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起源考古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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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的起源

1.农业起源理论

农业的起源是农业考古学的重点研究课题，西方的学术界对农业起源问题异常重视，早在18世纪就开始接触这个问题，19世纪就有一些学者从人类学史的角度进行探索。到了20世纪，由于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在近东发现了许多早期农耕遗址，从而使农业起源问题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纷纷提出各种假说，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农业起源问题上，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贡献很突出。他首先将农业的产生作为区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并将农业的诞生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认为其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近代的产业革命相比而毫不逊色。从而使考古界对农业起源问题更加重视，在考古发掘中更加主动自觉地搜集有关农业起源的信息，并对起源的原因进行各种探索。

西方有关农业起源问题主要有下列几种假说：

(1)绿洲说

柴尔德本人就以提出农业起源于绿洲的假说而闻名。柴尔德认为在冰河末期，湿润而寒冷的近东气候变得温暖而干燥，植物只在河边及绿洲生长，动物栖息在水源近处，人类也不得不居住在水源附近，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于是逐渐将植物进行栽培，将动物进行驯化。农业就这样产生了。

(2)原生地说

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则认为近东过去l2000年间气候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否定了以冰河后期气候变化为前提的绿洲说。布雷德伍德认为在冰河后期的近东，曾有野生谷物和野生动物共生的原生地带。洪积世末期，人类采集食物的能力已相当高，可供食用的动植物资源丰富，定居的时问逐渐变长，与周围动植物关系更加密切，认识也更为加深。人们反复试验谷物的收割和种植、动物的捕获与饲养，从而出现了农业的曙光。

(3)新气候变化说

后来出现了新资料，通过花粉分析的结果得知，洪积世末期的近东气候是由寒冷干燥转向温暖湿润，于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业发生说又从新的角度被重新提出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的洪积世末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野生谷物的生长地扩展，人们为了更方便采集食物，离开了原来居住的洞穴，逐渐在平原上生活下来。由于得到更多的日光照射，一些被人类无意中遗弃的种子容易在住处的周围发芽生长，使人们掌握了野生谷物的生长规律，开始种植谷物。居住地周围的空地又给狩猎者饲养动物提供了机会。农业便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

(4)人口压力说

另一派学说认为人口的压力是农业起源的主要动力。洪积世末期近东温暖的气候使植物繁盛，人口也随之增加。而人口增加又需要供应更多的食物，光靠采集野生植物已不能满足需要，人们就开始尝试种植野生的草本谷物。食物的增多促使人口增加，但人口增加到一定的限度时，又需要改进种植技术以提高产量。农业就是在这周期性的过程中产生的。

(5)周缘地带说

美国学者宾福德认为在一定环境区域内，由于人口的增加，原来的生活地区难以供给足够的食物，于是出现了两个集团，多出的人口成为移居集团，向适于生存的周围地区转移，而原有的集团留在原来的核心地带。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食物来源的是移居人口增加的周缘地带，而不是核心地带。弗朗内立进一步发展宾福德的假说，认为栽培作物开始并不是在野生植物生存地带，而是在其周围那些条件稍恶劣的地方发生的[1]

(6)宴享说

加拿大学者海登1992年提出了一种动植物驯化的竞争宴享理论。他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在驯化的动植物数量有限和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比重。而有的驯化植物与充饥完全无关。因此，一些动植物的驯化可能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例如谷物适于酿酒，有些植物纯粹是香料和调味品，一些葫芦科植物的驯化可能是用作宴饮的器皿，而狗除了狩猎外也是一种美食[2]。

应该说，各家的假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很全面，因而总是互相否定，难以取得共识。其实，农业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在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中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不能仅仅归结于一两个孤立的因素，也不能限于传统的概念仅在新石器早期阶段中去探讨农业的起源问题，而要将视野扩大到中石器时代。根据国内外考古资料及学者们新近的研究成

果，在许多距今15000年至l0000年之间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出现了农业萌芽，诸如块根作物的种植及谷物的采集和栽培。而这时正是地球处于冰期阶段，气候严寒，原有的许多大型动物转移了，许多丰富的采集对象灭绝了，人们的食物资源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人们不得不寻觅新的食物来源。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除了猎获一些中小动物外，过去不大吃的苦涩的坚果、野菜、地下块根和水中的螺蚌以及野生谷物通通都被用来果腹。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采集对象会日益减少，人们在熟悉了它们的生长规律之后，就会尝试去种植某些作物，先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谷类作物，作为采集经济的补充和后备。当冰期过去之后，气候转暖，那些种植过的作物生长得更加茂盛，产量增多，人们就扩大种植规模，逐渐将其驯化为栽培作物。农业就这样产生了。以中国为例，距今20000年至ll000年前，正当大理冰期的峰期，气候严寒，这时正是所谓“中石器时代”。在我国华南一带的许多洞穴中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址，并且在遗址中发现了农业遗存。如在湖南的玉蟾岩、江西的仙人洞和广东的牛栏洞都发现了水稻遗存或植硅石。当冰期结束之后，在距今八九千年之问，先民们开始大力种植水稻，并且使其在长江流域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观点，在1999年12月11日至l3日于广东省英德市召开的“中石器文化及相关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获得很多学者的认同[3]。

不过，与西方学者相比，中国的学者更关心本国农业的起源问题，并在下列几个问题上取得共识。

(1)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

在农业起源地方面，历来有多元论和一元论之争。多元论认为世界各地均有独立的农业起源地。如前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通过对大量栽培物种变异形成中心的研究，发现世界上有八个栽培作物起源中心地区。美国植物学家哈兰则将世界主要的农耕起源地划分为六个。两人都将中国划为一个独立起源中心。以美国地理学家索尔为代表的一元论者主张农业首先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发生，再向世界各地传播。索尔认为农业发源地在东南亚，然后传播到周围地区。有的学者则主张近东月芽形地带是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的学者大多主张多元论，特别拥护中国是独立的农业起源地的学说。其中尤以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最为突出。他在1969年出版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科学论据雄辩地论证了中国的农业起源于黄土高原，成为中国农业本土起源论的杰出代表[4]。

国内的学者对农业起源问题用力最勤、成绩突出的当数李根蟠、卢勋和黄崇岳诸位先生。他们在诸多论著中对农业起源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独立见解，引人瞩目。

(2)农业起源于采集、狩猎时代

关于农业起源问题，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畜牧业先于种植业，以后人们为了解决饲料的需要才产生种植业。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东半球(旧大陆)的农业，是游牧部落为了解决牲畜的饲料而产生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也引用同一观点：“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bJ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曾在中国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某些学者甚至将它与古代文献记载中的“伏羲氏”和“神农氏”传说结合起来，提出“伏羲氏”是代表畜牧业发生时期，“神农氏”则代表农业发生时期，由于《易经·系辞下》有：“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的记述，于是就认定中国也是先有畜牧业，然后因畜牧业发展引起的饲料需要才发明农业。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在《试论我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6J和《再论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7]等论文中首次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明确指出：原始农业(种植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阶段直接产生的，其间并没有经过一个畜牧经济阶段，不是畜牧业的发展引起了农业；畜牧业虽然也是萌芽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但它的真正发展，特别是游牧经济的形成，往往是以农业生产的一定发展为必要条件的。

李氏等人首先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考察，指出解放后所发掘和调查的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基本上都呈现了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综合经济面貌，至今未发现一处是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址。过去将“细石器文化”当做“游牧文化”是不正确的，它应该属于狩猎经济，而农业是直接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因此考古学并没有提供畜牧业引出农业的任何证据，能够提供的倒是否定的证据。其次指出，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中把“庖牺氏”解释为“养牺牲以供庖厨”是后儒望文生义的一种曲解，根据战国学者的记述，“庖牺氏”时代属于渔猎经济时代，因此不能作为畜牧业先于种植业的根据。再次，大量的民族学资料也表明南方少数民族的农业是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即使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形成游牧经济以前，也经历过原始农业阶段，并非种植业发生在畜牧经济阶段之后。在我国考古和民族学材料中，迄今没有看到人类在狩猎采集经济阶段就完成了构成人类食物重要来源的、具有相对独立经济意义的草食或杂食性动物——牛、羊、猪、马的驯化和繁殖的事实。虽然畜牧业与种植业一样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狩猎经济(前者直接渊源于狩猎，后者直接溯源于采集)，但它的真正发展，尤其是游牧部落的形成，则往往是在其内部或外部的种植业有了一定发展以后。这是既合乎历史事实又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现象。

(3)首先种植块根或块茎作物

农业起源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原始种植业究竟是从栽培什么作物开始的。李氏等人通过对我国南方若干少数民族资料的研究，发现人类最早栽培的作物可能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禾谷类作物，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如云南的怒族最早栽培的作物是芋，它是从野生芋中独立驯化的，而不是引进的。景颇族以及与景颇族关系密切的阿昌族也是首先种芋的。独龙族最早栽培的作物之一也是芋。拉祜族曾经“以叶为棚，无定居，略种杂粮，取山芋为食，性嗜猎”。古代海南岛黎族最早种植的作物是薯芋。都是块根作物。台湾高山族的山地土著居民中最为原始的“野番”以及处于原始农业早期阶段的“生番”，以种植芋薯为主。在国外，东南亚、大洋洲和非洲一些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原始农业民族也是首先种植芋或薯类等块根作物的。

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赞同这一观点，他指出：“就华南地区的农业发展而言，在栽培稻米之前，有一个栽培无性繁殖作物的时代，作为稻作农业兴起之前的一个准备阶段，这是十分可能的事。”[8]

块根块茎作物，特别是芋之所以在许多地方首先被原始农人所栽种，主要原因是：第一，在采集狩猎时代，块根块茎植物是人们最喜欢采集的野生植物之一。这类作物块大量多，含有丰富的淀粉和其他营养物质，吃了能耐饥。第二，块根块茎作物不像谷物那样要求砍烧比较大片的林地，可以利用林间隙地挖穴栽种。第三，芋薯类块根块茎作物产量高、质量好，而且炊食比较简便，只要沿用传统的烧烤兽肉的方法稍加变通即可，且能较长时间地保存。

(4)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

农业起源问题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最初的农业是在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中出现的?李氏等人认为是先在山地出现的，而后再向平地发展，先有旱地农业，后有水田农业。他们发现我国南方较多保存了原始农业成分的民族，其原始种植业毫无例外都是从山地开始的，如独龙族、怒族、傈僳族、佤族、布朗j族、基诺族、景颇族、纳西族、苦聪人，以及黎族、高山族、苗族、瑶族、珞巴族等等，其早期耕地一般都分布在山腰或山麓，名日火山地。黎族叫种山栏或砍山栏，纳西族叫开火山，仅从名字就可看出原始刀耕农业与山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次，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农业工具比较进步，都已脱离农业的最原始阶段，在这以前应该有更原始的农业遗址存在。北方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遗址，处于黄土高原与华北大平原交接地带，很可能是处于山地农业向低地农业过渡的中间环节(在河南嵩山地区发现的被裴李岗文化层所叠压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址，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早期山地农业的线索)。山东的北辛文化遗址也处于泰山山脉的边缘。在南方普遍发现的新时期时代洞穴遗址，一般已有陶器和石斧、石锛、蚌耜、骨铲一类农具，很可能已从原始的山地农业或渐从山地农业向低地农业过渡。还有一些洞穴遗址，旧石器时代文化层与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叠压在一起，更可以作为原始农业发源于山地的证据。再从古代神话传说看，据《左传》、《礼记》等文献记载，远古时，有一位“烈山氏”(有人说他就是炎帝神农氏)，他的儿子叫“柱”，又叫“农”，被人供奉为最早的农神——后稷。最早的农神与“烈山”联系起来，反映了最初的农业与山是密不可分的。又《国语》说：“稷勤于农业而山死。”这也应解释为农业起源于山地。正因为如此，最早的农神才会殉职在他的工作岗位——山上，而为后人所怀念。这与上述传说正好互相印证，都是我国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所遗留下来的历史影子。

农业起源于山地的原因是，原始农业是从原始采集狩猎经济中孕育出来的。开始人们只是沿用传统的石斧、木棒和火猎的经验，实行刀耕火种，而生产的关键在于林木。林木正是从事早期农业的人们生存所必须具备的自然条件。因此山地尤其是山腰和山麓就成为早期原始农业发展比较理想的地方。山腰地带不像高山那样寒冷多风，也不像沿江或河谷那样炎热潮湿，气候宜人。这里茂密的森林为刀耕农业提供了必要的良好条件。这里又是野生植物种类繁多和各种动物繁衍出没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植物的驯化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资源，又正好适应原始农业长期与采集狩猎并重的情况。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看，林木首先遭到砍伐和破坏得最厉害的是山腰或高地边缘，这正是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的有力证据。而早期农业要首先开发河流两岸低平地区是很困难的，一是这些地方不适宜林木生长，林木往往比较稀疏，缺乏刀耕农业最基本的条件。二是这里往往低洼积水，或者比较潮湿，从事刀耕农业的人们手中最有效的武器——火在这里显得没有用武之地，砍烧林木，去除草木宿根，驱逐虫蛇猛兽，都比山坡困难些。三是这些地方的开发，一般又必须解决排水与防洪问题，进一步还要解决灌溉问题，没有一定的经验积累，没有翻土工具的发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早期农业要首先开发河流两岸低平地区是很困难的，低地农业一般须在原始农业有了一定发展，具备了一些必要条件以后才可能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