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粮食亩产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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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是全国著名的稻作区之一，清代四川粮食平均亩产约为222．58千克／市亩，平均每个成年农业劳动力一年约可生产原粮140千克，可养活连其自身在内的4口人。18世纪中期，四川一个普通农民全年所得。大约表现为银13．04两，或钱10400余文。清代四川农民以“过密化”为代价，使粮食总产大幅度增长，而清末粮食亩产急剧下滑，折射出重大的社会危机。当时四川余粮、粮食消费、农村基本生活情况，与粮食亩产、劳动生产率紧密相关，并为后两者的合理估测提供佐证。

[关键词]粮食亩产；农业劳动生产率；水稻；余粮；粮食消费；基本生活

ResearchonPerMuGrainYieldandAgriculturalLabourProductivity

inSichuanDuringtheQingDynasty

Abstract:Sichuanisoneofthewell-knownricefarmingareaswherethereisrelativelymuchinformationofpermuriceyieldasafocusofresearch.ThesurveyshowsthatpermugrainyieldinSichuanduringtheQingdynastyistohavebeen222.58kg/shimu,andthatperadultfarmerperyearcanbetohaveproducedabout1423kgofrawricewhichissufficienttosupport4people(includingthefarmeroneself).Duringthemid-18thcentury,anordinarySichuanfarmercouldhaveearnedapproximately13.04liangofsilver,orover10400wenofcoppercoins(qian).DuringtheQingdynasty,Sichuanesefarmersgreatlyincreasedthetotaloutputofgrain.Andattheendofthedynasty,permugrainyielddeclinedsharply,whichwasrefractingasignificantsocialcri-sis.Then,Sichuanesesurplusgrain,grainconsumptionandtheruralsituationsofbasiclivingwerecloselylinkedtopermugrainyieldandlabourproductivity.Andtheformerthreegivesomeevidencetotheinferentialreasonabilityofthelattertwo.

Keywords:permugrainyield;agriculturallabourproductivity;rice;surplusgrain;graincomumption;basicliving

一、清代四川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之亩产

粮食亩产(土地生产率)是经济史上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对此，相当一部分学人(如宁可、吴慧、珀金斯、赵冈、江太新、苏金玉、史志宏、徐秀丽等)作过出色的研究。其中对清代四川粮食亩产考索较多、影响较大者，主要有(美国)珀金斯、王笛等。

据珀金斯估计，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粮食单产为59～75．5千克／市亩。[1](p20)王笛采纳了这里的两个端点值，分别作为清前期(康雍)、中期(乾嘉)四川的粮食亩产量；再依照宣统年间的统计资料，估算清后期(同光宣)产量为107．5千克／市亩。[2](p109)在学术史上，王笛第一次大体上接通了清代四川粮食亩产的线索，暂时满足了人们对清代四川粮食产量“不断增长”的心理期待。

四川是全国重要的稻作经济区之一。故欲了解粮食亩产情况，须先从水稻着手。赵冈等曾利用若干资料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

表1所用的水稻亩产例子亦嫌少，且皆不甚高，而得出的平均值仅2．21石，尚不到全国水稻平均亩产2．25石之数。[3](P15)鉴于四川(特别是盆地)较好的生产条件和清代移民的勤劳品格，一般不至于如此。

20世纪50年代，李文治曾收集到晚清全国主要省区的水稻亩产数据共12个。现从中选取若干例子，略作比较：

同治十三(1874)年六月下旬，吴焘路经德阳，得知当地稻谷亩产量，并将其与长江下游地区作过对比：是时苏州、松江、镇江，上等田亩产稻谷3～4石，不及德阳等地。德阳县的稻谷亩产高于李文治所收集到的四川省外任何地区之数。而一般来说，整个成都平原(和一些条件较好的丘陵区)的水稻亩产皆可能达到(或接近)德阳县的水平。

据光绪《彭县志》卷3，该县上田每亩产米1．2市石，中田1市石，下田0．8～0．9市石，按当地每市斗折官斗2斗计，就是1．6～2．4石。按官定“一米二谷”的比例折算成谷，以仓斗计，则上田可至4．8石，中田4石，下田可至3．2石。遇上丰年，亩产更高一些。上田收2．6～2．7石，下田2石左右；以官斗计，上田5．2～5．4石，下田3．2～3．6石。该县周姓老农，精于农事，每亩产米达1．5～1．6市石，乃至1．7～1．8市石，折合成稻谷并以仓斗计，是为6～7．2石。[4](p87)该亩产量，已达到并略微超过德阳县的数据。

再如道光年间，新都县有一份学田120亩，年租171．3石①，平均亩租1．429石，若以额租一倍计产，当为2．856石。新都与彭县同属成都平原，两县接壤，习俗相近，皆以市斗计量，故此数若以仓斗计，应为5．712石。且另有资料称，新都县引都江堰水以行灌溉的稻田，“其收皆二钟”②。有学者确认：2钟已达6石多[5]。这120亩学田，平均亩产5石多，是不难办到的。

早在康熙年间，四川盆地“小民之家，有种数斗而获数十石者，有种二三石而获数百石者”③。雍正十一年(1773)十月，粤督鄂必达在给皇帝的密折中说：“粤东民人人川成家甚众，”因为“川省膏腴，每田种一石，可收谷百余石”④。这两条材料所指的，很可能是成都平原的情况。收、种之比达100，则产量一定很高。但到底亩产多少，却是疑问，暂设为X。只要找到收、种比例与亩产之间相对应的数量关系，就能够算出X的值。

何炳棣曾经遗憾地写到：“四川和湖南、云南、贵州等省份一样，完全缺少折亩的参考资料，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开发相当晚，土地统计不是以亩为基点，而是以对播种或收获的面积作粗略的估计为基础。”[6](P136)这种现象往往构成学术界研究亩产量的障碍。即使略有蛛丝马迹，亦未可轻易放弃。在川西地区，万幸有一点零散的资料，朦胧着亩产与收种比例之间的关系。

关于清代川西高原的土地生产效率，只可参考民国年间的一些调查材料。虽然这些调查进行的时间稍晚，但该地区在清代的生产技术水平不会与民国时期发生大的变化。作物的收获量与种籽之比，在水桥子为3～4，长春坝平均为5，郭卞为6，大寨为10，暇拉沱为7～15，道孚平均为10，甘孜为10～15。⑤今取中间数9。而嘉庆前后，川西北羌、藏地区，青稞、小麦亩产一般为50千克左右。[7](P226)

这样，结合上面提出的条件，则有9：50=100：X。解之得：X≈556。清初四川田地失耕，草木腐朽，地力得到休养，提高了肥力；加上康雍之时，移民的开创精神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他们勤于耕作，善于种田，盆地内个别地方水稻亩产达到或超过500千克，未必完全是夸张其辞。但是，为了审慎起见，姑且将其折半计为278千克／市亩。

象上述德阳、彭县、新都等地这样比较清楚的记载，实为凤毛麟角。不过，差强人意的是，通过租谷与亩产的关系，亦可找到接近稻谷亩产的一条曲折线索。

①道光《新都县志》卷2。

②民国《新都县志》第2编。

③民国《遂宁县志》卷7。

④《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辑。

⑤郑象铣《西康高原区之农业与移殖》，见《边政公论》第2卷第11期。按，水桥子等7个地方，在今甘孜州境内。

以上12个亩产数据可分为两组：第1～6号为成都平原组，第7～12号为四川盆地一丘陵组。上述彭县、新都县的水稻计量。在成都平原是极有代表性的。换言之，该平原区稻谷应当皆以仓斗计，故第1～6号亩产数字加倍。在第二组数据中，第9号达6石多，计量应是仓斗①，第8、10、11号之计量亦极可能与之相同。第7、12号则全在两可之间，为保守起见，不作折算，权且认其为仓斗。

关于当时收租额与亩产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亦值得重新加以考虑。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学术界习惯于采用对半租来进行有关统计分析。的确，地租额有时达到甚至超过产量的50％，但在清代大部分阶段的正常情况下，对半租是偏高的估计。②

道光年问，忠州书院有9块田的稻谷总产与租谷额有明确记载。

以上12个亩产数据可分为两组：第1～6号为成都平原组，第7～12号为四川盆地一丘陵组。上述彭县、新都县的水稻计量。在成都平原是极有代表性的。换言之，该平原区稻谷应当皆以仓斗计，故第1～6号亩产数字加倍。在第二组数据中，第9号达6石多，计量应是仓斗①，第8、10、11号之计量亦极可能与之相同。第7、12号则全在两可之间，为保守起见，不作折算，权且认其为仓斗。

关于当时收租额与亩产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亦值得重新加以考虑。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学术界习惯于采用对半租来进行有关统计分析。的确，地租额有时达到甚至超过产量的50％，但在清代大部分阶段的正常情况下，对半租是偏高的估计。②

道光年问，忠州书院有9块田的稻谷总产与租谷额有明确记载。

上列30个数据出现的地点，明显集中在四川盆地的平原丘陵区。它们可按清前、中、后期，初步划分为三组。第1～5号为前期，第6～12号为中期，第13～30号为后期。后期资料较多，咸丰朝历时不长，数据暂缺，但对于粗略分析不会影响很大。前期没有明确属于顺治朝的数据，好在有第1号可勉强作为代表。最令人遗憾的是，乾隆时期长达60年，四川尚无水稻亩产资料出现也许因为当时四川农业兴盛，人们通常不容易想到粮食会成什么问题，也懒于去关心此事，更不用说调查产量了。乾隆紧随雍正之后，而步嘉庆之前。就粮食产量的一般情形来说，雍正时期与乾隆前期、乾隆后期与嘉庆前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又，第1号数据也可能携带着乾隆时期的信息。且嘉、道两朝在表内未完全分开。出于这些考虑，故略微注意三个时期前后勾连，不作截然的、绝对的划分。具体而言，前期(顺康雍三朝92年)仍为第1～5号，后期(道咸同光宣90年)仍为第1330号。但中期(乾嘉两朝85年)的前后两段稍作延伸，即为第5～13号，再加上第1号。各期数据加权平均，得到清代四川盆地平原丘陵区水稻亩产为：前期4．382石，中期4．656石，后期4．351石。上表30个数据加权平均，得到整个清代四川盆地平原一丘陵区水稻亩产的平均值为4．379石。

至于双季稻，只在川南少数地方出产，对全省影响甚微，故略而不计。

(三)粮食亩产

在基本解决水稻亩产问题之后，就应当转入旱地粮食作物的产量方面，以求得粮食亩产。

四川普通早粮的亩产记载寥寥无几，万难据以直接着手考察全省情况，只好退而求其次，采用间接的测算方法。江南地区春花亩产量折合成稻谷，通常为秋季亩产的一半左右[8]。从民国初年全国各省小麦产量来看，四川与苏、鄂、徽俱名列产量最高的省份之中[9]，相互差别不大；且四川盆地平原与大多数丘陵区的复种程度并不逊于江南，故一般小春作物亩产量折合成稻谷时，基本上可以按照江南的标准。但清代四川盆地的冬水田面积较大，粗略估计为稻田的50％，水旱两季田亦为50％。故小春粮食平均可折合稻谷1．095石。宁可等认为，可以将全国水田旱作亩产从低估计为1．1石左右[10]。因此，这里的1．095石，诚不为高。

设水稻亩产为a，四川盆地之平原一丘陵区粮食亩产为b，则有公式b=a×25％+(a+a×25％)×25％+a×50％×50％=0．8125a。

结合前面的数据，四川盆地之平原丘陵区粮食平均亩产为b=0．8125×4．379≈3．558石／清亩，约合270．03千克／市亩；前期为b1=0．8125×4．382≈3．560石／清亩，约合270．21千克／市亩；中期为b2=0．8125×4．656≈3．783石／清亩，约合287．10千克／市亩；后期为b3=0．8125×4．351≈3．535石／清亩，约合268．29千克／市亩。

盆地周围山区的水稻亩产，记载极为罕见。民国时期的广元县，“大抵类占谷每亩可刈净谷一石三四斗，白谷止一石二斗许”①。参考这一条资料，将清代盆周山区水稻亩产估算为1．3石。至于小春作物亩产折合成稻谷，以秋季产量的50％计；估计该区水田占耕地的30％，其中50％为冬水田，则该区粮食亩产为1．3×30％×50％+(1．3+1．3×30％×50％)×30％×50％+1．3×50％×70％≈0．87石／清亩，约合66．03千克／市亩。

川西高原多处高寒地带，农耕区一年多种一季旱作物(青稞、小麦等)。仅据前文所述，以亩产50千克肺亩，作为清代该区粮食亩产的参考数字。

四川耕地面积的分布情况大致是：盆地之平原一丘陵区约占75％，盆地周围山区约占17％，川西高原约占8％。[11](P16)盆周山区与川西高原的有关资料太少，故而权且认为这些地方在清代的粮食亩产变化不大。

至此，将以上三个地区合计，初步得到清代四川粮食平均亩产为270．03×75％+66．03×17％+50×8％≈217．75千克／市亩。同样可以算出，清前、中、后期的粮食亩产大致分别为217．88、220．55、216．44千克／市亩。

这里还要考虑玉米、番薯这两种高产作物对粮食亩产的影响，对上面的数据略加修正。清前期，玉米、番薯在四川种植稀少，故可忽略不计。清中、后期(特别是乾嘉拓殖期间)，人们进一步开发高丘陵和山地，推广玉米、番薯。赵冈等认为，玉米、番薯占粮地比例与其对粮食亩产的贡献有正相关关系。清代全国种植玉米、番薯，约占粮食用地的4．72％，使粮食亩产增加18．76市斤／市亩，[3](p64)合9．38千克／市亩。四川农民对玉米、番薯的栽培范围，从而对粮食亩产的推进力度，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一些。如宣统二年(1910)，全川共种番薯605万清亩、玉米687万清亩，共计1292万清亩，占粮食用地9545万清亩的13．54％[12](第16～18表)。清末以前当不至有如此比例，姑且减半，以6．77％计之，则玉米、番薯使四川粮食亩产增加9．38×6．77％÷4．72％≈13．45千克／市亩。现在对

①民国《广元县志稿》卷11。

半计之(6．73千克／市亩)，分添到清代四川中、后期；①并以其1／3(即4．48千克／市亩)加到清代四川粮食平均亩产之上。

经修正，清代四川粮食平均亩产约为222．23千克肺亩，而前、中、后期的粮食平均亩产分别约为217．88、227．23、223．17千克／市亩。②

①清后期，四川玉米、番薯的种植面积应大于中期，但中期新开发的边际土地，其自然肥力较高。故此处将两者拉平，对半分添。

②按，若将这三个数据加权平均，得222．77千克／市亩，与222．23千克／市亩误差不大，可以忽略。

二、清代四川农业劳动生产率

(一)以粮食产量为表征的劳动生产率

在得知亩产量的基础上，算得粮食总产，再除以农业劳动力的总数，即得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严格地说，这只是以粮食产量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但在传统农业时代，这是最重要的生产率指标，并且基本上就是小农的农业劳动生产率。[12](P132)

嘉庆十七年(1812)，四川粮食用地6674．2万市亩，[2](P109)共产原粮可达14855434360千克。当年，四川人口约2070．9万[13](《附录》)；而民国五年(1916)，四川16～60岁的成年人约占总人口的63％③，估计农民占总人口的80％，则嘉庆十七年四川的成年农业劳动力④约为1044万个。清代，全川每个成年农业劳动力可生产原粮1423千克；若以每人每年消费原粮351千克计(据包世臣说，参后文)，则一个成年农业劳动力大约可养活连其自身在内的4口人。如法炮制，则可以算出清代不同时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详见表6)。

③据施居父《四川人口数字研究之新资料》第3536页有关数据算出，成都民间意识社，1936年。

④本文不拟采用“完全从事粮食生产的农业劳动力”这一概念，因为此种理想化的劳动力事实上绝难存在，仅仅具有算术上的意义。

清前期，由于土壤的自然肥力较高，耕作即使不怎么精细，粮食亩产亦能达到相当水平；加之人口很少，劳动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的土地空间，故劳动者的生产率很高。在中期，四川农民通过辛勤劳动，使粮食单产量有所提高，但人口增长速度(约253％)远远大于粮食用地和粮食亩产的增长速度(分别约为125％、4．31％)，因而生产率出现下降的趋势。清后期，粮食单产较中期略有降低，粮食用地进一步扩展，使原粮总数达到中期的2倍多，但人口接近中期的4倍，故劳动生产率不可避免地继续走着下坡路。是为“过密化(involution)”①现象之一。

“过密化”是农民为争取生存而作出的牺牲。照乡土观念，人们将总的收获量看得比短期的生产效率更重要。农民把生命消磨在土地里，只要力气不白费，他们都愿意投入劳动。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劳动力闲着也是闲着，只要用起来，多少会有所得。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家人的长远生计，不会那么斤斤计较短期内的效益；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是从单一的经济学科立场出发的。这就和后来的人们非常强调效益有很大的不同。

上文主要着眼于全省性的宏观考察，下面根据资料情况，作一些微观分析。

嘉道之际，江南有一位注重实政、关心民生的大学者包世臣。他非常熟悉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也曾经到过川东地区。对于口粮，他的说法是：将男女老幼合并“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②。稻米3石可折稻谷6石，合351千克。笔者认为，包世臣的观察、计算，比珀金斯的估计更切近实际。川中乡土谚语云：每人每年“不饱不饥三石谷，”约合仓斗6石，与包氏所言正相吻合。王笛称，乾隆中期，川省生产粮食约30亿千克，按人均消费400千克算，全川每年消耗约28．529亿千克，则每年约可剩余1～1．5亿千克，合200多万石。[2](P207)王笛对人均粮食年消耗量的把握，比珀金斯要准确些．同包世臣和川中民谚的说法差别不很大。道光时期，蓬溪县令奚大壮说，“蜀中为产稻之区，一岁所出之谷，足备数岁之用”③。温江县“岁产米，可食三年”④。此三条记载平均，1年所收稻谷可供16／3年食用，1个全劳力1年至少可产稻谷1872千克，生产率高于前面匡算所得的清代平均水平。

在清代夔州府云阳县，“大抵良农一人，足耕出谷二十石之田”⑤。不知云阳县的计量单位是仓石还是市石。四川“斗斛之大，倍于他省，”而“市斗比仓斗大，有加倍者，有倍半者，有两倍者，各处不同”⑥。一般来说，1市石≈2仓石。云阳县这一条资料先假设为仓石，20仓石约合1117千克，尚未达到清代四川农民的平均劳动生产率1423千克之数，绝不能构成一个良农的基本标准。因此，清代云阳县计量单位“石”应指市石。一个优秀的农民，一年生产2234千克粮食，超过清代四川平均劳动生产率，接近清前期的平均值2630千克是比较合乎情理。

成都平原附近的安县，“同治光绪间，农业最发达。虽佃耕之家，种田二三十亩，或十余亩，皆足以赡家口，而自耕自业者可知”⑦，清代云阳县佃农多“输租自百石以下，少亦五十石，”即使按地租率“获十输五”⑧，估计每个农户耕田大概为20～50亩。方行认为，清代四川中等农户的耕地规模，一般可以20亩计[11]。如以平均亩产222．23千克／市亩⑨计算，则一个中等农户可收获原粮4098千克。设若1家5人，劳动力为2．52人，则其劳动生产率为1626千克。有的家庭更大一些，种田更多，可以较为充分地利用那些“边际成本”甚低的劳动力进行生产⑩，则生产率可能会更高。

如此看来，关于清代四川粮食亩产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本文的推算结果不算过头。

①按，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等人的“过密化”理论，强调的是单位工作日的劳动报酬递减趋势。本文借用这一概念，具体指的是以粮食为表征的农业年劳动生产率降低现象。

②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

③光绪《应城县志》卷2。

④民国《温江县志》卷3。

⑤民国《云阳县志》卷13。

⑥民国《南溪县志》卷2。

⑦民国《安县志》卷56。

⑧民国《云阳县志》卷13。

⑨204．90千克／清亩。

⑩特别县在涪前期。

(二)货币形态的劳动生产率

以上是以粮食为表征的劳动生产率。那么，以货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清代四川农民劳动生产率又如何呢?全省范围的系统资料是否存在，恐怕有疑问，不过，小范围内的零星记载倒是有的。

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云贵总督张允随奏称：“天下沃野，首称巴蜀。在昔田多人少，米价极贱。雍正八九年间，每石尚止四五钱。今则动至一两外，最贱亦八九钱”①。此应为当时成都市区的市场销售价，农村市场价应低于这个水平。乾隆十二年(1747)四月，“新繁等五县谷价，较省城每石贱二三分，加以运费，每仓斗谷一石，总共不过三钱七八分。以二谷一米计算，每米一石，亦不过七钱五六分”②。此五县当为成都府属县。县级物价贴近普通农民经济生活，参考价值较大。每石稻谷如按三钱六分计，农户年产谷一百石，约值银36两。四川“历来银价，乾隆以上，每两合制钱八百文”③；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是时银一两，值钱八百枚”④。则农户稻谷年产值折成钱，约为28800文。稻麦(或豆、油菜、杂粮)两熟的普及，主要实现于清代。小春一项，为农户增加收入5760文，即年产值增加1／4[8]。

若按18世纪中期每石稻谷(60．5千克)0．36两银折算，四川农民每年平均粮食生产率1423千克稻谷，可换银0．36×1423÷60．5≈8．47两。不过，粮食生产只是农业生产的一部分，一般农民还有其它方面的收入。民国年间，布朗对峨眉山25个田区农户各种收入及其所占比例作过比较细致的调查统计。平均言之，粮食收入占总收入的64．97％。[14](P416)以此为参考，将清代四川粮食生产占总收入的比例估计为65％。则18世纪中期，四川一个普通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大约表现为银13．04两，或钱10400余文。

清末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可以绵竹县为例。该县人口218581，耕地573186亩，人均耕地2．6亩。上田1亩年产粮食约值钱10千文，中下田年产粮食值钱6千文，全县合计4105500千文。“除支用解款、衙门公费、吸烟消耗”外，余3852500千文。以全县人口平均，“一人一岁得钱17千文零，仅给衣食。若遇冠婚丧祭、水旱偏灾，则负债失业，流离转徙。此民之所以日即于贫，而人口之消耗于此可见矣”⑤。王朝末世，乱象纷呈，粮食生产亦会受到严重影响。五花八门的苛派勒索，使这种生产不能正常运转。

①《乾隆实录》卷311。

②《乾隆实录》卷289。

③民国《乐至县志·食货》。

④民国《荣县志·食货志》。

⑤光绪《绵竹县乡士志·户口》。

三、清代四川余粮、粮食消费与农村基本生活情况

与粮食亩产、农业劳动生产率紧密联系的是余粮、粮食消费、农村基本生活情况。考察这三个方面，可为前者的合理性推测提供佐证。

(一)余粮

清代四川有多少余粮?对于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难给出基本的参考数据：

总的看来，清代四川一般会有余粮：每年所获，可供1．20～3．31年之食。

上文提到王笛的估计：乾隆中期，四川每年剩余粮食11．5亿千克，取中间数1．25亿千克，合125000吨。若以700万人口①计，每人每年剩余粮食不足18千克，稍微大方一点就报销了。这就很难与彼时的盛世局面相吻合。

本文所测算的粮食余额(从而粮食亩产与劳动生产率)较为持中。可以说，只要是正常年景，清代四川就会有大批余粮(约260500万吨)。其中有大部分贮于各种仓廪。官方的常平仓、监仓、社仓储谷总数，雍正十一年(1733)约60243吨，嘉庆十七年(1812)为262582吨，咸丰七年(1857)为75913吨[15]。地方上还设有大量的义仓、积谷仓等，民间尚有无数私仓，但积谷缺乏统计资料。另有一小部分粮食运出省外。

(二)粮食消费与农村基本生活

前文提到，包世臣所说的只是基本的正常粮食消费。民间在粮食消费方面，绝不会按照包世臣的低调估计进行操作。实际上，食用之外的消耗渠道和数量更为多样化。如道光二年(1822)，平武县唐开兰称：“川省地方，西及平阳，民间种荞麦为小春，谷子名为大春。向种小春，收后始种大春。合计小春足补两月之粮，米价甚贱。至今人好吃烟，凡平阳膏腴之田，尽行栽烟，不种小春，专靠大春，一年已少两月之粮，米价甚贵。每逢新粮上市，又遭京果铺、糖房、染房、烧房争囤，致穷民不少。川省每州县城内京果铺、糖房多二十家，乡场市镇亦十余家。每铺约费钱三四百钏，通省约费钱千万余钏，则妄费米面不止两月之粮。川省各州县场镇染房染布，刷糨糊米，每家数十余担，徒饰一时之伪；百姓穿衣，一水洗去，有损无益。通省妄费之米，亦不止两月之粮。更有烧房一条，除绵竹县大曲烧房、中江小曲烧房耗费粮食极甚外，每州县有名场镇数十余处，通省约万余处。每处烧房十余家不等，每家每日烤一桶，约费粮食市斗一石余、仓斗二石余。每日一桶谓之单烤单煮，每日两桶谓之双烤双煮。每日合省共计，约耗粮食数百万石，每年约耗粮食数亿石，又不止两月之粮。”C16)物以多为贱。如果没有较高的粮食亩产及其所带来的大批粮食剩余，民间亦不会这般大手大脚，乃至于有意减少粮食生产。至于道光以前的消耗，可能更为惊人。既然如此，则四川在实际上的剩余粮食，有时可能要比表7中的数字少一大截。

清代四川农村基本生活，每每得到民国时人的叹羡。如渠县志书作者云：“回想满清盛世，钱银两货皆极充盈，百物低廉，生计饶足，实有豫大丰亨之象”②。清代出现这样的盛世，首先必须有大量的粮食盈余作为基础。渠县不过是川东平平常常的地方，尚有此等局面；而四川盆地象这样的地方，或农业条件更好的地方，则比比皆是。

①据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第72表28修正数估测。

②民国《渠县志·钱币》。

清末，四川粮食问题比较突出，因而导致农村基本生活紧张。如宣统元年(1909)，四川粮食亩产为107．5千克／市亩，总产量合9445321吨①；当年人口约4563．3万，[17](P704)原粮基本消费量需16017183吨，缺口高达6571852吨。如果此前几乎没有粮食贮备，又要维持“不饱不饥三石谷”的基本生活水平，该年度全省就会有40％以上的人口(即1872万多人，相当于19世纪初全川人口、或20世纪末整个澳洲人口)处于完全断粮的危险境地。王笛等人受珀金斯的局限，以该年度(应为灾歉年)的亩产作为整个清代的最高值，去迎合珀金斯的推断，勉强建立起清代四川粮食亩产的变动序列，过低地估计了农民的生产水平。换一个角度看，清末四川粮食生产急剧下降，正是乡土社会危机的重大物质根源。清王朝“日之将夕”，亦从四川粮食产量这个侧面透露出来。

综上所述，本文对清代四川粮食亩产与劳动生产率的探讨，主要是基于原始资料基础之上的匡算与佐证。由于资料本身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具体的数据不可能达到板上钉钉的效果。但是，上述研究，相对于前人已有的成果而言，应是进一步缩短了与彼时历史实际的距离。此等研究课题欲继续向前推进，尚须发掘更多的资料，做出更大的努力。切望有心、有力者帮助与指教。

①据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第109页有关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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