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刑法规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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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技术是新的技术制高点，有可能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点火器”，人工智能产业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主要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因此，为抢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构筑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先发优势，国务院于2017年7月8日印发并实施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并明确提出要“制定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非常可喜的局面。为了规范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健康、有序发展，有必要未雨绸缪，提前预判这一领域有可能发生的严重侵害行为，将之纳入刑法调整范畴，并针对现行法律有关规定的不足进行修正与补充。

关键词：人工智能；刑法规制；责任主义原则；交通肇事罪

2018年6月12日，中国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开园，包含各种路况与功能区，测试道路里程达12公里，全范围5G覆盖，至今已经运行一年零七个月；可以说，自动驾驶不仅仅是一种构想，而是已经走向我们的生活；2018KPL总决赛，由腾讯AILab与王者荣耀共同探索的前沿研究项目——策略协作型AI“绝悟”首次露面就战胜了前职业KPL选手组成的“半职业”人类战队并夺得冠军，引起广泛关注，表明人工智能开始由专用型向通用型发展［1］。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猛，潜在规模与效益非常巨大，对于我国而言是非常重大的机遇。如能抓住并引领这一潮流，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将可能加速实现。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每一个新兴产业的诞生与发展，均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法律问题，如果不能够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将对新产业的发展构成阻碍。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刑法角度，针对当前发展迅猛、对公共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有较大影响的三个技术领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机动车自动驾驶技术

自动驾驶技术是实用前景最为广阔、同时对公共安全影响最大的人工智能技术之一。随着5G通信的广泛覆盖，依赖大量高灵敏度传感器与高速信号传输的自动驾驶技术，必将加快其走向实用化的脚步。当自动驾驶汽车大量走上道路，一旦因为自动驾驶汽车的原因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可否追究有关主体的刑事责任？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应当重点予以考虑：

（一）必须坚持责任主义原则［2］。责任主义原则是刑法不可突破的重要原则之一，“无罪过则无责任”作为责任主义的重要体现，不允许存在例外。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及大量运用，必将更加突出地展现当代“风险社会”的特点。可以预见，有关“风险刑法”的观点将被更广泛提及。笔者以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坚持责任主义原则尤为重要。刑法需要对风险社会有所回应，需要承担起防范风险的重要责任，甚至需要将行为的范畴进行扩展，将犯罪标准适当前移，这些都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以“风险社会”需要“风险刑法”为理由，主张“严格责任”“无罪过责任”，去突破责任主义原则的底线，则既有违刑法的谦抑性，也无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过分地扩张犯罪圈，只能混淆刑法与侵权法的界限。因而，对于自动驾驶车辆导致的重大交通事故追究刑事责任，也必须以有关主体存在罪过（主要是过失）为要件。这一过失，将主要体现在车辆的制造者、管理者、交通设施的运营者、管理者身上，表现为：车辆的制造者应当预见到其生产的车辆尚不足以保证安全、可靠地上路行驶，一旦大量上路运行，将可能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但因疏忽大意未能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因而导致重大事故的发生。车辆的管理者，交通设施的维护者、管理者的过失也基本类似。

（二）关于责任主体。自动驾驶领域可能涉及的罪名主要有三个：《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以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三个罪名之间存在一般法条与特殊法条之间的关系，应当根据具体案情，按照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选择适用。［3］值得注意的是，该三条中均未规定单位可以成为其犯罪主体；根据《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单位犯罪的“法定性”原则，则无法以这三个罪名追究任何单位的刑事责任。而将来自动驾驶汽车上路以后，其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将主要是汽车生产者、管理者以及交通设施管理者等单位的过失。因而，为有效应对该类危害行为，有必要对现行《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三条加以修正。可增加一款，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第一款规定处罚”。

二、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

军用无人机的发展关乎未来，事关重大国家安全，并且必将在未来的国家武器装备体系中居于日益重要的地位。对于该领域可能发生的严重违法行为，必须纳入刑法调整范畴。尤其是违反规定制造、销售军用级无人机的行为，危害最甚。对于该种行为，我国现行刑法中尚无明文加以规定，亟须弥补。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方案一，对《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一百二十六条（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进行修正，将其中的犯罪对象由单一的枪支，扩展为包括军用无人机在内的全部武器装备，相应的该罪名可变更为“违规制造、销售武器装备罪”；方案二，在分则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适当位置，比如三百七十条之下，增补条文，条文内容可参考第一种意见。比较而言，第一种选择更加便于操作，唯该条文所在章节与该罪所保护之法益（国防安全）不甚吻合。民用无人机的滥用，可能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比如违反规定使用无人机，导致机场长时间关闭，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可否追究刑事责任？对此需要甄别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此类案件中行为人的心理态度大多为过失，即为了娱乐等目的而使用无人机，对于严重的危害后果大多持过失心态。此类行为有可能符合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按照我国现有《刑法》规定，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基于过失的心态，采用与防火、决水等基本相当的手段，危害公共安全，并导致不特定或多数人人身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行为。对前述行为是否可追究该罪的刑事责任，焦点问题主要是以下两点：其一，是否属于“其他危险方法”？按照学界通识，所谓危险方法，应当具备与防火、投放危险物质等手段的相当性。在飞机起降过程中如果遭遇无人机袭扰，其危险程度不言而喻。因而，相当性可以认为是具备的。其二，过失犯以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为要件。这一要件是否具备？按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实害结果，既包括人身伤亡，也包括“公私财产重大损失”。因滥飞无人机导致航班大面积延误、机场关闭，其导致的公私财产损失显然不可谓不重大，故而可构成本罪。［4］但是如果未发生此类财产损失，而仅仅是造成航班起降过程中发生“危险”，可否追究刑事责任？纵观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尚不存在“过失危险犯”；过失犯罪必须以实际侵害后果作为构成要件，也是我国刑法学界长期以来的共识。所以，按照现行《刑法》规定，此类行为不可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未来《刑法》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对此进行修改？这至少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刑法》中是否规定“过失危险犯”，在不违背诸如责任主义、罪刑法定等公认的基本原则、原理的前提之下，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刑事政策的需要，取决于是否存在相应的刑事立法需求。

三、强AI技术的刑法约束

相信不少读者看过《终结者》等科幻影视剧，往往会勾画出一个强人工智能技术给人类带来毁灭的灾难性结局。科幻与幻想、玄幻之间的区别，即在于是否遵循基本的科学逻辑；凡符合科学逻辑的，即应当认为有实现的可能性。当然，可能性的大小、实现的时间都是另外一个问题。有科学家认为，强人工智能不仅仅可以实现，而且有可能在未来五十年内即变为现实。目前所设想的强AI技术将严重影响人类社会的安全，并带来伦理上的巨大冲击，绝大多数科学家对于发展这一技术表示极大的忧虑和强烈反对。我国应当在条件成熟时，在充分评估强AI技术所含风险的基础上，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强AI技术加以禁止。

四、结论

我国即将跨入人工智能产业时代。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过程中伴生的某些严重危害行为，我们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规划相应的刑法规制的原则、方法。责任主义原则不可突破，不允许出现任何例外，必须坚持无罪过则无刑罚；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与发展，某些过失危险行为将具备刑法上的可罚性，“过失危险犯”有可能纳入《刑法》之中；针对某些具体的危害行为，我国《刑法》现有规定尚无法加以有效规制的，应该适时对有关条文进行修正。

参考文献

［1］马化腾．从专用人工智能迈向通用人工智能［J］．中国科技产业，2019（9）：9．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制出版社，2016：67．

［3］劳东燕．风险刑法理论的反思［J］．社会科学文摘，2020（1）：73-75．

［4］赵东．我国刑事严格责任之确立——以风险社会与新派理论为视角［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8，34（7）：99-103．

作者：赵广来 单位：大连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