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员重复发表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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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术界出现“一稿两投”一词，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将英文词汇duplicatepublication翻译为“重复发表”［1］。同期同义的词还有repetitivepublication(“冗余发表”)与redundantpublication(“多余发表”)。1995年，“腊肠切片”(salami－slicing)一词产生［2］。它指“将同一研究课题的结果总结成多篇论文，先后投寄到多个杂志发表的现象，我国学者据其性质也称作‘变相重复发表’”［3］。我国学术界不少学者将“一稿两投”等同于“重复发表”［4］［5］。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样的论点值得商榷，分析“一稿两投”未必会造成“重复发表”，“重复发表”也未必是由“一稿两投”导致的，有时候编辑部转载但未注明也会引发“重复发表”的现象;二者难以对应，理应厘清其界限。北川(M．Kitagawa)和津谷(K．Tsutani)将重复发表定义为:“假说及结果雷同，作者一致，没有说明为二次出版文献，没有交叉引用相关文献。”［6］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则指出重复发表是同时或先后在不同期刊以不同出版形式发表大致相同的文稿［7］。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在定义重复发表时，存在的问题是内涵过于宽泛，有扩大化的嫌疑，而且“大致相同”也难以操作。本研究认为，一稿两投属于投稿阶段的学术不端行为，重复发表是发表阶段的学术不端行为，二者不属于同义词，应该严格区分，同时采用北川和津谷有关重复发表的概念。在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因重复发表而被期刊撤稿的事情时有发生。本文对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研究人员的重复发表现象进行研究，旨在分析其特性，为加强学术规范提供政策参考。

二、文献述评

(一)重复发表的现状。刘宇等分析了2001—2010年图书情报学界的198518条文献，发现重复337篇，累计发表697次［4］。刘宇、钟鸣宇以1994—2014年理论经济学的3603617条文献为样本，统计出2222条重复，累计发表4979次［8］。李艳红等以宏观经济管理领域为例，对1994—2014年的1080420条文献进行分析，发现重复1079篇，重复发表2527次［9］。张辉玲等以期刊《广东农业科学》为例，发现2007—2013年有92篇论文存在一稿多发和疑似自抄等问题，占总发文量的0．97%［10］。汤代国、喻俊以《腹部外科》为例，该杂志2010年收稿485篇，其中32篇属于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占总收稿的6．6%［11］。张菊、钟均行以5种肿瘤学核心期刊2005年发表的所有文章为素材，发现14．8%的论文属于“腊肠切片”稿件［2］。秦慧娟对1996—2012年SCI收录的被撤销论文、撤稿声明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和德国的研究者的论文被撤稿的主要原因是重复发表和抄袭［12］。拜伦•J•贝利(B．J．BAILEY)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领域为例，对1977—1988年该领域发表的50000篇文献进行研究，结论是228位作者以相似的题目发表了938篇论文［13］。杜兰特(P．Durani)选取2000年整形手术期刊中的431篇论文，结果是27篇论文疑似多余发表［14］。契纳吉里(R．J．R．Chennagiri)筛选出1999—2000年发表在《手外科杂志》(JournalofHandSurgery)上的600篇文献，其中25篇(4%)重复发表［15］。金(S．Y．Kim)以韩国医学杂志为例，发现2004年455篇文献中有27篇(5．93%)论文重复发表［16］。(二)重复发表的合理性。就重复发表而言，国内学者争议较大。有的学者认为，“一稿多发”会浪费研究者的时间、精力，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秩序［17］。还有的学者认为，重复发表会造成编者的重复劳动，增加其他作者的难度系数，侵犯了首发期刊的权利［18］。不过有的学者则持宽容态度，提出“一稿多投”现象存在局部合理性［19］。在国外，“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都被视为“自我重复、自我剽窃，属于学术欺诈行为”［17］。它们属于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将招致学术同仁和期刊的谴责。国内学术界和国外学术界对重复发表的态度迥异，原因是复杂的，或许与国内严峻的学术生态紧密相连，故而能够获得一部分学者的同情、理解与支持。国内外虽然关于重复发表已经作了一些研究，能够为本文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但是针对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研究人员的重复发表行为的大规模实证研究仍然阙如，有必要深入追溯，分析其特征和原因，提出建议。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确定和选择普通高校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1)除原“985工程”建设高校和原“211工程”建设高校以外的学校，都被视为普通高校;(2)筛选出首发论文的第一作者的单位;(3)如果一个作者同时有两个单位，以工作单位为准。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来源。2018年3月，本研究在其高级检索中，选择文献分类目录中的“高等教育”，时间限定为1956年6月15日—2018年3月29日，来源类别选择“核心期刊”和“CSSCI”。之所以将时间追溯到1956年6月，具体原因是，中国知网收录的高等教育领域的核心论文最早至1956年，郑衍杲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关于科学研究的方向和在我校开展科学研究的建议》［20］。共检索到249725篇核心文献，剔除征稿须知、本刊启事、学校简介、总目录、会议讯息以及无作者的文献，然后分批次导出参考文献，以后缀名“．xls”的格式保存到电脑上，筛选出217009篇文献。本研究运用Excel表格中的条件格式，在其中选择“突出显示单元格规则”里的“重复值”，获得重复值4012条。采用人工的方法，逐一检查每一条文献，剔除相同题目但不同作者的文献、讲话稿、连载的论文以及注明转载的论文等。同时为了保证研究数据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根据重复发表的含义，将相同作者发表的同一题目的论文的研究结果进行比对。如果结果雷同，就视作重复发表;如果结果不一致，就舍弃。最终获得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的首发论文167篇，重复发表338次。这里需要解释的是，由于技术限制和工作量巨大，尚难筛选出作者将同一论文修改题目后发表的文献。虽有不足，但是仍然能够揭示出目前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者重复发表的情况。

四、研究发现与讨论

(一)重复发表的首发时间分布。1956—2018年，在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重复发表的核心文献为167篇，占217009篇文献的0．08%，即每2000篇就有1．6篇重复发表。拉里维耶尔(V．Larivière)和金格拉斯(Y．Gingras)发现1980—2007年人文和社会科学重复发表的文献量约占同期总文献量的0．02%［21］。显然，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重复发表问题尤为严重，值得重视与反思。1985年，在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者重复发表1篇文献。2002年，达到顶峰(13篇)，趋势线反映了普通高校的研究者重复发表呈上升趋势(R2=0.1663)，相比图书情报学界(重复发表现象呈现逐年下降趋势)［4］，前者学术规范的前景不容乐观。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差异，或许是刊发高等教育论文的核心期刊的数量远远高于刊发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的核心期刊的数量。比如，以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7—2018)来源期刊(含扩展版)为例，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有26种期刊入选CSSCI(含扩展版)，教育学有44种期刊入选CSSCI(含扩展版)，后者比前者多18个。种类繁多的核心期刊能够刊发高等教育的论文，故而被学界揭发重复发表的可能性较小，违反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的成本也更低，近些年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者重复的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也就不足为奇。1999—2009年，高等教育领域精英型高校的研究者共发表了99篇文献(见图1)，占总文献量的59．28%。刘延玲的研究发现，新闻、中医杂志最早产生“一稿两投”现象(1958年)，20世纪80年代“一稿两投”的数量较少，90年代至21世纪日趋严重［17］。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重复发表的渐生到高峰也进一步验证了刘延玲的结论，而且她分析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认为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杂志的逐渐增多有密切的关系［17］。(二)重复发表的次数分布。图2为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重复发表的次数分布，符合幂分布特征，拟合指数为1。167篇核心文献重复发表338次，平均每篇文献发表2．02次。163篇文献发表2次，占总数的97.60%;4篇文献发表3次(见图2)，占总数的2．40%。在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者重复发表2次的论文占总数的比例与国内理论经济学界(81．0%的论文会重复发表2次)［8］具有一致性;重复发表2次以上的论文占总数的比例2．40%，比图书情报学界(20篇，占总数的5．93%)更低，表明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学术失范的严重程度低于图书情报学界。如《文化整合与教育创新》一文以高度相似的内容在不同的核心期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高等教育研究》)上发表了3次，而图书情报学界的论文《AC元数据研究》在《情报探索》《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建设》《津图学刊》等杂志上重复发表4次［4］。(三)重复发表的时间差。图3为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者首发论文与最后重发论文的时间差，符合幂分布特性，拟合优度达到了0．9431。从图中可知，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者重复发表的时间间隔以1年和1年以内为主，共156篇，占总数的93．41%;间隔2年及以上的论文共11篇，占总数的6．59%。这样的发现与拉里维耶尔和金格拉斯的结论一致。他们对所有学科领域的重复发表进行研究后得出:85%以上的重复发表的时间差在1年之内或间隔1年［21］。刘宇等人的研究则发现，84．9%的重复发表的时间差为1年，只有极少数论文的间隔在1年之内［4］，本研究的发现与他们的结论截然不同。单卫华等人对55种期刊进行分析，发现时滞最长16．88个月，平均6．96个月［22］。韩牧哲等人以16种图书情报学中文核心期刊2013年刊载的学术论文为样本，得出发文时滞最长884天(2.422年)［23］。期刊从收稿到发表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普通高校大多实行以年为基本单位的绩效考核制度，要求研究者发表更多科研成果，使他们面临较大的科研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急功近利，缺乏等待漫长的审稿周期的耐心，希望尽快收到录用通知，就一稿多投，提高发表的成功率，因而首发论文和重发论文的时间差主要在1年之内。(四)学科覆盖路径。本研究将的期刊分为教育类期刊和非教育类期刊两种，发现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重复发表的学科覆盖路径包括:(1)首发与再发均是教育类期刊;(2)首发与再发均为非教育类期刊;(3)首发为非教育类期刊，再发为教育类期刊;(4)首发为教育类期刊，再发为非教育类期刊。第一类重复发表的论文136篇，占总数的81．44%;第二类重复发表的论文10篇，占总数的5．99%;第三类重复发表的论文11篇，占总数的6．59%;第四类重复发表的论文10篇，占总数的5．99%。杨世魁和胥祖良认为，“一稿多投还有利于条条块块之间的新闻传播和交流”［24］，他们支持一稿多投与重复发表。就高等教育领域而言，学术论文如果要利于传播和交流，适切的路径就是首发为教育类期刊，再发为非教育类期刊，以便获得其他学术共同体的承认与尊崇，但80%以上的重复发表是在教育领域，仅有10篇论文的学科覆盖路径是教育类期刊至非教育类期刊，前者为后者的13．60倍，显然重复发表的理据在高等教育领域是经不起推敲的。(五)刊载重复的期刊。表1将最高重发次数在10次以上的期刊筛选出来。由表可知，《中国成人教育》重复发表27次，排在第1。该刊由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山东省教育厅和山东成人教育协会主办，被1996年版、2000年版、2004年版、2008年版、2011年版和2014年版北京大学核心期刊收录。此外，一些期刊重复刊登同一作者相同题目的论文。比如，《国外高校学生就业指导工作概况与启示》发表在《教育与职业》2005年第1期、第7期，《基于学生满意度的高校本科教学质量调查研究》发表在《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年第1期和2013年第5期，《高校教学质量评价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发表在《继续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第2期，《基于视窗分析模型的我国高校科研效率评价》发表在《科研管理》2013年第7期和2014年第4期，《高校信息意识教育研究》发表在《情报科学》2001年第12期和2002年第3期，《产学合作教育是高校改革的必然趋势》发表在《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2年第5期和1994年第1期，《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思考》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07年第5期、第16期，《从职业倦怠问题看高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化建设》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14年第19期、第23期，《大学精神在大学生创新素质培养中的作用探析》发表在《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年第24期和2014年第10期，《大学生就业问题解读》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09年第15期、第19期，《地方本科院校专业创新发展策略》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09年第17期和2010年第3期，《对民办高校筹资体系构建问题的若干思考》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11年第2期、第6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研究》发表在《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年第12期和2008年第4期，《规范与训练:毕业论文写作指导的研究与思考》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12年第2期和2013年第17期，《论大学生社会实践知行模式的链接》发表在《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年第4期、第7期，《论电大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表在《中国电大教育》1990年第7期和1993年第2期，《论文化的多元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表在《中国高教研究》2006年第6期、第11期，《论学生文化主体性与创新性人才培养》发表在《中国高教研究》2004年第7期、第11期，《主体及模式: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多重选择》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15年第17期、第19期，《研究积累限度与高校教师学术行为取向》发表在《中国高教研究》2012年第2期、第6期，《香港和内地高校学生工作比较研究》发表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6期，《我国高校辅导员职业化现实可行性研究》发表在《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年第3期和2010年第4期，《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进一步发展的思考与对策》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S1期和2005年第S1期，《文化整合与教育创新》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S1期和2004年第S1期，《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发展》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12年第15期、第16期，《试论高校新教师的“教学适应”》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08年第24期和2009年第18期，《试论高校德育工作方法的创新》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6期上，《让古典文学在人文素养教育中传递人生的正能量》发表在《语文建设》2015年第18期、第24期，《浅论思政课实践教学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结合》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13年第8期和2014年第11期，《民族院校思政教育中的民族理解与民族表达———基于萨德勒比较教育思想》发表在《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第5期，《高等技术师范教育实习指导工作探索与实践》发表在《教育与职业》2004年第21期、第28期。如果普通高校的研究者一稿多投，编辑部由于要处理大量的稿件，为了节约时间，不进行和联网查询，就很容易造成重复发表。在研究中也发现一些杂志多次刊登相同作者相同题目的论文，造成资源浪费、挤占其他研究者的空间和增加他们发表的难度，研究者和期刊都应承担责任。

五、结语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未将普通期刊上的重复计入其中，也没有统计出同一作者修改题目后重复发表的论文数。不过目前的研究仍然能够大致窥探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重复发表的典型特性。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者重复发表问题更加严重，而且呈现上升趋势;重复发表2次以上的论文所占比例低于图书情报学界;首发论文与重发论文的时间差大多为1年和1年之内;学科覆盖的主要路径集中在教育类核心期刊;一些杂志重复刊登相同作者的同一篇论文。影响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重复发表的因素十分复杂，包括一稿多投、学术压力、期刊的失责。无论是什么原因，重复发表属于学术道德问题，都应依靠学界共同的力量进行坚决的抵制。(一)研究人员加强自律，高校发挥主体作用。研究者学习和掌握学术规范，加强自律，抵制一稿多投与重复发表。学界的研究表明，组织如果积极制止，那么研究人员的学术不端行为将大大减少［25］。高校作为学术不端行为预防和处理的主体，在转变科研绩效观的同时，肩负起教育和惩治的责任。第一，改进科研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学术论文的质量为重中之重，转变急功近利的绩效观，为研究者的自我沉淀与发展提供宽松的学术环境。第二，为每位研究人员发放荣誉手册，上面清晰地呈现他们应承担的荣誉责任(如拒绝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等)，开设学术规范类讲座，聘请具有较高学术道德的研究人员指导青年教师，引导他们捍卫学术尊严。第三，高校借鉴企业信用评估制度，为每位研究者建立学术道德档案，学术委员会或其他机构对研究人员的学术道德状况进行评估，给出等级，并且按照等级对相关人员进行奖励、表彰或惩罚。高校间加强合作，建立学术道德档案数据库，防止被处分的研究人员到其他高校应聘和工作。(二)期刊开展联网查询，及时反馈审稿意见。第一，期刊间加强合作，建立联网查询制度，能够及时甄别研究人员的一稿多投行为。第二，筛选责任心强的审稿人，提高审稿效率，将审稿意见及时反馈给作者。纸质投稿与电子邮箱投稿的期刊，应在限定的审稿期内借助平台(如公共邮箱)通知，内容涵盖投稿日期、稿件编号、论文题目、审稿意见(录用或不录用)及原因，每一位投稿人均可登录平台查阅自己的论文的处理情况。网络平台投稿的期刊应公布审稿步骤、每阶段的名称、处理者、提交时间、预估完成时间、实际完成时间、审稿意见，如果超出预估完成时间，就陈述理由。第三，建立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或微信群，及时每一期刊发的学术论文，在加强学术交流的同时，也能够让更多的人揭发部分作者的学术不端行为，然后严惩不贷，对其他人形成震慑作用，维护良好的学术生态。比如，《中国高教研究》和《江苏高教》等杂志建立了微信公众平台，《现代教育管理》建立了名为“《现代教育管理》学者共同体”的微信群，它们均会定期最新录用的论文。这一做法值得推广，对纯洁学术环境和维护学术道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但是，它们的举措仍然有提升的空间。它们并未在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群中建立举报、匿名和奖励等机制，这不利于打击学术不端行为。鉴于此，期刊有必要构建和完善相关机制，这样才能够激励和保护读者的举报行为，提高研究者的自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