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希腊文化比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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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西方文明是由古希腊、罗马文明经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到近代工业文明演变而成的论文。甚至常常有人把工业革命后欧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等直接归结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其实在古代，米利都的赫开泰乌斯认为，希腊人长期以来就是埃及文明的子孙；（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6页；另参阅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希罗多德指出希腊的主要城邦底比斯的创建人卡德摩斯是属于闪族的腓尼基的一个王子，希腊的许多神名来自埃及；伟大的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P6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认为“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的观点开始从根本上遭到质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方”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西方——更确切说是古代“东方”诸文明。（注：早在1928年西方就出版过Ramsay,SirWm.,AsianicElementsinGreekCivilization,NewHaven,1928。西方世界最近出版的这方面作品有：《世界有色伟人》（1946）、《偷来的文化遗产》（1954）、瓦尔特·伯克尔特（W.Kurkert）《东方化的革命》（1982）、马丁·伯纳尔（M.Bernal）《黑色雅典娜》（第1卷1987年出版，第2卷1991年出版，计划要出4卷）、魏斯特（M.L.West）《赫利孔的东方面孔》（1997）。尤其是伯纳尔的著作在古典学界引起了一场空前的争论，有人指责他没有足够证据就轻易下结论，也有人说这是赶修正主义派的时髦。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提出的这个希腊文化受北非、西亚文化的影响这个重大命题，是无法轻易地置之不理的。）吸收古代东方民族辉煌成就的希腊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赋予这些所学来的东西以新的意义：把丈量土地的技术变为几何学，把占星学变为天文学。是希腊人首先认识到人类心灵的力量，是希腊人形成了西方世界美的观念，也是希腊人首先思考自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具有开放与扩张特征的希腊文明把这一传统传给了罗马人。

一、三种途径

罗马最先吸收的外来文化是伊特拉里亚文化。（注：在文化上给早期罗马带来重要影响的三个民族是伊特拉里亚人、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伊特拉里亚人早在公元前9、8世纪就到达了台伯河流域的北部地区，[2]约公元500年又把统治扩展到南部的坎帕尼亚（Campania）和北部的波河领域，[3](P130)可见伊特拉里亚文化给罗马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伊特拉里亚文化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借用希腊文字拼写本族语言，与希腊世界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鉴赏希腊精致的陶器，吸收希腊的神灵，把自己的神祇与希腊诸神融合，采纳希腊的建筑样式、艺术风格，等等，[4](P364—365)因此，处于伊特拉里亚人包围之中的罗马人不可能不受希腊文化的影响。

公元前510年，罗马爆发反抗伊特拉里亚人的斗争，王政时代最后一个王高傲者塔克文被推翻。此后，希腊对罗马的影响更大了。当时的希腊在政治、军事、艺术、宗教上的发展逐渐达到顶峰，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处于希腊文明包围之中，到处充满着希腊艺术、语言、文字与审美趣味。

罗马人吸收希腊文化的第二条途径是通过意大利南部的大希腊进行的。早在公元前8世纪的大殖民时代，活跃在地中海各地的希腊人就深深影响着罗马人，那时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建立了殖民地。攸卑亚岛在公元前750年左右在意大利南部皮提库萨岛上建立了殖民点，组成了一个最早的殖民城邦。[5](P231)其后不久又在意大利西海岸建库麦，库麦又在其南部建立了著名的那不勒斯，科林斯在西西里东岸建叙拉古。前后共建立了几十个希腊殖民地。[6](P93)这一带后来发展为著名的“大希腊”。罗马人通过这些城邦可以全面接触地中海世界。公元前3世纪的叙拉古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科学家，成为富裕、强大的城邦。这些子邦保留了母邦的氏族传统、习俗、宗教，[7](i,147.)对包括罗马在内的古代地中海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罗马人从库迈希腊人那里学得了字母表，也是通过库迈，罗马人可能首先了解到希腊诸神，诸如赫拉克勒斯和阿波罗。[8](P28)

罗马真正直接接触与吸收希腊文化是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的，这是罗马吸收希腊文化的第三个途径，此时已是希腊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希腊化时代。[9](P44)公元前4世纪中期，马其顿腓力统一了希腊世界。公元前336年，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在随后的东征过程中，亚历山大把希腊世界和西部亚洲连成整体。希腊世界的政治视野扩展到一个非常广袤的区域。而此后的罗马共和时代经过三次布匿战争（264—241、218—202、149—146BC）逐渐确立了在地中海世界的霸权，预示着希腊化世界在地中海地区强权的衰落。虽然这时的希腊城邦在东部地中海世界不再处于政治、军事的霸权地位。不过希腊文化继续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罗马世界、西亚各地以及印度的西北部。[10](P155、159)文化的碰撞、融合是双向的，希腊人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艺术等方面也沾染了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伊朗和印度等地的因素，使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新观念、新行为，从而构成罗马文化的一部分，随着罗马武力在欧洲各地的开拓，自然也构成了西方世界的遗产，并最终成为人类的文化遗产，这一过程就叫广义的希腊化。

公元前4世纪以后著名的“希腊人”通常不是来自希腊世界，而是来自希腊化的东部世界，特别是来自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此后，亚历山大里亚、帕迦马等城市在传播希腊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就像雅典一样，东扩的罗马也因此分享了希腊化世界处于顶峰时代的辉煌与财富。诚如古典学家博尔加所说：“罗马人从希腊进口商品并引进生产工艺，稍后，罗马文学家开始以希腊模式创作。文学作品是一种异邦公众不可能欣赏其原型的产品。要品味新喜剧，罗马得有普劳图斯，所以对希腊成就的模仿始于文学领域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后，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学习希腊演说术的念头吸引着罗马人，因为演说术在审议会与法庭所操纵的社会中有着明显的用途。这就意味着需要按照希腊的模式创建学校；而且，在希腊，如同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一样，学校课程是作为对当时传统文化导论而开设的。事实上，以演说术为中心的教育并没对此有什么改变。演说家要想令人信服，就得求助于广为接受的政治与道德准则。他们必须接触各种各样的论题，而且，他们常常得按照希腊人的方式对文学与历史加以比较。当罗马人决议学习修辞学的时候，他们为希腊文化的涌入敞开了大门。”[11](P446)不管是希腊化的拉丁分支也好，还是希腊分支也好，都处于罗马帝国的政治霸权统治之下，因此希腊化逐渐从希腊对罗马国家的影响转变为对欧洲社会的影响。但是在希腊化与刚刚萌芽的罗马文明接触的时候，希腊文化早已与近东诸古代社会有了频繁的接触，就是从这种融合中而不是从公元前3世纪的立即接触中，诞生了希腊化的罗马。在罗马共和时代，国家不断增加权力和财富，也不断吸收新的文化尤其是希腊文化，罗马人自身逐渐地希腊化了。这是不容否认的，但要说罗马文化就是希腊文化，罗马人实际上只是个模仿的民族，他们在欧洲文明史上的主要作用就是个二道贩子，[12](P2)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应当肯定，他们有着自身的独特贡献。

二、两种态度

尽管希腊化几乎在罗马人生活和思想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清晰的印记，但他们内心中对希腊文化抱着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罗马人注意到要敬畏、学习明显处于优势的希腊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对这种文化抱有敌意，反对把希腊文化等同于罗马价值。因为希腊人、罗马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希腊人爱好文学、艺术、智慧，并善于分享快乐生活，而罗马人则勤奋、实用、讲究效率，在罗马人中间盛行的迷信对“文明的”希腊人来说也许是粗野的。

当罗马人在公元前3世纪征服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在地中海世界显现出罗马强大力量之时，他们逐渐暴露出对希腊文化的不同态度。虽然罗马贵族中的极端保守分子承认希腊文化对知识和个人幸福的影响，但认为这也会给罗马人服从于家、阶级、国家和神祇的传统美德带来威胁，会给罗马人统治的稳定性带来威胁。因此，他们发动了一场强有力的从罗马人生活中铲除那些“危险的新思想”斗争。

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政治家、演说家、农学家大加图（CatotheElder,234—149BC）。加图时代的罗马人奢侈放荡，加图把这种风气归咎于希腊文化的输入。他在担任监察官期间掀起了大张旗鼓的反奢侈腐化斗争。但实际上加图也非常热衷于学习希腊文化，否则就不会被称为“罗马的德谟斯提尼”。[9](P78—79)深受希腊文化熏陶的罗马知识分子西塞罗（Cicero,106—43BC）翻译了柏拉图、色诺芬、德摩斯提尼、荷马和悲剧家的著作，用希腊语写了他任执政官时期的历史，甚至在他用拉丁语创作的悲剧中，特别是哲学作品中印有深深的希腊痕迹。然而西塞罗的演说和书信却充满了有关当代希腊人堕落的明晰的、刺耳的断语。这种矛盾的心态表明加图、西塞罗对希腊文化所采取的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态度，这也许更有利于罗马文化的发展。否则始终积极推行希腊文化的斯奇比奥也不会对加图的这种做法表示首肯。

最终，罗马文明的每一个领域：雕刻、马赛克、建筑、哲学、语言、演说、科学、艺术、宗教、道德、风俗、衣饰以及观念等都受到了希腊人的影响。罗马历史学家李维（59BC—17AD）说，军队带着战利品返回罗马，“青铜的睡椅、昂贵的床套……有众多艳丽的姑娘参加的宴会，这些姑娘以各种令人愉快的方式演奏长笛和竖琴……”，烹饪成为一门精巧的艺术，厨师在过去是被人瞧不起的最下等的奴隶所从事的职业，而现在则被认为是艺术的实践者。到2世纪晚期，罗马人早先的生活方式已经转变为希腊罗马文化，这种文化传统一直保持到罗马帝国灭亡。随着罗马的扩展，欣赏希腊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些曾经讽刺希腊人“颓废”的人，自己也成为希腊教育的产物。希腊语是罗马人的第二语言，雅典或者罗德岛是罗马人所向往学习的地方。

当罗马人在上述领域以很快的速度吸收希腊文化时，他们也极力试图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当罗马人在探索自身艺术时，也注意把这两者相区分。因为在希腊化的同时，还存在另一个倾向，罗马化。也就是说，罗马人自身对人类文明有着独特的贡献。在法律方面，罗马人对法律秩序的激情和崇拜，是希腊人所不具备的。经过《十二铜表法》之后4个世纪的法律实践，罗马人用他们对宪政和法律思想的天赋，创造了一个非常发达的体系。[13](P298)在教育上，吸收了希腊教育内容的罗马教育也不同于希腊教育，希腊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公共教育，几乎一半的时间用在体育教育方面，而且在体育馆内传授希腊语、荷马史诗、修辞学、哲学和音乐。罗马的教育则远离日常生活，也很少受宗教、政治活动的影响。[14](P20—21)在政治上，不同于希腊人的是，罗马人可以把公民权逐步地给予其他拉丁城市，给予整个意大利，以至于整个帝国，但希腊人做不到这点。希腊人在城邦管理上是“排外”的。奴隶与自由民之间、外邦人和本族人之间的界限非常鲜明，[15](P308)等等。这一切都表现出罗马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的差异，以至于美国古典学家汉密尔顿感慨地说“很难找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同之处”。[16](P4)这话有点极端，如果说罗马人在法律、军事、政治机构方面几乎完全不同于希腊人，倒是可信的。[17](P179)

三、多面影响

希腊生活方式和希腊文化思想给罗马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商业、战争、最后是对新地区的占领和行政管理使得罗马人遍布地中海世界。从东方战役返回的罗马士兵，希腊人作为人质、大使、商人、专业人员、有文化的奴隶来到罗马，使罗马人熟悉了希腊语言思想和希腊生活方式。医生和哲学家带来了希腊的技能。对叙拉古和科林斯等城市的掠夺则使罗马获得了大量艺术品和书籍，这更加激起了罗马贵族的口味。很少有非常富裕的罗马人能抵挡高度发达的希腊生活方式的吸引。罗马儿童则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双语教学。

罗马哲学是希腊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罗马艺术起源于希腊模式，罗马建筑模仿希腊样式，罗马神祇来自希腊宗教世界。有些罗马人甚至否认他们早先的历史，以便罗马自身的历史能和特洛伊事件相吻合。当罗马对希腊艺术家、知识分子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时，希腊化的罗马文化也越来越成熟了。

公元前3世纪，罗马文学开始出现以拉丁语写作的剧本，当然其形式和内容是模仿希腊人的。尽管荷马和索福克勒斯的言辞被认为是难以企及的，但罗马作家如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都发展出自己独具特色的、明确的拉丁风格。撒路斯特、李维的史学也有拉丁特色。在艺术上，罗马人借用了希腊人的形式和风格。真正的希腊艺术品是作为战争掠夺品来到罗马人手中的，那时很难在希腊艺术和罗马艺术之间作出区分。因为罗马人欣赏希腊人的形式，但是经常为别的目的使用这种形式，结果只是表面的相似，而距希腊实质相差甚远。富庶的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保护人。残存至今的拉丁文献时常提到罗马人用希腊雕塑、雕刻花瓶、石棺、塑像、半身像装饰宫殿和别墅。富裕的罗马人复制了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希腊各个时代的艺术品。

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希腊为纪念名人而塑造雕像的风俗传到了罗马，罗马的高级官员都想为自己在公共场合树立雕像。对半身雕塑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加。罗马人上层的心理意识包含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意识和事实主义意识，这种意识被半身肖像深深吸引，因为半身肖像将记录和分析人的特征和表情。他们需要的是一座雕塑传记，以记述、总结该人的成就和经历。他们不仅赋予艺术以刺激，赋予资金，而且赋予罗马人的精神，赋予鼓舞人心的、富有挑战性的新的主题——高贵、果毅、坚强。

专门从事半身雕塑职业的雕刻家出现了，不过他们中少有罗马人或意大利人，而几乎全部是希腊人或是受希腊文化影响和培养的东方人。和艺术家一样，雕刻家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在装饰纪念碑的浮雕方面，希腊人和东方艺术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继承了希腊遗产的罗马人在这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特别关注如何叙述当今和过去的国家的大事。奥古斯都时代在罗马树立的由希腊人创作的和平祭坛（AraPacis）以新颖的形式利用了过去历史画面雕塑中的因素。

就像希腊人在其他方面吸引罗马人一样，简洁但优雅的希腊建筑风格也深深吸引了罗马人。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来了三种基本的建筑格式：多里亚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这三种样式是基于不同的柱子和根基而加以区别的。不过，罗马人在希腊建筑之上增加了拱以及实用性的可贵观念。尽管罗马人有时也模仿希腊人用大石块建筑，但他们更常用的是灰浆的凝固物，有时在这凝固物上覆盖大理石板或粉饰灰膏。[18](P14)建筑是宗教生活中最常见的活动场所。罗马上层人物对宗教的漠视态度逐渐演变为对宗教自身的强烈厌恶，结果使许多古老的庙宇成为一片废墟。当人们最终认识到要修复这些废墟的时候，古老的罗马庙宇已呈现出希腊的明显印记。罗马共和时代的最后一个世纪，崇拜仪式所使用的建筑物越来越希腊化了。

随着女巫西比尔（Sibyl）在罗马的影响越来越大，希腊宗教仪式对罗马也有了大规模的影响。公元前5世纪的库迈（Cumae），宗教仪式发展到了要向希腊的西比尔神谕咨询的地步。公元前5世纪第一批希腊神祇来到了罗马的万神殿，而在公元前293年希腊的医药之神埃斯科拉庇俄斯（Aesculapius）到达罗马后，越来越多的神祇被引进到罗马，这一潮流直到公元前3世纪希腊和罗马的宗教完全融合为止。

在罗马，宗教信仰曾一度为人所尊敬，但这种信仰在公元前2、1世纪经济动乱、社会动乱的压力下崩溃了。失去土地的人口不断增长，社会中个人主义不断膨胀，这就创造了在受过教育的人中间必须努力用希腊哲学来填补的空间，在下层阶级需要用希腊的和东方的神秘仪式来填补的空间。

公元前156—155年，雅典政府把三个伟大的哲学学派领袖作为政治大使派到罗马，试图说服罗马人减少罚金。他们是柏拉图学派的卡尼阿德斯（Carneades,214—129BC）、斯多噶学派的狄奥根尼（DiogenesofBabylon）、逍遥学派的克里图劳斯（Critolaus,鼎盛于公元前2世纪）。卡尼阿德斯的传道在罗马引起轰动，人们趋之若鹜般去聆听来自希腊世界的首席知识分子的演讲。希腊主义再次以暴风骤雨的形式震撼了罗马，不过，这次希腊文化不是以文学、艺术或神话的形式到来的，而是以哲学的形式。这是罗马第一次真正遇到希腊主义的一面，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面。历史学家、狂热的希腊文化爱好者阿西琉斯（GaiusAcilius，鼎盛于公元前2世纪）热忱欢迎这三位哲学家的到来，他用希腊语写了自古到他那时代的《罗马史》。虽然大加图害怕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影响年轻人而脱离了罗马人的祖传美德，要求元老院尽快以有利于雅典的方式解决罚金问题，[19](P290)并公开地表达他厌恶这些革命性的观念，但他的说教成效甚微，而且影响的时间很短暂。

和借鉴希腊文学不同的是，罗马人在借鉴哲学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创新之处，大多只是叙述希腊哲学家的思想。罗马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学派，虽然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有一些伟大的学者如西塞罗、塞涅卡和卢弗斯（MusoniusRufus,25—100），但这些人都热心政治，只是在业余时间用拉丁语撰写哲学作品。[20](P59)罗马人以一种迷信的态度看待希腊化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斯多噶派哲学家。这些哲学家相信毫无抱怨地履行职责、相信至高的美德，在罗马受到真正的欢迎。在罗马显贵西庇阿（ScipioAemilianus,185—129BC）家中生活了许多年的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潘奈提戊斯（Panaetius,185—109BC）向罗马贵族传授斯多噶主义；[21](2.ii5)该学说认为任何种族都是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罗马人发现这其中蕴涵的伦理道德准则几乎完全和他们古老的传统、理想相一致。斯多噶主义最终成为罗马人的道德准绳。

紧随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是罗马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之一。成千上万的战俘被带到罗马，其中许多被罗马家庭雇佣为“教师”或指导者。希腊奴隶以希腊语和古典知识教授罗马人，荷马、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成为罗马孩童熟悉的作家。在公元前3、2世纪，教育逐渐制度化了，并融入到希腊知识体系中。绝大多数学校为希腊人的奴隶、自由人所掌握。对于大多数罗马学子来说，到东部希腊世界的“学术中心”游学一次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古典时代的希腊诸强如斯巴达、雅典，如果不能靠权力使一些城邦服从他们，那么这些强邦就会屈从于别的城邦。这种原则为马其顿的君主们所继承：亚历山大大帝接受了这一原则并利用波斯帝国在亚洲的旧有管理机构，建造了许多新的城市，塞琉古王朝的君主们又增加了更多的城市。而建立在城邦基础之上的罗马帝国也继承了希腊的这一传统。城邦为罗马传达命令提供了方便的途径，也为罗马通过税收的途径提供了它对资源的需求。在希腊化诸行省里，罗马从统治西西里时起，就在自己城邦的基础上安排他们的统治措施。在各个行省里，只要有现存的乡村网络系统，罗马就把它当作基础，这些乡村大多数在元首统治原则下成为城市。直到公元前148—147年，罗马才在东部地中海世界固定任命地方行政长官，代替以前派遣的司令官，进行战争或者组织那些情愿与罗马结盟的民族。

罗马人在小亚细亚各个行省建立了一些老兵殖民地，在那里认真地传播着希腊文明。她并没有采取任何新的方法，而只是延续先前统治者的措施。像希腊化的君主制一样，罗马在共同的基础之上把一些分散的群体组织在一起建立起新城市，这些君主制在比较好的市政系统的发展下继续起着作用，并鼓励各个行省之间的相互贸易。

罗马从希腊那里一直在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安条柯二世、安条柯三世和腓力五世，甚至托勒密二世、亚历山大也曾做过类似的陈述：自由是希腊与罗马保持友谊的条件。所以，罗马对于直接干涉希腊事务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罗马人有权指定他手中的城市为“自由城市”。那些一旦获得自由的城市将拥有他们自己的法律，没有罗马人的驻兵，也不缴纳贡物。在晚期共和时代，一些罗马人成为雅典的公民，实际上这些公民也被选举担任各种各样的市政委员会。罗马相信采取这些措施可以确保希腊社会中比较富裕的人、社会贵族来统治政治和司法。这个雅典事例表明罗马权力对希腊城市施加的影响，但也表明了希腊政治文化的反作用。

公元前31年发生的阿克兴战役使得奥古斯都在地中海世界获得了无可争议的霸权，使这个世界获得了一段和平时代。是希腊人使罗马人意识到自身的独特个性，而当罗马在吸收希腊人文化的时候，也在努力形成罗马自身的历史、传统，这一切似乎意味着一个真正的新罗马的诞生。诚如贺拉斯所说：“希腊化在意大利最大的战利品是罗马。”[22](Ⅱ，Ⅰ，Lines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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