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论文范文10篇

1重点投向畜牧业产业化经营

畜牧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也就是畜产品加工业，工业化是传统农业融入现代市场经济进行的必然选择，是一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省畜牧业产业化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巨大差距，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加工层次低，精深加工产品少，需要重点投入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1.1建立、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各地产业化的实践表明，龙头企业是多个产业化经营环节的中心，在产业链发展和完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带动农民致富方面，更是举足轻重，其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建设、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应坚持正确的原则和导向。首先要注重规模，注重培育大型企业集团，走集团化发展道路，才能在信息、技术、营销等方面实现综合协调发展。其次要注重标准,不管是新上的项目，还是新开发的产品，标准一定要高，有了高标准，才能确保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第三要建立长远规划，不断拓宽发展领域，要做到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同步发展。在立足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向国外拓展，提高辐射带动能力，从而拉动龙头企业快速发展壮大，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1.2建设现代养殖业生产体系，把农民组织起来

养殖业产业化关键是促进生产的组织化，只有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小规模分散的生产和加工企业、市场连接起来，才能形成产业链，促进产业化进程。这其中应遵循的原则是：自愿原则、风险和利益共担共享原则、综合服务原则。财政和金融要加大投入，促进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组建贸工牧、产加销一体化的联合体。

1引言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农区畜牧业“入世”后，在部分畜产品相对过剩、资源约束、市场约束增大、增收难度加大等多重挑战面前，如何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走出困境，提高效益，从而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为一个大产业?调整的重点及首要目标是什么?笔者就此谈点个人看法。

1养殖结构多元化

1．1稳定生猪数量，提高效益．笔者所在的农区，传统上畜牧业几乎就是一个“猪天下”，生猪产值占牧业产值的50％以上。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普通肉猪已出、现供大于求，效益低下的局面。这种态势必须改变，应把生猪饲养量稳定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突出狠抓肉猪品改和质量提高，主攻出栏，降低粮耗，追求效益上。

1．2一突出发展草食牲畜发展草食牲畜，既可挖掘饲草资源，促进节粮，又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现代化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农区应当花大力气发展牛、羊、兔等草食畜禽，积极开展奶牛养殖、高床养羊、集约化养兔，将资源优势变为商品优势。

1,3努力发展小家禽家禽个体小，占地少，耗料低，生长快，效益好。农区应充分利用房前屋后、桑园、果园、水田、塘堰、溪河等，养殖鸡、鸭、鹅等小家禽，积极推广田上养鸭、机械化养鸡，实行规模养殖。

1．4开发观光型畜牧业在有条件的地方，适当引进、繁育、养殖珍稀动物，开发观光型畜牧业。

[摘要]北魏的畜牧业特别是国营畜牧业，在我国畜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当之高，这在《齐民要术》中得到反映，其中又以《养羊篇》所载的成就为最高，给后世养羊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农牧业的此消彼长的原因，并且还就这一时期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对诸如水土保持等有关生态方面的积极影响，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掠夺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1引言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摘要]北魏的畜牧业特别是国营畜牧业，在我国畜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当之高，这在《齐民要术》中得到反映，其中又以《养羊篇》所载的成就为最高，给后世养羊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农牧业的此消彼长的原因，并且还就这一时期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对诸如水土保持等有关生态方面的积极影响，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掠夺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畜禽养殖场产生大量恶臭气体，其中含有大量的氨、硫化物、甲烷等有毒有害气体，已严重影响了研究地域的空气质量，危害饲养人员及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畜禽粪便既是宝贵的资源，又是一个严重的污染源，若不经妥善处理就排入环境，将会对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和空气造成严重污染，大量粪便堆积，会成为蚊蝇孳生、繁殖和传播病菌的严重污染源，不仅会给育种中心的卫生防疫带来严重影响，还将危及畜禽本身及人体健康;同样，污水若处理不当，直接排入河道或渗入地下，会污染地表和地下水体，威胁到城乡人民的饮水安全［1］。基本内涵。国内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的认识还有较大偏差，但是主要从人类与自然关系、生产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等角度加以定义。这些概念的共同特点是注重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物质输入－输出之间的闭合关系，进而与废弃物利用联系起来，循环经济定义为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是一种以循环为技术基础的经济活动，其根本目标是要求在经济流程中系统地避免和减少废物。对待废物问题的优先顺序为:避免产生－循环利用－最终处置［5］。循环经济主要有3个重要特点:①循环经济可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充分节能减排;②循环经济将生产和消费融入到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中;③循环经济能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共赢”发展。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按照生态系统内部物种共生、能量多层次利用、物质循环的生物链理论，调整和优化畜牧业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及产业布局，提高生物能源和有机废弃物循环利用，从而达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以畜牧业资源的最低消耗、畜牧业污染的最小排放以及畜禽废弃物的最大利用为目标，涉及畜牧业清洁生产、产业之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内部物能互换等领域［5］。基本原则。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必须坚持“因地制宜”、“整体性协调”、“生物共存互利”、“生态产业链接”、“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双赢”等原则。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能从根本上解决畜牧业经济快速发展与畜牧业生态环境有效保护之间的社会矛盾。通过产业内部物质能量互换，力争废弃物零排放，在一定空间里将畜禽按照一定方式配置生产结构，使之相互间存在互惠互利关系，达到共同增产，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例如，种养结合的稻田养鱼(虾、蟹)模式，稻田为鱼(虾、蟹)提供了较好的生长环境，鱼(虾、蟹)吃杂草、害虫，鱼粪肥田，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增加了社会经济效益［6］。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结合上述模式及特点，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资源循环利用模式，采用“中心畜牧场+畜禽粪尿生态处理系统+废水净化生态处理系统”的模式来构建畜牧业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

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畜牧业资源的循环利用

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以畜牧业为依托的资源循环利用，将养殖业、种植业、沼气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通过各环节之间的合理布置和匹配，使得物质和能量实现梯级利用，从而使畜牧业生产达到高产、高效、优质、低耗的目的，实现了畜牧业的循环发展。根据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的实践，取得了显著的经济、能源和生态效益［1］。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对环境产生影响的污染物主要是畜禽粪便、病原微生物和污水。据测算，1个8m3的沼气池可处理4口之家、3～6头生猪的人畜粪便和部分生活垃圾，全年可生产沼气385m3、沼肥30m3，替代薪材相当于0.23hm2左右经济林地的蓄积量。因此，应积极增加农村沼气建设方面的投资，稳步扩大农村户用沼气池的建设规模，通过建设沼气池，引导农民改水、改厨、改厕、改圈，全面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应加大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示范建设力度，以便生产出更多的沼气给农民群众使用，又使畜禽粪便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促进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布局如图2所示。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通过利用粪尿沼气发酵、堆肥发酵、沼液还田等模式相结合来解决养殖与排污、生产与环保、生产与能源的矛盾，使整个园区成为一个开放型的生态系统，真正将园区建成高产、优质、高效的生态畜牧科技示范园。按照“养殖集中化、粪便资源化、污染减量化、治理生态化”的思路，排出的粪便污水进入沼气池，经厌氧发酵产生沼气，沼气可供猪舍采暖和发电。沼液可通过灌溉系统来浇灌园区内苗木、蔬菜和果园，作为肥料使用;沼气渣可用于养殖蚯蚓，蚯蚓可作为动物蛋白质饲料的来源，剩余的废渣还可作为肥料来使用，可以起到改良土壤与防止土地板结的作用，同时采用沼肥施果树可以提高水果品质，增加产量，提高果树的防冻能力和抗病虫害能力，既防治了畜禽养殖污染与改善了园区生态环境，又促进了畜牧业的健康发展［3］。该系统实际上是一个以畜禽养殖为中心，以沼气工程为40卷36期朱国奉等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畜牧业资源的循环利用研究17635纽带，集种、养、鱼、副、加工业为一体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猪得到了科学饲养，物质和能量获得了充分利用，环境得到了良好地保护，因此生产成本低，产品质量优，资源利用率高，达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效果［1］。图2生态系统布局图3水禽繁育推广中心的生态系统布局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下属实体单位“国家级姜曲海猪保种场”(农业部授牌，工商注册名为“江苏姜曲海种猪场”)通过采用人工清扫措施将干湿分开，污水进入USR厌氧塔进行发酵，产生的沼气用于生产、生活和发电，干粪及沼渣生产有机肥料。产生的沼液通过20hm2苗木林和46.67hm2种植基地消化，可达到能源—生态型处理要求。通过推广养殖技术、沼气使用技术、沼渣、沼液使用技术等，特地组织了农民培训学校，现场教授，在群众中大力宣传宅院洁净、路道洁净、养殖洁净，生产生活中的垃圾能进入沼气的全部进入沼气池，如粪水、废水、蔬菜下角料等过去进露天粪池改为进沼气池［1］。种猪场通过对猪粪、尿、污水的无害化处理，其产生的沼渣、沼液可用于各种农作物以及果树、苗木、花卉等特种经济作物的基肥和追肥。江苏姜曲海种猪场周边有大约66.67hm2的苗木林，特别是猪场位于我国农业开发区内，有农田2000多hm2，还有多家花卉生产基地，有机肥需求量较大，可以无害化处理所产生的污染物。产生的沼气经发电，可满足整个园区及周边居民的用电需求［1］。具体的污水处理工艺方案如图4所示。在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实施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过程中，主要通过记录畜禽粪便排放量及产生的沼气压力等，并结合园区的教职员工的反应来体现此次实践的初步成效。在不同供料模式情况下，各体重阶段猪的粪尿平均排出量见表1。沼气压力表上显示的压力均为3500～5500Pa［5］。要实现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及区域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就必须加快循环经济型畜牧业建设。该研究利用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来衡量我国当前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对其进行定量评价和障碍度分析，找出主要障碍因素，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促进我国畜牧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多业有机组合，集约生产经营。发展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既涉及到养殖业、种植业的产业结构内部调整优化，又涉及到与发展资源循环利用相配套的产业间内部结构调整。只有产业内部和彼此之间的结构得到优化，建立与发展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相适应的产业支撑平台，才能保证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发展。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将“畜禽废弃物－沼气－果树”串联起来，加强了物质循环的多次使用，通过养殖业与种植业密切联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体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产业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因此，要围绕既符合生态循环的自然规律又符合社会经济再生产客观规律的要求，调整优化养殖业和种植业的结构，形成资源投入减量化、废弃物利用资源化、污染排放量最小化的产业支撑体系［6］。资源利用合理，增值效果明显。通过2种简易模式的综合运用，实现了对各种资源有效整合，从而使土地、空间、能源、畜禽粪便等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变废为宝，化害为利。物质相互循环转化，多级综合利用。一方面，通过沼气发酵，将畜禽粪便分解转化为热能，达到合理利用，无污染的肥料施于果树，增加了土地有机质，实现了秸杆还田，并部分转化为饲料，达到用能与节能并进。另一方面，通过提升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科技水平和服务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同时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统筹科技资源、整合科研力量、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内部机制，搭建科技创新、技术推广、农民培训教育新平台，全面提升、引进、创新和转化效力，加快良种繁育、环保饲(肥)料开发、疫病防控、产品质量安全等关键性技术的组合配套，全面推进科技进步，用科技支撑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持续稳步发展［7］。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与卫生条件。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通过将生物资产联结起来，通过沼气发酵消灭了病菌，使粪便排放达到了无害化效果，改变了粪便、垃圾等污染物任意堆放的不良状况，有效保护和净化了环境，减少了疾病传播，显著改善了园区卫生面貌。这种模式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实施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后空气质量测定结果见表2［8］。资源循环利用是生态保护型经济，针对园区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生态问题，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本着科学规划的原则，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发展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基本思路。用资源循环利用的理论来防治畜牧业点源和面源污染。如果在畜牧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使用农药及化肥，而畜禽粪便不达标排放，农田废弃物又随便处置，将会造成畜牧业系统中水体—土壤—生物—大气立体交叉污染，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9］。用循环经济理论引导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发展。将资源循环利用理论引入畜牧业领域，组织引导并协调畜牧业生产，通过对资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环利用来促使污染或废弃物减量化，从而达到畜牧业生产和环境保护相容的理想状态。(1)切实转变畜牧业经济发展理念，在畜牧业生产中注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现行的畜牧业发展模式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直接危及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存空间，最终必然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经济发展停滞。人类必须及时转变经济发展理念，促使畜牧业生产走“优质、高效、高产、和谐、可持续”的道路。畜牧业废弃物的处理与资源化不仅关系到资源的再利用和环境安全，同时与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紧密相关。畜牧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三环循环理论”［2］如图5所示。该理论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基础，以人为本，由废弃物的生态循环开始，逐级发展到循环畜牧业、循环社会的“三环”循环总体发展战略思路;畜牧业废弃物资源化“三环循环理论”中第1“环”是从畜牧业本身发展的层面，按照生态循环理论，以畜牧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为切入点连接种植业和养殖业，构建循环畜牧业的发展模式;第2“环”是依据资源循环利用理论，构建生产－生活－生态－生命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四生一体”农村发展模式;第3“环”为在上述2个循环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循环社会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2］。①禽－粪－饲料循环能将畜禽粪便作为饲料原料和有机肥料。经膨化的畜禽粪便不仅无臭味，而且色泽淡黄，有炒香味，可替代30%的全价料饲喂畜禽，可降低成本20%以上。使用同样方法制成有机肥后，可完全替代化肥，而成本仅为尿素价格的40%左右，此种肥料可向有机蔬菜基地专供，市场潜力巨大［10］。②畜禽－沼气－菜循环系统在在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中的应用非常广泛，据测算每头标准畜可年产600多m3沼气，产生的沼气可以解决园区内动力用电、照明用电和生活用电需用。将富余沼气通入大棚蔬菜中，用于冬天增温和追施CO2，蔬菜使用的肥料为沼液、沼渣，所生产的蔬菜完全达到绿色环保的要求［11］。③草－畜－草循环系统是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有效途径。随着高效畜牧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群众认识到其经济效益，每公顷优质牧草地可产牧草7.5t以上。实践证明，种草养畜所取得的资源循环利用效益是种粮食的2倍以上，具有双重经济效益，值得推广［12］。(2)极力打造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发展框架。打造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发展框架需做到以下方面:①以畜禽、水产生产加工企业为依托的畜禽、水产加工资源循环利用链条;②以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龙头加工企业为依托的加工企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13］。(3)加快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步伐，培育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载体。加强循环型畜牧业园区建设，制订园区发展规划，以生产要素为纽带，将具有上下游共生共存关系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集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园区内部，实现有害污染物在园区内实施闭路循环消化吸收;做好农副产品出口加工基地建设，大力推进出口畜禽产品的清洁生产，使农副产品达到质量、环保等方面的多重标准，使我国的农副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4］。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及周边乡镇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还存在着一些新的情况。例如，有些农户不想从事养殖业，很显然没有畜禽养殖就没有沼气所需的优质原料，沼气的产量就会受到影响;农户觉得资源循环利用费时费事，节约成本有限，而且在技术工艺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等等，都制约了畜牧业的资源循环利用［15］。沼气的沼液和沼渣的进一步循环利用。沼液、沼渣是经过厌氧发酵的产物，这2种物质如何再次进入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值得进一步研究。据报道，对厌氧发酵液按浓度10%进行测定，发现其不仅含6．5%蛋白质，而且含有多种常量物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和活力较强的纤维素酶等)，都是可溶性营养物质，易于消化吸收。这些物质可用于生猪育肥、提高饲料利用率、缩短饲养周期［16］。沼气的沼液和沼渣如何再次进入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系统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以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畜牧业资源链的多层面综合研究。江苏姜曲海种猪场大型沼气工程项目已于2008年11月通过国家验收，效果超过专家们的预测目标，目前笔者正以国家级姜曲海猪保种场(江苏姜曲海种猪场)、江苏丰达种鸭场、国家水禽种质资源基因库联合上报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和江苏省发改委争取项目，希望通过深入研究为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提供更为详实的实践支撑。生物质资源技术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提高。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尚未组建生物质资源利用研究机构，也未成立相应的协会，生物质资源研究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再加上我国对生物质资源利用的重要地位重视不够，建设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例如，我国农村清洁能源建设受到农民广泛欢迎，2007年省补资金达1600万元，但是地方配套资金仅有400万元，区县配套资金更少，有些区县几乎没有。这种“两头热、中间冷”的状况，导致已列入省级目标的一些重大项目实施困难，进展缓慢［1］。

结论与展望

笔者在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的构建与应用等方面虽然完成了研究的预期目标，但是由于时间和条件限制，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因为农业系统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在资料的收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遗漏;在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因为农业系统的复杂性导致指标之间相互逻辑关系混淆复杂，很难做到层次清晰，很容易出现某项指标交叉重叠等问题，笔者将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来逐步加以弥补和解决。由于农业生态系统中产品生产的周期性及系统调控效果的滞后性，构建与确定模式所产生的效益很可能需要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通过农业生产实践和推广应用研究来加以验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发展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重大意义。充分利用农业的可再生资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既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符合我国人多地少、资源相对不足的基本国情。发展循环经济可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应充分认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感，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作为发展高效农业的头等大事。开展前期研究，制定总体规划。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生态平衡的一个新亮点。应加强前期研究，全面摸清地域的资源状况，制定出发展循环经济可行的发展目标和具体措施，加强对发展资源循环利用的政策引导，保障循环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实施重点示范工程。近年来，规模化畜禽养殖等行业的迅猛发展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针对此现状，国家已将防治畜禽养殖污染作为重大工程纳入“十一五”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并斥巨资扶持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以改善农村环境。2005年，农业部选择100个县1000个村，以农村资源循环利用为重点，开展“生态家园富民示范村”建设。我国依托畜牧业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抓好以下方面:①秸秆养畜示范工程。目前，我国泰兴、兴化地区发展秸杆养畜势头良好，并涌现了一批专业大户和专业协会。要利用政策扶持积极申报秸杆养畜项目示范县，争取国家资金投入，大力开展试验示范和宣传引导，使之迅速形成产业规模。②重点畜禽场配套改造工程。国家将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标准化畜禽养殖小区建设试点，江苏省政府今年新增1000万元用于发展畜牧生产，其中发展标准化养殖小区就是重点之一。我国小区建设近年来发展较快，应及时抓住契机，争取将我国纳入江苏省优质畜产品板块基地项目，进一步加快我国标准化养殖小区建设，以现有的规模养殖小区为重点，主要是已建成的种畜禽场和大中型养殖场，强化并完善畜禽粪污能源利用工程和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等。申报的江苏姜曲海种猪场大型沼气工程项目已于2008年11月通过国家验收，效果超过专家的预测目标，目前笔者正以国家级姜曲海猪保种场(江苏姜曲海种猪场)、江苏丰达种鸭场、国家级水禽种质资源基因库联合上报江苏省农委和江苏省发改委争取项目资金，拟构建大型沼气、养殖加工为一体的循环模式，为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的架构提供更加详实的实践支撑。今后，关于大农业多环节的循环经济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循环经济的量化分析尚处在探索阶段，如何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入手，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建立一套能够有效衡量和评价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循环经济评价模型有待进一步探讨。畜牧业资源循环利用是畜牧业发展中一项新课题，是解决农民增收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畜牧业发展的新思维，是保护生态、改善农村卫生环境，实现效益、资源配置最佳化的有效措施，是农民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新途径。

本文作者：朱国奉薛毫祥工作单位：江苏畜牧兽医专业技术学院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阐述了体育用品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指出了当前体育用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适应我国运动市场的体育用品业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体育用品体育品牌发展前景

一、体育用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体育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是一个国家富强的“温度计”，是体现各国综合国力的标准。当前，体育产业已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增长点之一，世界体育产业的年产值在5000亿美元左右，且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美国经济学家根据W·里昂节夫所创立的部门关联模型，推算出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位于第8位。体育产业的涵盖面很广，几乎覆盖了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所有部门，诸如制造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等，都与之有较高的关联。而且，体育产业的规模巨大，它涉及到消费者的衣、食、住、行、玩、乐，是刺激内需的强力杠杆。我国的体育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因此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我国体育产业将成为21世纪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于体育用品业，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把其作为体育产业的最主要行业之一，美国的体育用品销售总额已占全世界体育用品销售总额的三分之一，我国的体育用品业近几年来也得到迅猛发展，全国居民用于体育用品的支出已经位于日常基本生活消费之外重要消费支出的第6位，全国体育用品行业总产值更是以每年493亿元的规模增长。而且我国体育用品也是出口创汇的一个重要产品，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出口额超过70亿美元，并以每年近1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我国体育用品业仅用十来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二三十年走过的路，其发展速度令世界惊奇。但是，与世界体育用品生产大国相比，我国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出口创汇总额仅是发达国家的一个零头，因此，我国体育用品业的发展还有相当大的市场空间。

二、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发展存在的问题

提要中古时期，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经济的比重曾有明显上升，畜产结构也发生了大变化，具体表现为：畜牧区域曾向内地显著扩张，大型国营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当繁荣，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也有所扩大，羊取代了猪成为主要肉畜。但经过一段上升和繁荣之后，畜牧业重新渐转衰退。上述这些变动，与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内徙直接相关，是农耕与畜牧两种具有不同生态适应性和能量生产效率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竞争消长的结果，与所谓“胡化”和“汉化”过程互为表里。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内容提要：监牧制度是唐王朝在官营畜牧业中建立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针对唐代不同时期有关监牧的不同记载，作者论证了唐代监牧的四个阶段及其发展变化，并运用敦煌出土文献，对唐后期及五代藩镇自设地方监牧制度也作了研究。

关键词：唐代畜牧业监牧制度

监牧制始于唐朝，《新唐书·兵志》载：“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因此前贤与当今学者均将其列于唐代马政系统之中，详加论述①。实则监牧是隶于太仆寺的基层畜牧业经营机构。《志》又载：

其属有牧监、副监；监有丞，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有正，有副；凡群置长一人，十五长置尉一人，岁课功，进排马。又有掌闲，调马习上。

此处所引，仅说明了监牧的隶属关系，以及内部组织结构。现就其等级分类、分布地域、监牧的管理制度等，分述如下：

一、监牧的等级区分与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