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生态环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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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森林惨遭浩劫

入山流民为了开辟农田，使山区森林惨遭浩劫。流民对森林的破坏方式是比较野蛮的。清代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中对流民毁林开荒的方式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记述说：“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缳下缒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木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后，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燃不熄。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炭矣。”他们采用这种野蛮的方法破坏了森林后，铲除山坡上的草皮，改种玉米等农作物，很快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几场大雨就可以使岩石裸露，所开之田亦常常毁于一旦。因此，流民们便不断迁移，“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食尽一山，则移一山”。[1]所过之处，森林一扫而空，大面积的森林因此而消失殆尽。如洛宁城西45里的龙头山，位于洛河出山口处，“其山四绝孤峙，为邑胜景”，一些游人曾以亲身感受写下了动人的诗篇。到了民国初年，这里的林木已被砍伐而尽，山腰被人开垦后又弃之不耕，反反复复，终使这一宜人的景区变成一座鲜有杂草的荒丘。豫北太行山区，原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林县志》称该县：“宋时尝于县属潘阳、双泉两务，采办木材。森林之盛，可以想见”。乾隆时，该县尚有千年以上的古槐、树干高达七丈的银杏树；到清末民初，县内“山坡有土之处，多垦作荒田，栽种树木者殊少——以致童山濯濯，弥望皆是”。[2]豫西山区是河南林木资源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区，历经采伐，康熙年间的基本情况是“中州山少木，即嵩、岳二室，仅寺观中，老树数十株而已，其连峰叠皆童也”。河南在清代1700年左右，森林覆盖面积约6.3％，经过乾嘉时期的大垦荒的厄运。到道光朝时森林覆盖率已降至2％左右，后又经过晚清至民国前期的垦殖破坏，时至民国十八年，“大河南北，太行、伏牛等山脉，绵亘千里，到处童山濯濯，林木斩尽，而濒河废地，弃同沙碛，往往十里、数十里，无一拱木”。及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河南森林覆盖率仅余下0.6％了。上面主要讨论了山垦对林木的破坏，实际上木材贸易、采樵烧炭、采矿冶炼等活动对森林所造成的破坏也不容忽视。砍伐深山高大树木从事木材贸易而获利是木商、入山流民和原住山民的重要活动，是林区内对森林破坏最严重、规模最大的一种产业。雍正六年，豫西河南府辖十一县的林木，“自(永宁)龙头山以西，松、柏、榆、青黄杨等木，可以为栋梁檩柱者，硕大且繁，其盛埒于卢氏。村民斧斤以时人伐之，缚为筏，春涨浮洛而下，郡城及偃、巩诸邑，营造者资焉。其枝条供燔烧之用，鬻于城市获利”。南阳县的赊旗镇，清乾隆年间发展成繁华巨镇，至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为鼎盛时期，该镇商品成交数额巨大。其中，日成交木材千余立方米，竹竿五万余斤。伐木烧炭，卖钱营生是河南山区农民的重要副业之一。在当时煤炭还没有大量开采和作为主要燃料的情况下，此种产业在山区相当普遍，凡有木材之处均可伐薪烧炭，“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权长至八九围，即可作炭”。清代河南山区州县的方志里多有炭的记载，《洛宁县志》有谓：“炭以南山杂木烧成，栎木为最坚。”因此，伐林烧炭对森林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采樵直接卖柴谋生同样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嵩县罗村、楼关西三十里，“山坡瘠薄，农耕甚苦，樵采山产度日”。在当地的集市上。一般都有固定的柴市、炭市。因便于运输的关系，采樵者所砍掉的山坡上的林木主要是幼树及大树枝。另外，他们甚至还将已经砍伐过的大树的树根也掘出去卖。道光年间辉县知县周际华曾说：“再查高庄、黄水口、薄壁等处，卖柴者络绎不绝。问之，采之深山，视之，皆树之根也。”至于采矿冶铁，豫西山区在明代时就已经很突出，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内乡、卢氏之间，多有矿徒，长枪大矢，裹足缠头，专以凿山为业……其开采在深山大谷之中，人迹不到，即今之官采，亦不敢及。”当时的铁厂一般都设在林木茂盛的老林区，采出铁矿就地冶炼。“如老林渐次开空，则虽有矿石不能煽出，亦无用矣。”这种采矿冶铁业毁林在清代自然也会存在。到了晚清时期，由于近代工业技术的引进，煤炭开发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开采煤炭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木材和采空后形成的塌陷区，都会对森林造成破坏。1870年，德国人李希霍芬考察河南社会经济状况后报告河南煤产情况称：怀庆府附属以清化为中心，东起修武西达济源，均盛产煤炭。清化十大煤窑，每窑每天出煤1000筐（每筐120-130斤），鲁山所产之煤，运销南阳；南召曹店所产之煤亦同。汝州之煤，多炼成焦炭出售。其毁林数量也相当可观。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停砍伐，由浅山丘陵，再至深山老林，使得天然形成的茂密林木与植被一扫而光，甚至一些古刹名寺历代得到保护的古树名木也难幸免，经过数十百年的砍伐也全成童山。

二、水土流失及其负面影响

大片森林被破坏后，水土流失严重。据当代学者研究，在坡度大于25°的山坡上，既不能种植农作物，也不适于栽培果树，因为农作物和果树都需要有较大的株距，过密了收成不好。而低密度的的植被是不能保持山坡上的土壤和防止水土流失的。而森林植被特别是天然林层次多、结构复杂，层层林冠可以挡雨，地表高密度生长的灌木、草类及其根系能够蓄水、固土，因而能够减少水土流失。如果林地内有1cm的枯枝落叶层，就可以使林地减少泥沙流失量的94％。故山坡上的土壤只能靠天然植被来保护。所以一旦高坡度山区的森林植被遭到铲除，都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引起生态环境恶化。清代中后期所开垦的有许多就是这类高坡度山区。凡被开垦的高坡度山区农田，不几年，表土就会损失殆尽，农田便不堪耕种。因此，他们只能迁往别处。经常迁移流动，遗下大片大片的童山秃岭，长期无法恢复原貌，甚至造成永久性的水土流失。其后果则是附近的河流很快被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淤塞或附原的良田被沙土覆盖。对大规模的毁林造田的后果，清代各地的记述很多，如“山既开挖，草根皆为锄松，迂雨浮土入田，田被沙压……甚至泥沙石块渐冲渐多，涧溪淤塞，水无来源，田多苦旱……小河既经淤塞，势将沙石冲入大河，节节成滩，处处险阻，旧有陂塘或被冲坏，沿河地亩，或坍或压。”山场“近已十开六七矣，每遇大雨，泥抄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溢,田禾淹没，岁屡不登。至于水遇晴而易涸，旱年之灌救无由，山有石而无泥”。这类记述在河南也非常多。民国《汜水县志》的纂修者曾说：开山为田后，“遇早则干，遇涝则山水暴发，上冲下压，地皆破坏，不易收拾”。陕州境内的谯水、橐水，“稍有雷雨，即被暴水冲没……旱则水泉干涸，河底熯然”；道光时期《伊阳县志》记载，伊阳县山林破坏后，童山濯濯，一经暴雨，山洪暴发，土石尽被冲走，残存的少量林木也难以自峙，溪谷“林木塞河而下”，而滨河之地则被“冲决一空，河石嶙嶙，流沙弥漫”。舞阳县河患为害，有谓“县北之水，以沙为大，而害莫甚于沣”。“宝邑(宝丰县)半硗土，兼多污下地。秋霖三日往，一望渺无际。”咸丰四年，灵宝大水，冲荆山谷，沙石压地680余亩。同治《叶县志》载：“沙、沣二河，数十年前，两岸相距无几，近则水唤沙覆，动在数里之外，按亩计之，不知其几何也。其他山岗确荦，垦而无成，下土坟墟，成而不殖，以及盐碱沮洳之区，所在多有，是昔年之膏壤，或成今日之弃地矣。”浊河“上自下城，下会北舞，逦迤宛蜒，亘百余里，春冬之际，风起沙飞，已为民害”。民国《禹县志》纂修者说：“禹山尽童，无森林以为节潴，夏秋大雨时，行洪流激浪。”淅川境内，丹、淅两河，水溢为灾，境内田土，崩溃甚多。民国《信阳县志》载：豫南狮河“百年前，河面宽不过数丈，两岸植柳，其上枝条可相接，中泓可以通商船，航行极便。至道光二十八年，大水，溜挟沙下，河身全变为沙粒，深度不过三尺，仅通竹排。沙滩则宽至数十或二三百丈，岸高沙深，不能资灌溉”；而且每逢夏季，山洪不时暴发，漂没田庐人畜。沙河“在雍、乾时，仅一小土溪，人可跃而过，后因生齿日蕃，垦山播种，沙随水下，河流遂有变迁。”嵩县伊水于乾隆后的“百余年来，河流冲刷粮地无数”。清人鲁仕骥针对中州山林状况曾专门指出：“夫山无林木，濯濯成童山，则山中泉脈不旺，而雨潦时降泥以石块，与之俱下，则田益硗矣”。

三、野生动物资源减少

多种多样的地形与气候，有利于多种生物资源的形成，而种类繁多的生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条件。生态系统是有生物系统和非生物系统即环境系统组成。生物系统主要是由动植物及微生物构成，环境系统则由光、温、水、气、土等生态因子组成。在生态系统的内部存在着由多种生物因食物的关系而形成的众多的食物链。植物的种类和动物量越多，食物链的数量就越多，它们所构成的食物网就越复杂，生态系统也就越稳定。稳定而成熟的生态系统又是生态环境良好的根本反映。因而合理利用生态系统，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是保证良好生态环境的前提。生态系统一旦遭到严重破坏，短时期内很难恢复，甚至不能恢复，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最终将危及人类生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山区地形复杂、森林茂密，为多种生物生息繁衍提供了良好场所。但是持续的开山造田、伐木毁林，造成森林面积锐减，生物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导致林木资源匮乏，生物的多样性减少。原在河南山地栖身的虎豹等野生动物，随着人口向山区移入和捕杀，清代由不恒有到绝迹。豫南大别山区的光山县，康熙年间曾经出现老虎为患，一村民搏杀二十余只的情形。老虎属于大型食肉动物，处于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末端和生态系统能量金字塔的顶端，食量很大，老虎的存在说明清前期豫南山区的动物种类和数量还相当多。另据道光时期所修《泌阳县志》记载：“泌山虽多，近时户口繁盛，采樵者众。虎狼恶兽之类，间或有之，然见者绝少，故不备载。”这说明清中叶河南境内大型食肉动物已经极其罕见。查阅各县方志关于晚清时期的野生动物记载，除狼、狐之类，已经难于找到大型食肉动物了。关于食草野生动物，康熙时所修《林县志》记有捕捉活鹿一只，折银三十二两。捕捉活鹿一只居然在县志中专门加以记载，可见这类野生动物已经很稀有。而乾隆时的林县志中鹿已经见不到了，惟记载有山中多猴，但民国林县志中已无此类记载。地处中原腹地的嵩山地区的登封，汉代有白鹿，金元已为罕见，明万历年间发现一小白鹿，通身如雪，视为稀有，献给县之官府，畜之二年放归。但是到了清代，再也没有发现过。至于鸟类，乾隆《林县志》载：豫北“太行为老山，多异鸟。每至三四月间，黄华谷百卉俱放，灵禽吴音，毛羽五色，飞翔上下，与山花相映。虽山僧亦不能尽识。”到了清末民初，多异鸟的记载已不见。

总体上来讲，清代前期，豫西、豫北、豫南山地区的森林虽经历代大规模的破坏，但在区内交通不便、地势险峻的深山区内仍有相当一部分森林植被得以保存。植被覆盖状况虽大不如前代，然而比晚清时期特别是民国时期要好。乾嘉时期，河南人口出现了一个较快增长时期，由清初的人丁稀少一跃而成为土狭而民众的地区。在此期间，大量的荒地得以开垦，耕地总面积不断增加，然而因人口持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却不断的下降。平原、丘陵区的土地开垦殆尽后，在当时粮食亩产量还比较低的情况下，不能满足人们对粮食而需求，人地关系的矛盾仍然日益突出。迫于生存的压力，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纷纷向山区推进，并深入到地势高峻的深山老林区内从事毁林造田、伐木烧炭、采矿冶炼等多种开发活动。尤其是适宜山区种植的玉米、红薯的引入，造成了“山石尽辟为田，犹不敷耕种”的景象。这种开发活动尽管为缓解人口压力、解决民食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豫西、豫北、豫南本已十分稀少的宝贵森林资源却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以致“外山濯濯、屋材腾贵”、“薪材不易”、“杨亦罕见”（康熙《林县志》）的情形到处存在。也为以后农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植被减少，土壤疏松，失去蓄水保墒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一遇暴雨，地表土便被洪水裹挟而下，山上水土流失，山下淤积成灾，不仅新开的土地归于乌有，就连原有的土地也无法保全，已开垦的耕地或遭水冲沙压被迫弃耕或盐碱化而抛荒。另外，森林面积的萎缩，还导致野生动植物资源减少，许多大型野生动物消失或远徙。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豫西、豫北、豫南山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其影响并不限于山区，发源于这些山区的河流流经的平原地区也深受其害。

作者:周楠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