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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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文学研究越来越关注文化，这是由当代社会的巨大转型引发的。全球化日益深入地影响我们的生活：电子媒质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存境遇，大众文化走向前台，时尚文化采用了浪潮式的运作方式大批量复制，视像文化占据了我们生活的主要空间，而网络文化也越来越快地变革着人类的交往方式。的确，是社会变革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要求，要求今日的文学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对现实文化予以足够的关注论文。因此，文化批评的兴起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里，我们向读者特别推荐《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以引起对当下文化变革现实的关注。——编者

当代文学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文学正在快速地走向历史，走向社会，走向文化。为着回应这一变革时代的需要与召唤，我邀集王岳川、陈晓明、王一川、周宪、程光炜、周宁等多位著名学人共同编撰了《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以期对此旋转的世界留下几页吉光片羽式的解读。

一

不同于80年代文学发生的由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90年代中国的人文学术经短暂的沉寂以后重新出现繁荣景象，而其中又以"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最为引领风骚。90年代中国人文学术区别于80年代的最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文学艺术研究从80年代的注重形式与语言本体转向重新关注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人们不再局限于文学艺术本身的视野，而是把文学艺术视作一种文化实践，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消费联系起来，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及其全球处境联系起来。90年代几次大的人文学术讨论，如关于大众文化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关于后现代与后殖民的讨论、关于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文化战略问题的讨论等等，无不体现出诗学（文学理论）与文化交融的新趋势。

文化批评的出现在学理层面上说是与对于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实践与方法的引介分不开的。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是指产生于60年代的英国，由霍加特（R.Hoggart）与威廉姆斯（R.Williams）开创的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全球范围得到迅猛发展，成绩斐然。文化研究的范围涉及"文化研究"的历史、性别政治、民族性与民族认同、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大众文化、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特殊的方法，它以实践性的目的为准绳，更倾向于选择个案的、实用的、策略性的方式，如文本分析、语义学、解构、人种论、会谈记录、心理分析、综合研究等等，只要适用都可以为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洞识与知识。

西方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在90年代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同时也被不同程度地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文化批判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尤其是在大众文化研究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当然，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从根本上说还是本国国情的产物。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在进入中国以后，由于语境的不同，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变形。中国的文化研究只能也必须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的土壤。

对于传统文学批评家而言，文学是艺术的、审美的、超越了功利关系与社会利益并具有超时空永恒价值的自主领域。文化批评不同，文化批评不是通过参照文本的内在的或永恒的价值，而是通过参照社会关系的总体地图，来解释文化的差异与实践。它更关注现实。它有一句口号：一切都在于语境。它立足于打通诗学（文艺理论）与文化之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文学艺术与社会其他领域的界线，集中关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把文化作为一个孤立自足的整体。可以说，不管是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还是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都是要辨明与阐释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与权力、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等的关系，并把它运用到各个经验研究领域。

文化批评总是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的边缘群体的文化。它是一种高度参与的分析方式，并不标榜价值中立，相反坚持一种批判的、否定的立场。在大众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它都坚持了这一从边缘颠覆中心的立场与策略。可以说，对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的关注以及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文化批评的精髓。

总之，贯穿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整个历史的理论核心，是其实践性品格、社会学旨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实践性、社会性、批判性与开放性）。

二

从世界来看，世纪之交的文学研究发生的从语言论到文化论的转向，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当代世界全球化的背景随着我国进一步的开放已日益进入我们生活的中心。电子媒质的兴起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大众文化走向前台，城市文化快速传播与蔓延，时尚文化大批量复制，采用了浪潮式的运作方式。视像文化占据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在这样一个读图时代里，甚至视像（镜像）已反过来影响纸媒介文化，而网络文化也越来越快地改变着我们的交往方式。

是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要求，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关注视像文学与视像文化，关注媒介文学与媒介文化，关注大众文学与大众流行文化，关注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关注性别文化与时尚文化，而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则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比如读图时代里的语言与视像的关系，网络文学与文化中的虚拟空间，媒介时代的文学与传播，时尚时代文学的浪潮化、复制化与泛审美化，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性别文化和弱势群体文化问题等。

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题、概念和范畴。如西方从"语言论转向"到"文化的转向"，对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把握西方文本中心时代"理论革命"的遗产与文化论转向的关系，在多种话语共生并在的现实语境中，对话主义历史性出场的必然性，全球化条件下文学如何重写现代性与重建文学新理性，以及文学的公共空间，文学的场域和文学的语境，文学的全息性和历史语境中变换的主导构素，文学的虚拟建构及其虚拟性等一系列新的论题与论域。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回答的。

我们今天的文化与文学理论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一切过去被认为是自明的"道"和"理"现在已成为必须加以悬搁的东西。过去我们只对问题的结论加以质疑，而今则是对问题的前提和前提的前提加以质疑。有鉴于此，王岳川在他的《目击道存--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中告诉我们，如果把文化研究仅仅理解为是对眼下流行文化或世俗文化的研究，那是远远不够的，这有可能使我们忽略文化研究最根本的东西--发掘当代社会中自我私人性与他者公共性之间的空间，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质疑甚至相互对立的关系，以及这种对立中彼此沟通和文化对话的可能性。王一川的《杂语沟通》密切关注90年代以来我国审美文化、当代创作和影视新潮。他也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杂语喧哗的时代，我们很少像今天这样痛切地感受到沟通的困窘和艰难。因此，相互对话和相互融通就有了极为紧迫的必要性。

陈晓明主要关注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研究和当代先锋文学的批评话题。他的《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表达》明确指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传统的文学的边界正在发生全面的位移。新的多元化的批评意味着一种新的秩序和规则，意味着沟通、对话和妥协。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当下中国，多元文化与其说是一种已经发生的文化现实，还不如说是一种有待实现的理论或理想。中国当代批评的路还很长。

当下学人对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它是一种指向，一个范围，一门学科，一种主张，一个学派，或者一种思潮。它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工程是开放的，它拒绝成为任何意义上的元话语或宏大话语。想要给它界定一个周延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以至于文化研究的大师斯图亚特.霍尔说："文化研究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周宪对此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模糊地使用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这个概念，有时可能比清晰地运用更加有效。因为，对于敏于思考的人来说，所谓文化批评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方法和策略，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关怀或反思的态度。他之所以把书定名为《崎岖的思路》，是因为当代学人面对社会的巨大变动，面对文化的深刻转型，总是面临种种阐释的困境。比如现代性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与知识社会学问题，媒介文化与视觉文化问题，既是对我们身处其中的变动的社会文化做出分析和描述，又是对身处这一变化中的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困惑和焦虑的反省与剖析。困而思之，思而复困之，社会和文化在不断变革，所以"崎岖的思路"也就没有终点，没有完结。

本套丛书关注的是当代中西语境下的中国学术问题，无庸讳言，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构成了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参照系，并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但我们的研究绝不是要跟随西方追逐学术时髦，而是紧紧立足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历史与现实，在理论的本土化中开辟我国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新领域新途径。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研究了历史上西方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一经形成，便以其话语霸权影响中国人的中国观。程光炜的《雨中听枫》则更多地关注中国当代诗歌与诗人在世纪之交的精神探索，以批评的方式寻找我们时代更贵重也更质朴的诗意。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我国文学-文化批评界富有影响的青年导师，学界才俊。他们各有自己研究的领域与专长，文思敏捷，勇于探索，笔耕不辍，新见迭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精粹的研究成果。但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我为本套丛书定名"六洲歌头"，就是属意于抛砖引玉。歌头者，引子也。

"六洲歌头"愿为新世纪文化研究的辉煌交响奏响序曲。

"六洲歌头"期待着我国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黄钟大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