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及创新
时间:2022-06-21 11: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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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学理论同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的有机结合,从此生态文明不再只是理论探讨的话题,而且也成为一种制度建设实践。近年来,江苏立足自身实际,紧密围绕中央要求,在“生态省”和“两型社会”构建过程中,积极进行体制与机制创新,就节能减排、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全省经济发展方式尚未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加之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资源环境压力依然突出,节能减排任务更加艰巨。对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需要作深入的分析,以便更好地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促进江苏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
从江苏省情看,资源环境的约束进一步强化。江苏省人口密度全国最大,人均环境容量全国最小,单位国土面积工业污染负荷全国最高。在现阶段,经济总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导致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同时,人口的持续增长,导致资源环境消耗也在逐年加大。尽管江苏不断加大治理力度,但污染总量居高不下,社会排污总量超过了环境容量。民众对环境质量满意率不高已成为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瓶颈制约,建设生态文明、全面改善城乡环境质量,任重道远。
(二)政府层面的体制机制性问题
对政府的政绩考核过于依据经济指标。江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就卓著,对国家的贡献率不断增长。但由于过分依据经济指标的政绩考核方式使得江苏的省市党政领导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地追求经济增长指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往往被异化为以GDP为中心,这导致部分党政领导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长,而忽视资源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当然也就丧失了资源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更有甚者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短期的所谓快速增长。资源环境的相关管理体制和机制不健全。政府常常只注重经济的片面发展,而在资源、环境的开发使用中对其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等方面注重不够,许多资源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贱卖或被无偿使用,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的破坏。政府的环保政策缺乏连续性和协调性,不能形成相互配套的长效机制。同时环保领域财政投入长期不足,环境治理费用有限,根本满足不了因为经济发展而对于环境破坏修复所需要的费用。另外政府的现行管理体制中环保部门的权力有限,体现出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例如在新建项目环节,环保部门在项目的立项、规划中缺乏应有的主导权、监督权,难以发挥环境评估在地方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地方环保部门的人、财、物都受地方政府管理,环境监督的作用受到严重制约,其职能发挥更为有限。资源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江苏近年来虽然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已初步形成了一系列资源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但总的来看,资源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工作与环境保护的实际诉求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资源环境保护工作没有真正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法律、法规的政策性配套不够完善,加之一些制度的可操作性较差,现实中违法成本太低,就容易滋长执法不严和有法不依的乱象。同时,由于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对各级政府决策的刚性约束不强,缺乏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责任追究和奖惩考核制度,使得资源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功能难以真正发挥。
(三)认识和实践中存在许多误区
将生态文明建设完全等同于环境治理。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都是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的内容,但并非全部。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非常丰富,既包括环境保护,也包括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经济、生态政治和生态文化建设等内涵,融合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反映在总体属性上,应该包含人与自然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则会导致生态危机的出现,“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相异化”。
同时,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等等关系。体现在良好生态的建设方面,应该包括生态城市、生态示范区、园林城市、环保城市、节水型城市等诸多方面的建设工作。因此,不能将生态文明建设仅仅等同于环境治理。把生态文明建设简单理解成为上一些项目、增加一些投入。有些地方政府不顾实际开辟大片的绿地,不惜重金引进各种名花名树名草,不计成本和使用效益建设环保设施,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地方的招牌、标签以及政府的形象工程,这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简单化和肤浅的片面认识。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没有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经济发展的同时忽视了环境保护的问题。目前,江苏也和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时期,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与实践来看,这一时期也正是生态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阶段,经济发展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也更为沉重。改革开放以来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而生产力的解放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取得发展的同时,地方政府往往忽视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资源,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处于低层次的粗放式阶段。另外由于急功近利式的考核机制,地方政府总是只关注经济增长的数字,而不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忽视了发展背后所付出的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利益优先而资源环境保护次之。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是经济利益优先,这种经济利益常常是相对少数人的利益,而环境保护则是大众的全民的共同利益,二者理论上处于悖论状态。治理这一悖论国外常常是依据法律来规范,但我国经济由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样经济利益的主体和环境利益的主体具有统一性,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脱贫致富”,发展地方经济,往往放任环境污染企业的进入,地方政府既没有起到环境保护者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制造污染的源头,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的难度进一步增大。
第二,江苏独特的人文社会影响因素。人口快速增长造成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生态环境问题与人口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一定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只能承载一定的人口规模,人口增长应保持在一个适当比例。但是江苏人口密度大、基数多,人口增长快速,对资源环境等生态问题造成巨大压力,必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普通民众环保意识普遍不强。江苏虽然是经济文化大省,但普通民众的环保意识依然很低,对于环境状况的判断大多是态度中庸,敏感性不强。或者表现为无可奈何,对许多根本性的环境问题缺乏常识,不愿意主动地去获取相关环保领域的知识。同时,民众环保道德意识薄弱,具有很强的依赖政府的特征,认为个人在环保中无能为力或者力不从心。生态问题与贫困等其他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生态问题在不同国家有着不一样的表现形式,总体上说,富国的生态问题主要是与环境污染相关,而穷国的生态问题主要是源于对自然资源和社会环境的破坏,富国的问题比较容易得到治理和恢复,而穷国生态问题的治理和恢复则困难重重。江苏的生态问题也具有类似情况,由于苏北、苏中、苏南的地区差异,苏北、苏中的某些贫困问题,苏南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把握不全面。首先,不少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对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做些什么,要达到什么标准不清楚,在实际工作中未形成统一定势,步调不一,主要是对生态文明的标准不明确。尤其是有些领导将生态文明建设视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不能正确理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配套政策不完备,特别是经济激励性机制不强。许多地方筹资方式单一,虽然通过财政引导和投入,实施了一批生态建设工程,但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或生态环境整治等方面需要的资金量巨大,必须要依靠多元化、多渠道的投入机制,通过生态补偿、环境资源有偿使用以及以奖代补、专项债券资金等具体的资金支持,需要增强社会各阶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同度和激发其参与的积极性。第四,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带来的后果。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抑制了江苏整体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江苏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南中北梯度递减状态,这三大区域发展差距问题非常突出。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层面,三大区域不仅经济总量上存在明显差距,而且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其次表现在社会发展层面,三大区域不仅财富分配、保障水平、就业指标等方面差距巨大,而且政府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差距更是明显。另外,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导致资源浪费。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应该结合本区域的环境、资源特点进行差异化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但长期以来江苏三大区域由于不同区域是不同的经济利益体,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共同追求那些具有高附加值、高利税率、高投入产出率等特点的产业,于是导致同质化现象严重,并发展成为恶性竞争。江苏区域共同发展的核心问题应该是苏中、苏北如何加快发展的问题,而加快发展应通过深化三大区域分工与协作实施错位配套发展才能实现。
二、江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
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高瞻远瞩,对解决我国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因而,生态问题本质上属于制度问题,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江苏省委省政府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把“生态更文明”作为“两个率先”的新内涵、新标准,把“生态文明建设工程”作为落实“六个注重”新要求的“八项工程”之一,“绿色发展”上升到了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一)大力推进绿色增长,构建富有活力的生态经济体系
生态经济是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革,生态经济是一种尊重生态原理和经济规律的经济类型,它强调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多种组成要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虑。其核心是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它的本质就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本地生态可承受的基础之上,在保证自然再生产的前提下扩大经济的再生产,形成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布局合理、资源更新和环境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集约、高效、持续、健康的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生态经济模式是江苏未来重要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途径之一。发展生态经济,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构建发展生态经济的战略与路径。江苏省委、省政府根据江苏的实际,实现资源开发与资源培植相结合,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创立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首先实施严格的环境准入标准和土地规划管理制度。针对江苏三大区域的特色,制订了差别化区域开发和环境管理政策,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区定位清晰和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城乡建设与国土保护开发格局,全面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强项目规划环评工作,对新开工项目实行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联动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进行科学规划,推进项目建设能够“入园进区”,分类管理,对化工、涉重金属等高污染行业实行严格的环境准入标准;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实施耕地保护与节约用地相结合的制度。其次,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按照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要求规划、建设和改造各类产业园区,构建绿色循环的产业体系。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开发利用低碳技术和产品。依据生物与环境相协调、物种优化组合、能量高效运转、输入输出平衡等原理,运用系统工程技术与方法,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大力扶持南京、无锡、苏州等六大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生态服务业。江苏人文资源丰富,名山、名湖、名城、名景、名人在国内和世界上都享有盛誉,可以建成一流的生态环境,将生态与旅游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生态服务业,特别是生态旅游业,为生态文明注入新的活力。
(二)打造绿色江苏,创造和谐优美的生活家园
江苏为了打造绿色家园,首先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进一步合理优化发展环境。省委、省政府为了确保完成“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确保江苏节能减排工作走在全国“第一方阵”,坚持将节能减排放在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位置。努力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及其配套管网、垃圾处理等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对污水处理厂和重点工业企业进行提标改造,争取2015年,实现城乡污水、垃圾处理等设施全面覆盖。积极探索环境资源价格改革,使环境资源的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状况、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污染治理及环境恢复成本等因素,逐步构建节约能源及保护环境的结构模式和消费方式。其次,全面实施碧水蓝天宜居工程,建设城乡优美环境。按照“陆海统筹、河海兼顾”原则,积极推进沿海地区及长江、淮河流域和大型湖泊水污染防治。强化沿海发展过程中的水资源环境的综合治理,开展海洋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生物护岸、入海河流水质达标、沿海植被重建等环境工程,加强入海口的湿地保护和受损海滨湿地修复工作。对长江沿岸化工园区和入江支流进行全面整治,加强水质监控预警和应急处理能力建设,确保所有饮用水源的达标安全。进一步做好跨省界河流、湖泊的达标治理工作。努力治理大气污染,深入实施蓝天工程。加大对各类工业园区和工业集中区的粉尘、废气及恶臭气体排放的综合治理。把农村环境的改善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的重点工作,坚持以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和生活污水、垃圾、畜禽粪便等污染治理为抓手和突破口,稳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质量。在城市努力推进城市社区环境和城市内河水环境的整治,积极解决机动车尾气污染、扬尘污染、交通和商业噪声污染等问题,使城乡人居环境持续得到改善。再次,积极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进一步恢复生态系统功能。“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们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因此,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需要建立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关系,这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积极落实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分,调整和优化江苏的生态功能区划。严守“生态红线”,加强生态空间的规划管理,控制生态空间的过度开发。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来规划江苏区域的共同发展,积极引导国民经济合理布局,实行苏南修复生态与苏北保护生态的共同推进。苏南发展在先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需要及时的生态修复和重建;苏中、苏北生态虽也遭一定程度损害,但大量原生态尚存,要立足于原生态的保护与优化。尤其是苏北应建设成为江苏的“大氧吧”和“大田园”,这是建设美好苏北也是建设美好江苏的重要环节。
(三)加快生态文化建设,夯实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根基
生态危机本质上可以看作是文化危机。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同长期以来人类将自己视作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的观念与态度有着密切联系。这种统治、征服、支配自然的欲望导致人们追求的是让自然界来合乎人的需要和目的,却较少考虑如何使人的需要和特性适合和适应自然的特性、法则与规律;人们普遍注重改造、征服和战胜力量的提高与壮大,而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调节能力和人对不断变化着的自然界的适应能力的训练与提高;人们往往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和统治之中,却忽视了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的教训。因此,解决生态危机就必然要求人类形成一种新的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更需要深入持久地运用道德约束力,以人类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来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从整体上转变人的传统观念和行为规范。人类不应该把自然当成被征服和简单改造的对象,而应该把自然作为人类和谐共处的生存发展环境。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的,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所以,江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设中,既要采用科学的发展观,又要借鉴生态文化中的生态思维方式和生态伦理,以使现代化真正沿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建设和运行。首先是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江苏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来解决江苏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正如弗罗洛夫所指出:“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实和有效的。”江苏解决生态危机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的主要措施包括:广泛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和知识普及活动,开展“生态江苏在行动”大型群众性环保公益宣传活动,将生态文明有关课程纳入国民教育基地建设,提高各级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水平,设立“江苏生态日”,不断强化人民群众生态环保意识;积极推行绿色采购制度,建立并完善激励购买无公害、绿色和有机产品的政策措施和服务体系;总结提炼江苏山水文化、海洋文化、森林文化、传统农耕文化以及茶文化、竹文化、石文化中的丰富生态思想,不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其次,树立生态理性,以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在西方传统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对自利最大化的任何偏离都是非理性的。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而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理性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而生态理性则主张通过适度使用劳动、资本和资源等要素,尽可能多的生产高质量的耐用消费品,以满足人类适可而止的需求,人类应该尊重生命和自然,应该与其他生命一起和谐共处,共同维护好地球家园。
作者:徐民华 王金水 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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