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改良与新文学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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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旧派文学期刊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概览式的，代表性成果有郑逸梅的《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阿英的《晚清文学期刊述略》、杨光辉的《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以及祝均宙与黄培玮辑录的《中国近代文学报刊概览》。二是专题式的，代表性成果有汤哲声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通俗期刊编》、王燕的《晚清小说期刊史论》、郭浩帆的《中国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研究》、杨联芬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刊与思潮1897—1949》等。这些成果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清末民初文学期刊甚多，有的很重要的期刊就被遗漏，如《小说新报》。更重要的是，关于民初旧派文学期刊的改良与新文学运动之关系的研究比较缺乏。因此，这一领域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民初旧派作家受到新文学运动的很大影响，他们所主持的不少文学期刊在新文学的冲击下不断进行改良，只不过这种改良不曾被关注。这不利于我们对旧派作家与旧派文学进行客观公允的评价，不利于我们对新文学家与新文学影响的准确评估。《小说新报》同人就是这样一群旧派作家，《小说新报》就是这样的旧派文学刊物。《小说新报》（1915—1923）是民初旧派作家的一个大本营，是持续时间较久（9年）、发行期数较多（共94期）、发行范围较广、社会影响较大的大型通俗文学刊物，在旧派文学期刊中堪与前期《小说月报》媲美，颇具代表性，其改良更具代表性。面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巨大冲击，《小说新报》展开了四轮改良。这种改良从李定夷任编辑主任的1919年第1期设置“论坛”栏目开始，后每换一任编辑主任，开始新一轮改良（许指严接替李定夷除外，其改良主张附属于李定夷）。这些改良让我们大开眼界，重新认识到旧派作家求变的一面。当然，改良的期刊并非《小说新报》一家，其他许多期刊，如前期《小说月报》《中华小说界》《小说大观》等，都不同程度地改良，但都远远不及《小说新报》。

一、新文学运动背景下的旧派文学期刊之改良

就笔者所见，旧派文学期刊之大改良可能始于1919年第1期的《小说新报》，这种改良是在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下的合理调适。其改良的规模是其他任何一家旧派文学刊物不可比拟的。《小说新报》进行了四轮改良，第一轮改良始于1919年第1期“论坛”栏目的设置，前七期每一期刊载关于小说改良的论文一篇，所载论文依次为：李定夷的《改良小说刍议》（1919年第1期）、蒋箸超的《说能篇》（1919年第2期）、贡少芹的《敬告著小说与读小说者》（1919年第3期）、许指严的《说林扬觯》（1919年第4期）、（吴）绮缘的《吾之小说衰落观》（1919年第5期）、阅报一份子俞静岚女士的《小说新报评论》（1919年第6期）、（许）指严的《本报改良商榷之商榷》（1919年第7期）。自第8期起，“论坛”栏目改为“评林”栏目，前两期所在文章依次为郑逸梅的《新报画集之商榷》（1919年第8期）、绮缘的《最近十年来之小说观》（1919年第9期）。凡九篇。时任编辑主任的李定夷在《改良小说刍议》一文中提出了积极改良小说的办法：取中西善本详细批判，取近时行本眼里甑别，敦请大学家精著模范本，昌明各科学以扶植智识，演讲礼教以端读者趋向。旨在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增长读者之知识。这种改良措施，除第五项与新文学不相容外，其余四项与新文学并不冲突。然而，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却是拯救旧派小说之弊，而不是根本改革，所坚守的“礼教”与新文学更是水火不容。这是该杂志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下所做出的调整，以期赶上急剧变化的时代，以免被淘汰。1919年第8期所载《本报刷新特别启事》声明《小说新报》以后办刊特色：一是改定门类，以小说为主，以启迪社会为宗旨，首列精心结撰的短篇与长篇小说，次笔谈，次杂俎，次剧本，次曲谱，次文艺（内分评林、词坛、诗钟、灯谜诸子目），材料丰赡，意义崭新，每期必在百页以上。二是注重内容，务使语不离宗，言皆有物，即以文学论，亦足为后学模范。三是多征名著，如琴南、天笑、铁樵、天虚我生、钝根、周瘦鹃诸文豪等。四是力求美观。五是长篇小说预决首尾完具。［1］1当时酷爱《小说新报》的读者认为，该杂志新设置的“论坛”栏目“意至善，法至良也，此为杂志界新发现之异彩，新报之价值，将因是而增高，此海内名流发表小说意见之机关，于小说界之前途，关系甚巨，责任尤重，即专评论新报，亦可与薄海同志，声气相通，其功用又甚大也”［2］。这轮改良的特点是集中阐述旧派的小说观念，总结小说界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良办法。第二轮改良，始于1920年第1期。《小说新报》已创办5年，编辑主任李定夷因故匆匆他适，许指严一度匆匆继职，力图振作。他接任时间较短。1920年由包醒独担任编辑主任，上任伊始，就策划改良。从第1至8期，每期“论坛”栏目中关于小说改良的长篇论文一篇，其中除了第6期所载潘公展的《我对于小说之管见》与第8期所载（吴）绮缘的《述小说之种类与利弊》两篇外，其余六篇均为“记者”所撰。这里的“记者”为编辑主任包醒独。他的六篇论文依次为：《对于本报第六年之三大希望》（1920年第1期）、《撰本译本长短比较论》（1920年第3期）、《予之言情小说观》（1920年第3期）、《论小说在文学上之价值》（1920年第4期）、《小说二次革命议》（1920年第5期）、《论小说家宜注重游历》（1920年第7期）。这轮改良突出的特点是，鉴于民初小说陈陈相因以及黑幕书等的泛滥，决定发动第二次小说革命，以革新小说内容。第三轮改良始于1922年第1期，主编贡少芹改“论坛”栏目为“思潮”栏目。该栏目的最新动向是突破小说、突破文学的范围，进入政治文化领域，从他们的代表性文章，如醒石的《中国男女道德标准不同的研究》、贼菌的《谈心》、冰心女士的《上海妇女的解剖》等，就可以略见一斑。这种改良存在模仿新文学家以“思潮”引领时代潮流的明显痕迹。第四轮改良始于1923第1期。天台山农主持的这轮改良并未像上三轮改良那样开辟“论坛”或“思潮”栏目，而是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如“序文”、“征文简章”、“编辑上的商榷”等，发表编辑主任与读者的改良意见。“编辑上的商榷”栏目意在与读者交流意见，征求读者的“高见指教”。其突出特色是试图发掘新作者，尤其是青年学生作者与女性作者。从时间上看，这四轮改良与新文学运动大体同步。李定夷的改良始于1919年1月，包醒独的改良始于1920年1月，贡少芹的改良始于1922年1月，天台山农的改良始于1923年1月，均历时数月。这四轮改良虽然不是一人主持，却仍有一定的连贯性、递进性乃至系统性，表明了旧派追求文学进步的积极尝试。

二、“文白兼容”主张

“文白兼容”的问题早在晚清文学革新运动时就已经提出，梁启超等人在创办《新小说》杂志时不得不兼顾文言与俗语。其意是兼顾文言与俗语之作，但各自一体，不能混用。这种语言体例为不少小说杂志所仿效，如《小说林》《新新小说》《小说月报》《中华小说界》等。实际上，各自一体很难做到，梁启超自己也不能幸免。他自言翻译《十五小豪杰》时，文俗并用。文言向白话演进，是文学进化的规律。这种观念在当时是进步的，并逐渐获得认同。狄楚卿等人赞同这种观点，指出：“饮冰室主人常语余：俗语问题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各国皆尔，吾中国亦应有然。故俗语文体之嬗进，实淘汰、优胜之势所不能避也。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故文言分离，此俗语文体进步之一障碍，而即社会进步之一障碍也。”［3］晚清新小说家和民初旧派作家均主张文言与白话兼顾，从各自一体演变为相互混用，任其所能，而总体倾向是偏重文言。新文学运动兴起后，废除文言、提倡白话的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主张文言、忽视白话的旧派感到强大的压力，他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在文言与白话的问题上，以《小说新报》为代表的旧派认为，欧美言文一致，中国则言文分离，欧美白话的流行比中国白话容易。蒋箸超在《说能篇》一文中指出：“吾国新文派之风潮，在上者讳言之，而在下者则已视为怪现象之一种，非新潮之荒谬也，欧美文言一致……中国文自文，言自言也。”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可与《鲁滨逊漂流记》等量齐观。我国所记载者，本无朝野之分，《水浒传》《三国志》则取法于《左转》《国语》，“一言一文，昭乎其不可同也”；《西厢记》《琵琶记》则取法于《诗经》《离骚》，“前之文者自文，后之文者又杂入言，又显然其不可混也。故以通俗之义释之，又只宜乎小说之一种。”旧派难以忍受五四新文学欧化风格的怪腔怪调，难以接受青年学子弃中趋外的普遍现象，“世家多秦汉物，不肖之子孙，乃偏爱外国家伙，于是悉举以易之至于极。外国之家伙，美观而不耐用者也。中国之小说不可不改良，不改良则能力日弱。然不得其道而言改良，毋宁山歌类之小说，易于普及而有能力者也，此又吾所兢兢者矣。”［4］蒋氏的小说改良立场是民族文化本位观，在中国传统小说的基础上进行改良，而不以西方小说完全取代。贡少芹也认为，文言与白话存在一定的分别，各有所短。“就表面观之，文言则难，而白话较易，其实作文言固不易，而作白话则尤难……限于方言不能尽人皆知，一也；狃于俗语，令人殊多费解，二也；过深则不合体裁，过浅则流为粗鄙，三也。至若作文言小说，亦有数忌在焉。堆砌辞藻，腐烂词头，一忌也；帮贴艰深字面，二忌也；篇中惯用四六排偶，三忌也。在执笔者以为不如实，不足显其文字古茂富丽也。其实所谓古茂富丽者，不再运用词典癖字，而在文气与文笔。抑更有说者，作文言小说，最忌其中夹杂白话，作白话小说，最忌其中间有文言，此不可不知也。”［5］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天台山农主张文言与白话并重，擅长文言者就用文言，擅长白话者就用白话。许指严认为：“吾国之单纯文字，已病其难普及，而复以简且古，积嬗递变之文学束缚之，其多所逃而不能人人普及也固宜。且科举既废，一切学术应归于科学实用，文字乃益为筌蹄，使非亟取简易普及者承其乏，必有他人起而代之者。”［6］2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之际，许指严深受其影响，“与友人论西文读本，其中所载文字，强半为小说家言，足供普通谈助”。他恍然大悟，认识到西方学业普及之效，“实借重于小说也。因信小说之可以立功于社会。顾环视社会中识字者且不多，何论文言。虽呕心血，其如人之不解何？彼《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之类，久已衣被社会，则以白话之效力。比较上不止倍蓗也。乃亦试为章回白话体，而每一稿出，辄为前辈所诃，又不敢自伸其说，说亦恐无效。”［6］2由此可见，旧派并非排斥白话，他们的态度很宽容，积极容纳白话，最理想的状态是文言与白话兼容。总体来说，文言与白话是两种不同的语体，各有不同的文化语境，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中若混用他语，会破坏语境或文气，文言小说中的白话、白话小说中的文言，都显得比较别扭。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特殊情况，如语言驾驭能力很强的文学大师，如曹雪芹、鲁迅等人，能够很好地协调。

三、“新旧融合”主张

旧派文学期刊之改良表现出一个突出的趋向，就是尽量向新文学靠拢。以《小说新报》为代表的旧派文学期刊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新旧融合”主张就是旧派向新文学靠近的有益尝试之一，这种融合集中于第二轮改良。包醒独可谓尽心尽力，颇有见解。他在《对于本刊第六年之三大希望》中声称，“本报亦结束五年之旧文字，再造六年之新局面。益当磨厉，以须发愤自强，变愈急，则革新之机愈近。”［7］2并提出三大希望：一融合新旧潮流，二鼓励爱国精神，三树立小说模范。“融合新旧潮流”的改良主张显然是受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巨大影响而做出的适当调整。该文云：“自文学革命之声浪泛滥于国内，新旧两派各走极端。旧派目新派为狂悖，新派斥旧派为顽梗。平心论之，过与不及，皆有所失当也。旧文学雕琢太甚，徒事粉饰，固属无裨实用；新文学肤浅过甚，往往旧文学数十字能尽者，新文学倍之而不足。此所谓过与不及也。惟本报所用之文字，通畅简赅，融新旧两派之长，为社会上最适用之文字，可称之谓通俗文字。读本报者，以小说眼光视之，固一纯粹之小说报也；倘不以小说相视，而研究其文字，故亦以有价值之文学书……故小说之文字，为一种极清晰极轻灵之文字，即为一种最切合实用之文字。今之人奚凿凿于新旧之际，亟宜泯此纷争，融和两者之意，而造成一种通俗文字，此造成通俗文字之责，则本报所义不容辞者也。”［7］2-3对民初旧派来说，融合新旧势在必行，作为杂志主编不能违背这一时代潮流。这既是趋新，也是自救。“新旧融合”之道是“取各自之长，去各自之短”。旧派之所短首在过于雕琢，过于粉饰，过于堆砌辞藻，内容空洞，言之无物。由于时代变化急剧，昔日的新小说陈陈相因，难以尽善尽美，而为社会所厌恶。那些黑幕书、神怪书、妖言书充塞坊间，贻害社会。新派之所长首在内容丰富充实。1917年，胡适主张文学改良从“八事”入手，其一就是“须言之有物”。他指出：“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8］他所谓“物”是指情感和思想。1919年第8期上的《本报刷新特别启事》声明《小说新报》以后会注重内容，“务使语不离宗，言皆有物，即以文学论，亦足为后学模范”［1］1。旧派指出，民元以后，“社会上则‘文化革命’、‘学术革命’、‘思想革命’等议，亦愈唱愈高。外受欧战结局之影响，内因之刺激，故‘文化’、‘学术’、‘思想’三者，俱不能不从世界潮流而生变化，于是革命之说起矣。小说也者，实包‘文化’、‘学术’、‘思想’三者之一部分。换言之，即‘文化’、‘学术’、‘思想’之革命，皆可从小说以发挥之。文化与学术皆上中流社会之私有物，思想则社会上三流人物各个不同，其间相去之程度不可以道里计。惟小说则左宜右有，雅俗共赏，从小说上以播‘文化’、‘学术’、‘思想’三者之革命种子，无形之中，其效至广。夫小说既有此绝广之效用，与此巨大之责任，则今日之小说当然因‘文化’、‘学术’、‘思想’之革命而革命，确定无疑矣。”［9］1论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在文化革命、学术革命、思想革命的影响下，联系小说革命，深思熟虑，把这四者融合起来，颇有创建。用中下流社会广为接受的小说来传播新文化、新学术、新思想，使四者相得益彰。旧派的包醒独告诫著作家，“今后撰译小说，应参以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举旧日一切之刻板文章，扫除无遗。惟陈言之务去，觉今是而昨非，如实庶可增进读者之兴味，而渐复旧时之盛况。”因此，倡导第二次小说革命，“欲求小说之神威……非谋二次之中兴不可，非谋二次之革命不可。”［9］6旧派这种新旧融合的具体建议十分中肯，使我们对旧派作家产生新的认识，他们并非像新文学领袖批评的那样愚昧顽固，而是比较清醒开明，力主变革。

四、感应时代思潮

旧派文学期刊并非完全脱离时代，而是时时感应时代的变化趋势，并做出相应调整。旧派的典型期刊《小说新报》反映比较敏感，通过第三轮改良试图赶上时代浪潮。这轮改良的12篇文章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一些社会“思潮”，主要是关于时政问题与妇女及婚姻问题，前有如（郎）醒石反映北军与民军之战的《非战》（1922年第3期）和主张国民对于政治之责任的《国民对于改良政治的责任》（1922年第6期），后者如（郎）醒石的《中国男女道德标准不同的研究》（1922年第2期）与《我对于改革中国婚礼的商榷》（1922年第4期）、兰友的《蓄妾制度前因后果和废止的方法》（1922年第9期）与冰心女士的《上海妇女的解剖》（1923年第12期）。其他有关于儿童教育问题的，如瞿爱棠的《论儿童公育》（1922年第1期）所讨论的儿童教育问题，主张仿效西方发达国家，纳入国家“公育”范围。关于作家生活视野与创作素材的关系问题，如（郎）醒石的《旅行与文章的关系》（1922年第5期）；关于中西文化之差异的问题，如（郎）醒石的《动与静》（1922年第10期）与《动与静》（续）（1922年第11期）；关于人性问题，如贼菌的《谈心》（1922年第7期）；关于珍惜时间的，如（郎）醒石的《钟点学》（1922年第8期）。（郎）醒石的《中国男女道德标准不同的研究》一文，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男女道德标准不同的问题，可谓发人深省。论者以人的欲望为出发点，讨论欲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指出：“世上的人类，无论男女，都有天赋的欲望，且要时时刻刻发展他们的欲望；但欲望是一种盲目的冲动，他自身只有发展的趋势，既不知甚么时候是应当发展的，甚么时候是不应当发展的，也不知发展到甚么程度，就与人有利，于是人类因为要延长他们的生活，且要得着充分生活的原故，就想出甚么道德来，做人发展欲望的标准。”［10］1与生俱来的人类欲望是一股难以控制的巨大力量，为了既满足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欲望，道德便应运而生。然而，道德标准作为抽象事物，不仅具有时间性和地方性，如古人的道德与今人的道德就不同，中国的道德与欧洲的道德也有异。道德还具有性别属性，男人的道德与女人的道德也不一样。于是，论者提出一系列问题，“男女是否同一人类？中国的妇女是否同一地方？中国现在的男女是否同一时代？为什么他们所遵的道德标准要不同呢？”这些问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伦理革命”是一致的。论者认为，在男权社会中，一些恶风俗司空见惯，男子不愿意揭露，担心丧失一经取得的权利，如一夫多妻制现象、三寸金莲现象、供男子享乐的妓院问题等，这些问题体现了男女不平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在遭遇天赋人权流行的时代，受到全面的质疑乃至否定。男女平权问题迫在眉睫，不解决好“半边天”问题，国民的素质难以全面提高，社会难以产生根本性变革。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如“历史上的原因”、“农业制度的原因”、“学者提倡的原因”等。论者严厉批判道：“中国因为男女道德的标准不同，就把女子的人格埋没。社会里头变为只有男子，没有女子，女子只是男子财产的一部分，不是有人格的独立的份子。把个中国社会弄成一个半边枯的社会。女子的幸福固属剥夺殆尽，就是男子自身，又何尝能得着真正夫妻的幸福，男女互助服务社会的快乐呢？我敬告我们男同胞，从此痛改前非，不要蔑视女子的人格，与女子同遵一个标准的道德。一方面造一个完美快乐的一夫一妻的家庭，一方面彼此互助，来改革社会。将来诸位自身，固属受益不浅，就是诸位的子孙，也要馨香祝祷咧。”［10］5旧派文学杂志上能有这种思想开明的论文诚属难能可贵，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很先进，而且在今天仍很进步。《小说新报》试图参加或者引领时代“思潮”，然而“人微言轻”，缺乏新文学家所拥有的文化优势和地位优势，其微弱的声音淹没在新文化的巨大浪潮中。

五、新作者的开拓

一般来说，旧派文学期刊往往有自己的作者圈，圈外的作者很少能够轻易入内。新文学运动兴起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1920年，《小说月报》增开由沈雁冰主持“小说新潮”栏目，实际上就是突破旧派作家圈，纳入新文学的潜在作者。这种有益尝试使商务印书馆大胆做出《小说月报》彻底改革的决定，让新文学阵营的沈雁冰代替旧派阵营的王蕴章主编《小说月报》，从而使《小说月报》重整旗鼓，别开生面。旧派作家，如《小说新报》编辑主任天台山农看在眼里，很可能从中受到启发，突破旧派作家圈，开拓新作者的任务群迫在眉睫。他把眼光投向学生界，开拓学生作者。他特意刊登《征求男女学生作品简章》，悬赏征求全国男女学生作品，按照质量等级支付稿酬。除了学生界外，天台山农还向女界征求稿件，他也特意刊登《征求女界著作简章》，稿件不拘文字（如论说、诗词、记载、小说）体裁（如文言、白话）。这种举措实际上是旧派向新派靠拢的表现。天台山农针对青年学生界与女界的征文很不理想。1923年第5期上刊载的《编辑部启事（一）》云：“敝报欲为全国学界输灌文化起见，特设学生栏，征求作品，俾资观察。奈自一二三期所设置《老博士》、《青年鉴》两题，应者殊不踊跃，其中佳卷固属有之，而逾越本题者为数亦多。核与规定等第名额，相差甚远，且佇待已久，渴望源源而来。讵知愿与心违，致不克成此盛举，悬期四月，万难再延，致负按期购稿诸君之望。惟以寥寥数卷，焉能照章揭晓。万不获已，暂将本栏即日取销。所有承赐鸿文而合本题范围者，每卷敬赠第五期小说新报一册，由邮寄奉，至希检纳，统乞原谅。”［11］由此可见，“学生栏”彻底失败。其实，当时并非没有学生作者群，并非没有学生稿件，不过各有所属，而非听从天台山农的召唤。根据不完全统计，1922—1925年间，可谓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期刊蓬勃滋生的时代，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多，广泛分布于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南京，浙江宁波、杭州、台州、绍兴，广东广州、汕头、潮州，湖南长沙，四川成都、泸州、重庆，云南昆明，河南，湖北以及东北。“这一大活动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以及职业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团体和刊物也许产生了以后旋又消灭（据《星海》上册的附录，则在民国十三年上半季全国的文艺刊物尚有周刊十五种，旬刊十种，半月刊二种，月刊三种，季刊十种，不定期刊十三种，共五十三种，自然这统计也不完全，只据了《星海》编者所见到的而已），然而他们对于新文学发展的意义却是很大的。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12］青年作者甚多，却不为旧派所用。不是旧派远离新派，而是新派抛弃旧派。天台山农本来雄心勃勃，欲为全国学界输灌文化起见，特设学生栏，而应者寥寥，真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介旧派文人在全国新学界缺乏号召力，根本不能与号召全国学界的新文学将领并驾齐驱。余论旧派并没有闭目塞听，新派的影响一直存在。新文学家提倡新文学，不仅革新文学的形式，还革新文学的思想，他们主张“为人生”的文学，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劳工神圣”，关注“妇女问题”，讨论“女子贞洁问题”等，从文学领域迈向思想领域，迈向社会领域。旧派文学期刊的改良，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冲击下展开的。然而，新派根本不屑与之为伍，一定把旧派全部扫出文坛，由自己主导文坛，让新派势力遍布文学市场。其实，民初旧派中的先进分子，如《小说新报》同人，本是五四新文学的同路人。由于存在新旧派系之争，党同伐异，一再改良的旧派刊物，一再自我更新的旧派作家，均为新派所排斥。《编辑上的商榷》指出：“新旧文学的争执，直到如今还没有解决。新文学家主张白话，旧文学家主张文言，背道而驰，愈趋愈远。其实，讲句持平的话，文学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高尚的美感的，一种是普遍的实用的。文言适合于前一种，白话适合于后一种。拿文言来诋排白话，果免不了阻碍文化；拿白话来毁谤文言，也逃不掉破坏国粹。小说这一种文学是介在高尚的与普遍的、美感的与实用的中间，所以本报的材料自本期起，文言、白话兼收并蓄，总以意味隽永，文笔爽朗，确有小说上的价值为标准。至于文言、白话并无成见，这层意思要请爱读本报诸君加以赞助呀！”［13］新派居高临下，目空一切，他们以知识精英自居，以引领全国文坛为自任，唯我独尊，不容异己，并不利于民初乃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多元化的发展。陈独秀斩钉截铁地声称其新文学主张不容他人之匡正，郑振铎批判新旧文学调和论，他们认为双方水火不容。只有在面临日寇的大举入侵的三十年代后期，在全国抗日战争文艺统一战线的大纛下，新派才容纳旧派，此时旧派感激不尽。民初旧派的文学命运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付建舟 颜梦寒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