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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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英国瑞诉福林一案中，警察在讯问前告知被捕犯罪嫌疑人：与其男友有染的另一女子因涉嫌犯罪而被关在隔壁，该嫌疑人从那女人那儿得到了证实，遂感到被监禁在此处非常痛苦。为尽快离开，她向警方作了坦白。后来，她以自白的作出受“压制”为由上诉，要求认定自白无效。最后此证据因“采用明显引诱手段导致了不可信赖性”而予排除适用。这就是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采用违法的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其可分为两类：一是非法言词证据，包括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及被害人陈述；二是非法搜查、扣押等非法方式收集的实物证据。这些非法证据能否作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争议颇多的问题。随着诉讼文明的发展进步和人权保障意识的增强，各国对非法证据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并相继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现状

我国立法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否定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相应的制裁在《刑法》第247条中体现：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论处。。1988年，我国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并在禁止以酷刑等手段取证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

这些都表明了我国已从正面意义强调了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正当性，反对并禁止采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然而，这只是一种对未然的非法方法的警示和预防，对已然的非法证据如何处理，《刑事诉讼法》并未作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中也有类似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补充侦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中，也排除非法言词证据，但不包括违法搜查、扣押获得的物证、书证。上述规定均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但对非法物证能否采用及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能否排除却缺乏规定。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现状

我国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被告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而这些显然无助于取证行为的合法化和文明化，助长了对口供的过分依赖，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司法实践中，非法采取强制措施、非法搜查、非法扣押等非法侦查手段的滥用，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损害了程序的严肃性，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制约法制化、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症结。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也有一些“禁止”性的原则规定，但过于笼统，这样容易造成理论上的纷争和司法实践中执行标准的不统一。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法上剥夺被追诉人的沉默权，势必助长了司法人员用刑讯、威吓、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言词证据的行为。《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不但否认了被追诉人的沉默权，而且还让其承担了如实供述的法律义务。供述义务违背了无罪推定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强迫被追诉人自证其罪，可能得到实体的真实，但却会导致司法权力运作方式的错误，助长司法者“口供至上”的观念，法律也会因此丧失了程序正义。“在程序方面降低对被告人的法律保护程序，其危险在于对一切被告的法律保护都会被削弱”。

第二，对非法证据法律效力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根据这条解释，非法言词证据要被排除必须以“查证确实”为前提条件，那么，由谁去查证，以什么标准确定法律规定的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司法解释中没有具体规定。此外，如果控方无法“查证确实”，该言词证据是否能作为定案根据，司法解释也未给出具体回答。

第三，对非法实物证据未作否定和排除，以至于在司法实务中，违反法定程序进行搜查、扣押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完全可以采用，在此，涉嫌者的个人隐私、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往往被忽视。

三、关于建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问题分歧较大，还没形成统一认识。目前关于非法证据的采证问题，主要有四种观点。1、采纳说。采纳说认为，非法证据如果具有真实性和相关性，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作用，应当采纳。2、排除说。排除说认为，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和监督执法机关严肃执法的角度出发，非法证据应当一律排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衡量采纳说。衡量采纳说认为，执法人员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采纳非法证据，裁量的主要标准是调查取证行为违法的程度、案件的社会影响以及采纳非法证据的成本等。4、排除例外说。排除例外说认为，首先应当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普遍适用性，在此基础之上方可确定一些例外。

笔者同意“排除例外说”，在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必须进行价值权衡，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观，使得大于失。对于侵犯人的自由和人格尊严所得的证据应予禁用，但也不宜绝对化，应该设立若干例外情形，确保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国家必须根据传统法律文化、犯罪形势、法制状况等因素来确定刑事非法证据可采性的判断标准，既要保证控制犯罪，又要保证保障人权，掌握好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度”。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可以根据证据的本身性质,从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方面加以考虑。

1、绝对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我国已于1988年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该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个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作为依据,但这类口供可以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第16条又规定酷刑应代之以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并且我国已有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明确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在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外。并且，我国还应建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制度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支持，使其真正得到良好的执行。

2、原则上排除非法实物证据,但允许一些例外。非法实物证据同样也伴随着对法律法规、人权价值的破坏,所以原则上也应当排除。但这种破坏有些是比较轻微的,如果全部排除,往往又会极不利于惩罚犯罪这一价值的实现,所以为保证社会价值均衡地得到实现,还应有一些例外,比如:因取证时疏忽,缺少某种具体的手续,或因特殊情况未履行某种手续,不侵害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或侵害显著轻微的;非法证据涉及危害国家安全与统一或公共安全等国家社会重大利益的;在紧急状态下以非法行为所获的证据,如对正在行凶的歹徒采取一些紧急措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