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亲繁殖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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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近亲繁殖”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批评式关注。仲祖文在《人民日报》（人民网）大声疾呼：“人才培养不能搞近亲繁殖”，近亲繁殖是“围墙”“壁垒”“圈子”。马陆亭教授说：“对于目前正在发展建设的‘双一流’高校，尤其是想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必须彻底抵制‘近亲繁殖’现象，可以采取诸如非升即走、限制留校人才比例等方式，逐渐带领、推动我国的其他高校，形成共识。”喻海良教授还说：“建议可先行选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优秀高校作为试点，其他高校则可以在强势学科中采取限制，对留校人才比例逐步缩减。”形势逼人，“近亲繁殖”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程度了。但是，在“动手术”之前，一定要从理论上厘清学术传承与“近亲繁殖”的界限。否则，把正常的学术传承与非正常的“近亲繁殖”混为一谈，就像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势必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造成重大的伤害。

一、学术是在传授与继承中持续发展的

学术是在传授与继承中持续发展的。一个著名的学术开创者，必须有他得意的弟子来继承他的学术思想。这样，才不至于“断根”，古人称之为“薪火相传”，这是很形象的、点赞式的比喻。如果学术开创者的学术思想很丰富，一个弟子传承不下来，就可能出现两三个弟子共同支撑的局面。或者说，某一项重大的科学研究，一代人完成不了，需要几代人共同完成，这在全世界获诺贝尔奖的科研成果中是屡见不鲜的。有的奖项甚至通过了三四代、四五代人的努力。如果我们把这种以师带徒代代相传的学术链当作有害的近亲繁殖，拦腰截断，那当今世界的诺贝尔奖恐怕就要损失一小半。早在2007年，傅如一教授就写过这样几段话：“学术发展自有其薪火相传的发展规律，而近亲繁殖是生物进化的一个逆向规律。无论是人类还是千万种动物，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回避这一规律，否则就要逐渐退化乃至种族的自我消亡。但是，学术的发展规律不能简单地与动物的生存规律划等号。”“学术研究重师承，重授受，重香火不绝。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各自不同的学术派别和学术特色，从而出现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但它的前提是要有各种不同的学派存在。那么，各种不同的学派是怎样形成的呢？当然是由创始人薪火相传，通过若干阶段的学术积累，在激烈的学术竞争中，不断创新才逐渐成熟的。在这里，薪火传承是学派发展的关键词。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无论是儒学、道学还是佛学，都是薪火传承，代有其人。汉代的经学、宋朝的理学、乾嘉学派的考据学与文字学、桐城派的理论体系，都显示了学有所自、变有所归的学术渊薮。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开来看，岂止是学术，无论是书法、音乐、美术雕刻、武术、杂技，乃至戏曲唱腔表演，都分明凸现出一脉相承的发展轨迹。武术门派林立，规矩极严，一招一式，不能越雷池一步。而杂技常常是父而子、子而孙，以最优秀的接班人来繁衍自家的看家本领。无数的事实说明了同一个道理：没有师徒的传承就是‘绝后’，就意味着这一学术门派的自行消亡。”“我们不能认为，学术创始人是什么样，他的徒子徒孙就被克隆成什么样。真正的学术大师是积极支持自己的弟子根据个人的学术兴趣自由发展的。因此，他的弟子中可能出现一些与大师的学术方向差异很大的“越轨”现象。鲁迅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但两人的兴趣旨归大不相同。红学家梁归智是姚奠中先生的弟子，但姚先生自称‘不喜欢《红楼梦》’，还说‘这是个人兴趣，不需要争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归智倒像是周汝昌先生的学生。他送我一本近作《周汝昌传》，我只读了几章，就感到他们之间的确有一种内在的传承渊源。这种‘越轨’现象隐含着学术发展的另一条重要规律。”以上几段话时至今日仍然感到没有失去现实意义，可惜这段话只是在一个内部读物登载，因而读者极少，没有太大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常出现矫枉过正的事。比如，有的高校竟然下达文件：本校毕业的博士生不能留校，这与“断根”“绝后”的做法无异。有的高校对高达80%的人才来自本校却无动于衷。这两个极端都说明有的高校领导还是没有分清学术传承与近亲繁殖的区别。

二、近亲繁殖是正常学术传承的异化

薪火相传与近亲繁殖在表面上看，有相似的地方，都是师父带徒弟式的衔接，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薪火相传的科研梯队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复兴为己任；而近亲繁殖的小圈子，国家意识淡薄，将圈子利益摆在第一位。薪火相传重在开放，积极吸收外来优秀科研力量，壮大自己的队伍；近亲繁殖的小圈子则重在封闭，排斥、歧视、压制外来户的进入，渐渐形成妄自尊大的独立王国。从发展的远景来看，薪火相传的梯队必然会强强联合，形成多品种、多样化、强有力的科研板块和成果孵化器，路子越来越宽，成果越来越多；而封闭式的近亲繁殖可能向学术腐败转化，被时代所唾弃，或在无所作为的形势下自行解体。由此可见，近亲繁殖只是从正常的学术师徒传承中异化出来的一个畸形儿，它不能代表正常的学术传承团队，也决没有在高校中占到60%以上的比重。近亲繁殖不仅是人才来源上的单一化，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禁锢与偏执，自私与狭隘，目光短浅，固步自封，类似于一个以小圈子利益为中心的土圩子。古语云：“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们不是君子，而真正做学问的君子是不屑计较个人利益的。因此，消除“近亲繁殖”的陋习，不是简单的人员调整问题。该走的走，该留的留，该进的进，尽量使人才的来源多样化，当然还可以搞出一个百分比来强制执行。这种组织上的调整很有必要，但难在思想问题的彻底解决。我们的管理者切忌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错误，满足于人员结构的调整比例，而忽视依然隐性存在的思想问题，这是决不能走过场的。

三、“兼容并包”使“近亲繁殖”再无立足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如何革除近亲繁殖的陋习，教育部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例如，大胆采用外国原版教材，并在有条件的高校推广；与国际名校挂钩，合作培养研究生；聘请外国专家学者做客座教授，不间断地开展多学科的学术交流；派遣大量的教师和留学生到美、英、德、法、澳等国去访问、留学，做合作科研课题等等。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的进步，我们已经跨入到电子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了，各种各样的科研信息和科学论文被传播得很快很广。可以说，在知识传授层面的“近亲繁殖”已经日趋淡化了。但是，并没有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也没有从制度上剔除“近亲繁殖”赖以生存的土壤。那么，怎样做才能使“近亲繁殖”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而无立足之地呢？这就要求我们所有的高校在坚持“薪火相传”的学术发展规律的同时，坚持执行人才来源多样化、知识来源多元化、培养途径多元化的发展规律。通常，我们把这条发展规律称作“五湖四海”。早在一百多年前，北京大学以这一发展规律作为校训，凝铸成“兼容并包”的四字真言，显示了这所高校在创办之初就有过人的学术见地。时至今日，一些高校管理者对这四字真言仍是一头雾水、茫然不解。“兼容并包”的真实含义，其一就是允许多种学术门派的存在和发展，允许他们共存于一个学术殿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二就是各个不同的学术门派应该打破门户之见，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学术殿堂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随时随地准备开展学术交流。其三就是指知识层面上的“兼容并包”，要拓宽基础、扩大知识面，文理渗透、学科交叉，也就是我们今天十分强调的通才教育。“兼容并包”是学术大师共有的学术品德，当然也是治学与成才的必由之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几十年间，曾经相当密集地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像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蔡元培、胡适、王国维、辜鸿铭、陈寅恪、顾颉刚、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等。这在两千多年的学术发展史上，是罕见的“群星灿烂”，尤其耐人寻味。他们生活在中国新旧文化的转型时期，也是中外文化激烈的碰撞时期，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定位。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强者，同时又是吸取世界先进文化营养的先驱。他们的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世界文化“兼容并包”与中国文化“薪火相传”的高度统一和神奇效应。冯友兰先生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清华大学做的第一个学术报告就是介绍美国通识教育的理念和经验，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这一批大师对治学与成才之道的清醒认识与自觉追求。虽然他们的政治色彩差异很大，人生结局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治学之道却是惊人的相似。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既离不开师徒相传，也离不开兼容并包。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师徒相传是学术的源流，兼容并包是学术的大海。薪火相传与兼容并包相结合，就必定会实现学术的和谐与发展。

四、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纵向传承

规律与横向交汇规律的结合与统一厘清学术传承与近亲繁殖的界限后，我们再来权衡在高校师资队伍建设评估导向上的失误就显而易见了。以往我们判定近亲繁殖通常的做法是以本校本科学历学生留校来划线，这显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本科学历在学术上的定位，只是专业基础理论的起步阶段，没有达到学术前沿的顶端。一般来讲，本科毕业的学生不能教授本科课程，是有道理的。现在高校的师资普遍要求达到博士及以上学历。以研究生学历划线，才能真正分辨出近亲繁殖的渊薮所在。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一名导师通常只带几个研究生，充其量带十几个，导师对自己指导的研究生负责全面教育，包括人品、学问、治学方法、科研能力等。研究生学习阶段是学术初步定型的阶段。如果是博士生，还要求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有一种情况，是要特殊考虑的。对于一位名师或者学术声望很高的教授，应该要求他有自己的学术传人，特别是具有博士点、国家一级学科的学术团队，如果不能孵化出一批中青年人才，这样的博士点、学科和团队，无论其学术成就有多高，也不是最优秀的。因为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这两大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当然，一所高校、一个基地、一个团队，如果是清一色师徒相传，没有一定数量的外来“和尚”，就说明他们没有遵循“兼容并包”的规律办事，同样不可能是最优秀的。在我国，又出人才又出成果的大学、学院、系所、团队还是很多的。比如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含建筑设计研究院）先后涌现出6名院士、13名国家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有一支极具创造性的科研团队和国家级教学团队。他们是中国传统民居研究的发起者，也是岭南建筑学派研究的源头，传承岭南建筑学派的特色和风格，代有其人，重大科研成果不断涌现。该校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师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德国、博士毕业归国任教的一代建筑宗师夏昌世教授，所设计作品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等享誉世界，在全国首创了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建筑学人才培养模式，既出人才又出作品，被业界和学界称为“华南现象”，并获全国研究生教学成果一等奖（建筑学科首次）。他们的团队中较大部分为本校毕业留校的学生，何院士一直很注重加大外校毕业生引进的比例，陆续引进英、法、德、意等一些名校毕业回国的人员和清华大学等高校毕业的人才，也积极组织团队人员出国访问或留学。他们的科技骨干，都有在外国名校访问、留学的经历。从他们的基本经验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薪火相传的学术纵向传承规律与兼容并包、五湖四海的学术横向交汇规律，一旦结合，就会出现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参考文献：

[1]仲祖文.人才培养不能搞近亲繁殖[N].人民日报，2010-12-11.

[2]陈彬，温才妃，王之康，许悦.学术“近亲繁殖”，没那么简单[N].中国科学报，2018-12-04.

[3]姚奠中.姚奠中讲习文集[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6.

[4]周莉华.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何镜堂传[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作者:何丽云 傅如一 单位:华南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