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完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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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期刊进入了一个以核心期刊为轴心的繁荣发展时代。但由于国家层面对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缺失，关于核心期刊及其核心期刊评价的争议长久不衰。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不管社会上对核心期刊及其评价有多么强烈的质疑、批评，也没有阻止住它迈向“神坛”的步伐。目前，核心期刊评价俨然“成为学术期刊发展的指挥棒、方向标、荣誉榜”①，成为全行业发展的“律令”。学术期刊一切以影响因子为宗法的“算法出版”，使个刊失去特色、失去性格，其“异化”“神话”问题更导致整体业态发展方向偏离、失序。期刊界对学术期刊评价是“又爱又恨”，理性完善的建议、非理性情绪的发泄兼而有之。专业评价机构越来越不能承受“时代之重”，对社会各界批评的回应也越来越无力、无奈。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核心期刊评价发展是时代的应然；从评价实践看，它在顺应世界学术评价发展潮流的同时，给总体质量不高的我国学术期刊发展找到了实用性的评价工具。所以，完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提升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是当下的热门话题。

一、高质量发展理念与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阐释

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产物，是基于社会文明、人的现代化在更高水平发展上的全面建构；其内涵是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融合为一体；其本质是以质量和效益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从理论形态把握，高质量发展具有五大特性。一是战略性、系统性、综合性，它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现有各种经济发展战略的综合性、系统性的统领和提升。二是生态平衡、可持续，它指的是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后来发展能力的发展，注重对环境的影响和保护，维护生态平衡。三是发展方式转换，它是由要素投入到创新驱动的动力方式转换，不仅要生产效率，更要发展质量。四是共享发展成果，不仅强调把“蛋糕”做大，而且强调社会公平、公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较高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五是体现出“革命性”，不仅实现社会现代化，而且实现人的现代化。依照高质量发展概念的内在逻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存在两个系统：一个是宏观的以学术期刊整体业态来看的高质量发展，一个是微观个体层面分析的个体刊物的高质量发展。从整体业态层面来看，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学术期刊集群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核心期刊高质量发展，而且是占75％的非核心期刊的多数部分也要高质量发展。①二是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必须服务于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注重系统生态和谐。对于学术期刊应有顶层设计、战略安排，应该有相当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式的学术期刊发展战略，应在地域特色、个刊“百花齐放”上做出合理安排，甚至在刊号的分配上也应有指令性或者指导性的意见；还要为所有刊物营造公平的生存发展空间，对目前“散养式发展”采取行政管理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管控手段，有序管控，有良好的学术规范。三是学术期刊可持续发展。包括人财物方面的稳定持续投入，影响力、竞争力、传播力持续发展，跟上时代步伐，做好新媒体、融媒体工作等。四是共享发展成果。包括学术期刊信息共享、成果共享，编辑个体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从微观个体刊物来看，高质量发展也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导向正确，研究高质量，传承创新知识，并贡献学术思想；二是有研究特色，出版形式和学术思想均具有鲜明的个性品格；三是在各种核心期刊评价中体现出影响力；四是注重学术规范建设。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不能割裂，并且这是每个学术期刊追求高质量发展应遵循的基本规则。

二、核心期刊评价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

近些年来，关于核心期刊评价的“爱恨情仇”，只有期刊人自己能够说得清楚。核心期刊评价机构在实践中似乎也没有或者不敢挺直腰杆，诸如核心期刊榜单，个别机构也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偷偷摸摸”，这与当前核心期刊评价影响力极不相称，也不可思议。从现实状况看，核心期刊评价发展走入困局。（一）核心期刊评价的现实状况。1．学术评价与核心期刊评价互相利用，把核心期刊评价推向工具使用的极端位置。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核心期刊评价为中心的计量评价随着其应用的强化、泛化，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份“关于学术成果问题的反思”调查显示：71％的学者认为，目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成果问题非常严重；有48．7％的学者认为，不合理的评价体系是学术成果问题的根源所在。②2018年，主席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全国教育大会上，连续对学术评价问题、人才评价制度问题、教育评价导向问题做出指示。2018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开展“四唯”专项清理行动。表面上看，这些好像与核心期刊评价关系不大，矛头指向的是学术评价，但实际上，学术评价问题主要集中在计量评价的过度使用上，“以刊评文”是其策源地。但反过来看，学术评价之“唯一”的评价工具使用又强化了核心期刊评价，使之对学术期刊发展的导向性更强。学术界的一些乱象虽然不能都简单归罪于核心期刊评价，反“四唯”“五唯”问题也不会终结核心期刊评价，但是这种互相利用、促进的“内生机制”，的确把核心期刊评价推向了工具使用的极端位置，并给学术期刊的发展带来严重困扰，使之成为社会各界批评的众矢之的。2．核心期刊“异化”“神话”严重，评价体系被质疑。首先，质疑核心期刊评价理论的科学性。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以影响因子为中心的形式评价上，“引文索引作为评价工具，到目前为止还主要是一种基于形式的量的比较（如论文的聚类度、相关度、规范化、价值的持久性等），而非对期刊学术价值的质的评价”③。从实践来看，对CSSCI等评价机构引证报告的批评，也主要是针对影响因子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对学术期刊或学术成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的质疑上。一方面，在学术生产中，不同学科影响因子存在重大差别，期刊的遴选、分类是否科学直接决定着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定量评价不是学术期刊质量评价的全部，尤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还涉及价值判断、历史判断和性质判断。有学者认为，“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更多是学者社会关系与社会影响力的反映，而不是真实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的反映……‘科学引文索引’的办法必须与‘科学的’研究范式结合起来才有意义”④。其次，质疑评价主体的资格、目的。主体资格是指主体从事某项工作、职业、活动时依照法律或专业规范应当具备的相应的资质，是从事某项活动的法律或行业认可的前提。评价目的是评价活动的诉求———为什么要开展此项活动？目的不同，评价方法选择、评价结果也必然会有差异。当前各种核心期刊评价机构是在各自不同的情况下自发产生发展的，在开展评价活动中也呈现“过度自由化”状态。从主体资格来讲，其先天的缺陷显而易见，既没有法律的认可，也没有学术共同体的授权，反而是一些研究机构的“自在活动”。甚至有学者指出，“评价机构或管理部门并不能因为其提供了评价工具或建立了指标体系或组织了某种评价活动而自动成为适格的评价主体”①。当前，评价主体资格最主要的问题是学术共同体的缺失，另外还有缺少诸如读者、编辑同行的参与等。从评价目的来看，虽然评价机构或宣称是“指导行业需要”“建立数据库”等，但在实践中却都发生位移———指向核心期刊评价，由于评价活动本身就是学术话语权，这就必然与一些学术利益相勾连。各专业研究评价机构最接受不了的也是人们对评价主体资格、评价目的的质疑，特别是当他们听到“外行评价内行”“开展评价有其自身利益”等话语时会感觉特别刺耳、伤心。实事求是地讲，各专业研究评价机构对中国学术期刊评价实践功不可没，也正是他们主动站位，开启了我国学术评价的实践活动，而且20余年来他们在回应各种社会关切中对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和完善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贡献了极大的智慧。但是，由于核心期刊评价在实践中的运用已经突破了其开展评价活动的初衷，成为指导学术期刊发展全行业的“律令”，人们对评价机构主体资格、评价目的的质疑也成为当然。可以断定，如果核心期刊评价缺少科学的从主体资格到评价程序设定、评价体系的制度建设，核心期刊评价发展将永远翻不过这道被质疑的“篱笆墙”。（二）核心期刊评价存在的问题。当前核心期刊评价发展走入困境，评价主客体间陷入焦虑，如若用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审视，核心期刊评价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1．评价缺少系统性建构。首先，站在中国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的角度看，核心期刊评价是照顾了25％核心期刊的发展，丢掉了75％（大多数）期刊的利益，这就必然形成先天的战略层面缺陷。其次，在多元共建中缺少协同，导致权威性丧失。众所周知，各种核心期刊评价最初多是项目研究“建立数据库”，是“指导行业需要”的评价，但因市场需求不同、评价目的不同，期刊评价的主体、标准、结果也就不同。“如《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3家统计的科技类来源期刊或核心期刊的重合率不到40％，《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3家测定的社科类核心期刊重合率仅有30％。”②“在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排名前30名中，来自理工类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期刊，竟然占到三分之一……《学术月刊》《江海学刊》《天津社会科学》等学界人所共知的学术期刊，均排在30名之后……这样的排名，就与业界、学界和读者的常识性认知，产生了极大的‘视差’。”③再次，从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体系看，目前偏重于定量评价。尽管各评价机构对政治问题、专家意见等定性问题有所考虑，但基本都是虚设，在评价中也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日前，北京大学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在评价指标体系中设定了专家意见的权重，但也仅占7％，定性与定量显然不在一个天平上；南京大学也正在努力建设“学术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力”评价体系也努力在“全要素”上有所建树，但系统化建构仍在路上，问题难以最终得到解决。2．“影响因子效应”导致学术不端。“影响因子效应”即是期刊人在办刊过程中一切以增加影响因子为取舍的办刊行为。核心期刊评价开辟了我国学术期刊计量评价的先河，在学术期刊评价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核心期刊的产生满足了学术界科研评价工具主义的需要，也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期刊的发展。核心期刊对业界产生的“鲶鱼效应”，催生了学术期刊发展的极大内生动力，也一度与国家打造“品牌期刊”目标相契合，获得了政府方面在实践中对评价成果的采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学术期刊在追求影响因子的同时，也极大促进了学术研究成果高质量生产，使学术期刊评价完成了形式与内容较为完美的统一。但由于形式评价不是评价的全部，如果拿来作为全行业的导向指标，就必然存在先天缺陷。特别是“异化”，当各种利益与评价活动相互纠缠时，必然产生学术腐败、学术不端，严重干扰学术期刊的发展。最为严重的是“影响因子效应”导致的学术期刊发展方向的偏离，即一切以影响因子为“宗法”办刊取舍，许多“大专家”做起了小学生算术作业。一些办刊人为了缩减影响因子分母，单月刊变双月刊，片面追求长文章；为了扩大影响因子，互引、假引等影响了学术期刊的正常发展。虽然众多有良知的学者、主编不齿这种做法，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办刊中，如果有谁胆敢不认影响因子这个“宗法”，刊物被“剔除”出核心期刊榜单，主编则“下课走人”，后果自负、苦果自吞。3．导致学术期刊个性特色缺失。学术期刊的高质量除了政治正确、学术高质量外，具有个性特色，打造精品期刊亦是应有之义。把同一类型高质量刊物作比较，特色和个性不仅会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还会成为核心竞争力。当前核心期刊评价使学术期刊界全国上下争过“独木桥”，竞争优质稿源，不顾刊情、社情和地域资源优势，为了影响因子，把过去很有影响很有特色的“小栏目”尽数“踢出”，几乎见不到“学术信息”“学术动态”“会议报道”“简讯”等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具有丰富信息的栏目。其实这些小栏目，由于刊载灵活性强、时效性高，不仅强化了学术思想的传播，而且还往往会成为一个刊物的“声音”偏好，成为办刊特色。在历史上，《禹贡》杂志开辟的专栏“通信”和“地理消息”等小栏目反而成为《禹贡》的办刊特色。现今《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既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编辑学研究”特色栏目，也有“学术书讯”小栏目，难能可贵。应该说，当前被人们诟病的学术期刊“千刊一面”缺少个性和特色的情况，虽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核心期刊评价影响也难辞其咎。4．共享发展成果成为奢谈。从人类社会深层也是终极的意义看，一个事项如果没有让大多数人产生幸福感、具有获得感，这个事项就缺少存在的价值。核心期刊评价的产生、发展，使行业内有了一种评判的标准、一把尺子，让期刊人看到了自己的位置，先进者自勉，落后者自警，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它发展到今天，已产生严重的利益固化现象，一方面核心期刊占有绝对资源，其他非核心期刊在稿源、项目资金资助等方面失去竞争力，学术期刊的大多数没有品尝到核心期刊评价所带来的发展成果；另一方面，核心期刊之间竞争激烈，有的期刊不惜丧失学格、刊格、人格，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如在编刊过程中，随意删去作者引用他家刊物的文献，降低他家刊物影响因子评价量度等。这真应了一句俗语“同行是冤家”，实在是一种悲哀。5．导致整个行业躁动。大家都知道，在学术期刊界核心期刊不仅是指挥棒、方向标，而且更是荣誉榜、利益链。一个刊物是否核心期刊直接决定着这个刊物的社会地位和利益获取便利程度，也决定着主编及其编辑的社会荣誉及其价值实现程度。知识分子特别注重个体价值的实现，因此核心期刊榜单的每一次变化都牵动着期刊人的神经，引发业内骚动。最典型的如2017年1月“C刊”公布新一版来源期刊目录，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学报主编就自己刊物被“剔除”发表公开信，把争论多年的核心期刊评价问题推向高潮，《光明日报》“光明视野”第一时间也专版刊文、聚焦讨论，清华大学学报仲伟民先生把这一事件直接定义为“‘C刊’事件”①。在大数据时代，过多过度的期刊评价机构、评价类型严重干扰着期刊人的办刊行为，始终让办刊人处于焦虑之中。就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来说，现在除了4大核心期刊评价机构的评价外，还有每年一度的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这两者可谓学术界的“万人大会”，也始终影响着办刊人的心境。特别是在这些期刊评价机构榜单的过程中，每一次评价指标体系的调整、评价方法的变化，都给期刊业界带来骚动，给办刊人带来焦虑。核心期刊评价是分类评价，在评价中期刊所在学科的分类对一个期刊的命运直接相关。核心期刊评价机构在完善评价指标体系时，也应刻意在学科分类上用力，力争取得较为科学、令学界满意的结果。但实际情况是每一次分类都带来新的不公，同样引起学术期刊界的躁动。在大学学报的分类上，前些年“C刊”评价遇到过批评。2019年度，“中国知网”尝试把学术期刊分为“人文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综合”，这好像也是近一阶段一些评价机构的研究方向。需要提醒的是，对此问题要特别慎重，一是分类的科学性仍然需要观察和探讨，因为到目前为止这种分类探索还是建立在经验上的，个体主观臆断成分较多，缺少建立在中国本土基础上的学科研究理论支持；二是学术期刊位置的变化对学术期刊及其办刊人的负面影响、负面作用实在太大。“中国知网”的这种新分类引起了学术期刊界新的躁动，而且这样的分类又有可能引发新的不公，给相关学科研究造成伤害。

三、完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的路径

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意蕴是借用核心期刊评价“指挥棒”的导向力，顺应时代的发展，通过系统化生态建构引导学术期刊全行业繁荣发展，个刊各有其位、各有特色、和谐共生，从业人员有幸福感、实现感，而不是当前的对业界的“撕裂”（马太效应的负面后果）。因此，针对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依据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逻辑，迫切需要“完善”和建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一）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化生态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核心期刊评价理论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其内在价值诉求彰显的是竞争与利益，缺失的是“合作”与“共同发展”“共享发展”。为此，需要用系统化、生态化的观点和和谐发展的理念，进行系统的生态建构。1．核心期刊评价必须突破既有的经典理论法则，大胆创新，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上文中之所以对核心期刊评价的完善加上双引号，主要指这种完善带有革命性的意义，是从理论、方法到体系的整体性改造，它不仅是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而且是基于学术期刊评价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性建构。它有两层含义：一是站在全行业的角度立论，强调对核心期刊以外的学术期刊的包容性发展的评价价值指向；二是评价自身的系统性建构，各专业研究评价机构要勇敢地对自身评价主体资格进行审视，完成从评价指标体系到评价体系的建构。2．多元有序发展。正如上文所说，目前我国的核心期刊评价状况是存在专业研究评价机构评价的过度自由化发展现象。多元共存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何试图建立一套固化的、唯一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都是不明智的。学术评价对于核心期刊评价的使用有它的社会应然性，并且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段想要取消它也未必现实。正如相关学者所说：“引文分析当然不是解决所有评价问题的万能钥匙，但研究表明引文统计分析的结果与使用单项或多项定量、定性评价指标的评估结果有很高的相关性，经过长期和广泛的实践检验，迄今没有更有效的工具取而代之。”①还有学者指出：“响应‘旧金山宣言’，在科研评价中停止使用基于期刊的计量指标，如期刊影响因子？或者遵循‘莱顿宣言’的原则，请‘核心期刊’走下神坛？在不触动评价机制的情况下单纯取消工具，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把暴露的问题又重新掩盖起来。”②因此，系统化的体系建构，并不是用大一统的评价体系总揽我国学术期刊评价，也不是强调政府将现有核心期刊评价“收买”，而仍然是要兼顾各家的评价特点，呈现“百花齐放”的发展状态。有序是针对无序而言的。无序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各评价机构缺少协同，二是之间“话语权”的纷争。目前社会上已有所谓“C刊”“B刊”“A刊”的标签，这不是个好现象。“有序”发展，政府必须引导，各主体也必须行为自觉。3．体现出学术期刊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要求。首先，核心期刊评价对学术期刊功能发挥有评价指引作用。当前核心期刊定量评价，以影响因子为核心，剑走偏锋，导致实践中的混乱。从传统意义上看，学术期刊所承载的职能主要是记录、交流、传播、服务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期刊也成为“证明知识创造”的载体，成为国家创新力、竞争力的一部分，是国家重要的软实力表现。学术期刊承载的功能是其存在发展之逻辑、本质之规定，也是办刊应该坚守的初心。核心期刊评价既不是学术质量的全部，也不是学术期刊功能发挥的关键，如此评价显然是不妥当的。其次，要给综合类学术期刊应有的评价地位。就各评价机构最新版的核心期刊目录分析，在其的榜单中综合类学术期刊入选数量基本都在120种左右，即使按学科分类（不按总量）比较，在综合类学术期刊所在分类中也明显弱于专业期刊的入选比例，而且小于20％。核心期刊评价是西方学科发展的产物，以学科分类为分类原则的核心期刊评价，对我国综合类学术期刊不公，使其在核心期刊评价中遭遇“歧视”，在期刊发展中遭遇偏见。事实上，这种思想极不利于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而且也值得商榷。从世界知识生产发展的规律看，“从学科专业化到打破学科壁垒是过去两个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③，实际上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显学”。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看，整体性思维是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传统。在西方学科理论影响我国之前，“经史子集”是我国学科发展的分类原则。与文化发展相契合，我国学术生产的“整体性”思维研究范式明显。可以说，综合性既是我国知识生产的传统，也是区别于西方的中国学术生产发展的独特特征。综合类学术期刊在我国的发展决不是偶然现象，也决不仅仅是计划体制的产物，它带有历史文化传统印迹。因此，在新时代也应该成为我国学术发展的特色、优势。（二）加强国家层面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既是国家实现学术期刊“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也与我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文化观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讲不讲“整体性”可能会成为我国学术期刊思想性产出的关键。总体来看，我国学术期刊评价开展有两个维度，即政府层面（包括行业社团组织）的综合质量评估和专业研究机构的核心期刊评价。就核心期刊评价来说，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有4大家族：北京大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CSSCI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武汉大学“RCCSE权威核心期刊”。他们（评价中心或核心期刊命名）一个冠名“全国”，一个冠名“中文”，二个冠名“中国”。但他们的短板也正是在于“全国”或“中国”之限定词方面的评价视野的缺失，在实践中与学术期刊评价存在割裂。从全国看，首先是缺少一个站在全行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系统化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是原则性的，是包容性的，是对多元有序发展促进性的，它不是具体的评价标准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赋予学术期刊重要使命，而且特别是意识形态使命，学术期刊“是时代精神、思想观念，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集中反映”①。国家层面上应在评价原则、评价主体、市场准入、研究成果推荐等方面，形成一套完整的、刚性的原则性规定。在具体评价实践中，各专业研究评价机构无论怎样设定评价指标体系，都不能偏离国家制定的评价原则和要求。（三）积极推进学术期刊评价制度建设。学术期刊评价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话语权，制度建设与体系建设一脉相承。各专业研究评价机构需要从主体资格的确认、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评价方法选择，以及评价结果的做出制度安排，特别是程序设置、评价监督方面邀请学术共同体或第三方机构参与等事项上做出努力。制度建设既是学术期刊评价科学性、规范性的要求，也是评价成果是否具有公信力的内在逻辑。在核心期刊评价中，评价指标体系只是制度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并不反映整个评价体系全貌。学界、业界对核心期刊的质疑，制度的缺失应该占很大成分。因此，全方位的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1．程序的公开公正。中国是个讲人情的社会，在实践中能够最大限度追求公平、正义，程序公正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砝码。反观我国的核心期刊评价，程序的公开公正成为核心期刊评价公信力的软肋，评价指标体系公布、评审时间安排，以及遴选标准、指标体系的改变等都还存在着相当的随意性。个别专业研究评价机构在开展评价时遮遮掩掩，评价指标体系不向社会公开，评审过程被社会批评为“暗箱操作”。2．公众的参与与监督。目前，很多评价机构邀请规模宏大的专家组参与开展评价活动，这应该是巨大进步。但截至今天都还没有见到专业研究评价机构以制度层面设定和规范为内容的文本性文件。由于核心期刊评价对学术期刊发展影响深刻，政府在监管方面必须有所作为。“政府的责任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指导和要求，主要是按照国家诉求、行业发展、学术期刊发展规律对学术期刊评价的政策性引导；二是必要的监督管理，主要是检查评价制度安排以及执行层面的合规合法性（公开公正性、规范性操作）等事项。在政府管理层面的具体操作中可以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评审监督管理。”②（四）注重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体系的多指标系统建构多指标评价体系的建构最大的好处是，可有效避免“影响因子效应”，具有相当的实践针对性。当前各专业研究机构评价指标体系各不相同，南京大学“CSSCI来源期刊”评价指标体系最为简单，中国社会科学院“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评价、北京大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评价相对来说指标涉及项目较多。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为例，其一级指标由1992年最初的4项，到目前2017版的16项。由于北京大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评价指标较多，目前对期刊的“畸形偏好”影响也相对较小，遭到的社会批评相对较少。从影响力看，南京大学“CSSCI来源期刊”影响最大，对学术期刊发展的牵引性也最强，所受到的批评也最多（当然这也与其影响力大有关）。笔者认为，撇开科学性而论，核心期刊评价指标越多，其中某一个单项指标对学术期刊发展战略性走向的影响也会越模糊，反过来指标越少，个别指标对学术期刊发展的牵引也越强。总之，多指标体系的建构，一方面是科学性的需要，在评价中要尽量满足定量与定性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下实践中核心期刊“异化”“神话”错误导向纠偏的“靶向治疗”。在多指标体系的建构中，各专业研究评价机构之间要特别注意评价工作协同。比如，大家公认《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影响力较大，这种学术界公认的影响力，应该在学术期刊评价（特别是核心期刊评价）中有所反映，这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学术界对核心期刊评价与单个学术期刊学术质量不一致的“视差”，而且对于正确引导中国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会很有意义。目前各专业研究评价机构各自为政的状况，不仅削弱了自身的权威性，而且也难以促进中国社会科学评价发展走出国门、赢得国际话语权。

作者:张志强 单位:河南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