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草栽培调查研究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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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详述了近代中国有关牧草科技的引进及发展概貌。主要内容包括：（1）近代国内外对中国草原和草地的考察和研究；（2）优良牧草品种的引进；（3）优良引进牧草的栽培试验研究；（4）牧草的育种和贮藏试验研究。

在晚清发起的兴农运动中，人们在充分地认识引进国外优良畜种以提高畜牧生产能力的同时，牧草在发展畜牧业中的作用也被有识之士给以高度重视，因而在引进国外优良畜禽品种的同时，也伴随着国外优良牧草种子的引进，一些学者还从发展畜牧业的角度对草原和草地进行调查研究，对牧草进行栽培、选育、贮藏试验，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牧草科技发展的序幕，本文现对中国近代牧草方面科研活动作一综述。

一、近代对中国草原草地的调查研究

中国近代对草原草地的调查研究始自1840年前后。那时的调查活动主要从植物学，而不是从饲料学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起初，一些欧洲人对中国北方的植被进行研究、调查，清末英美两国的植物学者对中国西南和西藏的植物研究尤其着力（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第333—334页。）。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东北后，为了更好地利用东北的草地发展畜牧业，对东北和内蒙古进行了广泛详细的有关草地植物资源的综合调查（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中国学者对草原和饲料科学的研究始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不过早期主要是从植物学的角度进行调查研究，其中涉及到草原和牧草方面的调查研究。三十年代后，有关北方草原和南方草坡的调查工作才陆续展开。

（一）晚清时欧洲人对中国草地的研究

1830年，俄籍德国人Bunge受帝俄派遣率团到内蒙古、华北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同时俄国人科罗廖夫（1830，1841）、库托佐罗夫（1830—1841）、格瑞斯基（1840）、让佐夫（1840）等亦在内蒙古地区采集植物，编成《贝加尔—达乌里植物区系》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海德尔研究了蒙古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植物，并在1930年发表了《中国植物地理和亲缘》一文。美国人威尔逊在1899年至1911年，对华中、四川、西藏东部植物作过考察和研究，并有专著发表；英国人瓦特1911年以后对西藏东部和云南西北部植物作了研究，并发表了许多论文；美国人诺克于20年代在云南设工作站，对云南西北部、西藏东部、甘肃南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20—40年代英美学者十余人在云、川、藏等地研究当地的植物，均有。搜集中国牧草资源的则以美国人为主，迈耶尔1905—1918年在新疆、蒙古、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广泛搜集农作物、园艺作物和牧草种质资源。专门搜集牧草种质资源的有汉松（1899）、皮蓬（1911）、斯蒂芬和墨密兰（1934）（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集料》，第333—334页。）。

（二）清末至民国日本人对东北地区的草原调查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东北，开始其征服中国的美梦。征服东北是日本征服中国的庞大计划中的第一步，对东北资源的调查自然受到侵略者的高度重视。1907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该机构的活动涉及东北草原的调查与研究，公开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计有1915年满洲产业部务农课的《满蒙牧草植物调查》；1916年矢部吉祯的《东蒙古的牧草和杂草》；1927年小佐井元吉的《满洲的牧草》；1934年佐滕润平的《东乌珠穆沁植物调查报告》；1937年三浦密成的《察绥植物目录》；1940年伪满兴农部畜产司马政局的《满洲的野生牧草及毒草》；1939—1940年，伪满大陆科学院斋滕道雄等的《满洲产野草的饲料科学研究》，内容涉及74种饲用植物的适口性、化学成分、开花期、产量等性状；1941年，斋滕等人又对树叶进行分析，发表《满洲产树叶的饲料学研究》一文，内容涉及22种树叶的适口性、化学成分及单宁的含量；1943年，北满经济调查所发表《兴安北省牧野调查报告》以及《兴安北省三河地区的畜产及牧野》一文；1942年三木茂、川濑勇发表了《北支那牧草资源调查报告》；1943年，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发表《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所有这些报告，都是从实地调查中所得，这些有关东北的草地及牧草资源调查工作，直接为其掠夺东北地区的资源服务。然而，不可否认，这些调查也使我们对东北的牧草及草地资源有了比较深入而详细的了解。

（三）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草原的调查与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草原的调查始于20年代，开始主要从植物考察的角度，后来开发西北的呼声高涨，掀起了考察西北的热潮，牧草也被视为一种宝贵资源，因而对西北草原的调查给予足够的关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向西南方向溃退，一些学者又开始对南方的草山草坡进行调查研究。

1.民国早期的植物学研究

20年代，钱崇澍研究了黄山的植被；胡先研究了南方的森林。30年代，焦启元、耿以礼研究了江苏、内蒙古的禾本科植物种类及其分布；樊庆生、王启元、郝景盛分别研究了安徽九华山、内蒙古南部和青海湖周围的植被；孔宪武、陈怀封分别研究了兰州、燕山、长白山等地的植被（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第333—334页。）。

2.西北草原草地的研究

西北人稀地广，除矿产资源丰富外，草地资源是一大优势，畜牧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展畜牧业潜力十分大。1932年，开发西北之声一度高涨，由于矿产资源开发手段有限，只能任其埋于地下，作为潜在资源，而草地资源则易于利用，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许多学者对西北草地进行了考察研究。

1938年前后，孔宪武在辛树帜教授的授意下，研究了渭河流域的杂草，以供研究农业者参考。该研究对渭河流域的杂草植物学特征，以及作为牧草的性能作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注：孔宪武：《陕西渭河流域之杂草》，《西北农林》，1938年第3期。）。

1938年，沙凤苞在《陕西畜牧初步调查》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区牛羊矮小瘦弱的原因之一是牧草质量不佳，他认为应该减少耕地面积以栽培牧草，并推荐紫花苜蓿和雄刈草为最佳草类，这两种草类一来可用作饲料，二来可以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一举多得。此外还宜引进国外牧草，进行栽培试验并推广种植（注：沙凤苞：《陕西畜牧初步调查》，《西北农林》，1938年第3期。）。沙凤苞有关西北地区畜牧调查一文中关于牧草的论述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他认为要充分认识到草地和耕地具有同样重要性，盲目减少草地扩大耕地不仅不能受益，反而会因此受到惩罚，这一点我们曾经有过很多教训；二是在栽培牧草之时要充分注意水土保持，因为土地干旱，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如不考虑水土保持问题，当草地被家畜食后，极易使地表裸露，造成水土流失，形成恶性循环。

1942年，顾谦吉对西北草原进行考察调查以后，根据自然条件及植被类型将西北草原分为七大草区，它们分别是蒙古草区、祁连山草区、青海环海区、柴达木区、巴颜喀拉山区、玉树区、陇南及西倾山区。顾氏对每一区的草类特征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注：顾谦吉：《西北畜牧调查报告之设计》，《西北农林》季刊第2卷第1期，西北专号（一），1942年3月。）。

1943年，美籍畜牧顾问，草原专家蒋森来中国，对宁夏的草原进行考察。宁夏地区由于冬末春初饲料缺乏，家畜因之大量死亡。他认为要改变这一局面，除了在入冬前减少牧畜存栏量，使家畜的饲料需求和饲料供给达到平衡外，还需栽培牧草制成干制牧草，以备饲料缺乏之需（注：蒋森：《宁夏畜产考察报告》，《畜牧兽医月刊》1945年5卷3、4期合刊。）。

1944年，许康祖在《西北羊毛研究》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区绵羊大多天然放牧，由于草场质量不佳，春秋之季尚可，入冬以后多营养不良，羊群终日游牧而不得一饱。因此他建议把改良草场作为发展畜牧业最为关键的措施（注：许康祖：《西北羊毛事业》，转引自郭文韬、曹隆恭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489页。）。

1944年，耿以礼、耿伯介父子考察了甘肃、青海一带的草地情况，对甘肃、青海草地类型，草地利用存在的问题以及草地改良办法作了较全面的研究。耿氏指出：（1）甘、青一带山坡草地辽阔，但牧草质量欠佳，亦无占优势之草种，系放牧过度所致；（2）平原草地面积有限，优势之草类亦显著；（3）青海湖之平原牧草，要优于拉卜楞甘坪寺之平原牧草，而甘坪寺之平原牧草，又较优于三果乎之平原牧草；（4）在牧草改良过程中，宜首先铲除毒草。毒草有醉马草和极恶草两种。铲除毒草后，以狼尾草替代青海湖“芨芨草”，用鹅冠草替代羽毛属植物群落，用粗穗野麦替代“醉马草”，用豆科植物苜蓿与芫香草替代豆科植物之“极恶草”（注：耿以礼：《甘青牧草考察简要报告》，《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1期，1945年1月。）。这些考察与研究，对于甘、青一带的草原资源的了解以及草地的改良都具有指导意义。

1945年，何景教授对祁连山一带的草场情况也进行了考察研究，写成《祁连山之牧场草原》一文（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3.南方草山草坡调查研究

对南方草山草坡的调查，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进行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使得大批学者退至西南地区，由此西南一带的草山草坡成为草地工作者的主要考察对象。

1942—1943年，畜牧草原工作者对广西的野生及栽培牧草进行较全面的调查。结论认为：广西牧草以禾本科牧草为最多，次为莎草科等，在草地建设中，对一些有毒或与畜病有关的植物应特别加以注意（注：《广西牧草调查研究》；《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1期，1945年。）。

1944年，美籍学者蒋森赴西康考察，对西康的主要草地类型、植被群落情况作了较详细地分类归纳。他指出西康草地虽然优良，但是载畜量也十分大，属充分利用的草地，如果进行深度放牧，草场退化则立等可见。因此建议在开发过程中，要适时对草场进行改良，以使之能持续利用（注：蒋森著，汤逸人译：《西康畜牧考察报告》，《畜牧兽医月刊》，5卷7—8期合刊，1945年8月。）。

4.草地草原改良与利用研究

有关草地的改良和利用研究，直接关系到畜牧生产的效益，一些草地工作者对此多有涉及，而其中着力最多者是叶培忠和王栋教授。

1944年，王栋对粗劣草地的利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许多草地的粗劣现状，大多是由于人为管理粗放所致，牧草生长任其自然，致使草地质量低劣，生长缓慢。因此，他认为粗劣草地是可以改良的，并分别针对干燥砂质草地、潮湿黏质草地、酸性草地、碱性草地、劣质草地提出改进措施。在改良过程中，他还建议应先将草地分成若干小区，使用不同的改进方法，择其收效快而大的进行推广，这样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注：王栋：《粗劣草地之改进》，《畜牧兽医月刊》，4卷6—7期，1944年7月。）。关于西北的牧草，王栋不仅作过专门研究，他还提出了西北草地产权归属问题，认为可通过利益激励机制的作用，使草地利用趋于良性循环，这些工作对于合理地利用西北天然草场，发展畜牧业具有积极意义（注：王栋：《西北牧区之草原问题》，《畜牧兽医月刊》，6卷8—9期，1947年。）。

抗日战争期间，叶培忠在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工作，他从水土保持与发展畜牧两个方面对西北牧草改良问题进行了研究。叶氏说：“多数人认为举凡不耕种之土地即为荒地，均可移民垦植，于是有木伐之，有草犁之，改种五谷。”他指出这一观点十分有害，因为林木有其特殊之价值，牧草为牲畜饲料，其价值不亚于农作物。西北素为牲畜繁盛地区，但数千年来，只知索取，不知保护，过度放牧，可食之草皆食之殆尽。西北气候寒冷，燃料缺乏，草木往往被连根挖掘而作为燃料烧掉，造成水土流失，旱则赤地千里，涝则田舍漂没。叶培忠是较早把发展畜牧与水土保持结合起来的学者，他较早地提出了在不宜农的地区种草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还建议西北地区牧草种植应将饲料价值和保持水土价值兼顾，对一些不宜农的地区，应退耕还牧（注：叶培忠：《改进西北牧草之途径》（抽印本），由北京农大动物学院胡兴宗教授提供。）。

近代中国学者对草地草原的调查研究，使人们对草原和草地有了新的了解，使人们认识到，草原和草地也是一种资源，合理地利用草原草地其意义不在种植农作物之下。当然，尽管许多学者指出草地草原改良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旧中国政治腐败，致使草原草地的改良仅仅停留在考察和研究阶段，改良与合理利用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以大力开展。

二、中国近代牧草的引进

1875年，比利时传教士马修德将红车轴草由其本土引入湖北省巴东县与建始县交界的细沙河天主教教堂附近种植，作为养马饲草，有“洋马草”之称，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牧草引进行为。其后，该牧草逐渐传播，至今遍及鄂西山区（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但是，这一引进活动仅仅是一孤立的行为，没有造成反响和产生示范效应。

1897年，《农学报》在上海创刊，该报先后发表了《紫云英栽培法》、《苜蓿说》、《谈栽培苜蓿之有利》、《间作豆科绿肥之利益》、《论种苜蓿之利》等文章，率先提倡种植牧草，并阐述栽培牧草之意义。《农学报》创办人罗振玉更是亲自撰文，呼吁引进优良牧草，他认为应“讲求牧草，移植欧美良品牧草”（注：罗振玉：《论农事移植改良（下）》，《农学报》卷95，1899年。）。由此，国外优良牧草陆续被有识之士引入中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奉天农事试验场试种从国外引进的牧草达37种之多（注：《奉天全省农事试验场报告》，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

日本人进入东北以后，也曾引进牧草在东北地区进行栽培试验。1908年，日本人大岛义昌在任关东都督之际，将苜蓿引到大连民政署广场附近种植（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1914年，“满铁”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引入苜蓿，后来在铁岭、辽阳、郑家屯等地进行栽培试验。1922—1923年间，东北地区引进红车轴草、白甜车轴草、杂三叶、白车轴、长叶草、燕麦草、牛选草、禾萱草等，分别在铁岭、公主岭、辽阳、大连、爱河等地作引种观察试验。1927—1928年，又在上述地区引种猫尾草、小麦草等进行栽培试验（注：吴青年：《新引进两种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年，第5期；《东北优良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年第7—9期。）。

30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央林业实验所，从美国引进100多份豆科和禾本科牧草种子，主要有紫苜蓿、红车轴草、杂车轴草、绛车轴草、百脉根、胡枝子、各种野豌豆、多花黑麦草、多年生黑麦草和苏丹草，在南京进行引种试验。1933—1939年，新疆省从苏联引进猫尾草、红车轴草、紫苜蓿等，分别在乌鲁木齐南山种羊场、伊犁、塔城及布尔津阿留滩地区试种（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1期。）。1940年，成都华西大学丁克生等曾在云南试种从缅甸引进的象草。1941年，程绍迥托赴缅甸考察的邹秉文引进象草、天竺草、洛直草、锡兰草等（注：程绍迥、周泰冲：《象草——种新引进之青饲料之研究》，《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3—4期，1945年。）。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中国访问，在兰州将92种抗旱性能较强的牧草种子交给当时甘肃省建设厅长张心一（注：莫容：《白兰瓜是怎样落户我国》，《北京晚报》，1985年10月3日。）。1946年，联合国救济总署援助中国21个品种的牧草种子，总重量达15吨，分配给全国的78个农业试验站、畜牧试验场（站）和教育机构，供栽培试验之用。具体情况如下：

（1）品种名称及其重量

白花草木樨1000磅二年生苜蓿1984磅

白花三叶草3000磅Alsike三叶草1000磅

野牛草1000磅加拿大早熟禾900磅

Bue三叶草900磅猫尾草660磅

画眉草2000磅一年生黑麦草2000磅

豆1900磅红花三叶草900磅

冰草990磅鸭茅1980磅

雀稗2000磅Grimma苜蓿2000磅

倒伏狐茅1000磅小糠草1000磅

雀麦草1000磅共计29304磅

（2）分配机构此次分配机构包括当时各个综合性大学、各农事试验场、各农业推广站等八十余个单位。

同年，联合国救济总署饲草专家，加拿大籍的Mecokey教授（加拿大Guelph大学）从美国和加拿大向中国引进食用作物、纤维作物、水土保持作物改良品种共194个品种（1561袋，每袋2磅），于1947年分配给20个不同的生态试验区进行小区试验（注：胡兴宗：《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的饲草研究工作资料》（未刊稿）。）。1948年，中央农业实验所从美国FAO（粮农组织Washington办事处）处引进饲草作物种子62个品种，分别分配给一些大学以及农事试验机构进行栽培试验，具体机构如下：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工作站、西北山丹培黎学校、四川大学农学院、贵州农业改进所、云南农业改进所、广西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青海省建设厅等（注：胡兴宗：《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的饲草研究工作资料》（未刊稿）。）。在本世纪上半叶，优良牧草的引进工作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但是由于政局动荡，政府腐败，不可能真正重视这一工作，引进以后处于一种有试验而无结果的状态，许多工作仅仅停留在试验栽培阶段，大规模的栽培推广工作并未进行，所产生的效果因此十分有限。

三、近代牧草的栽培、育种及贮藏研究

（一）近代牧草栽培试验研究

近代牧草栽培试验研究，着力较多的是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牧草栽培试验，这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政策十分契合。此外就是西北农学院的王栋教授。

日伪在东北地区牧草栽培试验涉及面十分广泛，栽培牧草种类有猫尾草、红车轴草、苜蓿、禾萱草、白甜车轴、杂三叶、白车轴、大叶红车轴、长叶草、小麦草、狐尾草、牛选草、燕麦草等。栽培试验内容包括生长发育、饲草品质、干草产量、各类牧草在各地的适应性等。试验结果为：苜蓿、禾萱草、白甜车轴、小麦草、狐尾草、牛选草、燕麦草等在公主岭、铁岭、辽阳、爱河、大连等地生长良好，而猫尾草、红车轴、白车轴除在公主岭因气候寒冷不适应外，其它各地栽培试验均生长良好（注：吴青年：《新引进的两种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年第5期；《东北优良牧草介绍》，《农业技术通讯》，1950年第7—12期。）。

1941—1942年，程绍迥、周泰冲等在农林部渔牧司作象草栽培试验，试验项目包括：经过长途运输之成活率；在荒山上生长情况；六月及八月份使用分根繁殖情况；在六月使用切插法繁殖之结果；各种土壤对生长之影响；气候对生长之影响等（注：程绍迥、周泰冲：《象草——种新引进之青饲草之研究》，《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卷3—4期，1945年。）。

1942年，张仲葛等在广西第四区农场进行牧草引种栽培试验。试验材料选用国内外优良牧草，计有苜蓿、红顶草、猫尾草、州蓝草、果园草、马唐草、狗尾草、野稗草等。试验结果表明：以狗尾草发芽率最高，可达73％，发芽整齐，生长情况良好；以狗尾草和紫苜蓿发芽速度最快，平均分别为3.6日和3.7日，次为白花苜蓿，所需时日为4.6日；红顶草最慢，为6.3日。通过这一试验，得出的结论是豆科牧草以紫花苜蓿最优，禾本科则以当地野生狗尾草性能优良，不亚于一些引进的西洋牧草（注：张仲葛、刘应周等：《牧草引种试验》，《畜牧兽医月刊》，2卷9期，1942年5月。），本试验结果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1942—1948年，任教于陕西西北农学院的王栋教授，长期从事牧草的栽培试验。他的主要试验内容有：（1）牧草幼苗时期根茎生长之比较，样本有苜蓿、野豌豆、红三叶、白花草木樨、黑麦草、燕麦、鹅冠草等，试验结果为牧草幼苗期根的发育较早较快，而茎的发育则较迟较缓。（2）牧草种子室内及田间发芽试验之比较研究。（3）苜蓿种子发芽试验，使用材料包括一年、二年和三年种子。从发芽率来看，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二年种子比一年要高；从发芽速度来看，田间试验时二年种子远比一年种子发芽快，三年种子则与二年种子发芽速度相若，室内则二年以上种子比一年种子稍慢；（4）苜蓿植株增长速度观察，结果为苜蓿植株在幼苗期增长较慢，在发育期则增长较快；花后由于养分供应种子发育，成熟期株高增长较缓，种子成熟后增长又快，但纤维老化。因此王栋建议，收割期宜在盛花期。此时牧草产量高营养最丰富。（5）牧草茎叶花实各部比例统计，样本为苜蓿、苕子和野豌豆。结果发现，牧草愈老，茎之营养成分愈减；此外还受气候影响，天旱则茎叶发育差，雨水充沛则牧草生长旺盛。（6）苜蓿收割次数与产量之关系，结果为春播苜蓿当年产量以每隔六个星期收割一次为最高；每二个星期收割一次，则连割两次后，死亡较多；每四个星期收割一次，也影响其生长，产量较低；每八个星期收割一次，虽不影响生长发育，但比每六个星期收割一次产量要低。（7）苜蓿收割次数对次年产量之影响，试验结果表明，上年每六个星期收割一次则次年产量最高，上年每八个星期收割一次者，次年产量次之，上年每四个星期收割一次者，次年产量再次之，最次之产量则为上年每二个星期收割一次者。（8）苜蓿按株高收割与产量之关系，盛花期收割产量最高，次为株高16英寸，以下按株高12英寸、8英寸、4英寸、2英寸收割者，产量依次递减。（9）苜蓿历年产量之比较。苜蓿播种后，第二年产量最高，第三至四年逐渐降低，至第五年则降低最多。（10）苜蓿各月份产量之比较。经过三年的连续试验，发现以四月份产量为最高，约占全年的1／3，次5月、次9月，夏季则产量较低，十月至翌年二月则停止生长（注：王栋：《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年研究》，《畜牧兽医月刊》，5卷1—6期，1945年；王栋、卢德仁：《第二年牧草栽培试验报告》，《畜牧兽医月刊》，6卷1—2期，1946年；王栋：《六年牧草栽培与保藏试验之简要报告》，《畜牧兽医月刊》，6卷5—7期，1947年。）。王栋有关牧草栽培方面的一系列试验，多为国内首次，其中许多结论，成为今天牧草栽培工作的科学依据。特别是通过科学试验论证了一个古老的牧草何时收割营养价值最高的问题。17世纪无名氏《法天新意》一书中已有：“豆有花，犁翻豆种入地，胜如用粪，麦苗易茂”（注：明·佚名：《法天新意》，转引自闵宗殿《中国农史系年要录》，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77页。）的记载，但这一结论，大约是凭直觉观察得来的。王栋用科学比较试验的方法，认为牧草收割期应在盛花期中，此时营养价值最高，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盛花期掩青的正确作法。在今天的牧草种植过程中，依然遵循着盛花期收割的原则。

（二）牧草育种及选育研究

近代牧草的选育工作未能全面展开，仅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的叶培忠从事此项研究，并选育出新的品种类型。在杂交育种中，育成叶氏狼尾草；而在选育方面，培育的天水二年生白花草木樨具有良好的栽培性能。

1.叶氏狼尾草的育成

野生植物在自然界与相近的植物常常杂交产生一些新的品种，这就是自然界的远缘杂交现象。但是这种自然杂交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工干预、培育，产生的新品种类型多无较强的生存能力而自然淘汰，自然杂交费时多而成功者不多。叶培忠在天水水土保持站工作时，通过选择适合于该地的优良品种，通过控制其繁殖的方式，以期培育出理想牧草品种。该试验从1944年开始，用甘肃地区的＠①草、狼尾草、徽县狼尾草进行杂交，＠①草、狼尾草、徽县狼尾草三种植物的生长发育期大致同步，而＠①草开花时，雌蕊先放，雄蕊吐粉较迟，于是叶培忠将＠①草雄蕊剪掉，以狼尾草及徽县狼尾草之花粉，涂于＠①草柱头上，结实情形良好。第二年（1945年）采得种子，是为杂交的一代种子，将种子播种后，得一代杂交幼苗三株，各与母本大致相似而稍异，生长健壮，并都开花结实。这是近代通过远缘杂交方式育成的唯一牧草品种——叶氏狼尾草（注：叶培忠：《改进西北牧草之途径》（抽印本）承北京农业大学胡兴宗教授提供。）。

2.牧草选育

1942—1949年，叶培忠在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进行牧草杂交的同时，还从事牧草的选育工作，曾选育出天水二年生白花草木樨，十分适合于西北地区种植，与农作物轮作，既可肥田，亦可保持水土，又可作为饲草，更可作为农家炊用柴草，民众十分欢迎，被广泛推广，不仅甘肃种植，还推广至周围省份，种植面积一度达100万亩，直至80年代还长种不衰，被当地居民称作“宝贝草”（注：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金陵大学建校百周年纪念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0页。）

（三）近代牧草的贮藏研究

由于牧草的生长受季节限制，也就不能全年均衡供给家畜的需要，而在牧草收获的季节，大量牧草如不马上利用，就容易腐烂变质，造成浪费。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收获季节的多余牧草能在不收获的季节如冬季得到利用，是摆在畜牧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对此西北农学院王栋从牧草青贮和牧草干制两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1.牧草的青贮

青贮是通过贮藏以保持牧草青绿多汁的特征的贮藏方法。此研究自1943—1946年在陕西武功共进行了四次。方法是择地势高燥处，挖掘土窖，深宽各6英尺，长约20英尺。如地下水位过高，则深度稍减。所用材料是苜蓿和玉米的青绿多汁的植株，其比例为1∶3，即三成玉米植株配一成苜蓿。窖底先铺一层麦秸杆，厚约1—2英寸，然后二层玉米间铺一层苜蓿，铺毕，上盖2英寸麦杆，其上面再封以厚约1尺的细土，踏实密封，贮放三个月后开封，除接触土壁之部分稍有霉烂外，其它皆色味俱佳，大部分呈棕黄色，味芳香而略带酸味，用以饲喂家畜，家畜俱喜采食。这一试验结果表明，在地势干燥地方，牧草青贮不仅能使青绿多汁饲料得以保存，还可以提高其适口性。在西北地区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其法取材方便、制作简单、乡民皆可仿效。1947年，王栋等又在南京中央畜牧实验所重复此项试验，效果也很好（注：王栋：《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步研究》，《畜牧兽医月刊》5卷1—2期，1945年；《六年来牧草栽培与保藏试验之简要报告》，《畜牧兽医月刊》7卷4—5期，1948年5月。）。

2.牧草干制研究

牧草干制是一种仅仅通过降低牧草水份即达到可较长时期保存牧草目的的贮藏措施。在牧草干制时，一般以牧草水份降至20％为目标，这时，既能保持牧草的大部分营养物质，同时又能使之长时期存放，不会霉烂。干制牧草的关键是如何降低水份，如果水份蒸发太快，则细胞易死亡，牧草原味保存较少；如果蒸发太慢，则暴露时间太长，养分损失太多。为此王栋教授在1943年夏秋之间从事干草调制试验，目的是确定水份蒸发的速度与环境的温度、湿度、风速、草质老嫩、草层厚薄的关系，以供调制干草时参考。试验用苜蓿作材料，试验结果表明：草质愈嫩水份蒸发愈快，气候晴热干燥水份蒸发较快，草层愈薄水份蒸发愈快，草料中水份含量愈高蒸发愈快，因此王栋建议，在调制干草时，需薄铺草层，多行翻转，如逢天气晴热干燥，则上午刈割，当日即可调制成功；若逢阴雨，则须数日方可蒸发至适宜程度（注：王栋：《牧草栽培及保藏之初步研究》，《畜牧兽医月刊》5卷5—6期，1945年。）。这一试验结果，对于畜牧生产具有指导价值。

3.其它研究工作

1946年5月，联合国救济署官员到达中国，与中国农林部官员左舜生部长、程绍迥博士会谈，会谈中救济署官员指出中国没有接触饲草作物，应立即开展此方面的研究。首先计划在广西省良丰饲草试验站、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兰州某一机构（未确定）饲草试验站等三处从事饲草研究。

1947年1月，加拿大人Meconkey教授）加拿大Guelph大学）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指派为农林部顾问，促使粮农组织与农林部从事饲草作物方面的合作，此时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东北公主岭农业试验场和东北农学院开始饲草作物小区试验，后由于战事未能继续，在南京的总部则成立饲草作物组，由蒋彦士博士领导，开始以下研究项目：

1.发展并扩大中国不同地区饲草作物，以改良草地和草原，以及畜牧业区的冬季饲草问题。

2.发现并推广豆科绿肥植物，以增加作物区土壤肥力，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

3.发现优良水土保持植物，以便在水土保持试验站试验，并栽种于土壤被侵蚀的农业区。

4.在中国草原地区进行调查，并绘制草原分布图，以便表示主要的植物群落与土壤和气候的关系；收集草原植物、绿肥植物和水土保持植物在农业试验站试验，以确定当地的最佳饲草、绿肥和水土保持植物。

5.在中央农业实验所进行丘陵草地的改良试验，和沟式窖贮青贮饲料试验。

6.对抗战时引入中国的364个饲草和水土保持植物品种进行试验。

1947年1月起，中央农业实验所共进行了如下有关研究工作：

1.绘制了中国草原类别图1∶100万比例尺地图一幅。

2.200多个饲草品种的田间小区试验。

3.引入所有饲草作物品种分配给有关省份的农业试验站。

4.搜集饲草作物文献与报告，包括Meconkey的“最近欧洲草地管理的成就”，H·Richardson（1946），“GrasslandofsouthChina”等（注：胡兴宗：《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的饲草研究工作资料》（未公开发表）。）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芦下加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