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单位三审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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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了“关于开展出版单位‘三审三校’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通知”指出，“三审三校”制度是图书、报纸、期刊出版单位内容编辑环节的基本制度。近期发现，一些出版单位内部管理失范，“三审三校”制度执行不到位，有的流于形式，严重影响内容导向和出版质量。为更好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出版管理条例》等制度规定，完善出版单位制度建设，排查风险隐患，特安排开展全国性的专项检查。“三审三校”制度是有密切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内容把关制度。相比而言，“三审制”是更关键、更重要的编辑制度。它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有关法规、条例上面有，“通知”再次予以强调：“出版单位在内容编辑环节应履行初审、复审和终审三道程序。在初审环节，应在审读全部稿件的基础上，对选题内容的社会效益、文化价值和出版价值进行审核，严格把好导向关、知识关、文字关等，形成初审报告，对稿件提出取舍意见和修改建议。在复审环节，应审读全部稿件，并对稿件质量及初审报告提出复审意见，作出总体评价，并解决初审中提出的问题。在终审环节，应根据初审、复审意见，对稿件的内容，包括出版导向、学术质量、社会效果、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等方面作出评价。对涉及重大选题备案内容的选题，要按规定督促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三审’中任何两个环节的审稿工作不能同时由一人担任。”

事实上，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出版物的质量管理，注重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早在1952年9月，国家出版总署在《关于执行〈关于公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1）设立总编辑为首的编辑部并组成包括社外专家组成的编委会；（2）作出全年的选题、编辑、发稿、出书计划，并拟定每季每月的计划；（3）向著作人约稿要订立合同；（4）一切期刊、丛书的出版必须有编辑计划，并经出版行政机关审查批准；（5）每一书稿从采用到印制成书，应实行编辑初审、编辑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和社长批准的编审制度，以及编辑加工、设计、校对、印成后校读等基本程序；（6）编辑部对每一书稿都应负政治上与技术上的责任。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出版机构对书稿应实行“三审制”。这里的编辑制度设置，包括三审制的规定，在民国时期相关规则基础上更加明确、更加细化，也更具可操作性。1960年7月，文化部出版局起草制订的《关于出版工作的若干规定（草案）》是一个征求意见稿。这个《规定（草案）》对于新中国成立初的编辑审稿制度作了进一步强调，且要求更加细致，明确指出：“各出版社均应制订切实可行的书稿编辑审校制度（包括保密审查制度），明确规定各级编辑人员和校对人员的职责。必须严格执行三级（责任编辑、室主任（组长）、总编辑）审稿制。每一种书稿，必须有总编辑或副总编辑一人作过一定方式的审阅（通读、抽查或主持集体审阅）并签字后才能发稿，对出版的书稿负政治责任，并保证书稿有一定的学术（艺术）的质量。”这个“规定（草案）”对如何进行审稿，确保审稿质量，提出了富有建设性和操作性的指导意见。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物质量保障方面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1992年11月，新闻出版署《关于图书质量管理规定（试行）》，这个“规定”到1997年3月3日去掉了“试行”二字，正式颁布。它对图书质量的分级标准和管理办法作了明确界定，制定了相应的奖励办法。同时，将图书出版过程质量和图书成品质量分为优质品、良好品、合格品和不合格品四级，并规定了明确的分级考核标准。这里，不只是就“三审制”说“三审制”，但确实涉及更深入、更系统的问题。

图书也好，报刊也罢，文稿的“三审制”不是孤立的，它应该是整个编辑流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整体出版管理的一个方面。制度的建立固然重要，而严格执行、落实到位无疑更加重要。出版物质量首先是内容质量，而内容质量既包括政治质量，也包括学术质量、编校质量等，其中政治导向是否正确，政策把握是否准确，价值引导是否合适，都是需要特别重视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更加关注文化出版机构的社会效益，倡导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明确对出版单位的考核社会效益权重占到50%以上。而到了互联网时代，出版融合有了新发展，自媒体融媒体突飞猛进，如何继续发挥把关人作用，如何确保出版物的内容质量和整体品质，在在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三审中的每一审都是一个环节、一道关口，各有其不可替代的责任。1998年，新闻出版署图书司以图管字（98）第98号文件下发《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它在出版领域经过逾二十年的应用，在规范编辑工作及保障图书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仍有其价值。要特别强调和重视的是，编辑部门总编辑（社长或主编）作为最后一道关口的把门人，担负着更加艰巨而光荣的使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从事内容创作生产传播的文化企业，要建立和完善编辑委员会、艺术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强化总编辑等内容把关岗位的职责，对涉及内容导向问题的事项，具有否决权。”可见，权力很大，当然责任也就不小。前不久，有学术期刊主编不仅没有尽到质量把关的责任，管理严重失范，甚至是有权就任性，随意开设与期刊定位、宗旨不相关的栏目，刊发明显有质量缺陷的稿件，引发学界和公众关注与热议，成为舆论热点。

2020年元月，一篇多年前刊发于核心期刊——《冰川冻土》上的洋洋数万言长篇论文被人扒了出来。这篇试图建立“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宏文”，其理论和实践基础完全来自对“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的感悟和体认。这显然是有违科学研究严肃态度和学术刊物基本规范的。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篇文章刊发的期刊《冰川冻土》，主编又正是导师本人。这样的文章刊登出来，初审是怎样的，复审环节是否把关了，特别是主编终审时又是怎么通过的，看来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应属于社科学术类的核心期刊——《银行家》也曝出大料，主编在这本期刊上特设《父子集》专栏，专门用于长期发表自己的书法作品和儿子的散文随笔等。其实，办好一家好的学术期刊，除了固定栏目，重头文章，有时候确实是需要调节版面，张弛有度，既要丰富的内容，也需形式的多样，但那也必须和刊物的宗旨、性质、定位相关联，不能随心所欲，任意别出心裁地“突破创新”。说到底，做报刊也好，做图书也罢，在加强政治意识、阵地意识，守土有责、有土尽责的基础上，还需要敬畏学术，敬畏文化，严格遵守学术规则和出版规定。具体到三审制，上述期刊的三审可谓形同虚设，尤其是终审。看来，建立健全出版机构的三审制度，关键还在人，在那些主导图书和报刊编辑出版的关键岗位。而加强对出版机构关键岗位关键人的监督与检查，也是落实“三审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互联网出版如何落实三审制度，更是需要高度重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作者:范军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