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郡农业状况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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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河东郡大致范围相当于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的临汾、运城地区，此区域开发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汉时，处于长安、洛阳二统治中心的京畿边缘地区，其政治经济地位十分重要。然而，以往史家在研究汉代农业经济吋，总是将河东纳入“三河”区域内加以探讨，鲜有将其作为独立经济区而研究其农业情况。本文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从农业环境、生产技术水平、种植业及多种经营等方面，尝试对汉代河东郡的农业状况进行初步探讨。

一、农业环境

1、自然地理条件

从地质构造上看，临汾、运城盆地都属于新生代断陷盆地，其大部分为冲积或湖相沉积平原，有着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早在石器时代，晋南河谷盆地就是先民聚居繁衍、进行经济文化活动之中心区域之一，在这里较早地发生了农业文明。《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土地平易”，说明了此地区大部分地面平坦，有良好的土壤成分。河东郡四面环山，其上林木众多。东汉灵帝时为修洛阳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⑴，可知此时河东境内仍有大量森林分布；朱显漠分析，河东地区属于森林—森林草原地带中的褐色土—塿土及褐色土—重黑垆土亚地带⑵，这种土壤有机质充分、土质肥沃，适于植物生长。

河东地区的水利资源在汉代亦很丰富，此地区的主要河流有黄河、汾河、涑水、浍水、沁水等等，此外，还有星罗棋布的湖泊泽薮点缀其中。黄河是晋与秦、豫的天然分界，河东郡可谓是环绕于大河之中。汉代黄河在中游区域是平静的，她为河东人民的生产活动提供了安定的环境和方便的灌溉条件。汾河是黄河中游的第二大支流，虽然今日汾水在枯水期已能徒步而过，但秦汉时期流量充沛，河水清澈，便于航运。汉武帝祭后土，曾乘大型楼船入汾，并作《秋风辞》，其中“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⑶一句，表现了汉代汾河在秋季枯水期还能运载大船的良好水文状况。关于浍水、涑水和沁水，据《水经注》的记载表明了这三条河在古代也是流量充沛而支流众多，在河东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书常以汾涑或汾浍来称谓河东地区。汾涑流域的湖泊水资源在汉时也是十分可观。据考，汉代此区域的湖泊有汾河流域的王泽、方泽和太子滩；涑水流域有盐池、女盐泽、董泽、浊泽、晋兴泽、张泽；沁水流域最著名的湖泊为濩泽，且以泽名县。⑷这些湖泊不但对河流具有水文调节作用，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但河东郡位于黄土高原之上，属大陆季风气候，降雨集中于夏季，土地的水分蒸发和水土流失较为严重，是农业生产中的不利因素，因此抗旱保墒成了农业生产的主题。

2、汉政府在河东郡的农业政策

河东郡在两汉时都处于京畿地区边缘，为司隶校尉，是汉廷直辖区域，其政治地位不言而喻。汉代统治者在河东郡设有离宫别馆，其中有“蒲阪迎光宫”“蒲阪首山宫”“平阳宫”“安邑宫”“汾阴宫”等⑸。《汉书·季布传》记述文帝对河东守季布说“河东吾股肱郡”，一语道破了此郡之重要；特别是武帝时得鼎于汾阴又立后土祠于汾阴雅上⑹，拉开了汉皇帝屡幸河东祠后土的序幕。这样，“汾阴县的作用就有很大的改变”，“成为支应封建王朝统治者及其随从的千乘万骑顶礼膜拜时停顿的处所”，⑺河东郡也越发地受到汉朝中央的重视。汉朝皇帝每次巡幸河东后，大都要颁布减轻负担的经济优惠政策。以汉武帝时期为例：元封四年(公元前113年)“其赦汾阴、夏阳、中都死罪以下，赐三县及杨氏皆无出今年租赋”；元封六年(公元前111年)祠后土，诏曰：“其赦汾阴殊死以下……”；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祠后土，诏曰：“……其赦汾阴、安邑殊死以下”⑻，以后诸帝巡行河东不一而足，随后亦屡颁宽大诏令。封建帝王的巡行祭祀活动无疑是劳民伤财，但随后的诏令又表达了几层含义：“无出租赋”自不消说是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赦罪释囚则是为了给当地的农业生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这一系列政策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其更好地投入到农业生产。汉武帝时期，“用事者争言水利”，进行了大量的规模各异的农业水利建设，河东郡守番系实行的“引汾、引河入渠”工程，虽因河流改道而失败，然在当时“发卒数万人”。规模不小⑼。山西博物馆藏有“蒲反田官”量器表明朝廷还在当地专设田官来负责⑽，充分发挥了政府的经济职能，且工程失败后，把河东渠田予越人耕种，总算“令少府以为稍人”。东汉安帝元初二年，“诏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表现了统治者对河东郡农田水利建设之重视⑾。

二、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汉代是我国北方旱作技术形成的时期，河东郡人民充分地利用了先进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较好解决了旱地农业抗旱保墒保持水土的难题。

1、铁农具的广泛使用

《汉书·地理志》说河东“有盐铁之饶”，根据史料及近年来的考古资料显示，此地在汉时有铁官四处：安邑、皮氏、平阳及绛⑿，河东郡不但贮铁丰富，冶铁技术亦十分高超，大量各式铁农具的冶炼，为当地人民的生产提供了便利。1975年2月，襄汾赵康古城出土了汉代铁器32件，其中铁农具有铧、铲、镢、锄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当中的13件铧，为合范铸制，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相差不到1厘米，且近似于现在晋南地区农村通常使用的耧铧，标志着汉代此地铁农具冶炼的先进水平。⒀九十年代对运城地区夏县禹王城汉代铸铁遗址进行发掘。认定其为西汉时河东郡治安邑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用于铸铁的陶范，其中有铧范、铲范等铁农具范，此外还发现铁锸三件。从陶范本身来看，当时的工艺水平是较为先进的⒁。另外，从1965年陕西陇县所出土的裤形铲土上的“东三”铭文可知，此地的铁农具不但可供给本区生产使用而且远销于不产铁的邻近地区⒂。由上所述，汉代河东郡因为有铁官生产大量形式多样的农具，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2、牛耕的普遍推广

铁铧及铧范在晋南的大量出土，表明牛耕在汉代河东郡已推广使用。《汉书·食货志》说赵过发明用“二牛三人”的“耦犁”方法并“教民相与庸挽犁”，众多的考古资料也显示了汉代已发展到了“二牛抬杠”这种较为先进的耕作阶段。1959年山西平陆枣园汉墓⒃中出土的多幅壁画反映了农业生产活动的场景，其中的牛耕图是汉代晋南地区牛耕先进水平的最好证明，画面上绘一农夫驱二黑牛翻田的情景。关于此图，李发林先生认为“平陆犁耕图只画一人操作，而文献记载三人，可能是画工省去二人，也可能由于早已经学会用牛环穿牛鼻子的技术，能顺利控制耕牛了”⒄，对是否是一人操作还不甚确定；而张振新先生认为：“汉代的牛耕方式最初是二牛三人，操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两人在前各牵一牛，一人在后扶犁耕作；另一种是一人在前牵二牛，一人在单长辕的一侧控制犁辕，调节犁铧入土的深浅，一人在后扶犁；西汉晚期，由于出现了可供调节深浅的犁箭，便取消了掌辕人，又随着使用耕牛技术的进步而取消了牵牛人，因而演变为二牛一人“⒅；仔细观察平陆壁画，可以看出其中表现了步犁结构的一部分，虽未画出辦土(犁镜)以及铧冠，但犁铧、犁底头、犁箭、犁镜、梢耙、犁衡都可见；且从1925年山西浑源李峪村东周墓中出土的牛尊穿有鼻环来看，山西地区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可以控制牵引牛⒆；所以笔者认为平陆壁画的牛耕图是二牛一人的操作方式，节省了两个人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当时是较为先进的。

据说赵过又发明一牛挽三犁的播种方法，东汉崔寔在《政论》中说：“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犁，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尤赖其力”，根据描述可以推想那其实是耧车。平陆枣园西汉晚期墓的另一幅壁画则印证了古史记载，画面上一农夫驾一黄牛用耧车播种，耧斗下的三足尚可看见。上文提到的襄汾汉铁铧近似于耧铧，则是耧车在汉代晋南地区使用的实物证明，同时也说明了在汉代河东郡从南至北都使用着这种先进的农业机械。耧车在播种时，由一牛牵而一人扶，种子盛于耧斗，耧斗通空心的耧脚，且行且摇，种乃自下；它同时完成开沟、下种、覆土三道工序；一次能播种三行，且行距一致、下种均匀。在干燥的黄土高原实行起垄条播有明显的优越性，既省种子又利于保持水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说：“耧车是我国早在2000多年以前最先发明的畜力条播器。它是继耕犁之后我国农具史发展上又一重大发明”⒇。

3、精耕细作技术的实践运用

此外，赵过总结前人经验而发明推广的“代田法”也是一项适应黄土高原干旱地区的精耕细作技术。《汉书·食货志》曰：“过能为代田，一亩三圳……而播种于圳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其主要作用在于保持作物水分，防止倒伏兼以修养地力。赵过先在三辅用代田法结合“便巧田器”试验，亩增产一斛以上，然后推广到他郡。所以史载“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21]，河东人民在西汉已经掌握了这项耕作技术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粮食种植业与多种经营的发展

1、粮食种植业的发展

适宜的农业生产环境和先进生产技术的使用，使汉代河东郡的粮食种植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其地不但有旱地作物以适应实际的自然气候条件，还因地制宜地在水利条件较好的耕地上种植水稻，且普遍推广种植冬小麦，使农作物种类丰富齐全。

河东郡的旱地作物主要有粟、黍、高粱等，这三种禾本科作物耐旱性较强，适于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因而成为河东地区最早获得驯化栽培的作物。山西万荣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碳化粟粒[22]，说明了小米是晋南地区较早的农作物。《诗经·魏风·硕鼠》中“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句和《诗经·唐风·鸨羽》中“不能艺稷黍”“不能艺黍稷”二句显示了黍在河东地区悠久的种植历史。从平陆汉墓中陆续出土的谷子、糜子、黍子、高粱(米)的实物或碳化物可知汉代晋南地区主要旱作物种类。根据卫斯先生的报道得知：当时的糜子籽粒的形状、大小与现代糜子相似；谷子的籽粒略小于现代的谷子；而高粱与平陆现代俗呼的“米稻秫”籽粒形状、大小极似[23]，这说明了汉代河东旱地作物种类相当齐全。

小麦虽非黄土高原的原生驯化作物，但在河东地区的种植时间亦较早。春秋时期位于汾涑流域的晋国已经种有小麦，据《左传》记载：成公十年六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此“六月”为周历正是夏历四月[24]，此时收获的当然是冬小麦；《诗经·魏风·硕鼠》中“硕鼠硕鼠，无食我麦”句也表明了河东是较早的产麦区。冬小麦虽不比粟黍高粱耐旱，但其秋种夏收，恰可利用八九月降雨，又使农田在冬春两季也有作物覆盖，减少风蚀及其所造成的土壤水份流失。汉时因统治者的重视在全国大面积推植起来，到了东汉时期，麦子在粮食生产中已占主要地位。东汉皇帝的诏令中九次涉及麦[25]，而此作物在河东地区的推广种植也有考古资料作为证实：襄汾赵康古城出土的汉代器物中有一石磨[26]，正是因为小麦的大量推广种植，其从粗食到细食的转化而使石磨成为小农经济下粮食加工的必需品；1987年在芮城的东汉墓葬群中出土了四件带有风扇车的釉陶磨房，其中的一件完整的磨房里，安装着舂米、磨、风扇车等三件粮食加工机械。其卧轮式手拐陶磨模型和解放前农村长期使用的石磨毫无二致[27]，此加工机械不仅表明了河东郡在东汉时期的先进的粮食加工水平，也暗示了当时小麦和稻米种植的普遍程度。

水稻是喜温湿的优质高产作物。虽然晋南主要是旱作农业，但在邻河近水的灌溉区是适于稻子生长的。《诗经·唐风·鸨羽》中写道：“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唐地在“河、汾之东”[28]，就在今天的翼城一带，正处于河东境，可见春秋时此地就已经种稻。汉代河东郡汾涑流域水文情况良好，在近水处也可种植水稻。武帝时河东渠工程因“河徙”失败后，官府交予越人耕种，其用意是在于发挥越人“习水利”的特长，所谓的“习水利”即善于种植水稻[29]，将汾涑下游的皮氏汾阴及蒲坂的“五千余顷”“河壖地”都种上水稻，可谓因地制宜。另外，新绛县出土的水田模型[30]也说明了东汉时期河东郡仍然种植水稻。《山西省经济地理》中记载现今晋南水稻种植区域为：临汾盆地的汾河下游沿岸一带，其中以临汾市龙子祠灌区金殿乡最为集中，其次为洪洞县霍泉灌区，以及襄汾、侯马、新绛、稷山、河津等汾河沿岸低洼地[31]，与上文表述的古代水稻产地基本吻合。在农业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的前提下，河东郡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汉书·食货志》称代田法推广到河东郡后“民用力少而得谷多”，粮食有了更大的丰收。武帝时河东渠开始估计能得谷每亩四石，比三百年前战国李悝时期一亩一石半的产量提高了1．6倍[32]；《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河东郡有“根仓及湿仓”；晋南的汉墓中大多数都有随葬明器陶仓的出土，且每座墓中的陶仓模型往往不止一件，这些都反映了汉时河东郡粮食丰收、囤积颇多的现实生活。京师长安亦从河东郡籴谷来供应其粮食消费：宣帝五风中大司农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天子皆从其计”[33]。

2、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两汉时河东郡不但有发达的粮食种植业，也有畜牧业、家庭养殖、果蔬栽培等多种经济形式，使其产业结构更加丰富完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龙门碣石作为汉代全国农牧业区域的分界线，此线正好将河东郡的汾水以北地区划入了畜牧业区[34]，实际上，汾北更确切地说是半农半牧区域。濒临汾水的“杨、平阳，西贾秦翟，北贾种、代”，成为农牧区之间的贸易中心，由于种、代人民“不事农商”，“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35]，两个区域的交易当是以北地的牧产换取河东地区的农产品或盐产。事实上，河东在古代植被条件良好，本地的畜牧业发展也较早。《史记·货殖列传》载：“猗顿用盬盐起”。《集解》“《孔丛子》曰……”一段记载了猗顿在此地因“大畜牛羊”而暴富的事迹。至汉代，此地仍然有相当规模的畜牧业。《汉书·酷吏传》载：“咸宣，杨人也。以佐吏给是河东守，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见宣无害，言上，征为厩丞”，可知河东马在汉时仍大量养殖。《史记·河渠书》中提到河东人民在汾阴蒲阪的黄河滩地“茭牧其中”，说明畜牧业在此地的普遍。

另外，汉代河东人民也进行一定的家庭养殖活动。平阳卫青“少时归其父，其父使牧羊”[36]；晋南曲沃苏村汉墓出土的两件猪圈(其中一件内有一小猪)[37]，可以看出当时地主庄园内养猪的情况；平陆圣人涧出土的“望中池楼”[38]及新绛县出土的陶楼[39]下部当作池塘的底盘中的浮鸭和游鱼形象可以推知水产养殖的情形。东汉末年，杜畿为河东郡守，在此地大力发展家庭养殖业，“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劝农，家家丰实”，以至于在汉魏间曹操“军食一仰河东”，成就了魏国的霸业[40]。

河东地区的果树栽培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魏风·园有桃》中“园有桃”、“园有棘”句，说明桃和棘在此地栽培甚早。“棘”乃是人工种植的野生酸枣，枣即由它驯化而来[41]。枣树耐干旱，喜光照，宜种在土层深厚地区，适于黄土高原种植，于是成为晋南经济林木之一。到了汉代，河东的枣尤为出名。《史记·货殖列传》中特别提出拥有“安邑千树枣”者“与千户侯等”，可见种植安邑枣的经济效益；直至曹魏时此枣为“御枣”，时称龙眼、荔枝不能比[42]。此外，平陆汉墓中出土的葱籽、白菜籽显现了河东人民的蔬菜种植[43]。

四、余论

汉代河东郡的农业经济发展与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上文运用的考古资料大都表现出明显的地主庄园特征。例如平陆汉墓表现了坞壁形象，平陆“望中池楼”和新绛陶楼亦如是。平陆壁画牛耕图中绘农夫短衣赤足赶牛犁地，而身后一人黑衣袖手端立，说明农夫是在他的监督下劳动，即为劳役制剥削。在河东汉墓的壁画及随葬明器里，既有不动产的楼阁、田地、谷仓。又有家禽家畜的陶制像，还有农业生产用具诸如风扇车、磨坊及生活奢侈品等一应俱全，将河东郡的地主庄园生活勾画得一派生机。由此可知，其地的地主庄园中主要从事的是粮食生产，且生产水平已经很先进，兼以多种经营的生产结构，这种由地主组织生产的生产关系形式是适应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

河东郡的人口在元始二年达到了96．2912万[44]，成为“土地小狭。民人众”[45]的狭乡。是其地农业经济发展的结果。《史记·货殖列传》称“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把“三河”看作一个农商业都很发达的经济区，河东郡也因为处于这样的经济氛围内，加之适宜的生产环境，合理的生产关系，利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汉代全国农业经济中居于领先地位。

注释：

⑴《后汉书·张让传》。

⑵朱显谟：《黄土高原土壤与农业》，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年，71页。

⑶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⑷田世英：《黄河流域古湖泊钩沉》，《山西大学学报》，1982年2期。

⑸朱华：《西汉安邑宫铜鼎》，《文物》，1982年9期。

⑹⑻《汉书·武帝纪》。

⑺史念海：《河山集》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115页。

⑼《汉书·沟池志》。

⑽乔淑芝：《“蒲反田官”器考》，《文物》，1987年4期。

⑾《后汉书·安帝纪》。

⑿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125页。

⒀[26]襄汾县文化馆：《山西襄汾发现汉代铁器》，《考古》1978年2期。

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夏县禹王城汉代铸铁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4年8期。

⒂陕西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铧和鐴土》，《文物》，1966年1期。

⒃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1959年9期。

⒄李发林：《战国秦汉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170页。

⒅张振新：《汉代的牛耕》，《文物》，1977年8期。

⒆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70页。

⒇[41]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年，176页；144页。

[21]《汉书·食货志》。

[22]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2年2月。

[23][43]卫斯：《山西平陆出土的汉代农作物》，《农业考古》，1984年1期。

[2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805页。

[25]卫斯：《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考证》，《中国农史》，1988年4期。

[27]赵家有等：《山西芮城出土风扇车模型》，《农业考古》。1988年2期。

[28]《史记·晋世家》。

[29]《汉书·沟洫志》师古注：“越人习于水利，又新至，未有业……”。

[30]张国维：《山西新绛县发现汉代陶楼》，《考古》，1987年10期。

[31]张维邦主编：《山西省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243页。

[32][33]《汉书·食货志》。

[34]史念海：《秦汉时期黄土高原农林牧分布图》，《河山集》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63页。

[35]《史记·货殖列传》。

[36]《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37]临汾地区文化局、曲沃县文化馆：《晋南曲沃苏村汉墓》，《文物》，1987年6期。

[38]卫斯：《平陆县征集到一件西汉彩釉“望中池楼”》，《文物》，1985年2期。

[40]《三国志杜畿传》。

[42]《艺文类聚》卷87《果部》下引“魏文诏群匝曰”。

[44]《汉书·地理志》。

[45]《史记·货殖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