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考古家畜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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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先民将一些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大体要经过拘禁、野外放养、定居放牧(放牧与舍饲相结合)几个阶段。50年代以来的一些考古发现，也大体反映了这一过程。如从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的一些“野牧图”画面，可以看到野外放养的情形，河姆渡遗址曾发现直径l米左右的畜圈，可能是拘禁动物用的，其干栏或房屋底层，据民族学资料推测，可能是豢养家畜的地方。在半坡遗址发现两座长方形畜圈，长6～10米，宽1．8～2．6米，周围有密集的柱洞，说明围有木栅以圈牲畜。在姜寨遗址也发现两座略呈圆形、直径约4米的栏圈，栏中有20～30厘米厚的畜粪堆积，足证是畜圈无疑[109]。圈养对牲畜的肥育、配种、繁殖都有重大作用，是原始畜牧业有很大进步的重要标志。

根据考古资料，我国原始畜牧业主要驯养的家畜有猪、牛、马、羊、狗等，家禽有鸡、鸭、鹅等。

1．家畜

猪

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数量最多，约占1／3左右。一些晚期遗址中出土的猪骨数量更大，如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43座墓中出土猪骨96块，甘肃省永靖县秦魏家遗址46座墓中出土猪骨430块，可见猪已成为财富的象征，也说明猪在我国原始畜牧业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真正的六畜之首。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材料是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出土的距今9000年左右的猪牙和猪颌骨，个体数为67个，其中65％为2岁以下，说明“是人类有意识饲养和宰杀的自然结果”。猪牙中“犬齿数量不多，较为长大粗壮的犬齿更少见，犬齿槽外突的程度很差，而门齿一般都较细弱。这些情况，可能显示在人类驯养条件下，猪的体质形态的变化”[110]。其次是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和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等遗址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猪骨或陶猪，其形态处于亚洲野猪与现代家猪之间，应属于原始家猪阶段(图一○)。至目前为止，发现有猪骨或陶猪模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120多处，地点遍布各地[111]，表明我国家猪的历史非常久远，也证明以养猪为代表的中国原始畜牧业是和原始农业同时起步的。

到了商周时期，养猪业有较大的发展，甲骨文有许多“豕”字，还有一字是在“豕”字外面围以方框，表示养猪的圈栏，《诗经·大雅·公刘》也有“执豕于牢”的诗句，说明猪已实行圈养。各地的商周遗址和墓葬中也常有猪骨骼出土。当时猪除用于肉食外，还用来祭祀，卜辞中有很多记载。亦有用铜铸造雄性猪尊作为祭祀的代用品，如湖南省湘潭县九华乡出土的一件铜豕尊，器形硕大，造型生动，前后肘部横穿一对直径1．4厘米的圆管，可贯绳索，便于抬动进行祭祀。春秋战国时期，养猪业受到进一步重视，“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到了汉代，养猪业更加发达，地方官吏都提倡百姓家庭养猪以增加收人，各地汉墓中经常用陶猪或石猪随葬，出土的数量相当多，造型也很生动逼真，因而可以据之了解汉代家猪的品种类型。如小耳竖立、头短体圆的华南小耳猪，耳大下垂、头长体大的华北大耳猪，耳短小下垂、体躯短宽、四肢坚实的四川本地猪，嘴短耳小、体躯丰圆的四川小型黑猪等等，这对研究我国古代猪种形成的历史，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

牛

牛是指两种不同属的黄牛和水牛。黄牛既可用于肉食又可用于耕田，水牛主要用于南方水田耕作。它们是分别从其不同的野生祖先驯化而来的。在黄河流域和长城内外的上新世到更新世地层里，都发现有现今黄牛和水牛祖先的化石，为原牛或原始牛，所以，中国黄牛和水牛是独立起源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和巩义县瓦窑嘴遗址及舞阳县贾湖遗址、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遗址等，都出土过牛骨，虽不能肯定都是家养的牛，但也不能否定当时已有驯养野牛的尝试。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曾出土16个水牛头骨(图一一)，江苏省吴县梅堰遗址也出土过七个水牛头骨，特别是湖北省宜都市城背溪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水牛头骨，说明南方驯养水牛的历史有可能早到六七千年以前。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大为增加，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牛已在原始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112]。

商周时期养牛业有很大发展。除了肉食、交通外，牛还被大量用于祭祀，动辄数十数百，甚至上千，这在卜辞中都有记载，可见牛在商代已大量饲养，各地商代墓葬中经常用牛殉葬，或随葬玉牛、石牛等，也可作为例证。《周礼·地官》设有“牛人”一职，负责掌管供应各种肉牛和军需所用之役牛，分为宾客之牛、积膳之牛、膳羞之牛、军事用的犒牛、丧事用的奠牛及军旅行役的兵车之牛。《诗经·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牛，九十其椁……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亦可想见西周养牛业已具相当规模。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已经推广，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养牛业得到迅速发展。秦国政府还专门颁布《厩苑律》，对牛的饲养管理和繁殖都有严格的规定，反映当时对养牛业的高度重视。春秋时期已创造了穿牛鼻子技术，《吕氏春秋·本生》：“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以所之，顺也。”《庄子·秋水》：“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这是驾驭耕牛技术的一大进步。有趣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春秋铜牛尊，其牛鼻上正穿有一环，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图一二)。

秦汉时期，牛耕得到普及，养牛业倍受重视。“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为之强弱也。”(《风俗通义》)各地的汉墓中也经常随葬陶牛、石牛和木牛等。《史记·货殖列传》：“牛蹄角千(即养100多头牛)……此其人与千户侯等。”说明已有人专门养牛致富。为了改变公牛的暴烈性情，以便于役使，同时也是为了改进畜肉的质量，汉代已经推广阉牛技术，河南省方城县出土的一块阉牛画像石，就是目前出土的惟一有关汉代阉割技术的实物例证。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畜牧业的发达，已经总结出一套役使饲养牛马的基本原则：“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齐民要术》)甘肃省嘉峪关市魏晋墓出土壁画中的畜牧图反映了牧牛、饲牛的生动情景，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养牛业的生动情景[113]。

马

马在古代曾号称“六畜之首”，是军事、交通的主要动力，

有的地方也用于农耕。中国家马的祖先是蒙古野马，因此中国最早驯养马的地方应该是蒙古野马生活的华北和内蒙古草原地区。在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山曾发现距今近1万年的普氏野马头骨[114]。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也发现了距今10500年至9700年的马骨[115]。稍晚些有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但有人认为其不是家马。不过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马已被驯养，当不成问题，因为东西南北各地都有马骨出土。如：陕西省华县南沙村龙山文化遗址就出土了两匹马骨架；山东省历城县城子崖，河南省汤阴县白营，吉林省扶余县长岗子，甘肃省永靖县马家湾，陕西省神木县新华，内蒙古包头市转龙藏，江苏省南京市北阴阳营，浙江省乐清县白石以及云南省通海县黄家营、寻甸县姚家村、麻栗坡县小河洞、广南县木犁洞、马龙县仙人洞、宣威县尖角洞、江川县古城山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都发现了马骨或马齿[116]。

到了商周时期，马已成为交通运输的主要动力，养马业相当发达。甲骨文已有马字，商墓中常用马殉葬，各地都时有车马坑发现，河南省安阳市武宜村北地一次就发现了117匹马骨架[117]。《诗经》中描写养马牧马及驾驭马车的诗句也很多，《周礼·夏官》有“校人”掌国马之政，“辨六马之属”。这六种马是指：繁殖用的“种马”、军用的“戎马”、毛色整齐供仪仗用的“齐马”、善于奔跑驿用的“道马”、佃猎所需的“田马”和只供杂役用的“驽马”。可见西周时期养马业发达的程度。春秋战国时期盛行车战和骑兵，马成为军事上的主要动力，特别受到重视，此时马已成为“六畜”之首。各地的遗址和墓葬中也经常发现用马随葬，如山东省淄博市齐故城就出土了83匹马骨架[118]。有的墓葬开始用铜马代替活马随葬，如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安徽省寿县、云南省祥云县大波拿等遗址都有铜马出土[119]。商周时期在中国畜牧史上的另一大成就，是利用马和驴杂交繁育骡子。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出土的一件铜簋底部铸有骡子纹饰、陕西省长安县沣西出土的战国铜雕饰上有两匹骡子的形象，是难得的考古资料[120]。

秦汉时期，马已被视为“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因而养马业特别兴盛。西汉政府从西域引进大宛马，改良了中国马种，还从大宛引种优质饲草苜蓿，促进了中国养马业的发展。从秦俑坑和各地汉墓出土的陶马和铜马，可以见到当时良种马的矫健身姿(图一三)。唐代是我国养马业的另一个高峰，仅西北地区的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四处就养马70多万匹，史称“秦汉以来，唐马最盛”(《旧唐书·兵制》)。当时还从西域引进优良马种在西北地区繁育：“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旧唐书·兵制》)从各地出土的唐代三彩陶马的健美形态，亦可看到当时良马的形象，它们应是“既杂胡种，马乃益壮”的真实写照。

羊

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家羊分化为绵羊和山羊。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陕西省临潼县姜寨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出土过羊骨或陶羊，说明中国北方养羊的历史有可能早到六七千年以前。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羊骨的遗址已分布南北各地。北方有内蒙古、甘肃、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辽宁以及安徽等地；南方有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西、云南等地[121]，说明养羊业有所发展。一般来说，南方养羊的历史应晚于北方，但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羊，塑造得甚为逼真，显系家羊无疑(图一四)[122]。看来南方驯养家羊的历史有可能比人们所料想的早得多。

商周时期，羊已成为主要的肉食用畜之一，也经常用于祭祀和殉葬。卜辞记载祭祀时用羊多达数百，甚至上千。《诗经·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每群羊数量达到三百，可见商周养羊业甚为发达。商代青铜器常用羊首作为装饰，如湖南等地出土的二羊尊、四羊尊等，铸造极为精美，亦反映出南方养羊业的兴盛。春秋战国时期，养羊业更为发达。“四海之内，粒食人民，莫不犓牛羊。”(《墨子·天志篇》)“今之人生也……又畜牛羊。”(《荀子·荣辱篇》)秦汉时期，西北地区“水草丰美，土宜产牧”，出现“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兴旺景象(《后汉书·西羌传》)。中原及南方地区的养羊业也有发展，各地汉墓中常用陶羊和陶羊圈随葬。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羊已成为农民的重要副业，《齐民要术》专立一篇《养羊》，总结当时劳动人民的养羊经验。从甘肃省嘉峪关市魏晋壁画墓中的一些畜牧图，可见当时放牧羊群的具体情形。唐代的养羊业亦取得相当成就，已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如河西羊、河东羊、濮固羊、沙苑羊、康居大尾羊、蛮羊等。各地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墓葬中，也经常用陶羊、青瓷羊及羊圈随葬[123]。

狗

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远在狩猎采集时代，人们就已驯养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因此，狗要算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在农业时代，它亦兼为肉食对象。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汝州市中山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山东省茌平县尚庄以及陕西、山西、辽宁、内蒙古、甘肃、湖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福建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狗的骨骼或陶狗。其中，徐水县南庄头的狗骨的年代距今近万年，磁山、裴李岗的年代都距今七八千年，可见其驯养历史之久远。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塑小狗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狗形鬶(图一五)，造型生动逼真，使我们得见新石器时代家犬的形态特征。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狗骨，头骨较小，额骨突出，肉裂齿小，下颌骨水平边缘弯曲，与现代华北狼有很大区别，说明当时狗的饲养已很成熟，远远脱离野生状态[124]。

商周以后，狗已成为主要的肉食对象之一，先秦著作中经常“鸡狗猪彘”(《荀子·荣辱》)、“犬彘”(《墨子·天志》)、“鸡豚狗彘”(《孟子·尽心下》)并提，可见狗在六畜中的地位。据《礼记·少仪》记载，狗在当时有三种用途：“一曰守犬，守御田舍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庖厨庶羞用也。”狗还用作祭祀之牺牲，实际上也是供人们食用的，因此以屠宰狗肉贩卖为业的人也不少。春秋时期的朱亥、战国时期的高渐离、汉初名将樊哙等人，都是历史上屠狗卖肉出身的名人。因此商周墓葬中也经常葬有狗骨，汉墓中则经常以陶狗随葬。

大约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狗已退出食用畜的范围，只用于守卫、田猎和娱乐，因此《齐民要术》中的畜牧部分就不谈狗的饲养了。不过民间仍有食狗肉的习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墓中也常以陶狗随葬。

2．家禽

鸡

我国的家禽主要是鸡、鸭、鹅等，其中鸭、鹅驯养的历史较晚，而鸡的驯养历史却是很早的。鸡是由野生的原鸡驯化而来。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就发现了原鸡的遗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也发现过原鸡属鸟类遗骨，说明原鸡在长江和黄河流域都有分布，因而史前先民们就有可能将它驯化成家鸡。在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山东省滕县北辛等较早的遗址中都有家鸡遗骨出土，可见鸡的驯化年代在中国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记录。在南北各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有鸡骨或陶鸡出土，证明鸡在当时已被各地人们驯养成功，成为主要家禽[125]。

甲骨文已有鸡字，为“鸟”旁加“奚”的形声字。鸡在商周已成为祭祀品，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已发现作为牺牲的鸡骨架[126]。在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铜鸡，在河南省罗山县蟒张商墓中发现了玉鸡[127]。《周礼·春官·鸡人》的官职是“掌共鸡牲，辨其物”。《诗经·王风·君子于役》中有“鸡栖于埘”、“鸡栖于桀”的诗句，表明当时已实行舍饲养鸡，早已脱离原始放养状态。江苏省句容县浮山西周墓中出土了一罐鸡蛋，应是舍饲养鸡的产物(图一六)[128]。

春秋战国时期，鸡已成为六畜之一。先秦著作中经常提到“鸡豚狗彘”、“鸡狗猪彘”，说明鸡已被普遍饲养。当时还育成了越鸡和鲁鸡等不同品种，并且还有专门用来斗鸡的品种。河北省石家庄市庄村出土过战国鸡蛋(壳)，广东省增城县出土过战国陶鸡，云南省祥云县出土过战国铜鸡[129]。

汉代的养鸡业更加发达，许多地方官吏如黄霸、龚遂、僮仲等都要求每家至少养四五只鸡。刘向《列仙传》记载：“祝鸡翁，居尸乡北山，养鸡百余年，鸡千余，皆有名字，暮栖树上，昼放之，呼即别种而至。卖鸡及子得千万钱。”虽是传说故事，亦反映当时已有人专业养鸡致富的现实。从各地汉墓常有鸡舍、鸡笼模型出土，可以看出当时已逐渐采用鸡舍饲养方式，从而改善和提高了鸡肉的品质和产蛋量，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养鸡技术更加成熟，《齐民要术》已列专章加以总结。唐宋以后直至今天，鸡依然是广大农村饲养的主要家禽。魏晋至唐代的墓葬中都有很多陶鸡出土，有的陶鸡是子母成堆，映射出当时养鸡业的兴旺景象。

鸭

鸭是水禽，家鸭是从野鸭驯化而来的。从考古材料来看，鸭的驯化远较鸡要晚得多。目前最早的发现是湖北省天门县石家河遗址出土的陶鸭、青海省马家窑文化的鸭形尊、福建省武平县岩石门丘山的陶鸭，其中最早的是石家河陶鸭，但也只有4000多年而已[130]。商代甲骨文虽然未见“鸭”字，但商墓中已有铜鸭、玉鸭和石鸭出土[131]，可见商代确已饲养家鸭。西周青铜器中常有鸭形尊，西周墓中也有鸭蛋出土，亦反映了当时鸭的饲养已较普遍[132]。

在先秦古籍中，鸭称作鹜，亦称家凫或舒凫，凫即野鸭。《吴地志》：“吴王筑城以养鸭，周围数十里。”说明江南水乡，养鸭业已有很大发展。至秦汉时期，鸭与鸡、鹅已成为三大家禽。据《西京杂记》载：“高帝既作新丰衢巷……放犬羊鸡鸭于通途，亦竟识其家。”可见养鸭之盛。因此各地汉墓中也常用陶鸭随葬。至南北朝时期，养鸭技术更加成熟，《齐民要术》设专章加以总结。南朝墓中经常出土青瓷鸭圈，亦反映当时舍饲养鸭的情况。

鹅

鹅是从野雁(鸿雁)驯化来的。其驯化年代较晚，但至少在商代就已驯化成功。河南省安阳市妇好墓就出土过三件商代玉鹅(图一七)。山东省济阳县刘台子西周墓中也出土过玉鹅[133]。先秦古籍称鹅为舒雁(《礼记》)。鹅字首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宋公子与华氏战于赭丘，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尔雅·释鸟》注：“野曰雁，家曰鹅。”西汉末王褒《僮约》中已有“牵犬贩鹅，武都买荼”之句，说明养鹅已成为商品性生产，其社会需求量日益扩大。汉墓中亦有用陶鹅随葬的。《齐民要术》中更有专门篇章叙述养鹅的技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墓中也随葬陶鹅，但比起随葬的陶鸡、陶鸭要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