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过程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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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840年开始，中国被迫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开始，人们只知道西方的武器厉害，经过长期的教训发面，中国必须从各个方面向西方学习，包括农业而不仅仅是军事方面。因此许多农业书籍被翻译成中文，许多农业机器、作物和畜禽品种被引进到中国。本文主要关注来自欧美的猪品种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作者指出，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840年，到1895年左右。引进行为主要是由外国侨民来完成的。第二阶段从1896年到20世纪的20年代末。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国外的畜禽品种的优点，注意到中国畜禽品种的产品性能与欧洲品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于是他们认为引进西方培育品种是一条迅速提高中国畜牧业水平的快捷方式。第三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试图通过科学的方法，培育出既能够保持本地品种特点，同时又具备外国品种特征的新品种。但是，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日本侵略中国，使得本土化的过程到1949年仍然没有完成。大约到了20世纪末期，由于几个标准品种的育成和推广，才完成了欧美猪品种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关键词]近代；西方猪种；本土化过程

一、引言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的洞开，国外培育的畜禽品种也陆续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开始了欧美猪种落户中国的过程。在中国近代，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特征比较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840年，到1895年左右。引进行为主要是由外国侨民来完成的。具体来说是一些外国侨民以及帝国主义列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将欧洲的猪品种带入中国，随之开始了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第二阶段从1896年到20世纪的2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前期正值晚清兴农运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国外的畜禽品种的优点，注意到中国畜禽品种的产品性能与欧洲品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于是他们认为引进西方培育品种是一条迅速提高中国畜牧业水平的快捷方式。然而，由于政权的更替，社会动荡不安，政府根本无暇顾及畜禽品种改良的事情，对欧洲的猪种的利用只是停留在认识阶段，没能有效地进行改良。第三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试图通过科学的方法，培育出既能够保持本地品种特点，同时又具备外国品种特征的新品种。但是，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日本侵略中国，育种工作受到极大冲击，没有也不可能育成一个新的品种，使得本土化的过程到1949年仍然没有完成。大约到了20世纪末期，由于几个标准品种的育成和推广，才完成了欧美猪品种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由于1949年以后，已经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容日后另文探讨。本文主要探讨1840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间欧美猪品种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二、外国侨民的引进及中国民众对外国猪品种的初步认识

1840年以前，中国与外界的交往基本上处于隔绝的状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闭关自守，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相当有限的畜禽养殖的主要目的是用于自给自足，而不是为了出售，所以多数的畜禽品种是以自然品种的面貌出现。由于接触外界的机会几乎没有，因而也没有外国的品种引入；而同时代的欧洲，工业革命开始于纺织业的进步，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发达，畜牧业有一个迅速发展的过程，由于商品经济的逐渐发达，对于家畜品种来说，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于饲养一些自然品种，而是需求饲养一些产品性能优越的培育品种，产品性能比较优越，能够满足人们的不同层次的、多元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诸如以产奶为目的的黑白花奶牛被培育出来，产蛋率高的来航鸡也被培育出来。

184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国门被迫向外开放，在外国人进入中国之时，东西方畜禽品种性能方面的差异，自然促使他们考虑诸如为什么不将他们原来生活地区饲养的欧洲畜禽品种随身携带入中国的问题，于是在他们进入中国之际，将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一些家畜品种带入中国，这些行为客观上起到了为中国人了解欧洲品种提供了方便的作用。许多国外的猪种，在这一时期被引进到中国。当时主要引进活动有：俄国人从俄国带来了白色猪，在现在的东北一带繁殖；德国人带入巴克夏猪在现在的山东一带繁殖；日本人将巴克夏猪和约克夏猪带入东北地区。光绪年间，德国人又带来大白猪，饲养在张家口和青岛一带。当时外国人从国外引入到中国的猪种主要有中约克夏（MiddleYorkshire）、大约克夏（LargeYorkshire）、巴克夏（Berkshire）、杜洛克（Duroc）、波中猪（PolandChina）、切斯特白猪（ChesterWhite）、和泰姆华斯（TamWorth）等。[1]这些猪品种的引入，主观目的不是为了对中国猪种进行改良，而是由外国人自己养殖，并供他们自己消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猪品种作为新鲜事物，肯定会引起当时周围中国人的关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外国猪品种通过各种渠道散入周围地区，客观上使当时的中国人对国外培育畜禽品种的良好性能开始有直观的认识，也为后来一些学者倡议引进欧洲畜禽品种的主张提供了直观的物证。

三、晚清兴农运动及北洋政府时期对国外猪品种的理论认识

晚清时期是中国人对于国外家畜品种真正关注、并初步认识的阶段。随着中国的国门洞开，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对外贸易中丝、茶等传统农产品输出量迅速减少，促使晚清政府寻求以增加畜产品出口来改变贸易入超的局面，然而要想使畜产品的出口量增加，同样困难重重。从当时一些赴国外考察的人所看到的，以及外国侨民携带的畜禽品种中，人们很容易发现，中国的畜禽产品的产品性能不能和国外的品种相比，特别是家畜，中国没有以单纯以提供牛奶的品种；中国的猪，则多是脂肪型的，生长速度较慢；中国的羊，产毛量远远不能和美利奴羊相比。中国的鸡，远远没有欧洲的来航鸡的产蛋率高。即使出口，价格会很低。因此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国内畜牧业与国外的差距，通过多种渠道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并提出解决的办法。罗振玉首先倡议引进国外畜种，他说：“农业移植改良，日本之成效固昭矣，我国急宜加意如此而靳农业之进步。[2]《农学报》上也曾有介绍国外培育品种的文章。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农学报》发表了《述亚尔然丁牧业大略》一文，介绍南美阿根廷的优良畜禽品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发表了《俄罗斯马之种类》一文，介绍俄国马的培育品种。这些都有助于当时中国人从中外畜禽性能的对比中找到发展中国畜牧业的途径，从而也对中国近代对国外优良猪种的关注和引进产生积极的作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一些关于介绍国外品种的文章中，对于猪的论述很少涉及，原因可能是当时中国的猪，与国外品种的差异没有别的家畜大，中国的猪有一些性能是国外品种所无法比拟的。如肉质，由于脂肪含量高，肉细嫩而且香，比欧美猪的肉要可口。另外中国的猪的饲养，在农家主要目的不是用于出售，而是用于积肥、利用人不能利用的农副产品如糠麸等，改良的任务没有其它家畜那么迫切。

尽管罗振玉等人大力提倡向国外引进培育品种，但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付诸有成效的实践的。这一时期外国猪的引进，次数和数量都不是很多。1907年，由留美归国学者陈振先在担任奉天农事试验场场长时，曾引进过少量的巴克夏猪，对东北土种猪进行过改良。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留学生学成归国，国际交流增多，对外国畜禽品种的认识也开始增多，中国学者开始了在科学意义上的引进工作。1910年以后，新疆曾引进俄国白猪，饲养在现在的伊犁、塔城一带，同时边境居民也从俄境内贩来俄国白猪，这些白猪和曾由甘肃移民带来的中国本土黑猪进行了杂交[3]。1919年广东岭南大学引进巴克夏猪；[4]

这一时期对于国外猪品种的认识，还主要停留在认识阶段，停留在理论和观念上。但是这一时期已经了解到了欧美的畜禽品种的特点，找到了提高中国畜牧业发展水平的思路。但是，要实现其目标，必须要对国外品种进行充分地了解，并找出一条迅速提高中国畜牧业水平的有效途径。

四、民国时期对国外猪品种的深入认识及引进、改良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对于国外的培育家畜品种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畜牧界的一些学者对中国和国外畜禽品种特性有深刻认识了解者，纷纷指出中国畜种性能的缺点，为引进欧洲的培育家畜品种造舆论。内容涉及到中国的马、牛、羊、鸡和猪。他们指出：马的速率，英国纯血种马在跑马场上，跑一英里用1分2秒，而中国马则需5－6分钟；英国挽用马，一马可挽重500余公斤，而中国马只能挽300－350公斤；荷兰牛每日产乳15－20公斤，而中国牛仅产3．5－6公斤；牛肉产量，英国短角牛每头可产750－800公斤，中国牛则不过250－300公斤；中国绵羊产毛量，每只不过1－1．5公斤，而美利奴羊可产5公斤以上。至于鸡蛋产量，相差亦大，来航鸡年产蛋可达三百枚，而中国鸡只产七八十枚[5]。因此许多畜牧界人士纷纷发表文章，指出通过改良中国禽品种的方式来达到发展畜牧业之目的。关于猪的改良和发展，吴英华最早对东北猪种改良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认为利用西洋之优良猪种固然是改良中国猪种的最有效途径，但是还应有优或次优之分，他认为巴克夏和波中猪适合于改良东三省的猪种[6]。其它如王宗佑、李秉权、崔赞丞、莫甘霖、朱明等，都提出一些改良中国或某一地畜牧业的良策。他们还一致认为，要改良中国畜牧业，引进畜种是主要方面，但是首先应该对国内畜种进行调查，以发掘出适合改良的优良种群，然后选优汰劣或用外国纯种改良，最后固定繁殖，继而推广，达到促进我国畜牧业发展之目的[7]。1931年，国民政府实业部还特地派员到中央广播电台作了一次关于“我国畜种改良之方针及具体办法”的报告，认为要改良中国的畜牧业，最为简捷的方法就是引用良种，畜牧产量就可迅速增长数倍。具体的是要用外国美利奴羊和中国寒羊杂交；用哈佛特牛改良中国黄牛，以获得役肉兼用牛；用荷兰奶牛改良中国黄牛以求得乳用品种；以阿拉伯马、英国纯血马改良蒙古马；用来航鸡改良中国鸡种；用约克夏猪和巴克夏、波中猪改良中国猪种[8]。不管当时的这些建议是否都对，但是有一点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即欧洲品种的产品性能是本地品种无法相比的。要想改变畜牧业的现状，引进欧洲品种是大势所趋。如果说晚清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对欧洲畜禽品种的认识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少数人的超前认识，传播面较窄，实施受较多限制；那么民国时期对国外畜禽品种的认识，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引进改良已经是当时知识界的共识，并付诸行动。

在希望大力引进欧美培育品种的背景下，各大学农科、农专、农场相继引入外国猪种以改良中国猪种。1923年北平燕京大学农科引进泰姆华斯猪、波中猪、约克夏猪[9]；1924年陈宰均在青岛李村建立新型猪场，引入巴克夏猪进行猪种改良工作；1925年太原农业专科学校由外省购入巴克夏猪品种，主要供学生实习，仅在太原附近农村推广，数量不大。[10]1927年南京中央大学从日本引进巴克夏猪；1928年河北定县“平民教育研究会”从燕京大学农场购入波中猪与本地母猪杂交。1930年运来波中猪数头，使用纯种繁殖方法，用于杂交。当地农民将自养的母猪牵来配种。1930到1933年之间共交配2352次，得到改良猪16740头。平民教育研究会希望级进至四、五代，使之与纯种的波中猪相同，但是由于饲料条件的限制，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1932年，北平大学农学院引入波中猪、泰姆华斯猪，从事杂交改良工作；1932年山西岱岳畜牧学校成立后，建立畜牧场，由外地购入巴克夏猪和波中猪进行繁殖推广。建场数年间，推广于晋北一带的优种猪不少。当场老百姓也对改良猪产肉多、肉质好有一定的认识。[11]1933年，南京遗族学校引入波中猪、泰姆华斯猪、汉普夏猪、巴克夏猪；同年江苏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引入波中猪、杜洛克猪、切斯特白猪、中约克夏猪；江西农业院引入中约克夏、大约克夏、泰姆华斯猪；1935年四川家畜保育所引入大约克夏猪、巴克夏猪；1936年夏，南京大学畜牧兽医系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进行中国猪种改良工作，改良由许振英教授主持，先后自美国进口巴克夏、约克夏、切斯特白猪、波中猪、汉普夏猪和杜洛克猪，将其中一部分用作纯种繁殖，另一部分用于级进杂交。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全部猪只迁往四川成都地区，与四川省合作继续开展杂交工作。至1941年因经费紧张而告停。由于时间持续不长，仅获得一些初步改良效果。[12]

当大量的国外猪种被引进到了中国以后，如何发挥这些培育品种的产品性能是当时的畜牧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同时，本地的品种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否就是一无是处呢？外来品种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其优良性能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能否适应中国各地的饲养和自然条件？这些都是当时的科学家们需要回答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对引进品种的本土化过程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此，一些畜牧学家在引进过程中，开始从事中外猪的饲料利用能力的对比试验，对国外猪种的产品性能进行分析，找到改良本土品种的办法。

首先人们非常关注外国猪种对中国本地农家的习惯饲料条件的增重效果如何？有关的试验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1927年，燕京大学农学院以波中猪、北平猪、波平一代杂种猪进行比较试验，结果增重速率为：波中猪和一代杂种猪较北平猪有16％的增重优势。1930年，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会”以波中猪、定县猪及波中猪和定县猪的一代杂种为试验材料。结果发现，波定一代杂种的增重效率为146％；波中猪的增重效率为113％，分别比定县猪的增重效率高出46％和13％。由于上述两次实验结果不一致，因此汪国舆在1932年作类似上述的试验，试验猪只分别为波中猪、定县猪、波定一代杂种，结果表明波中猪生产速度最快，而一代杂种则次之，定县猪最次；每增重100磅，波中猪较定县猪可节省饲料183磅，一代杂种猪比定县猪节省128磅；波中猪之身长及四肢发育最快，定县猪则腹部膨胀最甚，杂交一代猪胸部最为发达[13]。从上述试验中可以看到，外国猪种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产品性能（波中猪属瘦肉型猪，定县猪则为肥肉型猪）都优于土种猪，而杂交一代的性能更是十分优秀。这些试验是利用全价饲料所得到的结果。

许振英、张龙志还对外国杂种猪和中外杂种猪的饲料利用性能作了比较试验。试验材料为15头杂种猪，其中约×巴杂种5头，波×内江猪杂种5头，约×荣昌猪杂种5头。试验结果表明外国纯种猪之杂交种不及外国猪与土种猪之杂交之性能优良。[14]说明了土种猪也有其优点，在利用杂交方法育种时，用中外猪之间的杂交模式效果最好。

许振英、张龙志还对中外猪进行了利用农家饲料饲养的对比试验。试验采用荣昌、内江等地的土种猪与输入国内的波中猪、大约克夏、巴克夏进行比较，所用饲料为农家习惯饲料稍加改进。结果表明，本地猪增重最快而用料最少，而波中猪次之，巴克夏最次[15]。这从一点上，可以看到土种猪的优势所在，而国外优良猪种如果没有良好的饲料条件作保证，增重快的性能也就无法体现。因此不能片面地认为中国本地猪的产品性能就一定比欧洲猪差。因此要做出优劣判断，必须要考虑许多其它的因素。

从上述多项试验中可以看到，在科学的饲养条件下，外国猪种具有较好增重性能；而在比较粗放饲养条件下，由于土种猪的抗逆性较强，增重效果比纯种外国猪要好，具有耐粗饲的特征。不论什么样的饲养条件，杂交一代的性能总是显示出了杂种优势性能来。

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人们不可能给引进猪饲喂品质好的饲料，只能饲喂品质比较差的饲料；而与此同时，还要利用引进猪种的优良的增重性能，让它增重速度快。因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取长补短，利用各自的优势，弥补其缺陷。通过杂交的办法，产生杂交优势，培养既具有国外猪品种增重性能又有本地猪种的耐粗饲性能的杂种猪，便是当时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这也为欧美猪品种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五、近代中西猪杂交育种的效果

中国近代的猪种杂交育种工作，由于种种原因，大多半途而废，没有系统地坚持下来，从而也就未能育成一个标准品种，仅有一些杂交代数不一的杂种猪群存在。直接从国外引进的纯种猪，由于多种原因，也没有进行纯种自繁，所以也没有留下一些可以供继续用于改良的纯种猪只，留下的也仅仅是一些杂交后代。1917年《农商公报》统计表明，1914年中国北方六省杂种猪只达4万余头[16]。显然这仅仅是1914年部分省市的记录，如果有更全面的统计材料，数量肯定会要多一些。以后随着引进的深入，特别是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杂种的数量会更多。但是不可否认，相对于当时中国总的养猪情况来说，这些数量较多的杂种群体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由于杂种猪具备生长快，同时又具备耐粗劣饲料的优点，在一些地区逐渐为民众喜爱，一部分杂种猪后代被留种繁殖，形成了一批血统混杂的杂种群，成为后来进一步培育出特征明显的标准品种奠定了物种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平的环境，一些标准猪品种才逐渐育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欧美对中国实行种质资源封锁的情况下，借助于这些杂种群，畜牧工作者经过周密的计划，育成了一些较具特色的新品种。哈尔滨白猪、宁安黑猪、新金猪、吉林黑猪、定县猪、上海白猪等是几个有代表性的品种。

哈尔滨白猪的育成历史可以上溯至1840年，当时由俄国侨民带入一些俄国猪只进入东北，与当地猪种杂交，1923年又从加拿大引入巴克夏猪，后来日本人又引进一批巴克夏猪，此后又混入一些约克夏猪的血液，逐渐形成了一批白色杂种猪，分布于黑龙江省中南部，以及牡丹江至佳木斯铁路沿线。1948年哈尔滨香坊实验场从中选购一批白色杂种猪，利用其中的一头种公猪进行纯种繁育，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于1975年经鉴定育成了性状相对稳定的新品种—哈尔滨白猪[17]。

宁安黑猪、新金猪和吉林黑猪的育成，源于1911年日本侨民将巴克夏猪和约克夏猪带入东北，后来公主岭和金州试验场又引进一批巴克夏猪，用级进杂交的方式进行改良，1945年级进至第三代后，这批巴克夏及高血杂种陆续散入民间，开始了无计划的自然杂交。到了40年代末期，形成了以含75－87.5％巴克夏血液为主的杂种群。新中国成立后，辽宁省有关单位在此杂种群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选育，育成了新金猪；在吉林则育成吉林黑猪；在黑龙江则以此为基础育成了宁安黑猪[18]。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平民促进会”利用波中猪与定县猪杂交，没有育成标准品种，仅留下一些杂种群体，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此基础上育成了定县猪[19]。

上海白猪的育成，源于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随着大量外侨涌入，带来了一批白色猪种。日本侵略上海后，带来了小型立耳猪。1945年以后，又从美国引进大约克夏。上述诸多猪种与当地猪种，主要是当地饲养的优良本土品种太湖猪进行没有育种计划的自然杂交，形成了相当数量血统混杂的杂种群体，后来在此基础上，新中国的畜牧兽医工作者经过选育，育成性状稳定的新品种——上海白猪[20]。

六、结论

近代欧美猪品种在中国的本土化工作，固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毕竟到1949年为止，这一过程还没有完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育成一个性状稳定的标准品种，其用于经济用途的杂交类型也没有充分推广到各地。究其原因如下：

其一，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强行打开中国的国门，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尽管国门洞开有利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但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过程，显然不利于当时的中国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行动上对外部世界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清朝灭亡后，各地军阀在不同背景的外国势力的扶持下，充当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傀儡，内战连年，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猪的引进过程中，可以充分地证明，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是无法实现本土化改良利用的。例如，自1937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上升势头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对于欧洲猪品种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影响很大。因为，20世纪的20到30年代，当时引进的欧美猪品种数量较大，同时大量科学工作者参与其中，这是欧美猪品种在中国本土化的难得时机，应该培育出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品种，并将这些新品种推广到社会之中，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他们基本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无法安心从事育种工作，也缺乏相应的物质条件的保证，如经费支持，只能是留下一些杂种的群体，未能育成一些性状稳定的、符合当时的经济条件的标准品种。这一过程只能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能能够继续完成。

其二，由于经济的影响。通过欧美的家畜品种在中国的本地化过程，我们很容易从中看出，由于经济条件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直接导致了畜禽品种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性能。欧美猪品种的特点是瘦肉率高、生长快。这是因为当时的欧美人的食物结构中，肉食品的比例较高，而且有足够的优质饲料饲喂家畜，从而育成了适应优质饲料的品种；而中国本地品种特征是增长慢，但能够耐粗劣的饲料。由于中国普通民众的食物构成中，植物性食物占有主要成份，所提供给猪的饲料，只能是一些谷物加工的副产品和生活中的废弃食品，这样，经过长期的饲养，中国本土的猪具备了耐粗劣饲料的能力。两种产品类型是基于不同的饲养目标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在不同的生活水平下各自培育出来的产品。如果要让欧美的品种在中国完成本土化过程，需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改变传统的养猪目的。即将生长快、瘦肉率高、料肉比低作为养猪的主要目标，而不是养猪为了积肥、为了利用农副产品等，为了获得猪油，这样欧洲品种就会很容易成为中国农家接受的品种；显然这一项工作不是畜牧工作者所能够完成的，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项需要全社会成员共同完成的、极其困难的工作。第二，是降低欧美猪品种对饲料的要求，使它们能够适应中国农家的普通的饲料条件，显然畜牧工作者的主要工作目的集中于此，即是使欧美品种适应中国的环境。当然这一工作也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够完成的，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其三，技术方面的原因。近代新型的家畜育种技术产生于欧洲，一些早期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将这一新型技术带回国内，但是留学欧美的学生数量毕竟很少，他们从事育种工作也仅仅限于有限的科研机构中，所作的工作主要停留在理论阶段，或者说是从学术的角度进行一些理论方面研究。此外，没有利用当时的一些其它相关技术，如人工授精技术，以发挥引进猪种的遗传性能。在利用国外的猪品种与本土品种杂交过程中，由于引进品种数量毕竟较少，产生的影响相对来说有限，此时如果利用人工授精技术，就能够迅速地利用数量有限的外国猪种。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引进并从事家畜的人工授精技术，但是当时只在羊、牛和马的繁殖上应用，没有运用到猪的繁殖过程中，[21]从而也就没有有效地利用欧美猪品种的遗传性能，使得杂交育种工作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

近代的中国，少数的富人愿意吃瘦肉、喝牛奶，并且能够消费得起这些高档食品；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想吃肉、喝牛奶，但是喝不起牛奶，只有在过重要的节日时偶尔能够吃上肉，但更想吃的是肥肉。因此猪的饲养只能在这种需求背景下提供产品。欧美猪品种固然有一些明显的优势性能，但是多数的农家并不会迅速改变原有的饲养习惯，还是愿意饲养原有的农家品种。只有在经济条件改善后，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变得也愿意吃瘦肉时，欧美品种的优良产品性能才会完全被人们接受和利用。所以从欧美引进的畜禽品种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的长短，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程度。然而，由于战争和经济的关系，这一过程直到今天才完成。

中国近代的畜禽品种，从产品性能的角度，是不能与欧美的品种相提并论的。但是不能否认本地品种有许多独特的优良性能，如太湖猪具有繁殖力较强的特点，本地猪的肉质相对于西方猪品种来说，普遍具备肉质细嫩、可口的优势，本地猪对于劣质饲料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抗逆性比较好等等。如果无视本地猪的特点，将会导致错误的育种方向。而只有充分地利用中国本地猪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将双方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各自的缺点，才能育成符合社会经济环境的要求、并能够被人们接受的新品种。显然，对于中国本地猪的特点，畜牧工作者有了足够的认识，他们通过杂交的办法，使中国猪的优良性能融入到了新的杂交品种之中。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品种具备的优势将会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当人们消费瘦肉成为时尚的情况下，具备较强饲料转化能力，增重速度快的欧美品种就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家畜品种逐渐被欧美与本地品种的杂交种替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