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视域下中西方生态文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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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对于生态文明的探索

人类作为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的出现使得自然概念具有了新的含义，即与人相对的自然，相对于人类、人类社会人类历史而言的自然。在此关系中，自然是人的外部环境，是人类生产得以进行、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的客观条件的总和。这个概念的自然意义在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著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后来又一直延伸到晚期著作之中。其主要文本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其思想核心就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理解人与自然及其相互关系。具体来讲，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先后的关系，也不仅仅是被改造的关系，而是更为复杂的生态关系。与自然发生关系的不仅仅是人类，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都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说:“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崽所直接需要的东西。”自然观是对马克思的生态观(包括早期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与纵向发展至今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性认识。马克思对自然界首先是肯定的，一切认识建立在对自然界的肯定的基础之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自然界不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对象，它的存在具有更丰富的内涵:自然界首先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自然界对于人来说具有优先的地位。这里不难看出，马克思切入自然与生态的角度是以尊重自然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也为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在对生态、自然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当采取哪种态度提供了权威范本与参考坐标。

二、中西方生态现代化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及其自身局限性

第一，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注重协调各方利益，建立诸多方面的伙伴关系，并为环境决策提供了有效依据。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但绝不是自然界发展进程中唯一的产物，但是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有思维，不同于动物同自然的关系仅仅是完全适应性的。自然是动物所无法控制和改变的外在力量，在其中，动物的整个生命都是被规定好了的“规定动作”;人类则不同，除了完成自然界的“规定动作”外，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意识完成相应的“自选动作”，通过改变环境来更加适应自己，确保自己属于人的本质力量。对于人类来说，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人类活动的外在环境。正如前文所提，人类作为自然的产物，在被赋予更多权力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义务，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协调诸多方面的平衡(笔者认为，这里的“协调”并不是完全按照人类主观意识去追求某种利益的最大化，而是顺应自然的自身发展规律)。在人类长期“主宰”自然的进程中开始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形成大量生态保护和生态现代化的思想，“生态现代化的思想也被决策者和社会科学家们当作有效工具以解决长期存在的环境争端和冲突。它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疗方法提供了选择余地，微环境运动提供了反现代化和反工业化的意识形态，为解构环境危机直至其消失提供了后现代话语。”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而言，首先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牢牢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同时，注重顶层设计，深化理论创新，增强制度自信。具体来说，在制定各项制度，确定各项指标时要进行多维度、立体式的综合考量，不断增强政策、制度的“可融入性、可执行性、可持续性和自发性”，形成“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力和“自下而上”的执行力，“由外向内”的压力和“由内向外”的动力的有机结合，在整个过程中，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定位十分重要，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意义深远。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作为其他“四位”的重要粘合剂，将经济与环境统一到现代化进程中考虑，强调经济理性、政治理性、社会理性、文化理性和生态文明理性。实现社会各方的正和博弈，才能保障政策、制度的长效落实。第二，就其局限性来讲，破解生态文明的根本在于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只有从根本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可能解决生态问题。马克思认为，自然生态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问题，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克服了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才有可能克服自然界中的异化现象(异化劳动)，因此，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根本的出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产生这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完全变革，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最终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提出并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性基本矛盾”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看，生态危机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危机，或者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并由此使生态危机成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遵循这种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存在着双重的“内在性矛盾”。萨拉•萨卡也十分肯定地说，“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生态文明”根本是一个主观臆想意义上的概念，因为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它都是自相矛盾的。

三、中西方生态现代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中央在领导中国人民在通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走过弯路，遇到过挫折，也收获了经验。第一，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目前我国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建国之初，由于连年战争，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当时，森林覆盖率仅有8．6%。新中国一成立，就开始关注祖国的荒山荒地，有计划地绿化这些荒山荒地。绿化祖国的伟大目标时刻萦绕在开国领袖的心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因此，认为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可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这一方面是由于认识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按照自身需求被充分地调动出来;另一方面是由于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的最大的现实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大环境，努力发展生产力、建设国家必然成为建国后的首要任务，大量甚至不太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成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充分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的《论十大关系》中，听取中央三十四个部门的意见，总结了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最后总结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可以看出，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部署了建国后首要任务，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却缺少了对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阐述。小结:我国建国初期，在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之初的实践阐述人与自然关系;植树造林、发展林业;兴修水利、综合利用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对根据地水利事业的关注:早在1927年1－2月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就把农村修塘坝列为农民运动的14件大事之一，认识到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从1929年初开辟赣南革命根据地起，在中央苏区5年多的战斗岁月里，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经济建设运动，积极进行苏区水利建设。还通过亲身实践活动，总结我国几千年来农业生产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论断，其治水思想开始萌生，对革命根据地乃至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但是由于没有提升到理论层面，缺少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制度支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生态认识和水平，其思想的局限性以及对待自然的思维方式也是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第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重视协调人、自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依靠科学，保护环境;环境保护要走法制化道路。首先，邓小平不仅大力提倡植树造林，而且在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和在1988年9月12日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事实证明这句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多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时期变成了经济大国。”从这里看出邓小平在重视生产力的同时也更加具备开放的意识。其次，邓小平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渗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他明确提出，“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都要靠科学。”笔者认为，生态问题不是封闭的问题，既不能因为生态问题不搞开放，闭关锁国;也不能因为开放而破坏生态环境。要在保护中开放，开放中保护。最后，邓小平将保护生态环境上升到法律层面。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三，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同志在领导全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重视人口、资源、环境工作，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同志在生态保护进程中具有国际视野，充分体现了党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不仅仅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国内生态环境建设走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为全球环境问题的改善和解决做出了突出贡献，树立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38同志强调要科学地利用、改造和保护自然，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继承了、邓小平的基础之上，更加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国际性。第四，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提出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同志在2007年10月15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同志在报告中为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点亮了明灯，理清了思路。同志提出生态文明中的社会类型—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探索出一种可持续的社会模式，强调“以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能源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把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第五，以习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城市化建设要想建设好归根到底即生态文明建设。“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另外，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首次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可以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中，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相提并论，把“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作为6个“紧紧围绕”之一进行统一部署。把资源产权、用途管制、生态红线、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管理体制等内容充实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深化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中的地位，丰富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容，彰显了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志和决心，标志着党对自然规律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取得了重要成果，揭示了党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律，对当今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和自觉认知。建设生态文明，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完全符合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改革的需要，符合人民群众的长远根本利益。当前，我们要切实负起时代和历史的责任，深刻领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生态文明为发展导向，紧密结合农业农村实际，加快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农村建设，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美丽、更富强。早就提到生态建省，并撰文《生态建省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指出:“近年来，我们在生态建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效明显。但必须清醒看到，生态建省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搞生态省建设，好比我们在治理一种生态病，这种病是一种综合征，病源很复杂，有的来自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有的来自传统的生产方式，有的来自不良的生活习惯等，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既有环境污染带来的‘外伤’，又有生态系统被破坏造成的‘神经性症状’，还有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体力透支’。总之，它是一种疑难杂症，这种病一天两天不能治愈，一幅两幅药也不能治愈，它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长期努力，静心调养。”早在十年前就高瞻远瞩，战略性地认识到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及生态建省的紧迫性，同时又辩证地指出生态建省的复杂性、长期性和综合性等，直指问题实质。

通过中西方生态文明及现代化进程的对比，首先，正如奥康纳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同时存在，并相互促进，最终只能以生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进行;其次，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21世纪议程》中强调“教育对促进持续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他能提高人们对付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能力”。因此，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加强生态环保意识教育尤为重要;最后，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行政制度，例如，建立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提高补偿金额等;建立生态环保责任制，强化生态环境法治思维，形成全民环保合力。

作者:韦震单位:海南大学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