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目标与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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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环境是民族国家永续发展的必需土壤，是全球人类共同依托的家园。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需要树立整体性思维，从生态环境互生与共生的角度追求自然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双重统一，并在实际的行动中坚守普遍平等且极富激励力量的“权责对等”与“代际公平”的基本原则，积极倡导发挥联合国的世界政府功能、建立普遍认同的生态环境法治机制与推动代际公正的可持续生存方式，促进人类以自身努力修筑让宇宙、地球、生物圈恢复自身存在方式，并按照自身本性存在而敞开共互共存的道路，共创美丽世界。

关键词：生态环境；环境治理；目标；合作倡议

由于人类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以人定胜天的激情狂热的征服自然、改造环境，无节制地把自己推向与自然世界对立的状态，更严重的是人类在无休止的欲望中开足消费促生产的战车，无限度地掠夺自然资源和高度消耗、浪费地球资源，使地球资源处于枯竭状态。为此，2017年4月6日，《世界环境》杂志和《中国日报》社联合评选出“2016年全球十大环境热点”，其凸显的一个核心主题是紧急行动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并宣布于2016年11月4日《巴黎气候协定》正式生效，从2015年12月12日通过到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是历史上批准生效最快的国际条约，它改变了历届世界气候会议上两大利益集团的“利益拉锯战”格局，达成共同促进生态环境好转的行动共识。这种行动共识的达成，蕴含全球气候进一步恶化逼得两大利益集团不得不明白“只有立即行动共同应对气候危机”才是最大的利益；也“只有立即行动共同应对气候危机”才是唯一自救的机会和方式，它更意味着生态环境的未来不仅取决于今天做出共同行动的积极选择，还取决于其后怎样的行动。全世界的人类怎样对待生态环境，就是怎样对待人类自己的未来。

一、全球生态治理的必要性

生态（Eco-）一词最早来自于古希腊语，其本意中蕴含生物的栖息地、家并推而广之为人类所生存的环境。生态是生物的生存状态，因为“生”这个字不仅指生命，还蕴含生命个体为获得自我保存而谋求生路、创造生机的过程。“态”的本意是位态、姿态，进一步引申为由位态、姿态而形成的过程。因此，生态一词是指个体化的生命一旦获得生的可能，就会不断地与外界环境相适应，为活而生。因为每个生命个体都不是脱离自然独立而生，它必须依附于自然与自然共舞，才能获得活的可能。因此，生态蕴含相互照顾、共生互生的生存语义，更体现了生生不息的精神和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整体性特点。“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局部性问题和暂时性问题，而是一个整体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问题”［1］。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从治理的角度来考虑生态环境问题也就成为必然，这同时也是实现生态共容利益的应然逻辑。居于大地之上、苍穹之下的世界上所有人，构成人类普遍的存在命运：地球和宇宙构成人得以存在的实际环境，世界各国人民无论怎样发展自己，都不可忽视使其存在的环境本身，更不能以违逆或对抗环境的方式任性而为，因为环境始终在遵循其内在本性而自在运动。世界上的所有人在这个“由地而天”和“由天及地”双向运动所形成的“之间”中，构成人得以存在的立体空间。这就需要处于地球上的每个个体，无论是国家、社会、组织还是个人都必须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遵循适当的方式进行相互协调与合作，进而达成共识，实现最优治理效果。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具有自身的优势，它能够有效地弥补传统社会生态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从而提升生态治理的效果，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层面：第一，治理主体的优势。对全球生态环境进行协同治理打破了单一主体治理的局限，强调每个国家共同参与、齐心协力来共同应对复杂的生态环境，从而产生有效的协同效果。第二，治理成本的优势。协同治理建立在所有国家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基础上，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促使治理成本的分摊，同时，由于网络治理的结构扩大了资金的来源，使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效果大大提升。第三，治理效率的优势。由于多元主体的合作参与，促使各个国家在建立长期的联盟关系中而努力促成制度，并形成有效的合作，从而取得生态环境治理的最大成效。因此，对全球生态环境进行协同治理不仅是基于人类共同家园的客观现实，还是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促使生态环境好转的必然选择。

二、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

“只有那些探究出事物的目的的分析才是成功的。因为有了恰当的目的，人类行为才有一贯性，由于失去了恰当的目的，现代人总是有一种未得到满足的欲望……只有回到最基本的原则，去研究人及其恰当的最终目的，才能解决这些社会弊端”［2］。当人类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治理生态环境时，必须接受如上认知上的引导，否则，任何无知的做法都将导致环境的恶化。1.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自然目标治理生态环境不是就问题表象盲目的制订行动方案，而是需要深层次的探讨生态环境治理的真实目的，并虔诚地确立起有的放矢的生态环境治理目标。人类已经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动摇着社会、国家和个人存在的根基，它也会逐渐地使人类在丧失自身的未来，确立切实可行的生态环境治理目标，只能是使生态环境恢复生态环境本身。要真实地理解“使生态环境恢复生态环境本身”，需要从理解“环境”的本质入手。首先，环境的价值体现在依他而存在的生命上，并且唯有人有意识地介入其中，分析环境的客观存在才具有真实的价值；其次，环境以动态生成的方式而存在，并以自身的方式而发生运动，这个运动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再次，环境是构成它本身的各种生命个体之间的生存状态中，正是这种关联状态的存在促使环境的动态生成性，才使环境本身处于一直未完成、待完成和需要不断完成的进程状态中而获得“生生性”；最后，环境的固有本性是生，环境敞开生存本性是“生生”，它的内在动力是其构成的各种生命个体的自组织、自繁殖、自调节、自修复能力。环境的上述能力是按照自身的规律而进行，如果人类恣意横行按照自己的意志对环境进行开发与使用，就会造成整个世界的萎缩，最直接的表现是生物物种的灭绝、原始森林的消失、草原沙漠的恶化，如果这种恶化得不到有效缓解，就将直接威胁人类自己的生存。生态环境治理之所以会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究其原因是生态环境本身所蕴含的自我繁殖、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能力在逐渐下降，生态环境的自生能力在逐渐下降。因为由阳光、气候、空气、水源、大地等多样化生物种群、物种、个体生命环境所构成的环境，它的生存动力不是外界赋予的，而是深深地依托于内部，环境能力的弱化是环境内部萎缩的结果。这种萎缩不能靠外界环境来消除，而必须通过自身获得喘息的机会，慢慢地自我恢复其自我繁殖、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生境能力。只有如此，环境才能获得生机，重建生态环境才能成为必然，人类才能安全地存在和获得更好的生存状态。进一步讲，环境治理的目的是使人类赖以生活的世界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生态环境治理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帮助环境获得其“生境能力”，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获得安全的可能与基石，也是人类谋求可持续生存的土壤不断获得再生的基础，无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民族或国家，可持续生存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永续发展才有了自然前提与存在论保障。2.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目标环境因生命而产生，但是它被高度关注却因为人的介入。人介入环境不仅是因为人本身居住在环境中，还因为人与环境实现了能量的交换。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也就赋予人的取向，这就需要人适应环境，按照自然的方式存在于自然之中。因此，需要从“适应环境”与“按照自然的方式存在于自然之中”两个维度进行解读：“适应环境”首先是基于人类在迈向工业社会的进程中所客观存在的一个前提：自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革命与哲学革命的双重功能胜利推动下，人类的实践将自身推向从否定自然到改造自然①再到掠夺地球自然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人类把自己推向大自然的对立面，使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处于分裂的状态中。人类要适应环境，即是“人与天调”的问题，人与自然环境协调、适应外界自然环境规律，遵循“天道”，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并不是否定生物世界的竞争，而是既看到竞争的普遍性，也要明确竞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竞争的目的是为了适应。适者生存，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获得生存的可能与空间，只有尊重规律，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都是人类应该敬重的规律。“按照自然的方式而存在于自然之中”是指按照宇宙律令与地球的方式而生存，它体现了生物物种的生存之道，同时蕴含符合自然法则的“合生”，因为地球是由生命万物而构成，世界的丰富是因为生命物种的多重存在而丰富多彩，“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3］。人类要想在地球中获得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可能，必须同所有生命物种一样尊重自然规律，按照地球运转的规律回归自然，在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成为自然的人，在遵循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的前提下存在于地球上，帮助环境的恢复自生能力，并使生态环境获得生生不息的可能。面对生态环境的现状，按照自然法则生存并积极地促进各种生命自然成长的具体目标，就是降解各种污染，恢复地球原本的生命力，重建生境，创建生境文明社会。在人类具体的生产实践中，就是重建一种社会存在方式和生存方式，其基本的任务就是创建低碳化的社会存在方式与生存方式，包括低碳化的技术方式、低碳化的生产方式、低碳化的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就是要终止片面的发展观与发展方式，开辟可持续生存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以追求人、社会、生命、自然的可持续生存为根本目标，经济增长必须服务于这一可持续发展方式，它的衡量指标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实现“人、生命、自然”和“人、社会、环境”持续稳定的共生互生，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就是实现低排放、低污染、低浪费的问题，这就需要努力开发低碳技术、构建低碳生产方式、低碳消费方式与低碳生活方式的社会化建设。因此，人类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智慧生产出节能的社会工具，构建全面实施低排放、低污染、低浪费的社会发展体系，以疏导、规范、抑制房地产经济、交通经济、汽车经济等对环境有不良影响经济的限度发展，树立限度生存与永续发展相协调的理念，以此来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三、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原则

因为生态环境与每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都密切相关，这就迫切需要运用“全球整体动员”的思维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具体而言，应该从两个层面进行展开：其一，全世界的每个国家都应该承担起必要的责任，而且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二，全世界的每个公民都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而且是每个人的生存责任。概括地讲，这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的事业，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公民都逃脱不掉。因为环境气候是人类社会唯一的一块“世界公地”，是全球公共资源，也是人们当下可以任意使用而不必付费的公共产品，但在事实上又造成需要以层累方式支付巨大成本的公共产品。“由于我们比以前更加一体化、更加相互依赖了，因而，诸如大流行病、核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之类的生存危险威胁已经变得十分严重，这一系列挑战在不断地向人类发出信号，没有一个国家和群体能够单独拿出解决方案，因为由生态环境恶化而带来的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跨越了物理和政治的边界”［4］7。这就需要开辟一种普遍平等且极富激励力量的全球处理方式，即“权责对等”与“代际公平”的整合引导方式。权责对等是指权利与责任相对等、相对应，每享受一分权利就必须履行一分义务。权责对等既是基本的伦理要求，也是普遍的道德规范，它同样构成全球生态治理的一般规范。在全球的层面上，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第一，每个国家只要愿意享受清新空气和周期性变换运动韵律的气候，就必须担当起治理生态环境的责任；第二，任何一个国家，在过去实际享受了多少排放污染的权利，就必须为此承担起多少恢复气候的责任；第三，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排放污染，就必须治理污染，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排放与治理必须权责对等，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与推卸。在国家层面，权责对等同样有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每个地方、每个区域，只要愿意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有周期性变换运动节律的气候，就必须担当起治理生态环境的责任；第二，每个企业、每个社会群体，在过去实际享受了多少排放污染的权利，就必须为此担当起多少治理生态环境的责任；第三，不管是企业、组织、家庭还是公民个人，只要排放污染，就必须治理生态环境，并且排放与治理必须是权责对等。“代际公正”是指当代与后代在生态环境层面的享有上必须是平等的，当代人不能任意地破坏生态而导致后代人的生态环境受损，当代人应该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并且使后代人能平等地享有生态环境的责任。这就意味着每个国家、每个组织和每个人都不应该自私地为自己而存在，更不是为眼前的利益、当下的利益而活，而是要为了本民族国家的永续存在。国家的发展应该着眼于未来，应该致力于为子孙后代造福而运行和发展，企业的生产应该着眼于为社会创造未来百年，个人的努力同样是为了生命个体的延续与永存，其具体实现方式就是为了儿女，为子孙后代不停地劳作与创造。为促进代际公正，就要避免“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不给任何国家、组织、个人制造“搭便车”行为的漏洞，一旦发现有国家在污染排放上存在“搭便车”的行为，就应该予以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综合性重罚，使所有国家、组织、个人放弃在污染排放方面的“搭便车”的动机。因为气候“公地的悲剧”，最真实地发生于“搭便车”行为的全球化，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经济个体都想成为一名搭便车者，这将是一个从公共物品中受益但却不对其生产与维护做出贡献的人”［5］。全球生态治理的利益现实与理想追求是基于生态环境的污染，对它展开治理，只能走恢复的道路，因为气候作为一种“宇观环境”，它本身就具有周期性变换运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本质上是内在的，虽然它的功能展开是外在的。对任何事物来讲。其内在能力的重新获得都不能靠外部力量的强加，只能由外部力量引导、激励其内部力量的自我恢复或增强，所以，治理失律的气候的正确做法是恢复气候，使之重新获得周期性变换运动的“生境能力”，这一对症施治行动本身蕴含两种东西，即现实的利益与未来的理想。全球生态治理围绕“利益”而展开，这就形成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群体或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再分配，同时也蕴含当前利益与未来长久利益的再分配，进一步讲，也包含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的再分配。诸多的利益纠合，需要以公正为准则，将重新分配利益作为治理的核心问题，加强法律制度保障建设，同时借助道德的力量，避免任何不公正行为的发生，全面推行污染排放的限度制度、污染排放的付费制度以及对污染排放的“搭便车”行为的惩罚制度。污染排放的限度制度，是指为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应该明确全球污染排放的量化限度，这种限度必须与大气容纳和地球净化污染的能力相适应，即全球排放必须限制在地球和大气对污染的吸收和净化能力的范围内，排放到大气层的污染物必须能为大气本身所吸纳、化合。污染排放的付费制度，是指为使生态环境达到一个良好的标准而制定出一个全球污染排放的总量标准，并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将之分配到每个国家，如有国家超出标准必须支付相应的费用，并且将标准达到全球的统一。对污染排放的“搭便车”行为的惩罚制度是指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费用，必须履行相应的责任，而且这种惩罚必须是经济、政治、外交等综合性惩罚，避免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发生。四、全球生态治理的合作倡议全球生态治理需要全世界人人行动，它涉及国际社会的全力合作，更涉及国家范围内地区与地区、组织与组织、个人与个人的通力合作与携手共进。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应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1.发挥联合国的世界政府功能联合国自二战后创立以来，在维持世界和平、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帮助弱小国家成长、改善人类贫困、战胜各种疾病与饥饿、促进教育等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促进各国尊重彼此的权利与自由方面开展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行动。同样，在人类普遍关注的生态治理层面也应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因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联合国是最高的国家，标志国家成为一个完整形态的是健全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从经济、政治与法律等三个维度来发挥联合国的功能即创建国际碳税制度，这是结束人类社会经济无序发展、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以及解决全球生态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与矛盾的根本方法。第一，在联合国内部创设国际碳税征收机构，由联合国强制征收碳税，加大联合国的权能。这样既可以为联合国展开正常的、高效的国际事务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也可以增强联合国的权威，使其摆脱受制于个别强势国家或利益集团的掌控与羁绊，独立地领导国际社会走向全面和平与共同发展的道路。同时，将所征收的碳税作为专项资金来使用，专门致力于由于生态环境污染而造成的气候失律导致的灾疫防治和替代性的低碳能源体系的开发，以此来促进生态治理的所有活动与事业的开展。向世界各国开征碳税，具体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排放的历史成本的支付，即把碳的历史排放纳入碳税的缴纳范围，这是碳税征收公正的必须考量与必然体现；二是以公正为原则确定当代二氧化碳排放的碳税比例；三是确立碳排放的最低标准，即碳排放在多大量的基础上开征具体的碳税。以上三个方面的考虑是联合国应该行使的功能，这样可以全面、规范地推行具有成本效益的有效措施。第二，由联合国发出倡议创建一种碳排放交易机制。在此机制下，排污大国能够从其他低排放者那里购买配额。因为发达国家向世界排放了更多的温室气体，“该机制也会附带地对于创建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产生影响”［4］190。因为富裕的国家在发展的进程中比贫穷的国家向地球排放的污染量要大，气候变化的伦理就为将资源从高收入国家转移到低收入国家，提供了明确的独立的理由，更重要的是为贫穷的国家提供了激励的架构。这种机制的确立，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全面减排，恢复生态环境的美好，联合国在建立此机制时应该以明确碳排放总量并构建起总量控制机制为绝对前提。第三，由联合国主张并积极推行信托基金机制，使一些国家将或因“受害补偿”、或因排放配额交易得来的钱用作生态环境的治理。具体而言，即受托人将负责把从碳贸易中得来的收益交给出售配额的国家的人民。如果他们判断在一定环境下不允许把有关基金以一种造福于人民的方式进行交付，那么该笔资金就会转变为该国的信托基金来使用，直到该国政府被认定为组建完毕而且具有良好的意愿足以改进人民的福祉时，该笔资金才能转移。建立这项机制的目的主要是促进一些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的国家承担相应的生态治理责任，使其对人类社会负责，对人类共有的家园负责。2.建立普遍认同的环境治理法治机制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是当代人类重建可持续生存之基本条件的大工程，它需要国际协作治理，同时更需要国家行动、国家治理，并且首先需要国家行动、国家治理。而且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共识”的层面，虽然“共识”很重要，但不能寄希望于意愿，即使意愿很人性化，也不可以。意愿必须诉诸“普遍服从的普遍命令”，这就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走法律治理的社会道路。恢复生态环境的原貌，使之重获周期性变换运动的时空韵律，它直接涉及人类对自己利益的约束，同时更涉及人类对自我利益的割舍与损害，因此根本不可能用尊重自愿的方法，而是需要制定以威胁为后盾、以强制为基本方式的国家法律制度。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6］建立普遍认同的“生境法治”机制应该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具体的气候环境与地球生态环境的具体状况为出发点。为此，联合国已经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将其具体化的《京都议定书》，并形成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国际性法律文件，这些共同构成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国际法律体系，为此，还应该与之相配套形成一系列制度与机制。创建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普遍服从的普遍命令”为所有国家对生态环境的治理提供可依据的普遍方法与准则。这一目标从现实的层面看能否得到满足不在于臆想与推测，而是基于普遍的人性和人性敞开的历史化的存在事实。普遍的人性是指人是自利性与利他性双重属性的存在。“人在其生活目的、满足方面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我们将他称之为自得的”［7］。通过法律对全球生态环境进行治理，这是理性的方式，建立各种完善的法律机制实现这一目的是人类的理性。在今天以及未来的很长时期，由生态环境污染而造成的气候失律等现象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条件，人类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需要清新的空气与清洁的水源，这是可持续生存的基本条件的重建。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这是人的自利斗争的过程，是人对自身利益的一次革命，为了获得最低的生存保障就必须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使治理的行动实现生态环境的好转，就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普遍服从的普遍命令”来强制规范。以此为契机，可以带动环境立法的完善，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地球与地球万物所依赖的宏观环境，对这个环境进行治理，既受制于地球本身的状况，也与治理地球生态环境的各种制度密切相关，构建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就是对整个国家环境治理的法治化建设。对生态环境进行法治化建设，需要建立的是气候产权制度与气候资源市场制度。气候与人类的联系，是通过存在安全和经济活动、目的、得失两个方面来实现的。社会上所有的活动诸如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都与“存在安全”“经济活动、目的、得失”两个方面密切相关。除了存在安全以外，气候对经济的影响是最大的，但对经济本身而言，气候却是一个外部性问题，它对人类经济产生重要的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是人类经济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可是，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人类拥有的气候是唯一的，唯一性决定其稀缺性，而且必然会走向内在化。一般而言，主要是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或确立相应的资源环境所有权或财产权两种方式而得到解决。气候产权制度是通过气候法律制度的系统创建而得到确立，因为气候法律制度能够从两个方面规定气候产权制度：一是从国际法律制度上规定气候产权属于人类共同所有，任何一个国家、组织、个人都不具有气候所有权；二是从国际法律制定规定气候资源使用权，即气候排放权。从这两个方面完成对气候产权制度的定型与规范，这是硬性的规范，同时也应该成为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的核心。气候资源使用权制度的法律定型与规范，落到具体的实处即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与污染物排放权，这是分配的结果。对此进行法治建设的关键是对气候排放权的分配，在市场中由分配而产生交易，产生伦理与规范，产生政治经济学，产生关于人权与发展权等一系列问题。因为通过气候排放权的国际初次分配，必须实现国家范围内得到气候排放权的二次分配，这两次分配才能通过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以及污染物通过气候排放权的市场交易而实现经济价值。进一步讲，一切形式的经济价值的本质，都与存在权、生存权与发展权密切相关。气候排放对于个人而言，即存在权，这是基本的生存权利，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组织而言，这是真实的发展权。创建全球生态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的目的是遵循普遍平等与全面公正的伦理原则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两个重建：重建不同国家之间、不同企业与组织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普遍平等的气候发展权；重建地球上每个人之间的存在人权与气候生存权利。3.推动代际公正的可持续生存方式人存在于自然世界中，一切都是自然恩惠的结果。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应该成为人类普遍信仰的生活准则。这就需要重建一种利用“厚生”的可持续生存与简朴的生活方式。告别人类中心主义的枷锁，构建过度消费就是犯罪的生存理念。按照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社会上的富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把原本属于大众的东西占为己有，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偷盗，而且是有罪的。对于国家而言同样如此，富国过度地向地球排放污染物，造成地球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不仅对本国的穷人而言是不利的，对地球上的其他国家与其他穷人而言同样是在伤害。因此需要国家不仅要倡导简朴的生活方式、改变铺张浪费的生活习惯，还要制定科学完备的政策，促进简朴生活习惯的形成。将消费税纳入碳税体制中，推行累进制的能源消费税与累进制的奢侈品消费税，可以充分借鉴瑞典的做法。早在1991年1月，瑞典政府制定了二氧化碳排放价格，即通过征收碳税，使煤和石油的使用成本增加，号召人们使用生物能源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这一做法获得了全球的叫好。它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用石油取暖的方式，转化为使用生物能源。同时，使区域供暖的网络得到大面积的延伸，更多的家庭与个人选用生物能源减少了对大气环境的污染，这一事实使“区域供暖的经理们从来没有梦想成为环境保护主义者或活动家；也从来没有试图撰写任何关于环境问题的书籍，却引领了向新能源体系过渡的潮流”［8］。推行累进制能源消费税与奢侈品消费税，同样是减少对生态环境污染的有效方式，这也体现了公平正义的准则，对于社会上的每个公民而言，谁在温室气体与污染排放方面消费得多，就应该更多地支付相应的成本与费用，以此来补偿消费能力低的人，这是符合社会道义的，而且也应该是在社会上大力提倡的。例如，对于拥有私家车而出行的人必然要比乘坐公交车出行的人对生态环境产生的污染要大，以此对于前者需要让他交纳一定的费用作为对生态环境的补偿，这笔费用可以用来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公共服务系统的改进，从社会整体来看，这不但是公平正义的，而且是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从本质上来看，倡导简朴的生活方式是希望人类能在自己与地球上的每个生命个体之间建立起限度选择机制，在行动中形成自我约束与自我限制的准则，要求人类必须以谦卑的姿态来面对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在索取利益时遵循生命利益的最大化再生原则，不再仅仅以人类自身为目的，而是看到地球生命个体的平等性，不因为自己的索取而给其他生命个体带来损害，而是努力去探索与实践生态系统的平衡，使整个世界生命共同体处于健康、完整的运行过程中。

作者:曲婧 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