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政治哲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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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要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的政治哲学意蕴，需要对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关系这一基础性问题进行思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彰显的是社会公平正义与生态可持续的统一，这个概念本身就内蕴着人类社会关系的能动性问题、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关系的耦合性问题、能动性的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关系的关系问题等。深入挖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意蕴，有必要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存在前提进行批判性分析。

［关键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人类社会;社会自然;政治哲学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相关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深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基本内涵的研究，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1］，它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必然要求［2］。二是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历史演进的研究，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把大自然视为有机统一的“生命共同体”［3］，经历了“环境保护道路的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到将生态文明融入总布局的构建、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的演进逻辑［4］。三是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成逻辑的研究，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能够修复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断裂”［5］，是“将传承我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精髓与推进现实生态文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进行全面深入反思和深刻解读的思想逻辑演进的结果”［6］。四是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研究，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应该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生态补偿与激励机制，建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调控与治理机制［7］。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坚持生态文明新理念、优化自然条件新思路、绿色发展新方略等［8］。五是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保障体系的研究，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主要包括绿色发展理念保障［9］、节约理念保障［10］、法治保障［11］、科技保障［12］等。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围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行了深入思考，阐释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追溯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演进过程，解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生成逻辑，探讨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路径，思考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保障体系。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建立在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作为概念层面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其本质内涵到底是什么?有学者认为这一核心性概念或范畴，至少可以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系列重要论述、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三个文献或理论视角进行归纳与阐发［13］，也有学者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的社会主义意蕴进行挖掘［14］。显然这个概念有着鲜明的政治哲学的考量。要深入挖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的政治哲学意蕴，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关系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人类社会关系的能动性、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关系的耦合性、能动性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关系的替代性等问题是一些常识性问题，对此缺少应有的反思。因此，在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的政治哲学意蕴过程中，需要对这些所谓的“常识性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

二、人类社会关系的能动性阐释

根据不同的标准和出发点，人类社会关系可以划分成不同类型的关系。从人类社会的生成与形态变迁来看，人类社会关系涵盖了天然自然、人化自然、人工自然之间的关系，展现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态变迁过程。从人类社会的主体构成来看，人类社会关系可以分成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来看，人类社会关系体现了社会存在关系与社会意识关系，具体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而关于能动性，哲学上一般认为能动性是一个关系型范畴，是主体对外界刺激做出的积极的应答反应，尤其是指主客体之间以及系统构成之间存在的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激励的非线性作用。(一)从人类社会生成与形态变迁角度看人类社会关系的能动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成既不是神创论的观点，也不是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而是劳动实践论的观点。这就是说，人类社会是在人类的劳动实践中通过沟通交往而形成的有机系统。这个判断实际上指明人类社会源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的支撑，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能动性关系。这是一个典型的双向互动的能动关系，即人类社会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类社会化之间的能动关系。按照唯物史观的人类社会形态变迁理论，人类社会的演进变迁将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逻辑向前发展。这一历史规律的现实表现体现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必然性与人们选择性的统一、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从总体上看，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是一个螺旋式的扬弃过程，社会形态之间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存在着客观的能动关系。(二)从人类社会的主体构成角度看人类社会关系的能动性。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主体，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演进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因此，在这个维度上，人类社会关系实际上讲的是人的关系，关切的是人的生存发展问题。那么何为人的本质?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类本质的基础上，指出了人的本身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这个判断揭示了人的本质属性，一方面说明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界的支撑。人为了生存也需要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在这一点上，人和动物一样都具有自然属性。这就是说，“人对物质的依赖源自人的生物性，但人的生物性物质需求是一定的，有限的”［16］。另一方面指出了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属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这就是说，人类实际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性与综合性在客观上决定了人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在与自然界、社会、他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具有一种能动、自主、创造的特性。人类社会主体本身所有的能动性也就赋予人类社会本身的能动性。(三)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来看人类社会关系的能动性。马克思依据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从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并将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从而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至此，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人类社会关系中存在的两个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主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也决定着其他社会关系的基本情况。生产关系主要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而经济基础则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经济基础的把握需要关切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两个层面。经济制度相对稳定，体现的是制度化的物质社会关系;经济体制相对灵活，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征。上层建筑则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制度、组织与设施的总称，大体分为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就观念上层建筑来说，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五种意识形态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能动关系。从总体上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的能动性运动从根本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赋予了人类社会关系的能动性。

三、社会自然关系的内涵解析

确立人类社会关系的能动属性，实际上为探析“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之间能动性或自主性关系奠定了基础。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要把握社会自然关系至少需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需要从对立层面理解“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两个核心范畴的差异性;二是需要从联系层面把握“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两个核心范畴的统一性。(一)“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的差异性。这两个范畴的差异存在多个方面，首先需要解析的是一种本体论视角的差异，即“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两个概念根本内涵的差异。从对人类社会关系能动性的阐释中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关系主要是在社会历史研究过程中围绕人的生存发展问题，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相互影响、相应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系统。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关系更多地反映了生产关系的内容，即生产资料的归宿关系、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关系。而“自然是被以社会的方式(社会经济的方式、文化的方式和政治或制度的方式)生产与占有的。其焦点不在‘环境’，而在‘自然占有的社会形式’”［17］。社会自然关系实际上讨论的是两大有机体之间的关系，即以人为基本要素的社会有机体与以自然为整体的自然有机体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激励的辩证统一关系。(二)“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的统一性。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有机体与自然有机体并不是同步出现的，而是随着自然有机体的长期发展而出现的。因此，要讨论社会自然关系，需要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从社会有机体的演进逻辑与演进过程具体分析社会有机体与自然有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众所周知，关于社会历史演进过程至少有三种分析逻辑:一是按照个体之间建立社会联系的形式以及个人对社会环境的控制程度和自由度进行分析;二是按照社会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演进理论进行分析;三是按照社会主导产业结构文明形态的历史变迁进行分析。基于这三种分析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立足于社会有机体与自然有机体的自主、能动、创造的特性，可以把社会自然关系大致分成“依赖性关系”“效仿性关系”“对抗性关系”“和谐性关系”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依赖性关系”。人类刚刚从自然界演化出来，逐渐形成人类社会。在这个阶段，社会有机体尚未体悟到自身的主体性，面对强大的自然界，社会有机体展现更多的是敬畏姿态，直接依赖于自然界的物质馈赠和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由此可以看出，自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有机体的演化离不开自然有机体的资源支撑。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下，社会自然关系体现更多的是社会有机体对自然有机体的依赖性关系。第二种是“效仿性关系”。随着社会有机体主体性的不断彰显，社会主体能够从社会劳动实践中不断总结生产生活经验，拓宽了食物来源。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此时的社会有机体在自然有机体面前呈现出的整体心态不再是之前的“自卑”，而是增强了“自信”。第三种是“对抗性关系”。到了工业社会，社会有机体凭借强大的科学技术，对自然有机体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压迫，社会有机体与自然有机体之间呈现出前所未见的紧张关系，由此进入社会自然的对抗性关系阶段。第四种是“和谐性关系”。20世纪中期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们更加深刻地反思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实践效应，追求社会有机体与自然有机体的和谐共存。实现社会有机体与自然有机体之间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因此，和谐性的社会自然关系成为社会自然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社会自然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总体上说，社会自然关系反映的“是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系统性关系”［18］。在这四种关系中，有一种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演进始终的根本性的社会自然关系，即广义上的依赖性关系，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社会对自然的依赖性关系是一切社会自然关系的逻辑支点。只有清楚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在反思生态环境问题的过程中，真正处理好实践维度层面的社会自然关系。

四、人类社会与社会自然的耦合关系

分析人类社会关系的能动性、探讨社会自然关系的内涵，为分析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关系的耦合关系提供了前提。(一)“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关系”的三种关系类型。长久以来，“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关系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在此前提下讨论生态文明建设，容易导致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因此，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研究，绝不能忽视对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关系之间关系的思考。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的影响，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的关系结构中至少包含敬畏型关系、统治型关系(霸权型关系)、民主型关系等关系范畴。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关系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人类社会关系具体方面(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的产生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自然关系基础上的。例如，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产品平均分配、政治关系中的平等地位与原始社会对于自然的直接依赖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原始社会人类的主体性尚未充分彰显，人类社会对自然界充满了敬畏之情。在这种敬畏型的关系中，人类社会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自然关系自下而上仰望的具体体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私有制的出现，人类社会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紧张对抗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资本主义凭借强大的科学技术手段，不断强化市场逐利的内在机制，使资本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社会关系凸显出统治者“霸权”的色彩。在这种统治型的社会关系语境中，人们在处理社会自然关系上容易盲目乐观于社会对自然自上而下的统治。从实践中来看，生态环境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所呈现的统治型(霸权型)关系是分不开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不断扩张与深化的结果”［19］。民主型关系强调了“人类社会关系”“社会自然关系”中的公平性与持续性。在民主型关系阶段，人类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呈现出和谐意蕴，社会群体平等享有社会发展成果，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动态和谐。人类社会关系不再是分离于社会自然关系之外，相反，更加突出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关系的良性互动。(二)社会自然关系对人类社会关系更具有决定性。通过对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关系体系结构的分析，人们似乎很容易形成一种主观判断，即人类社会关系对社会自然关系有着决定性作用。然而并不能用简单的话语来界定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关系的地位。从人类社会关系的能动属性看，在人类社会关系中，无论是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还是文化关系，从根本上说展现的都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关系，体现更多的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形成都是以自然界存在为根本前提。因此，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人类社会关系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每一个阶段的社会自然关系首先突出的是社会有机体与自然有机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以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存在为前提的。人类社会关系正是在社会自然关系的形成中逐渐形成的。因此，从理论上讲，社会自然关系更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实践中，由于人类社会关系更加具有显性特征，社会自然关系相对具有隐性后置的特点，人们总是觉得人类社会关系对社会自然关系具有决定性。因此，这个观点应该表述为:社会自然关系对人类社会关系具有决定性，人类社会关系对社会自然关系具有主导性。只有承认社会自然关系的决定性，才能更加合理地评价自然的功能与价值，才能更加有效地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同时，只有看到人类社会关系对社会自然关系的主导性，才能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自己的实践行为，增进人们对社会公平与生态可持续目标的深度关切。

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进步性发展的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演进遵循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其总趋势是一个螺旋式上升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后续阶段出现的社会总是要比前一个阶段的社会高级。从这个视角出发探讨人类社会与社会自然关系的未来形态，似乎很容易得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即人类社会关系的能动性历史演进会迎来不断进步的社会自然关系。(一)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是社会公平正义与生态可持续的割裂。从实践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的进步性替代并没有带来社会自然关系不断进步的跃迁，相反，社会自然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和不安。从整体上看，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的进步性替代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这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是完全没有统一性的社会。资本主义并没有克服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存在的一些历史性缺陷。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没有消除，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属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存在公平社会分配关系，不可能实现社会成员之间平等的社会地位。第二，资本主义内在的市场逐利机制并没有发生改变，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始终是其行为实践的核心指导思想，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始终是资本主义市场逐利的最重要途径。第三，资本主义凭借技术发展，基于单边主义大肆采掘自然资源，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榨取性开采，给多数资源依赖性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第四，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代表的是一些金融财团和金融寡头的利益，不可能真正保障社会公众的平等权益。在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的组织多强调等级制度和内部控制，一般会扼杀创造精神”［20］。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真正将生态可持续与社会公平正义结合起来，将其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所以，既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严重的生态危机就质疑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性，也不能因为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就质疑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二)生态文明思想是社会公平正义与生态可持续的实质性融通。相比之下，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在理论逻辑上是高度契合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根本转变。这从根本上保障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社会地位，确定了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指向。同时，社会主义突出服务社会公众的理念，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行为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切社会公众的平等诉求。社会主义关注人与自然的整体性长远发展，注重坚持生态可持续原则。这意味着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需要寻求新的实践方式［21］，而且需要新的指导思想。能够指导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绝不是西方国家的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思想或其他什么思想，而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所形成的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与生态可持续的实质性融通。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经典论述集中展现了深邃的政治哲学意蕴［22］。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探讨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自然关系的关系，应该考虑人类社会特定的历史环境因素，既要看到人类社会关系的能动属性和社会自然关系的历史变迁，又要注重分析人类社会关系影响社会自然关系的现实路径，同时，更要着力探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何以内蕴“社会公平”与“生态可持续”的政治哲学意蕴。此外，在分析过程中，有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哲学意蕴将是一个新的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

作者:李全喜 单位:北京邮电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