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CI来源期刊的知识图谱分析

导语：SSCI来源期刊的知识图谱分析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面对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迭代，全球出版业受到了显著的冲击。美国版权结算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业务发展总监克里斯托弗•肯纳利（Christopher Kenneally）认为，到2020年，“四分之三的出版公司业务将完成数字化或处于数字业务转型过程中”。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努力，开放获取正逐步发展并成为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门。爱思唯尔期刊出版全球总裁菲利普•特赫根(Philippe Terhegge)表示，“目前全球的科研出版大约80%是订阅模式，20%是开放获取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开放获取所占比例会继续增长，预计3～5年后会达到25%”。数字化转型、开放获取等因素使得全球出版行业生态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出版领域研究的热点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为了及时跟踪国外出版研究领域的进展，准确把握国外出版学术领域关注的主要问题，本研究运用知识图谱分析的方法，对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来源期刊论文进行了计量分析，以准确把握2019年全球出版学术研究的国家分布、机构分布和国际合作网络情况，提炼全球出版学术研究关注的核心关键词，力求较为系统地总结2019年全球出版研究成果的主要脉络和重要观点，从而为国内出版学术研究和出版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1.数据采集。本研究依托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在SSCI来源期刊中发表的出版研究论文，共获得139篇论文数据，进而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量化描述全球出版研究的现状，对全球出版研究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的计量分析和可视化呈现，并进一步开展文献分析，对出版研究的主要议题进行深入挖掘和系统阐述。2.描述性数据。基于对SSCI来源期刊数据的分析可知，2019年出版研究论文数量最多的国家为美国（52篇）；其次是英国（21篇）；西班牙、中国（大陆地区）和加拿大位列第三、四、五名，发表数量分别为14、12和8篇（见表1）。统计出版研究论文的各国单独发表与合作发表情况，可以发现英国的单独发表比例相对低（见表2）。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分析各国合作发表情况，得到国际合作网络图（见图1）。进一步计算各个国家在网络中的中介中心度，中心度越大表明该国家在国际合作网络中的重要性越高（见表3）。综合表2和表3可以看出，美国仍占据出版学术阵地的核心位置，发文量、单独发文量均最高。西班牙和中国（大陆地区）学者的产出形式侧重于单独作者产出与国内合作，而英国和加拿大则以国际合作为主。2019年，出版领域数量在3篇及3篇以上的研究机构仅为6家，分别为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4篇）、马来亚大学（4篇）、伊利诺伊大学（3篇）、多伦多大学（3篇）、拉里奥哈大学（3篇）和昆士兰大学（3篇），其余研究机构多以单篇为主。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全球出版学术研究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发现“open access”“scholarly communication”“publishing industry”“academic publishing”“scholarly publishing”等关键词的中心度较高，成为2019年学术研究的核心关键词。

二、开放获取与数字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运动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际学术界、出版界、信息传播界和图书情报界大规模兴起，其初衷是解决当前的“学术期刊出版危机”，推动科研成果利用网络自由传播，促进学术信息的交流与出版，提升科学研究的公共利用程度，保障科学信息的长期保存。这一理念迅速得到学者、读者和出版界的响应，越来越多的期刊支持开放获取。截至2010年，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开放获取期刊目录）共收录OA期刊4 953种。开放获取作为出版领域的热点之一，吸引了众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研究，包括开放获取的现状、态度和优劣势等。Bo-Christera对部分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开放获取的现状进行了梳理。由于当前开放获取期刊的索引来源于DOAJ，其并没有对非英文出版的期刊进行统计，因此他使用替代数据源进行识别和人工验证，结果显示有437本OA期刊被识别，约占北欧学术期刊的1/3，其中绝大多数期刊是由学术团体或大学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占主导地位，且很少有期刊向作者收费。Papillon等b总结了CJPS(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类似期刊在推行开放获取过程中面临的一些挑战。因为这些期刊不仅为专业读者呈现高质量、经过同行评议的文章，还通过学术协会产生的收入来支持其工作，文章的开放获取对这些期刊造成了非常现实的压力。Vlokhovenc分析了开放获取对期刊质量的影响，他认为虽然开放获取有降低成本、增加知识传播的好处，但是有可能使高质量期刊变得宽松而开始接受低质量文章。如果期刊不再提供为读者挑选高质量文章的服务，反而会导致知识传播的减少，这与推行开放获取的初衷是不一致的。Joung等d通过调查韩国医学和卫生保健领域的学术研究人员，探讨医学和卫生科学界对学术期刊开放获取的态度，包括对开放获取的使用意图、对开放获取优劣势的看法等。结果显示研究人员对开放获取的好处持积极态度，而对其缺点持消极态度，不同性别与出版经验的学者的态度也略有差异。Sergioe聚焦于开放获取的引文优势研究，认为Google Scholar等开放索引数据库提升了开放索引论文的引文优势，而传统Web of Science等选择性索引的高被引论文并未显著受益于开放索引数据库。实证结果显示该假设是正确的，但由于开放获取和付费文章之间的界限不明确，对上述假设的关系仍然存在争议。随着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数字化出版成为2019年全球出版研究的重点之一。Marta等f针对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探究数字化对西班牙出版业的影响，他们选取三家出版社进行案例研究，结果发现：首先，数字化产品的制作还没有达到纸质作品的水平；其次，增值税的存在不利于提供具有竞争力价格的数字作品；最后，不确定性影响了西班牙出版商数字化的方式，其大多都采取了一种保守而非变革的立场。Chen Hailiang等g利用实验分析电子书是否会影响纸质书的销售，实验组中推迟出版商的Kindle电子书发行时间，对照组则同时发行电子书和纸质书，结果表明延迟电子书供应会导致电子书销量下降43.8%，但纸质书的销量并没有因此上升，没有证据表明纸质书和电子书之间存在强烈的相食现象。Li Fan等h采用程式化的两阶段模型，研究了垄断性出版商的三种出版策略—延迟电子书发行、延迟纸质书发行、同时发行，结果发现纸质书的发行市场潜力明显较小，且电子书的边际成本更小，这使得推迟纸质书发行的策略更受欢迎。以图书馆为基础的数字出版的兴起为满足学者们不断发展的出版需求创造了新的机遇。Fenlon等i对所在国人文学者对数字出版的态度、对学术产品多样化的态度、对作者身份看法的改变、对接触新读者的愿望等展开调查，并基于调查结果提出了图书馆出版商应为学术出版系统做出贡献的建议，包括适应更多样化的数字学术产品、支持新的原创模式和帮助学者通过跨学科和开放获取接触到更广泛的读者等。Chrisj以科学电子在线图书馆(SciELO)为例介绍了开放获取期刊的出版模式，在巴西和其他15个国家和地区，社科期刊等出版物依赖SciELO来进行在线，SciELO已经成为一个面向全球读者的开放平台。Pamelak指出当前护理领域出现了更多新的出版选择，包括开放获取、传统期刊、电子出版等，并针对年轻学者在出版形式选择中的困惑，探讨了其中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期刊质量、发表成本、退稿率和审查时间等。除文字外，视频也可以促进研究成果的交流，从而增强人们对它的理解。基于这个原因，近年来媒体学者通过视频传播自己研究成果的数量有所增加，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Canetl回顾了从书面论文到视听形式的传播模式演变，探讨了视讯作为一种新的学术传播形式，能否达到学术标准，并取代传统书面论文而成为交流研究成果的新方式的问题。Allenm指出近年来学术出版有向社会营销活动转向的趋势，很多学术出版商将媒体作为学术社区的一部分，吸引作者充分发挥社交媒体的信息共享功能来推销自己的作品。

三、从语言、性别到掠夺行为：“不平等”的出版

2019年，全球出版研究主要从写作语种的选择和论文语句的表述形式等方面讨论学术出版的语言“不平等”问题。Gradim等n收集了1960年至2015年期间每年发表在WoS、SCI和SSCI上的所有文献，形成了一个含有5 100万条目的数据库，通过分析作者，发现英语仍是占主导地位的出版语言，排名第二的则是伊比利亚语。他们还分析了伊比利亚语在学术出版领域中的地位、对语言政策和平衡英语语言霸权的潜在影响。Stockemer等o通过对在《自然》期刊上的800多名作者进行调查，发现在非英语国家的研究人员中，平均有60%使用英文进行写作，这一比例会因学科、地区和年龄而变化，年轻的学者、欧洲人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更偏爱英语写作；同时作者认为，研究人员选择英文写作的主要动机是英文出版会增加作品的声誉。Lei Junp以318名中国大学教师为研究对象，探讨影响他们选择学术出版语言的因素。他利用混合方差分析法(ANOVAs)研究语言、学科和海外经验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结果发现学科背景、海外经历和英文写作能力对研究人员选择出版语言有显著影响。Hanauer等q通过对148名墨西哥研究人员和236名中国台湾研究人员进行调查发现，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者，相比于英语母语学者，在写作中会承担额外的负担，包括24%的难度、10%的不满和22%的焦虑，进而导致英语对科学写作的障碍。Zheng Yongyan等r对中国多语种学者在学术出版中的语言实践进行定性研究，采访了来自五个非英文门类的15位多语种学者，发现隐性的英语出版政策使国际和国内学术出版市场上的结构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基于研究结果，作者建议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研究评估政策时，应考虑到不同语言专业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来支持多语种学者平等参与知识建设。Na Luo等s着眼于EAL(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学者在出版过程中的语言障碍问题，提出手稿翻译这一解决方案，并利用案例分析手稿翻译作为文本中介的重要性。Bajwa等t通过对出版过程中编辑和审稿人的内隐期望进行研究，来探讨学者写作语言的选择。他们选择来自心理学和管理学的96位审稿人来审阅两个版本的文章，文章区别在于研究结果的引入语不同(“the results show”vs“the results might show”)。研究结果表明，作者使用模糊限制语会影响审稿人的推荐。Julia等u对心理学领域期刊进行梳理，对期刊的国家、分区和学科领域的分布情况进行研究，来确定每个国家的期刊总数和排名。结果显示，美国和英国的期刊数量最多，其次是荷兰、德国、法国和西班牙，但仅有11个国家的心理学期刊处于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的一区，14个国家的期刊处于SJR(SCImago Journal Rank)的一区。Colin等v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期刊出版和传播现状进行分析，发现近年来纸质期刊的数量开始减少，而数字出版物、数据库和搜索引擎成为人们获取数据的新途径，但无论是印刷形式还是数字形式的期刊，都是公共卫生领域重要的传播工具。普遍观念下，性别歧视和文化传统限制了女性从事学术职业的机会，因此需要了解有关学科内性别不平等的全面信息，发现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补救措施。Cassandra等w利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分析了2004至2015年间，教育技术领域内六种知名期刊中女性和男性作者的发表率。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总体样本中女性发表的期刊文章数量占比不到一半，但有两本侧重于中小学教育(P-12)的期刊，女性作者的发表率一直高于男性作者。这一分析结果对研究女性学者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可见度具有现实意义。Mike Thelwall等x学者评估了2017年印度186个研究领域的期刊文章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发现在26个广泛领域中男性第一作者与女性第一作者的比例约为1.5∶1，而在所有领域中这个比例达到2.8∶1。与美国相比，印度的女性第一作者比例要低得多，且各领域之间的性别比例差异不大。在研究领域上，印度的女性学者更倾向于研究经济学、数学和牙科学。作者呼吁学界应采取更多措施来促进科学领域的性别平等，以解决总体的不平衡问题。Jamie Lundine等y对健康科学领域的期刊编辑进行探索性的深度访谈，分析期刊编辑对“性别是否影响、如何影响同行评议和编辑实践”的理解。研究结果显示，一些编辑没有考虑到作者性别对其编辑工作的影响，未能认识到社会结构是如何产生系统性不平等的，这些发现表明编辑和出版商在解决学术出版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上有发挥更积极作用的空间，以确保期刊能反映出知识和思想的多样性。掠夺性出版（Predatory Publishing）指的是未经真正的同行评审，不管文章质量好坏，缴纳高额版面费就能发表的行为。掠夺性出版违背了出版规范和出版道德，给出版业带来了恶劣影响。近年来掠夺性期刊的数量迅速增加，剽窃、伪造等行为层出不穷，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Jeffrey Bean了掠夺性OA期刊和出版商的黑名单；Murphy等z学者探讨了学术界成员，包括出版商、开放获取倡导者和研究人员选择解决欺诈性出版问题的不同方法；Constance等27针对护理学领域的掠夺性出版提出了一些建议，旨在向现在和将来的护理学者介绍出版领域的发展现状。Simon等28 回顾和总结了近年来学术期刊中的掠夺性出版实例，将掠夺性出版定义为：对研究材料的出版收取费用或提供发表保证，但不提供作者期望的出版服务，如同行评议和编辑修改等的出版活动。由于国家、机构和出版商的强制要求，开放获取出版变得越来越流行，他们认为很可能有更多的作者会被诱使做出错误的决定，即在掠夺性期刊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文章，导致基金资源的浪费并损害他们的研究声誉。考虑到这些影响，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举措。Matumba等29认为掠夺性出版尤其是学术造假，威胁着全球科学文献的质量。参与掠夺性出版的作者在发表研究时很少或者没有受到同行评议，他们的投稿动机是低退稿率、快速出版而不是学术进步。研究人员通过对掠夺性期刊的文章来源进行分析，发现它们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因此作者提出将合法期刊列入白名单和将掠夺性期刊列入黑名单两种威慑手段，并详细解释了两种手段的工作方式并比较其优缺点，以决定哪种方法更具威慑力。Silva等30认为，人们在阅读大量掠夺性期刊的文献后，会出现一种错误的倾向，即继续围绕掠夺性期刊进行阅读。作者聚焦于“掠夺性”和“剥削”的定义，分析了可能构成掠夺性期刊或出版商的因素。Alexei等31采用俄罗斯期刊论文所(Disseropedia of Russian Journals)的正式标准，对RSCI(Russian Science Citation Index)期刊的出版不端行为和掠夺性出版行为进行评估，结果发现相当数量的RSCI期刊违反出版道德或涉及掠夺性出版(伪造同行评议、剽窃和自我剽窃、发表伪科学论文等)，且2018年这类期刊的数量比2015年RSCI刚启动时要多，即总体发展呈负面趋势。作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包括期刊选择过程的不透明、RSCI专家库问题和外部监管的有限等。Owens等32比较了护理领域三种已知的掠夺性期刊，分析其中抄袭或复制的内容比例，选择各期刊从第1卷第1号到2017年5月的所有文章共296篇，使用电子剽窃检测工具对每篇文章进行相似性评估并打分，然后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总结，结果显示68%的文章有90%及以上的内容抄袭，另外还有大量文章包含相似内容或可能的研究剽窃(相似度在20%到70%之间)，原始出版物和重复出版物的间隔平均为27.2个月，涉嫌抄袭的作者来自26个国家，包括非洲国家，以及美国、土耳其和伊朗等，最后作者归纳了学术剽窃的规律，并强调当务之急是对编辑和作者开展相关教育。

四、如何改变出版业的结构性问题

许多学者对出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剽窃与自我剽窃问题、数字传播的风险问题、同行评议难度问题、不同学者的合著问题等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探索如何改变出版领域的结构性问题。Valdeon33从高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推行的“publish or perish”（不出版就灭亡）政策出发，探讨了翻译研究出版中的道德问题，包括剽窃、自我剽窃和不合理引用等。他将重点放在作者、编辑和审稿人上，分析他们在出版过程中的作用，强调了如果目标是进行创新和扎实的研究，那么作者、编辑和审稿人之间的信任是十分必要的。Wang Zhigang34着眼于中国网络文学中的抄袭现象，他收集来自反抄袭平台、网络文学网站、新闻报道网站和司法机关网站的数据资料，对抄袭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并对网络文献出版专家进行访谈，为研究中国网络文学出版中的抄袭现象提供了实证资料。作者对文学生产平台的“自我监控模式”的有效性问题进行讨论，并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网络文学创作平台的外部监控，以控制网络出版的抄袭行为，促进网络原创文学的发展。Adam35探讨了数字传播环境下与学术传播相关(出版、教学和专业发展)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剥削和边缘化等总体风险，也包括在数字传播环境下学术活动的特定领域所特有的风险，同时他认为数字传播环境也为批判性教学法、创造力、透明度、灵活性和学术公信力的提升提供了机会。Caputo36认为同行评议在评估手稿的学术价值中处于中心地位，同时他们对同行评议过程中的困难进行了阐述。出版领域的巨大变化给编辑征集合格的审稿人带来了巨大挑战，很多资深学者和专家不愿意审查他们所在专业领域的手稿。Jenna等37针对教师和学生合著的问题举办了研讨会，依据来自不同机构学者的集体经验，他们确定了合作过程中的挑战—如何在整个出版过程中有效地选择、管理和吸引学生。作者还给出了应对这些挑战的策略，以期提高本科生成功的比例。Brennan38从多年来对博士生和专业学者的研究中总结出在高质量的国际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文章的100条规则，每条规则都附有简短的建议。DeLisi39从期刊编辑的视角出发，总结在稿件的审查过程中，编辑期望看到的写作方式，即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他们的研究是重要的、新颖的和值得发表的，还从如何选择合适的期刊、标题的重要性、稿件如何收尾三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建议。Quan Hoang Vuong40以越南为例，讨论学术出版对越南的影响，发现受政策和财政的激励，仅在人文社科领域，2008年至2018年期间，期刊文章的发表量年增长率就高达17%，越南在国际期刊（尤其是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竞争力持续提升，最后总结了提高科学论文产出的驱动因素，以及这种竞争可能带来的问题。Magadan-Diaz等41通过比较西班牙与其他欧洲国家在书籍税收政策和固定价格政策方面的差异，来分析间接税在西班牙出版业中的作用。Sapiro Gisele42通过采访作家和文学活动的组织者，以定性研究的方式分析作者、出版商和文学活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出版商仍扮演着文学领域“看门人”的角色，而传统的文学奖项和文学活动也为作者提供了机会。Jandric等43探讨了知识生产和学术出版之间的关系，认为出版过程是社会生产的一种形式，发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并指出当前主流学术出版的政治经济是大型学术出版商、学者和hacker-activists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整体上看，2019年，美国、英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出版学术研究的中心，同时，中国（大陆地区）、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也跻身全球出版学术研究的前列，马来亚大学成为唯一进入全球出版学术研究发表量TOP5的发展中国家高校。全球出版学术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开放获取、出版行业、学术出版、数字出版和同行评议等方面，“open access”“scholarly communication”“publishing industry”“academic publishing”“scholarly publishing”为TOP5中心度的关键词。从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开放获取和数字化转型虽然并非出版业发展的新概念和新现象，但仍然成为2019年全球出版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同时，全球出版学术界密切关注语言不平等、性别不平等、掠夺性出版等“不平等”出版问题，并探讨如何解决出版业的结构性问题。本研究集中关注2019年全球出版学术研究的知识图谱和主要学术观点，以为国内出版学术研究和出版业发展提供参考。目前，本研究仍然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也是未来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突破口：一是在2019年全球出版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历时性的分析，从时间维度探讨全球出版学术研究各个阶段的知识图谱以及学术观点变化，为出版学术研究提供具有纵向变化的参考；二是对全球出版学术研究与中国出版学术研究进行比较研究，对比国内外出版学术研究的观点、关注点等方面的差异，探讨在中外不同语境和实践背景下的出版学术研究的知识图谱异同；三是选择开放获取、数字化转型、学术出版等关键词或研究主题，集中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主题化的知识图谱研究。

作者:赵曙光 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