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构建的瓶颈与办法

导语：新农村构建的瓶颈与办法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本文作者：陈超刘红光工作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我国农村发展的约束瓶颈

农村人居环境差，有效需求得不到释放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弱，一家一户分散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能使广大的农村地区在城乡大市场中享有发言权，只能将工业化过程中的打工收入用于购买自用的工业品，而无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因此一般农村地区的供水、用电、道路、煤气、住房等基本生活生产设施普遍落后，人居环境较差。这也是我国许多地区农民可以购买得起彩电、摩托、洗衣机等消费品，却在饮水、洗澡、生火做饭等基本的生活方面仍比较落后的原因，也是部分地区出现个别富余农户很先进的自建房与泥泞的土路、污染的水沟常年相伴的根本原因。而较为贫困的农村地区，则不仅水、电、路等基础设施较差，而且居住条件也很差，仍存在大量的危房老房。农民切实的生产生活状况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以户为单位的组织方式不能通过深化农业分工提高福利，加之未来生活、医疗、子女教育等没有相应的保障，所以农民只能将国家的政策性补贴收入连同农业剩余一起用来购买工业产品，而供水、供电、道路等更多真实的需求得不到释放。因此，改变一家一户分散的生产生活方式，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的公共支出能力，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不利于农业分工化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农业经营规模小、效率差，户均不足10亩的经营规模虽然能够满足农民基本生存的需求，但却使农民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增加了农民改变现状的惰性。同时也阻碍了农业机械化步伐，因为其经营规模明显达不到使用机械耕作方式的经济规模，使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农业分工的深化发展缓慢。小规模的农业经营在一开始可能会取得成功，但是在以有组织的农业生产和大规模商品交易为基础的大农业市场中将会失去优势[12]。农村制度性障碍不利于农村市场化长时期城市偏向政策的实施和农村金融制度的不完善使农村地区成为边缘地带，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大量农村资源和农业剩余流向城市。学者们曾经对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以各种形式实现的农村资源向城市的无偿转移进行估算，归纳起来大约在6000亿~8000亿元[13]。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的计算是，与财政的百亿级的增加投入相比，农村资金正以千亿级的速度，通过金融机构向城市、向沿海地区输出。农村资源与农业剩余无法用于农村自身的发展，除了加深农村作为城市工业产品市场的牺牲程度外，还从供需两方面制约着农民对多样化产品（包括社会化服务产品）的投资和需求，从而制约各类农民组织的良性发展，不利于农村内部市场的扩大。教育水平和生活观念落后不利于农民技能化目前，农村中学生是城市中学生的4倍，而享受到的国家中学生教育经费仅占38%。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农村劳动力、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到城镇的迁移劳动力，其受教育年限分别是6.69年、9.34年、8.66年，即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仅略高于小学，而中学入学率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因此，教育水平的落后是导致农民素质低的关键原因。另外，农民安于现状的生活观念和封闭式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当前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伞下形成的农村“高水平均衡陷阱”使原本就比较保守的农民更加不愿意改变现状，而只是消极地等待接受政府给予的好处。

新兴经济学理论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新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学思想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些新兴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并重新发现了收益递增，解决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得出的经济增长将最终停止的尴尬问题。技术进步与分工深化：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将收益递增视为长期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从而改写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将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活动的产物，强调经济增长源泉的内生化；第二，重新发现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总体收益递增中的重要作用。劳动分工的演进会扩大市场规模，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贸易依存度和内生比较优势，从而维持经济长期增长。根据新增长理论的观点，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区域内部。因此我国新农村建设应该在发挥外部动力引导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农村自身的内部动力。将有限的力量用到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业分工深化上来，改变农民生产供给曲线和生活需求曲线，打破生产生存的低水平均衡状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外部力量必须运用得当，如果只是一味地对农业进行保护，对农民进行补贴，那么无疑只是缓解了农业内部的良性矛盾，延长了农村低质均衡状态被打破的时间。因为这些补贴会连带本应用于农业资本积累的农业剩余通过购买城市工业制品的方式一同流向城市，最终反而不利于提升农村内部比较优势，阻碍农村的发展。交易成本与制度创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科斯交易成本范式经济学基础上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是决定分工和市场效率的关键因素，城市的出现正是出于对降低交易成本的要求。而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主要由制度环境所决定，尤其在欠发达地区，其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开发一种制度环境，充分利用制度安排这一资源，使创新的动力有利于增进社会的经济效率。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仍以一家一户为主体，农民之间缺乏有效分工协作，资源要素不能在农村内部有效流通，农村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大市场的腹地和附庸，农村内部缺乏交易。再加上上层管理机构中的城市偏向政策以及农民自身改变其低水平均衡惰性的存在，使农村地区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不能显现出来。如果政府通过适当的外力作用，建立起乡村内部要素的自由流动体制及其风险预防机制，同时调动基层管理机构和农民的积极性，鼓励农村地区改变现有生产组织方式，让农民清楚认识到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则新农村建设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对策探析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改善农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农村人居环境是农民生产生活各项活动的重要载体，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由于农村地区人口多、村庄分布散、农村经济实力薄弱，加上长期公共财政对农村投入不足，导致农村道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长期空白并严重滞后于城市地区。农村人居环境落后的现状已经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影响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借助农村地区制度创新与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变迁的时机，进一步增强农村经济公共服务支出能力，加大农村经济对自身人居环境建设的投入，强化农村集体观念和规划意识，重点加大对涉及农民生产生活的供水、排水、农房改造、道路、生活垃圾等设施的改造与升级，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加快制度创新与改革，促进农村市场化1978年我国农村地区自发引起的制度变革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曲折过程，而在目前社会经济条件下，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创新应该致力于促进农业生产向“大分散、小集中”的市场化农业过渡。“大分散”是指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分离开，而“小集中”则是指将每个环节的资源向单个人手中集聚。目前我国农村制度导致的基层政府依赖性和农民自身的被动性是阻碍上述农业生产过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农村制度改革与创新应该着重于调动基层管理机构和农民两方面的积极性。首先，在全部取消农业税和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后，逐步建立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在建立高效的行政反馈与监督机制的基础上，赋予基层管理部门充分的自主权，上级政府应承担部分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减小县乡级政府的财政压力，使其能够将更多的财政用于农村其他公用事业的建设。其次，从农民自身角度考虑，建立保护农民权益的长效机制，如建立农民土地流转机制、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有助于解决农民创业的后顾之忧，有利于促进各类农民组织和为农服务的各类事业良性发展。第三，建立有利于农民的农村商品市场组织机构，如农产品协会、市场信息中心等。以保证农民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有利于农产品市场的稳定发展。加大教育投入与技术推广力度，提高农民素质政府通过全部取消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逐步发展职业高中义务教育，是调动农民提高自身科学文化素质与从业技能积极性的良好途径。除了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建立政府加科技人员加农户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深化农业分工的关键内容，即根据农民对技术的需求，将科研人员攻关形成的技术通过政府设立的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向农民免费培训和推广。总之，通过素质教育与技术推广两方面的努力，培养各种行家里手，提高农业技术含量，是深化农业分工，加快农村发展的重点任务。鼓励农民多元化经营，促进农业分工从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来看，通过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将农户生产过程中产前、产后的环节分化出来，将农户无法承担或勉强承担却不经济的一些生产和经营职能，由社会化服务体系承担，有利于形成专业化的适度规模经营。我国新农村建设应在宣传、解放农民思想、提高农民素质和建立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及其创业风险补偿机制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鼓励部分农民从农业耕种中分离出来，投入到为农业耕种劳动者提供生产生活的服务行业中去。这些服务不仅包括为农业生产提供种子、化肥等产前服务和统购统销等产后服务，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为农民吃菜、饮水、洗澡、生火做饭等提供生活服务的消费性服务。这样不仅能够解决农村大量隐性失业劳动力的问题，还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带来农村地区的革命性变化。

在新兴经济学理论视角下，本文认为通过发达国家传统的农业工业化和我国东南地区在政策机遇下的农村工业化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实现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迅速发展是不现实的。目前我国农村的发展已经到了转型时期，农业生产面临着组织方式变革的迫切需要。通过制度改革、素质教育及技术推广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生产分工深化，同时加大农村经济对自身人居环境的建设投入对农村地区的发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鼓励农村制度改革和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促进农村内部生产生活的分工，增强农村经济公共服务支出能力是我国新农村建设很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