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集体化运动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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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大二公”为核心的农业集体化运动1，在中国农村开始不久，便顺利推进，呈现一哄而起、高潮迭起的局面。广大农民成千成万地加入合作社，成千成万地涌入，五六年之内，就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事情发展之快，不仅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也出乎主要领导者本人的预料。到底是什么力量在这里面起作用?有人认为，深层的原因是运动的领导者迎合了农民的要求;有人则认定，这是农民的自觉行动。但是，如果我们把视线移向当年的阶级斗争环境，进而分析这种环境下广大农村干部、农民群众乃至整个社会的心理，那么，农业集体化运动一哄而起原因的解释就会另有新的答案。

所谓当年的阶级斗争环境，其一是农村集体运动开始之前，中国农村刚刚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这场运动是在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中完成的;集体化运动展开之时，中国农村还弥漫着浓重的阶级斗争火药味。这一点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有很大不同，主张“趁热打铁”的敏锐地抓住，他说:“猛烈的……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2其二，这场称之为集体化的运动，实际本应是一场对小农的经济改革运动。通过“经济的道路”3，即以以市场为纽带，以等价交换为准绳，用经济联合、经济协作的形式变革、改革小农经济，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把改造的目标定位于“集体化”，从“一大二公”的空想模式出发，要农民彻底脱离自己千百年来习惯的“小私有”和“熟悉”的商品市场;在方法上又根据领导的经验，把这场经济变革过分地阶级斗争化。这就使这场变革脱离了“经济的道路”，演化成一场人为使“小生产绝种’，4的政治运动。由于一开始就把这场经济变革作为一场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也由于中国农村前一场阶级搏斗还未刹车就“趁热打铁”，展开新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因此，这场集体化运动自始至终都未脱离农村那场阶级斗争的轨迹，也自始至终影响并左右着集体化运动中广大农民和干部的心理，以至还影响到整个的社会心理。

第一，片面强调依靠贫农积极分子的政策和策略，强化了农村中的贫农优势和贫农意识，

导致了贫苦积极分子主宰农村社会的心理。在战争年代，共产党全力依靠贫苦农民，一是那时贫苦农民群众多，二是那时革命战争任务突出，依靠贫雇农，首先是靠他们冲锋陷阵，斗地主、上前线，而生产任务则不是最突出的问题。无疑这是十分可行的策略。现在的情况，一是发展生产成为社会的中心任务，二是农村社会的中农化，中农户在农村总农户的比重已占到62．2％，有的地方达到80%"5。这就需要全体农民尤其是最广大的中农群众积极参加生产，并带动贫苦农民摆脱贫穷。因此，中农的意愿，应是政府政策的中心和重点依据。但是，因为当时把“一大二公”作为集体化的追求模式，并仍然把阶级斗争作为中心任务，所以，富裕中农属于“资产阶级”⑥，中农则有自发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只有下层贫苦农民“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⑦，仍是农村最革命的阶级，有走“一大二公”集体化的积极性。因此，“必须树立贫农的优势，使他们中积极支持和鑫加集体化的人成为领导者.使富裕中农“服从贫农领导”⑧。应该说，如果仅仅从达到集体化的目标来看，农业集体化运动依靠的对象和运作方法都是可行的，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但是，从农民与集体化的关系来说，依靠贫农和以贫农积极分子为领导，实际就往往成了以贫农意志为转移，使中就存在的“抓两头，带中间”的局面重现于农村⑨，导致了贫农积极分子说了算和向贫农看齐的社会心理，造成了由贫苦农民积极分子代表广大农民决定接受集体化运动的局面。有人说，相信并推崇农民。其实，以贫富而论，农民可分为上、中、下三等，而一般都是中间大，二头小。相信与推崇的是农村下层贫苦农民。正是这种仅相信依靠下层贫农及其造成的农村贫农压倒性“优势”，成了集体化一哄而起和“左”倾思潮无法刹车的阶级基础。

第二，批判自发倾向的阶级斗争，造成了农村社会的“恐资”、“怕私”、“怕富”心理。集体化的目标，既要消灭“资产阶级富农”，又要叫“小生产绝种”。因此，批判农民的自发倾向，斗争地主、富农，.就成了推进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基本方法一般来说，推进集体化运动，方法类似，即首先乎沸串连、组织骨干;其次是开会宣传动员;然后布置任务，付之行动。其中开会宜传，实际是一种批斗大会:批，是批判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指责他们将导致贫富分化，使广大农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斗，是斗争地主、富农，由于当时实际已没有了地主、富农，只好找儿个中已革了命的地、富作活靶子，进行批斗示威。有的地方办社更干脆，批斗会上当场“显灵”，宜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跟他们(指地主、富农)一样。”⑩至于报纸、广播以及其他形式的批判与宣传，更是一边倒，可以说天天可闻.，处处可见。当时，有的农民怕“共产”、“均产”，卖掉生产资料，转移资金，或自己组织互助组、合作社，甚至有的离乡背井，到他村谋生，但这都被判为破坏集体化运动，组织的互助组、合作社也是“假组”、“假社”11;有的地方还直接给单干农民苦头吃，多摊公、购粮12。这样，一批二斗三联系，“农民与农民打架13”，农民不仅在经济发展上根本不可能再有自己的选择，而且还加剧了阶级斗争下“恐资”、“恐私”、“怕富”的心理压力。于是，“社会主义大为上升”，且“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农民便“一批一批站到合作社这边来”;“最顽固”的富裕中农也改变态度，“有的要求入社，有的准备入社”;地主富农则“一点神气也没有了14”。这样，集体化怎能不一哄而起第三，以政治划线，造成了农民政治上的自保与竞赛心理。认为:集体化是社会主义，单干就是资本主义;合作社先进，单千落后(自办合作社则是“假社”);互助组比单干先进，初级社比互助组先进，高级社比初级社先进，比高级社先进，等等。这本是一种以政治划线，脱离生产力发展判断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当时成为无可非议的定论。于是，“公有制”、“大公”，无条件作为先进与革命加以表彰，而单干、小公、私有，则无疑义地作为落后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受到批判或批评，这导致了具有被动传统的农民政治上的自保心理。为了使自己不在严厉的阶级斗争中落入“落后”与“不革命”的队伍，农民们扭曲自己的心灵，你迫我赶，加入高潮中的竞赛。可以说，以政治划线，是集体化一哄而起的政治原因。

第四，合作社采取的由贫到富的发展顺序，导致了农民入社中的“赶车心理”。为了保证合作化运动中贫农优势与贫农领导权，促进合作化的发展，组织合作社一般根据各自的经济状况，采取由贫到富的发展顺序。分批发展，首先是保证以贫农为骨干，吸收部分下中农参加，上中农和富裕中农暂时不参加，地主、富农则以后再说。对已建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要进行整顿，重新建立贫农优势，那些中农社、富农社必须改组或解FA。这样，先或后加入合作社或能否加入合作社本身已成为一种政治和身份的评价，是先进与落后的标志、在阶级斗争气氛浓郁和“怕富”、“恐资”的社会环境中，必然导致农民入社中的“赶趟”、“赶车心理”。所以，当时还有人“痛哭流涕哀求入社”，他们怕如果“不入社与地主、富农一起，不好过日子15”。

第五，个人专断和党内接连不断的批右斗争，导致了党内干部的心理不正常，堵塞了集体化进程中纠正错误的可能性。当时受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中共党内在集体化的总体目标上并不存在根本分歧，但在具体的运作上则始终存在分歧。从中央农村工作部到地方农村工作部的干部们中，对集体化中的一哄而起，高潮不断，都累累提出过批评和不同意见，但是这些正常的分歧与意见，大部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作为是社会上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和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给他们扣上一顶顶帽子:先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保守”、“小脚女人”、“泼冷水”，“挫伤”农民积极性等;后来就升级加码，扣以“算账派”、“观潮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等;最后干脆指为“反社会主义”、“反革命阴谋集团”、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16”。个人宣布“夺”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权17，亲自主持一线工作，并宣布不准再提“反冒进”，展开对不同意见的批判斗争，从中央的、邓子恢，省级的张恺帆到各地基层中，有一大批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和残酷打击。

由于不正常的党内生活和党内的反右斗争，全党的思想受到严重的禁锢，一般党员“不敢越雷池一步”18，下级揣摩上级心理，全党揣摩领袖心理，甚至形成吹牛浮夸的攀比之风。于是，一些干部对于农民群众和农村工作，开口是阶级斗争，闭口是政治间题，行动是命令主义，为了完成任务或指标，甚至有的对农民施以捆绑、吊打、关押19。对于上述情况也多有发现并有过严厉的批评，他批评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害死人”，要求党员干部说真话、实话，要坚持真理;要人们不要怕开除党籍，不要怕撤职、降职，不要怕妻离子散，甚至还不要怕坐牢与杀头。但是，这些“不要怕”的东西，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都是些性命枚关的间题。结果是命令主义、主观主义愈演愈烈，“五风”常刮不止。由于不正常的党内生活，在一个时期内，一部分领导人曾养成了一种只重视的灵感，而不重经济规律和社会实际的习性，这大大降低了纠正工作中失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