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评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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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网收录的报刊中，搜索“学术评价”关键词，检索到的文章多达3900余篇，输入其他相近关键词会有更多文献。随着“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权威期刊”等目录的一次次周期性地强势推出，一般两三年的周期轮转，社会上对其认可度不一，但评价机构基本发展到成为凌驾于学者、编者之上的支配力量。2017年2月“SCI之父”尤金•加菲尔德的不幸离世，再次引发了学术界、期刊出版界对“核心期刊”“影响因子”的争议。当前以“影响因子”为主要衡量指标的学术期刊评价争议激烈，伴随着不绝于耳的批评与讨伐声，“期刊榜单”的花样不断翻新，学术评价机构的数量不降反升，声势越来越大，然而，透过表面繁荣，隐约看到的是学术评价利益盘根错节、学术评价创新一次次蜕变以及学术期刊发展的困境。

1学术期刊评价量化的理论基础及在中国的发展运用

布拉德福在20世纪30年代最早提出“核心期刊”的概念，1934年，身为英国科学图书馆馆长的布拉德福首次提出了定量描述文献分散规律：如果把科技期刊按其刊载论文专业数以递减顺序排列，可以发现这些期刊分出一个核心区域和接连几个区域，且每个区域的论文数相等。［1］这一定律成为核心期刊遴选最为原始的理论基础，由于该定律还存在一些缺陷，直到1948年，该研究才开始逐渐赢得学术上的赞誉，后经英国著名文献学家维克利等人的修订、补充和传承发展，最终形成了包含两个不同学派、十余个经验公式和4个数学模型的布拉德福分布理论体系，用于核心期刊测定的基本理论依据，并逐渐成为文献计量学史上最负盛名的“经典定律”。20世纪40年代末，国际科学计量学领域著名的学者普赖斯便开始关注并投入到对文献增长现象的研究中，1949年他敏感地发现“一沓沓的《哲学汇刊》堆放在图书馆的阅览室，竟然靠墙堆成了一条完美的指数曲线”。继而，他惊喜地发现，在过去的200余年，科学期刊、科学文献的数量几乎是每50年增长10倍，这就是“文献指数增长规律”。l961年，普赖斯正式出版《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他用坐标轴的形式绘制出文献指数增长曲线。后来他进一步研究并认识到，科学文献的增长并不会疯狂按指数规律无限制增长，［2］而是会趋于饱和，由指数增长转为线形增长。原有文献利用价值也在减退，1971年，普赖斯提出“文献老化指数”，用以度量文献的老化速度。随着深入研究，他还发现，后两年内被引用的频率最高，之后会慢慢减少，并逐渐进入老化期，被称为“引文峰值理论”。［3］美国文献计量学著名的加菲尔德教授经过长期研究，1953年他发现了“期刊文献引用规律”。20世纪60年代初，他发现767种期刊在所有学术论文的引用文献中占了75%，152种期刊在所有学术论文的引用文献中占了50%，25种期刊占了24%，开创性地创立了引文索引系统。［3］1963年他编制出版了《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CI)单卷本，第二年开始正式按周期出版发行SCI。被引文献在期刊上的分布，同样具有布拉德福所揭示的聚散特征，这就是著名的加菲尔德“引文集中定律”，后来很多引申指标的运用都是以此理论为基础，也是他对布氏定律的重大超越、突破和发展。1972年，加菲尔德设计、提出了多个基于“引文数”测度的指标，如最负盛名的“影响因子”。它能够有效评价期刊的整体学术影响力和文献被利用程度，这不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证实了布拉德福定律，而且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布氏定律，后来逐步成为国际通行的一种学术期刊定量评价指标。1973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SCI)、1978年《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A&HCI)相继正式出版，由此，他的“引文索引帝国”逐渐形成，覆盖多学科、国际性和综合性的引文索引体系和引文分析理论体系。［4］（1）《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0年以北京大学图书馆牵头的几家单位，按文献计量学的基本原理评选出一些“核心刊物”，以蔡蓉华研究馆员领衔，1992年版至今已出版7届，2014年版共评选出1983家核心期刊，其指标内涵更加丰富:不但有反映期刊规模和容量的指标，还有反映期刊质量和影响力的指标；既有绝对量指标，又有相对量指标；既有引证指标，又有网络传播指标，还有信息资源管理指标。（2）《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这是在直接引入SCI模式基础上发展的，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1998年研制，基本每两年一次（其中2016年因各种原因未）。2017年1月最新版CSSCI（2017-2018）收录来源期刊554种，收录扩展版来源期刊200种，收录集刊189种。（3）《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以姜晓辉研究员领衔，2000年开始编制，目前已不定期出版三次：2004年版、2008年版、2013年版。随着AMI2014年强势推出，中国社科院内部就有两家单位参与人文社科期刊评价。（4）《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CNKI—JIF)，作为知网每年定期的重要数据性报告，受到广大期刊界的好评，是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中心、同方知网和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共同研制。（5）《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RCCSE），是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图书馆等部门2008年发起的，以邱均平教授领衔的团队研究报告，作为期刊评价领域的后起之秀，2009年版至今已连续出版5届，2017版共6193种学术期刊评价结果。（6）《“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首次于2012年10月，是人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和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共同研制；［5］2014年版共有747种期刊最终入选；2016年3月首次研制并了另一评价成果《“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机构（2015年版）》；之后又《“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16年版）》。（7）《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AMI)，2014年11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高峰论坛”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研制，首版对733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进行评价。

2学术期刊评价量化牵制学术期刊发展

不可置否，曾对推动学术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量化学术评价在理论层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难怪目前我国大部分高等院校都在积极推进量化考核，因为量化管理具有公正性、客观性、便捷性等优点。事实上，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抹杀了个人创造潜能的多样性，制造了大批“学术垃圾”，严重阻碍了学术创新繁荣发展。首先，以量化评估取代质量评估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评价的真实内涵，会严重危害学术进步，造成学术虚假繁荣的景象。当前高校和科研院推行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不少高等院校与科研单位在年度工作考核中实行“工分制”，按照科研分统计，将学术评价与特定的量化指标绑定。在量化管理政策的激励下，我国SCI论文总数已连续多年位列世界第二，但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只有3.01次，且世界顶尖水平的学者寥寥无几。2011年，中国入选“高被引研究者”的人数仅为28人，大陆的学者屈指可数，其余大多数均来自中国香港地区。不由得令人感叹“国家每年投入巨额资金，换来的却是大量‘垃圾’论文，学术科研创新严重不足。”在“一刀切”的数字量化模式下，往往只管数量不顾质量，千军万马写论文、拼数量，而质量如何，倒是其次。量化评价方式正在成为学术浮夸的“催化剂”，其结果使得学术创新匮乏、学术领域混乱、学术研究表面化，违背学术发展规律，有悖于学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其次，期刊被划分等级成为罪魁祸首，核心期刊制度因此遭到期刊界绝大多数人的讨伐，［6］这种简单化的以刊物级别评定学术质量、学术水平、科研业绩，带来了诸多严重后果，最明显的就是核心期刊功能产生人为异化，发生了不应有的放大、扭曲、变形，学术期刊评价量化扼杀学术创新，对学术研究、期刊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再次，量化的学术考评机制的确促进过我国学术事业快速发展，却营造了不良的科研文化。学术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探索性活动，科学研究本身具有周期性和波动性，很多学者不得不最终屈从于这种崇尚数量的文化，但是量化标准并不考虑。此外，对于教师个人来说，其学术生涯也有高峰期和低谷期，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往往需要酝酿数年时间，在这种过度的硬性数量要求引导和刺激下，“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一些学术研究人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成就，拿到项目，评上更高一级职称，往往不顾一切采取各种手段增加学术数量。最后，影响因子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粗暴的量化标准，大量经费管理者以及科研院校纷纷将其作为学术水平的评估指标。是从自然科学移植而来的直接套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际上，由于没有考虑到不同学科间的基本特征及其差异性，对人文社会科学造成了极大伤害。此外，不同学科的引用模式也存在很大差异，即便同一学科内，不同研究领域之间有很大差异，［7］仅仅依靠“算术平均”这一数值来进行评判，显然是有问题的。有学者不由得发出感叹：量化评价成为“用最简单的算术方法来管理世界上最复杂的脑力劳动”。学术期刊评价已被简单的排行榜取代，必将给学术期刊带来损害，因为其完全背离了科学发展规律。评价一本学术期刊的品质，原本就是要整体评价期刊的刊文水平和编校质量。学术期刊品质优劣，一是看刊文水平，包括所发论文的学术导向、学术价值等；二是看编校质量，包括错别字、错误标点符号，所刊论文语言的通顺、数据的准确、引证的严密、来源的可靠、撰写的规范等等。首先，单纯以复合影响因子、可被引文献比和转引率进行测评排序，忽略了从事某一学科学术研究群体的规模差异。由于量化评价体系按计算分值进行期刊排序，更加偏好一两年内的短期指标，过分迷信量化分值，忽视很多长期性的指数，将复杂的分析内容和过程简单地以几个数字进行表达，难以考察期刊的历史性学术贡献和学术史价值。殊不知，正是这种已被大大弱化且远离内容和特点的通适性纯量化指标体系造成了其对学术期刊的评价结果难有说服力。这也在客观上直接限制了某些期刊人对于长远办刊思路的布局，导致短视性、功利性、碎片化办刊思路盛行。［8］其次，现实中最滑稽可笑的事，是学者的学术水平不进步却要期刊的学术水平不断提升。这种荒唐之事，也只能在当今这个时代才会出现。可是，众多人都在评价期刊，没有水平的学者却来评价学术期刊的高下。它们没有别的办法，就只好按照所谓的排名，尤其是“C刊”体系中的排名，在转载体系中的排名。不评价好学者的水平根本就无法评价期刊的水平。换言之，没有好的学者就不可能有好的期刊。学者是期刊的重要依托，学者的水平决定了期刊的水平。然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严重乏力，大多在从事中低水平重复的所谓研究工作，期刊的选稿是根据刊物的办刊方针和学术定位来选稿的，并非完全是依据学术水平来选稿的，而是在办刊方针的基础上来选择高质量的论文。再次，迫于严峻的定量排行榜压力以及其他指标的压力，一些期刊出版者唯“影响因子”马首是瞻，置期刊的既有学科特色于不顾，决然朝着高被引学科与研究方向“努力调整”，甚至全盘“改革”，压缩并削减了传统学科、小众学科学术期刊的成长空间，毅然改变学术期刊原有的很多优秀风格与特色，这有可能危及该类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其实，有时候甚至是一份小刊物也会因高水平的文章产生世界性的学术影响。21世纪初，俄罗斯一名从事数学研究的学者在互联网上发表了自己的一篇论文，竟然因此获得了菲尔茨奖。按照中国的标准，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申报。因此，发表的平台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内容。期刊是一个平台，要打造好这个平台，当然首先要有好的内容，好的内容来自于好的学者。学者的眼界和水平决定了研究的高度和深度，也决定了期刊的水平。最后，对于专业期刊来说，不同学科专业期刊的影响因子差别巨大最常见的期刊评价是人为地将学术期刊分为三六九等，导致出现学术期刊评价基本由外行主导的状况。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学科的引文半衰期大多在2.8～3.8年，而以历史、文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引文半衰期在10年以上，几乎相差3倍。实际上，目前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评价也主要采用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已对学术期刊造成了严重伤害。以《历史研究》和《经济研究》为例，近年来，其复合影响因子分别为0.954、9.831，相差整整10倍，但《历史研究》一点也不比《经济研究》差。绝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论证过程不易计量，结果难以用统一标准评价，决定了对人文学科学术期刊的评价也不宜采取量化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期刊评价也是一种追求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过程，因为学术研究是追求真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学术期刊评价只能根据科学依据。目前在中国各种学术期刊评价中，这些评价标准表面上看非常科学，但几乎全是以各种数据为基础，其实质可能是最不科学、最不符合学术研究规律的。首先，评价标准的绝对数据化，导致学术评价以及期刊评价的偏颇并遭到学术界的诟病，甚至影响了中国学术在世界上的形象。因为定量评价固有的缺陷体现在:“客观、公正、公平”的前提比较困难，只能是尽量，且仅仅体现有限性；专业的缺位也使评价的科学性大打折扣，为弥补这一缺陷，定量评价通过大量数据的采集和看似复杂的数学统计运算。［9］其次，通过对学术期刊进行分等分级，使得复杂的论文评价变得简单。由于对学科分属不同、数量巨大、价值各异的学术论文进行全面的学术评价、统一的价值判断较难，量化评价导致评价创新缺失。而学术期刊评价是根据论文所发表的刊物等级来确定论文的质量，并可以直接作为分配和管理资源的重要依据。学术期刊评价的对象是多元的，主体也是多元的。在学术研究领域，学术研究正是在反复的批评与反批评中实现超越的，一成不变的评价几乎不会存在，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发展。［9］再次，作为管理工具的评价所需的并不是学术批评的科学精神，而是工具化的使用。评价在成了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后，又成了科研管理的重要工具，而且这个工具应有良好的“操作性”。定性也好，定量也罢，都只不过是学术评价的一种具体方法，后来以“定量评价”的专业评价机构应运而生，并开始与学术共同体抢夺评价主体的资格。［9］基于此，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才由具体方法上升成为不同的评价类别。

3改进学术期刊评价助推学术期刊发展

众多学者期盼真正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能够得到肯定，渴望学术诚信的回归。针对这种状况，2011年11月初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结合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改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秉持科学客观的态度，按照促进学术创新发展的要求，指出要正确认识SCI、SSCI、CSSCI等引文数据在科研评价中的作用，科学引导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意见要求确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要求加强评价制度建设，共同促进学术创新发展。首先，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坚持创新导向。真正好的学术期刊评价，实际上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完美统一、公平客观的完美体现。要支持有利于激活创新要素的探索和实践，破除制约创新的观念和体制障碍，鼓励科技工作者增强创新自信，在设计评估标准时，要尊重学科之间的差异，创立新学说，开发新技术，开拓新领域，创造新价值，应当允许甚至鼓励在一些学科“十年磨一剑”的研究。其次，坚持学术自主，建立科学、规范的学术自治制度，维护科研学者在科研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要充分发挥学术期刊评价对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秉持促进学术创新为第一要务，处理好定性与定量的关系。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体系是学术标准的量化，［10］其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充分尊重学术创新性，诸如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他引影响因子等等，它是通过对各种评价标准设置不同权重而实现的，也要注重成果引用等客观量化评价、社会影响等指标的设置。再次，建立一个客观、公平、公开、公正和透明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既然是学术评价，就一定要坚持以学术为本位、以学术为创新点。［11］政府相关部门对于学术研究的政策指导、经费投入、过程监管、事后评估都是必需的，是学术事业创新繁荣发展的基本保证和必要前提。在自然科学领域，采用精确的量化方法评判研究成果的水平，有一定科学性和可行性；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则值得探讨商榷。一个人文社科学者毕其一生也许只是论证或创立了一个学说，但这对于社会发展的贡献可能是巨大的。［12］最后，优化学术诚信环境，坚持道德自律和制度规范并举。余三定教授开出的“药方”就是:“面对学术评价标准的错乱，应该淡化、弱化学术评价，以改良学术风气，恢复学术生态平衡”。［12］要建设集教育、防范、监督、惩治于一体的学术诚信体系。严守学术道德，不准在科学研究中弄虚作假；不准以任何形式抄袭盗用他人的论文等科研成果；不准为追求数量和引用量粗制滥造、投机取巧。［13］在学术期刊评价方面，学术管理部门设的“法”越少越好，干预的越少越好，出台的政策越少越好，“折腾”得越少越好。［14］核心期刊刚开始引入时的目的是“不具备全面评价期刊优劣的作用，不能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3］发展到后来产生了异化。其实，因为论文是组成期刊的最小单元，但行政管理部门出于科研管理的需要，看准了核心期刊简便的工具化属性，也不论文章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期刊质量的优劣，由此“以刊评文”开始走红，这种现象必须予以纠正，让学术期刊评价服务于学术期刊发展。首先，虽然评价的作用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但同时也是有限的。对于学术期刊而言，判别其学术质量的高低优劣，本是评价体系的重中之重，而一旦与优胜劣汰直接挂钩，则更显其重。让学术期刊重视其学术质量，这原是评价的意义和责任所在。要进行科学合理的学术期刊评价，促使其朝着有利方向发展，并让评价能对学术期刊的发展起到良性推动作用，［15］任何学术期刊，都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其次，要正确全面反映期刊的情况，较好的办法是“以文评刊”。要适当通过对期刊刊载论文的学科进行统计分析，并与统计源所有各学科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进行比较，计算出其各学科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从而得到各期刊各学科论文的相对影响，即期刊刊载论文的学科影响。［3］研制出针对单篇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论文评价、期刊评价中均占有决定性的基础作用，需要社科学术期刊界和文献计量学界通力合作，共同攻克。再次，评价机构回归数据开发者定位有利于重建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要建立科学而公正的评价，评价机构最明智的做法是自我革新，退出自己不具实力的学术评价，专心做好数据的挖掘、整理和工作，用更有说服力的产品来替代自己的排行榜，要向服务平台转型。评价数据的开放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开放数据当然也就意味着数据开发与分析利用的分开。［4］回归数据开发者的定位，扬长避短，为学术界、期刊界和管理部门使用该数据提供周到的数据平台服务，作出自己的贡献，退出学术期刊评价，回归评价数据开发者的定位。学术期刊评价也是一种学术研究，只能根据事实说话，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量化式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争议已经比较明确，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第三条指出:“应该建立开放评价机制，基础研究以同行评价为主，大力加强国际同行评价。”为此，“学术期刊评价通过鼓励知识创新，引导学者遵守学术规范，建立科学、公正、客观的学术期刊评价机制”。首先，应该重视同行评议。虽然同行评议有利益冲突等干扰，但应相信每个科研人员会高度珍惜自己的信誉，学术共同体能很好地做好同行评议工作。论文评价可以成为学术期刊评价的核心内涵，应该增加研究者的主观评价参数并充分体现其意见权重。“学术不能太多地与功利挂钩，与经济利益挂钩，高度自律的学术环境自然需要学术研究者高度重视科学精神。学术研究必须要有崇高的理想，要提倡学术界的良知。对学术研究人员和成果，要有耐心，‘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对待学术研究成果一定不能太急功近利。”［11］其次，尊重学术期刊发展生态规律的评价体系，坚持大众化的民主评价，将评价权掌握在众多读者手中。“期刊评价体系要重视学术因素，而不应通过外行单纯的量化指标进行评定分级。”［16］如出版评价环节是学术评价的起点与基础，相关出版单位应该成立一个相对权威的学术出版评审专家委员会，涵盖各个学科专业领域。这些学术出版评审专家们必须肩负高度的出版责任意识与精品出版意识，鼓励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发挥第三方评价的作用。具备深厚学术素养与学术情怀的学者们，要摒弃个人之间的学术门户之见，以公正之态度、独立之人格、公开之程序共同致力于学术价值研判。［17］再次，应当积极鼓励在更多的期刊推行同行评议制度，作出专业的、权威的、有说服力的评价结果。鼓励刊发“大文章”“大作品”，从学术发表的层面引导学者刊发高质量论文。［18］对于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扭曲关系，虽然学术界就此已有很多评论，但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正在逐渐得到纠正，部分名刊实现专家办刊、开门办刊日益成为一种风尚，一批著名学者、教授开始以各种方式进入编辑部，改变办刊思路，部分学术期刊因引入专家办刊等理念而得到了学者的好评，因此大有起色。［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