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资论文：小议新农村建设与公共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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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徐梅工作单位：北京外交学院

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典型模式分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活动中，发达地区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欠发达地区和特殊类型地区具有示范影响效应。现以典型村庄新农村建设为例，分析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及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问题。具体而言，我国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表现出如下多种模式。第一，华西村模式。江苏省无锡市华西村有着“天下第一村”的美誉，该村在村党委领导下，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规民约》管理规范，不断努力与进取，已经成为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范。该村由原来的“小华西村”兼并了周边16个村庄，形成大华西村［5］，使得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布局优化在更大空间范围之内得以实现。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由经济实力较强的村庄对周边村庄进行兼并，由“强村”和“大村”带动“小村”和“弱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突破单一村庄的限制，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之内配置农村基础设施和地方公共产品。第二，蔡坨村模式。北京市峪口镇蔡坨村是一个平原村，2008年全村共有345户、1178人，村庄建设面积达到600亩。该村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动议搬迁并建设新村庄，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编制新村规划，自力更生，逐步实施新农村建设和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6］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根据大多数村民意愿，搬迁旧村庄，建设新村庄，稳步推行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第三，吴中区模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为我国东部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该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发展物业股份合作社和土地股份合作社，把完善村镇规划作为新农村建设基础，提高村庄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分类实施新村庄建设，节约使用土地。［7］376－400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提高基层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领导，强化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的科学规划，把新农村建设、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与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结合，统筹城乡可持续发展。第四，希森模式。山东希森集团为民营企业家创办的企业集团，该企业集团通过捐资修路方式采用企业所在地新农村建设。该企业1999年通过拍卖获得某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权后，把房地产开发获得的利润投资于农业，同时投资建设两个新村，对两个村庄进行了彻底改造，村民则搬入新村入住，该企业还在这两个村为外地员工建造住宅。［7］439－447该企业在新农村中通过置换出来的土地资源发展企业项目，为企业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有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在为村民创造良好的公共设施条件的同时，也为企业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事实上，发达地区也是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缩小城乡差距，使农村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与城市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配套与对接，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体系。现把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模式总结如表1所示：除了上述4种模式外，随着发达地区特别是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的不断优化，还会出现更多的典型案例与模式。

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典型模式分析

欠发达地区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的重点地区，不仅关系到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也关系到我国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现以典型村庄新农村建设为例，分析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及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问题。具体而言，我国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表现出如下几种典型模式。第一，安义模式。江西省安义县在新农村建设中率先引入社区建设概念，推动农村城市化建设，在借鉴城市社区模式的基础上构建有利于村民社会的共同体，在自然村落的基础上从新的层次重新配置农村的各种经济资源，促进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2003年江西省选择了100个自然村落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5］175－185。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以自然村落为单位，对农村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进行再整合，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引入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激发村民参与新农村建设和地方公共投资的积极性。第二，五山模式。湖北省谷城县五山镇全镇面积250平方公里，管辖20个村子和2个社区居委会，2006年人口3．5万人，该镇原来经济较为落后，经过新农村建设已经变成湖北省西北部重要的茶叶之乡和特色名镇。［8］该镇把发挥资源优化、生态环境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村镇建设与茶叶产业联动发展。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把综合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引入新村镇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之中，建设具有资源特色优势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三，临泽模式。甘肃省临泽县位于河西走廊腹地，是一个传统的灌溉农业县，总面积2727平方公里，71个行政村，2007年总人口为14．6万。该县西街村积极鼓励农民外出打工发展劳务经济，通过能人组织带动、吸纳富余劳动力，通过劳务输出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其参与和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能力［5］278－289。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通过劳务输出和订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水平，通过农民增收提高农村居民参与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的能力。第四，毕节模式。贵州毕节地区是我国西部的一个还没有完全摆脱欠发达状态的贫困地区，2009年全地区大约727万人口中，贫困人口大约60万人，低收入人口大约102万人。在新农村建设中，该地区以生态移民解决资源型贫困，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把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7］420－425。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把扶贫开发、生态移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通过扶贫开发与生态移民促进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可见，欠发达地区也是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促进欠发达地区尽快摆脱不发达状态。现把上述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模式总结如表2所示：除了上述4种模式外，随着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的不断优化，同样还会出现更多的新典型案例与模式。

特殊类型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典型模式分析

我国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因为地理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差异而形成一系列特殊类型的经济区域。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活动中，如何发挥特殊类型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这类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均衡协调发展，是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现以典型村庄新农村建设为例子，分析特殊类型地区新农村建设及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问题。具体而言，我国特殊类型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主要表现出如下三种模式。第一，灾害发生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的“汶川模式”。2008年5月20日主要发生在我国四川省的汶川地震，给当地社会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破坏。为了对地震灾区进行恢复重建，国家颁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提出：“家家有房住、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保障、设施有提高、经济有发展、生态有改善”。恢复重建期间，共投入恢复重建资金1020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灾后恢复重建基金3026亿元。“一省帮一重灾县”，19个援建省市3年共投入825亿元，积极引导社会各界支持灾后恢复重建，累计接受社会捐赠资金和物资797亿元（包括抗震救灾），接受特殊党费93亿元，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分别支持恢复重建100亿港元和55亿澳元。［9］把抗震救灾、恢复重建与新农村建设、灾区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结合起来。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把新农村建设融入到灾区恢复重建之中，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围绕提高抗灾害能力建设进行。第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的“西藏模式”与“新疆模式”。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共同构成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为广大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提供充足的地方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我国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的一个重要目标。西藏自治区把新农村建设与农牧民安居工程结合起来，截至2008年底，西藏已完成1898个村级组织办公场所和基础设施综合配套建设，77．76万农牧民喝上了干净卫生的水，新解决了56．2万农牧民的用电问题，105个乡的971个村实现了乡村道路通达，4570个村实现了电话“村村通”，531个中心乡镇实现通邮，农村广播电视覆盖率达到85％以上。［10］新疆自治区把新农村建设与全国各省区市对口支援新疆的工程及相关配套政策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农牧区特别是南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西藏模式与新疆模式的共同特点是：把中央政府和全国其他省区市对口援助工程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不断完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与居住条件，建设有中国特色、有本地特点的社会主义边疆新农村。第三，充分利用本地特殊地理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发展优势的“新民模式”。新民市位于辽宁省中部，是国家商品粮、优质米和瘦肉型猪生产基地。该市大民屯镇方巾牛村位于辽河东岸，2007年全村共有801户、2740人，该村主导产业是大棚蔬菜生产，是我国东北地区最大的反季节蔬菜种植基地，有“东北棚菜第一村”之称。该村耕地面积9230亩，棚菜面积达到7400亩，规模小区10个，百亩小区10个，人均1．5亩棚菜，户均一个棚。该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依托蔬菜种植业，形成了日均5000人的劳务市场，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5］306－319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充分发挥本地区特殊的地理区位优势，充分利用本地区特色产业比较优势进行村庄规划，建设特色型社会主义新农村。事实上，特殊类型地区是我国推进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特殊资源、发挥特色优势。可以把上述特殊类型地区新农村建设模式总结如表3所示：除了上述的4种模式外，随着特殊类型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的不断优化，必然还会出现更多的新典型案例与模式。

我国不同类型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地方公共投资表现出多种特点，可以总结出多种典型模式。同时，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表现出多方面的特点，差异性与不平衡性表现最为明显，既是我国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历史演变的结果，也受到国内外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需要解决多方面的问题，明确空间布局优化方向。第一，我国农村地方公共投资必须有效缓解与破解各种由于历史因素导致的空间布局不合理现象。一是协调好中央政府与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不同利益主体与不同投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控制并最终消除各种可能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二是破解历史形成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与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错误现象，促进地方公共投资与地方公共品供求平衡。第二，拓宽地方公共投资活动的投融资渠道，提高地方公共投资的规划、管理、调节与治理水平，防止各种低效投资、无效投资与负效应投资的出现。一是提高政府对农村地方公共投资的管理与治理能力，既要防止重复投资与片面投资，又要加大对贫困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公共投资力度；二是改革农村地方公共投资的投融资体制，引入多元投资主体，构建农村地方公共投资的激励机制；三是防止有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假借新农村建设之名，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第三，针对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文与自然环境差异，在保障全国新农村建设公共投资统一协调的同时，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地方公共投资布局政策措施。一是加大中央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老少边穷欠发达地区的地方公共投资支出力度，以弥补这些地区自我投资能力的不足，促进这些地区的全国性、跨地区、跨村庄的公共投资与村庄内部的地方公共投资合理配置问题，重点解决地方公共投资与地方公共品有效供给不足问题；二是对中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农村地方公共投资必须与本地区的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把农村地方公共投资纳入到区域城镇体系与产业布局体系之中综合考虑，使之成为推动本地区城市化、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环节与内容；三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地方公共投资的空间布局，应该适应东部地区城市群、城市圈、产业带和跨行政区的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的需要，强调地方公共投资的开放性、分工合作性与一体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