制纵然有也形同虚设，不管高等教育如何发展、学术研究如何进步、学科融合如何重组、学术传播如何革新，一校一刊的配置已然固化而无法撼动，结构调整根本无从下手，即使期刊体制的始作俑者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也无能为力，很难找到既能实现目标又能保障现有办刊单位和期刊人利益且具有操作性的改革方案。其次，与体制固化相伴的是观念的固化。尽管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管理部门对高校学术期刊的结构、布局、定位的不足就已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学术界对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的种种弊端也多有批评，而“名刊工程”的初衷就是对“窗口说”和“园地说”的否定和超越，但在现实中却一直找不到打破僵局的办法，一校一刊的体制毫不松动，这一关于高校学术期刊的定位理念在高校期刊人中早已根深蒂固，要改变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即使入选“名刊工程”期刊的主编和编辑也未见得对这一理念都有深刻的反思，更遑论众多高校期刊和学报的编辑人了。再次，改革的基础太过薄弱。高校学术期刊迄今虽有百多年的历史和数千种的阵容，但由于一直奉行单位制的办刊模式，办刊单位的数量与期刊的数量几乎一样多①［9］，规模化没有基础；多数学报都是同构的学科拼盘，期刊及其编辑始终疏离于学科和学术共同体，专业化没有基础；从未按与学科发展配套的体系化思路进行规划和调整，体系化没有基础；以为本校服务为宗旨，长期封闭办刊，开放平台功能渐失，国际化没有基础。要将这样的高校学术期刊建成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和国际化的学术期刊集群，基础太过缺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改造比另起炉灶还要困难。最后，改革遭遇的阻力太大。目标与现状之间的巨大落差决定了高校学术期刊体系重建一定伴随着大面积的利益重新分配，现在的主办单位和期刊人中的大多数要想保住原有的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不能使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无论怎样的改革都会遭到激烈的抵制，这样的抵制也会增加改革后果的不确定性，使决策者举棋难定。可见，纵然教育部为“名刊工程”做了精心设计，但要同时实施包含上、中、下三策的内涵式发展还是缺乏必要的条件。“名刊工程”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错并不在内涵式发展，而是高校学术期刊尚不具备全面实施内涵式发展的条件。其实，在“名刊工程”启动之时，教育部的信心就是不足的，这从其明知上策是什么却无法施行，只好寄希望于下策，视之为“最实际，目前最普遍可行的”［8］就可看出。故笔者一直以为，“名刊工程”很有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味道。显而易见，内涵式发展需要外部环境的友好支持，需要内部人员的协力同心，而最为关键的决定性因素还是期刊体制，核心问题则是刊号的配置。不仅是“名刊工程”，有关高校学术期刊的任何改革，无不受到刊号配置问题的羁绊，使得近二十多年来，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和教育部数次想攻克高校学术期刊体系重建这个世纪难题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无论是前者于1998年曾尝试的为学报另立刊号系列（实则将学报剔出学术期刊行列）以“腾笼换鸟”①，还是后者曾推出的“名刊工程”，最终不是半途而废就是不了了之。改革学术期刊体制的最后一次尝试是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的出台，但这个办法有意避开学术期刊的刊号配置改革，将“转企”作为体制改革的唯一目标和路径，想通过市场这只手来完成学术期刊的结构调整和规模整合。②这是一个既无视学术期刊规律，又不针对现实困境原由，且毫无操作性，更无法期待良好结果的改革方案，在学术期刊界和学术界的一致抵制下，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从那以后，无论是总署还是教育部都不再去触碰学术期刊体制改革这个议题，即使从2014年开始由顶层大力倡导的媒体融合，在进入学术传播领域后，也有意或无意地避开了体制改革的话题，结果当然就是得到体制承认的独立学术新媒体迟迟没能真正问世，媒体融合只是纸本期刊多了些附属物，各自为政的纸本期刊仍是编辑出版的中心。所有这些都使人觉得高校学术期刊似乎就此可以不管世界潮流和技术发展，照着原样默默无闻地生存下去了。如果跳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将视野拓展至整个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自然科学学报，那么，还有另一个必须正视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学术评价对学术期刊发展的影响。无论是对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还是一般大学的国家投入，在20世纪90年代都步入了快速增长期。这些投入大多是以项目和工程的形式分配的，而项目和工程正是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的体现。在举国体制中，评价的作用非常关键，因为资源向谁集中的依据只能是评价。这样的“举国体制＋量化评价”的模式不仅对每个高校的发展举足轻重，对所有高校学术期刊的影响也是至为深远的。对于高校学术期刊来说，所受评价影响的关键，就在于以谁为参照系。如果仅仅是国内高校之间的比较，那么，撇开其是否科学合理暂且不说，至少一部分高校学术期刊是可以发挥为评价对象“加分”作用的，比如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所谓“三大核心”排行榜，只要榜上有名的期刊，都会是评价机构量化评价的数据源，其在学术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也就有保证；但如果参照系变成了与国际一流大学和学科比较，那么，高校学术期刊若不能列于像SCI、SSCI、A＆HCI这样的国际学术期刊排行榜，就不能成为量化评价的数据源，也就难以为“加分”做贡献，前景当然也就堪忧了。自学术国际化潮流兴起以来，参照系就在悄悄地、渐渐地变化了，所谓“SCI至上”，就是对这种变化结果的写照。尽管其中的不科学、不合理从学界到管理部门都心知肚明，但在更好的具有良好操作性的替代方案问世并付诸实施之前，“SCI至上”都很难真正根除。“双一流”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评价环境下启动的，无疑加速了参照系由国内纵向比较到国际横向比较的质变。可以预见的是，只要评价是进行国际横向比较，即使中国有自己的学术期刊榜，且不管从国内的评价机构那里“受封”了多么响亮的名头，诸如顶级期刊、权威期刊、核心期刊，抑或有数据库支撑的CSSCI和CSCD来源期刊，也都会因为这些榜单走不出国门而没多大作用，挽不回高校学术期刊整体上的进一步边缘化趋势；如果只在国内高校之间进行比较，只用中国自己的排行榜，那“双一流”建设的成果又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举世公认呢？因此，参照系的改变也就具有了某种不可逆转性。可见，高校学术期刊要真正走上内涵式发展道路，并朝着既定目标迈进，就必须面对重重困难，一一寻找到破解的办法。这些办法几乎没有一个是现成的、有成功经验可借鉴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破解之道大多不是处于权力结构底层的刊、社所能够选择和决定的，如同内涵式发展本身一样，不是一刊一社的努力就可以奏效的。

四、高校学术期刊内涵式发展面临的新环境

如果说内涵式发展是高校学术期刊发展的可靠路径，只需要找到克服所面临困难的办法就有希望实现既定目标，那么，近年来办刊环境的变化则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办刊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刊号配置的悄然渐变和评价口径的高调变化，而与此交织在一起的“双一流”建设则无疑加速和加剧了这些变化。先看学术期刊刊号配置的渐变。其实，即使在“双一流”建设启动以来的几年时间里，由于不再有“转企”之类的激进改革，也没有独立且得到体制承认的学术新媒体的挤压，高校学术期刊人如果甘心于继续边缘化，并没有太多的迫在眉睫的生存压力（压力更多的来自心理层面），这从对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由众人争相热议到渐渐趋于平静再到几乎无人关心也可以看出来。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双一流”建设的启动必定会在这平静的水面掀起波浪。笔者之所以认为“双一流”建设迟早会打破现在这样的平静，是推论并相信在“双一流”建设启动后，纵有千般难，能与“双一流”比肩的世界一流的高校学术期刊集群建设终究会启动。这是“双一流”建设的目标———高等教育强国———所决定的，一个高等教育强国却没有与其世界一流的实力配套的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和体系化的学术期刊集群，不仅面子上说不过去，更重要的是作为强国标配的话语权是建构不起来的。“双一流”建设启动之初可以依靠国际学术期刊而将国内高校学术期刊遗忘于一旁，但要想真正拥有国际学术话语权，让“双一流”建设得到举世公认的成功，终究是要迈过自建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体系这道坎的，而高校学术期刊理应成为其中的主力。只要一流学术期刊集群建设的意义哪天能够上升到与“双一流”建设比肩的程度，并且成为顶层决策部门和学术界的共识，重建中国高校学术期刊体系就必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可以设想的是，一旦一流期刊集群建设启动，破局之举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刊号配置。因为若没有刊号配置的变化在前，就不可能有相应的刊号资源用于随后的新刊建设。其实，自2012年一刀切“转企”的期刊体制改革中止后，原来捆绑在一起的期刊体制改革与刊号配置调整就已被悄然地切割开来，学术期刊刊号虽然仍在严控的范围内，但刊号配置的渐变从那之后就开始了，每年都有几十个新刊问世，主要有三种：一是新创刊物获得刊号；二是以书代刊的学术集刊获得正式刊号；三是少量刊物更名改刊，由综合性期刊改为专业期刊而变更刊号。可见，即使没有“双一流”建设，刊号配置的变化也会发生，因为拥有国际一流学术期刊集群不仅是为了与“双一流”建设配套，更是一个崛起中的学术和科技大国必有的标配，不打破现有格局，重新配置资源，又哪来的一流期刊集群？这是显而易见的。“双一流”建设只不过是增强了其迫切性。引人注目的是，自2019年8月中国科协、、教育部和科技部《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后，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又联合推出了《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9—2023年）》，使得一流期刊建设与刊号重新配置的关系变化终于初步明朗化，首批拟新创专业期刊就达到了30种，办刊单位均为重点大学、科研机构和专业学会。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新创期刊正在摆脱单位“窗口”和“园地”的窠臼，悄然向学科和学术共同体回归。再看评价口径的高调变化。与刊号配置的悄然渐变不同，学术评价口径的变化可谓高调。如果说，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不能以学术排名代替学术评价、避免学术评价结果与利益分配过度关联”①，已发出了顶层设计者有意改变学术评价口径的信号，那么，到2018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价改革的意见》中则明确昭示了顶层设计改革学术评价机制的决心。正是这个文件特别提出：“科学设立人才评价指标……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②，教育部办公厅随即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由此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全面推开了清理“四唯”“五唯”行动。作为清理“四唯”“五唯”行动的重要步骤，2020年2月18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与以往顶层管理部门很少就某个具体评价指标发表意见不同，仅从标题即可看到已上升为“评价导向”高度的鲜明态度。③既然已上升到了导向变更的高度，学术评价的变化就不再仅仅是口径上的，而是更接近体系的重建了。此外，与以往基本停留在口头上的评价改革不同，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还是一系列实施中的具体行动，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确已在行动，从日常考核到科研奖励再到职称评审和头衔授予，所有评价标准都已清理一遍，与SCI直接挂钩的指标都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同行评议和代表作评价，尽管如何保证同行评议和代表作评价的科学、公正和权威还是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实践探索的问题。刊号配置方法的悄然渐变和学术评价体系的高调重建都是在“双一流”建设启动后不久到来的。三者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关联？笔者不敢妄下断言，但前两者间的相互呼应当是一目了然的：从评价体系重建的角度来看，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都只是起到了“破”的作用，只破不立当然谈不上体系重建，但刊号配置方法的变化就不一样了。表面上，改变刊号配置方法要解决的只是新创期刊的准入问题，但其牵一发动全身的特性决定了这一变化必然导致一系列相应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学术评价的变化。学术评价的变化会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对于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同行评议）来说，其评价要具备权威性和公正性，掌握学术话语权是必要前提，而学术期刊正是建构话语权的基础，只有让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话语权和评价权的建立才有可能；反过来，学术期刊若不能回归学术共同体，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一流，更难为同行评议的科学公正提供保证。另一方面，对于量化评价排行榜来说，意味着这些回归了学术共同体的期刊确立权威性之时，必然也是登上学术期刊排行榜单之日，成为新的评价数据源。实际上，只有将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行动与学术期刊刊号配置方法的改变两者结合起来，才有望完成评价体系的重建。至于“双一流”建设与评价体系重建之间的关系，则耐人寻味。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行动的全面推开是在“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了三年之后，两者重合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这是不难看出来的。因为“双一流”不仅参照系是国际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获得国际公认就必须依托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作为成果传播的主要平台，并将在这些期刊上作为最重要的评估指标，由此更可体会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不提学术期刊和学术平台的苦衷和无奈（因为中国太缺乏这样的学术期刊集群，且短时间内无法建成）；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对“双一流”某些必有指标的消解，不再唯SCI等国际大牌期刊是尊，倡导将在中华大地上，其逻辑推衍终将指向中国学术期刊体系的重建。缘此，两者间的紧张不可避免。但是，这样的紧张在未来并非不可改变。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拥有成体系的国际一流学术期刊集群，那结果会怎样？不出意外的话，这些期刊都会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榜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学者以这些期刊作为传播平台，就既能将在中华大地上，也能同时传遍国际学术界，还能站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与国际学术界分享学术话语权，参与规则的制订与改写。那样的话，在规划“双一流”建设时，还会只字不提学术期刊吗？可见，构建中国高校的国际一流学术期刊集群才是打开“双一流”建设与重建学术评价体系之间紧张这把锁的正确钥匙。只是要打磨出这样一把钥匙，既需要投入，也需要时间，更需要科学的态度。在学术期刊体系重建、学术评价体系重建和“双一流”建设三者交错的关系中，高校学术期刊的建设似乎很难与后两者相提并论，在现实中更是微不足道，但是，随着“双一流”建设的不断推进，缺乏国际学术期刊这一平台的缺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日益凸显出来。只要不无视这些客观存在的负面影响，顶层设计必然会对高校学术期刊体制、学术评价体系和“双一流”建设方案作出相应调整。这就是高校学术期刊在谋求未来发展时所必须面对的环境改变，这些改变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考虑清楚的问题。

五、高校学术期刊内涵式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路径

行文至此，对以上分析略作小结。高校学术期刊经过世纪之交外延式发展的大扩容，跑马圈地已告一段落，与之对应的是，整体结构性矛盾明显上升，声誉不断下降。教育部推出“名刊工程”，倡导内涵式发展，意图重振高校学术期刊，但实际推行时大打折扣，上、中策被束之高阁，仅凭下策这样窄化了的内涵式发展并不能解决高校学术期刊结构性问题。高校学术期刊积弊已久，“追根寻源，执著于一校一综合性学报而缺乏与学科体系配套的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国际化的整体设计，是高校学术期刊规划和建设的最大败笔。”［10］一校一刊的布局和千刊一面的结构，辅之强调展示作用而遮蔽了学术期刊更为本质的交流功能的“窗口说”和“园地说”，不仅使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日益边缘化，而且固化进而僵化了办刊人的观念，致使改革的基础薄弱。新闻出版署和教育部对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存在的问题都曾有过一定的反思，并尝试予以纠正，但皆因为高校学术期刊体制与刊号配置的捆绑而半途而废。被高校学术期刊同仁寄予厚望的“双一流”建设，因其对标国际学术的评价标准，实则加剧了未能走出国门的高校学术期刊的边缘化，同时也使中国缺乏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体系的弊端愈发凸显。比“双一流”建设启动稍晚的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的行动意在引导评价体系的重建，故与瞄准国际学术的“双一流”建设之间难免产生紧张。这种紧张未始不是决策者意识到了学术期刊之于学术话语权建设的意义的结果：一方面，学术话语权的建立离不开学术期刊这一基础性的平台；另一方面，单纯依靠大多属于发达国家的国际学术期刊集群难以建立中国学术话语权。因此，建立话语权首先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国际一流学术期刊集群，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的行动只是断开了对国际学术期刊的单纯依赖，但最终能否重建评价体系进而建立中国学术话语权，还取决于能否建构国际一流的学术期刊集群。正因为如此，学术期刊刊号配置方法与体制改革才会悄然解绑，希望通过刊号配置方法的改变来推动中国学术期刊体系的重建，并以此来理顺学术期刊、学术评价与学术国际化以及“双一流”建设的关系。因为重建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的学术期刊集群并努力使之成为国际一流，不仅被寄予了弥补高校学术期刊在布局和结构方面的根本缺陷的希望，而且也是解开“双一流”建设与重建评价体系之间紧张关系的一把有用的钥匙。在这样颇为复杂的变局之下，再来审视困境中的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的未来，虽然未来不乏希望，但前景的确很难令人乐观。可以观察到的是，国家层面的学术期刊体系重建即将或者说已经揭开序幕，但高校学术期刊能在其中占有何种地位却仍是有待解开的谜。刊号配置的渐变似乎说明，疾风骤雨式的期刊体制改革可能不会再现，但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已经开始，在渐变不断积累之下，质变终究会发生。对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来说，这是一件值得警醒的事。尽管受阻于刊号配置的固化而搁置已久的包括上、中、下三策的内涵式发展有了实施的机会，但一流期刊建设门槛严苛，与依托实力强劲前景看好的学科、由著名学者担任主编的新创专业期刊相比，传统的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竞争乏力，当新刊和新改刊挤占了有限的机会后，危机也就显现了。笔者以为，“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启动后，“在入选卓越计划的期刊中，高校期刊数量有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今天的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在卓越计划遴选专家眼中，大多不是可造之材。对照《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所表达的理念和卓越计划对入选期刊的要求，因现行体制而迷失了方向的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已远远地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11］学术评价体系的重建同样如此，评价体系的重建可以说已经开始，虽然以SCI为代表的国际学术期刊在未来评价中唯我独尊的地位可能不再，但学术期刊之于评价的作用是不可能改变的。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学术期刊：第一是高校层面，第二是国家层面，第三是国际层面。中国高校理应有自己的与学科发展相配套的学术期刊体系，这个体系无疑也是中国学术期刊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与国际学术期刊的关系应是怎样的呢？“双一流”建设至少能让我们更多地思考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之间的关系，要让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要建立国际学术话语权，就必须走出国门融入世界，而不是成为与国际学术界对立的一个封闭系统。学术期刊和学术评价同样如此，但与学术研究不同的是，学术期刊还是一种商品，需要通过市场来发行，如今国际学术期刊市场已为发达国家的跨国集团所占据甚至垄断，中国学术期刊要跨出国门融入世界的难度较学术研究更大，需要一个更为艰难和相对长期渐进的过程。不管是历史较长的老刊还是近年来所创的新刊，要成为国际一流期刊，都很难绕过被SCI等国际著名期刊榜收录且在榜上名列前茅这一途径。换言之，即使破除了“SCI至上”，中国学术期刊要走向世界，近期也必须以名列SCI之类榜单为目标。而要建构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学术评价体系，也仍然离不开国际一流学术期刊集群这一基础。成为学术评价数据源与进入一流期刊行列一样门槛高企，高校学术期刊要在未来重建的学术期刊体系和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和国际化缺一不可。由此观之，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的危机远远超过了机遇。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高校学术期刊该何去何从？高校学术期刊要成为国家层面的一流学术期刊体系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是要完成与学科配套的体系化建设，故打破现有格局的重建是不可避免的；构成新体系的基本单元当是学科或问题边界清晰的专业或专题期刊，故对综合性学报来说，面临的困难将会更大，专业化或专题化转型与体系化建设必须同步推进。随着学术期刊刊号配置方法的改变以及学术评价体系重建的渐次展开，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若不能参与其中，必然进一步边缘化，乃至被挤出学术传播领域。要想有所改变，就该看到新刊问世、老刊退场，此消彼长，新的体系就是这样建成的，而这一过程一旦开始，留给高校学术期刊的时间也就不多了。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们更能感知到高校学术期刊的改革为何历来是知易行难，因为跨越现状与目标之间的鸿沟，没有难度和阻力的路径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国家层面的一流学术期刊集群建设的启动、学术评价体系的重建和“双一流”建设的交互作用下，已使得高校学术期刊不得不在改革还是退出之间作出选择。当然，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只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于是，寻找到一条通往专业化、体系化且阻力相对较小、具有操作性的路径的迫切性实际上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如此，在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而又不得不有所选择的时候，内涵式发展对于高校学术期刊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如前所述，内涵式发展是一种不追求外延规模扩展，以系统内部因素作为动力和资源，通过调整结构、合理改造、加强协同和挖掘潜力来提升质量的发展模式。这正切合高校学术期刊体系重建的需要。从拥有的刊号资源和编辑队伍来看，高校学术期刊已基本完成了规模的拓展，问题出在分散布局和与学科脱节的同构式结构无法构成与学科体系配套的期刊体系，从而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现状。教育部在启动“名刊工程”时已确定了建设高校一流学术期刊的目标，并设计了包含上、中、下三策堪称周详的内涵式发展路径，可惜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全面实施，当然也就无法达成目标，遭遇的最大障碍是刊号配置和调整的僵化，此非教育部所能撼动，更不是高校学术期刊所能主动作为的。如今这一障碍虽说不上已彻底破除，但至少有了努力而为的余地。推进高校学术期刊内涵式发展，需要决策和管理部门与期刊社和期刊人两个层面的互动，而前者更是决定性的。这是因为高校学术期刊的内涵式发展必须在整体层面上推进，以重建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国际化的高校学术期刊集群为目标，重点当在调整高校学术期刊的整体布局和结构，而有权调整结构的，只能是有关管理部门。高校学术期刊能否走上内涵式发展道路，关键不在期刊，而在决策和管理部门。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和期待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启动高校学术期刊内涵式发展规划，包括目标、路径、重点、程序、政策支持与保障等在内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当然，高校学术期刊人也当努力，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尽管这几方面要取得进展，也离不开决策和管理部门的首肯和支持。第一，更新观念。“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决定了其必定以国际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作为参照系，这也决定了世界一流的中国高校学术期刊建设必定会以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作为参照系。当封闭的环境被打破，引入外来的参照系后，高校学术期刊人不能不有所触动，至少有志跻身一流期刊的期刊人应该对传统观念有更为深刻的反思，进而对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目标和路径达成共识。第二，加强协同合作。一社一刊的内涵式发展之所以不足以摆脱困境，是因为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面对规模化的国际学术出版集团，单个刊物再强也难以与其匹敌，更不用说现有的高校学术期刊的实力还比较薄弱。高校学术期刊并非没有资源，缺陷在于资源分散，如果能将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协力同心，就是一支不容轻视的力量。因此，应该尽快找到协同合作的途径。第三，积极投身数字平台建设。即使刊号调整能够顺利实现，大多数高校综合性学报也很难独立完成专业化转型，少量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专业期刊也很难形成体系化和规模化，因此，必须另辟蹊径。早在十年前，笔者就曾提出利用数字和互联网技术实现高校学术期刊整体专业化转型和体系化构建的设想，之后，部分“名刊工程”入选期刊又联合创办了数字化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网刊），尽管受制于体制无法获得正式的学术传媒身份，但这个尝试还是坚持到了今天。［12］十年来，传播技术、人工智能又有了新的发展，更为我们展现了数字平台在整合资源、融合媒体、协同合作、高效传播、知识服务、学术评价等方面的优势，笔者已有多篇文章专门讨论了相关问题，在此不再重复。

总之，新技术也许是解开纸本时代无解的诸多问题的一把钥匙，但前提是应该将编辑出版工作的中心转移到数字化出版和传播上来。第四，回归学科和学术共同体。高校学术期刊体系建设，离不开学术共同体，没有学术共同体的主导和参与，学术期刊只能游离于学科和学术前沿之外。只有内嵌于学科和学术共同体，高校学术期刊才能获得学者的认同和归依，学术期刊评价才能真正回归学术共同体评价，这是学术期刊生存的根本，唯此，高校学术期刊才能真正走出困境。因此，回归学科和学术共同体，既是高校学术期刊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高校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的最好归宿。最后，再次特别强调，以上任一方面，高校学术期刊人都应该不懈地努力，但也应该看到，仅有高校学术期刊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影响高校学术期刊发展的各种因素，无不与高校学术期刊的体制和管理密不可分，因此，未来高校学术期刊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学术期刊人手中，管理部门如何决策和行动才是关键。只有顶层和底层相向而行，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国际化的一流期刊集群才有可能建成。

作者:朱剑 单位: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