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改良研究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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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末年是湖北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阶段，侧重发展生物技术，大力发展农业教育，成为这一时期湖北农业改良方面的显著特点。在张之洞等人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随着西方农学思想逐步传播和商品性农业较快的发展，湖北农业无论在农作物的良种选育、推广，以及发展农业教育和传播农业知识等方面，都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且在许多方面开风气之先。同时也为近代湖北植棉业和棉纺织业确立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创造了条件。通过张之洞等人的多方努力，使处在人口不断增长和严重水患压力下的湖北农业，仍有缓慢的增长。

关键词：晚清末年；湖北；农业改良

19世纪末叶是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的重要时期，推广良种和其它生物技术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主要内容。由于张之洞等人的积极倡导，这一时期的湖北农业在引入西方农学和新的作物品种，发展农业教育和传播农业知识方面，都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并对湖北农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著述却很少，人们的视线更多的集中在清末湖北工商进步和张之洞学术思想研究方面。本文仅就张之洞督鄂期间的湖北农业改良进程及局限试作论述，以就正于方家。

一、引进陆地棉种

农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又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由于近代中国工业的主要原料和市场均依赖于本国农业，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演进的速度，就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决定着整个社会近代化的步幅。与此同时，近代工业的兴起又必定反作用于农业，推动着农产商品化和近代农业技术革新的进程。机器棉纺织业是近代民族工业中产生较早，发展最快的部门，适应国内棉纺织工业的兴起，棉花成为近代中国农作物育种历史上最早被大量引种的农作物，首先大批引进美国陆地棉种的就是张之洞。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将他在两广总督任内所定购的英国纺织机器移设武昌。“销湖北之土货，养湖北之贫民。”[1]1892年，湖北织布官局试车投产，张之洞又着手兴办官纱局。二厂年用棉量在10万担以上。机器纺织业的大举兴办，冲击着传统的纺织原料产销结构，鄂棉品极与机器棉纺织工业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日渐暴露。到十九世纪末叶，湖北植棉虽有近七百年的历史，但由于棉纺织始终末能超出家庭手工业的范围，对于棉花品质的要求一直很低。“乡农栽种者，只供日常需要。”[2]棉产多为土种粗绒，品种杂劣，花株矮小，纤维质硬短粗，衣分仅在32％左右，不能满足机器纺织，特别是纺织细纱的需要。官布局投产之初，由于配棉等技术问题未能解决，每年不得不从南通等地购棉数万担。

为了解决布局所需原料，“多销本地土花”，张之洞对改良鄂棉品质一事十分关心。“武汉黄德荆州各属多产棉花，若能讲求种法，使产多棉美，未始非地方兴利一端。”[3]早在来鄂之初，他就曾饬令云梦、安陆等州县，购运通州上海等地棉种，垦辟荒芜，讲求种植，以供布局所需。1891年，负责安装布局织机的英国工程师摩里斯在考察鄂棉后，认为鄂棉朵瓣细小，纤维短粗，不如美棉（陆地棉）纤维匀细柔轫，成布光滑耐看，建议引进美棉，张之洞即电出使美日秘大臣崔国因，请其代购与湖北气候、土壤相仿的优质美国棉种2吨，速寄汉口。次年5月，美国棉种34担运抵汉口。张之洞即行文产棉各州县试种美国棉子，要求江夏、兴国、大冶、黄陂、孝感等15个产棉州县，速将发去棉子下发种棉之户，剀切劝谕，分投试种。将来收成以后，即由布局派人前赴该处从优给价，尽数收买，断无虑其种成以后，难于销售。总令领种之户有利无亏。札文强调：“此项棉子由数万里外不惜劳费远道购来，各州县务必谆嘱领种棉户，小心培植，不要轻易弃置。如本年播种不及，尚可留俟来年。凡领种者，饬令于收成之后各缴土种洋种棉树各一株，由该州县转送织布局。汇同考验，评定甲乙，择其培植最佳，花朵最旺者，由布局给予该棉户奖赏，以示奖励。”来年并“仍将棉子发回各属再种，如此展转传播，不数年间，楚棉之美当不逊于洋棉。”札文最后要求各地方官吏“务须切实劝种，不得以难办藉词搪塞。倘收棉之时，该州县并无此项试种之棉，堪供布局收买，即系该地方官奉行不力。”[4]

此次试种，由于棉种分发至各州县已近五月中旬，而美棉生长期较中棉为长，播种已嫌太迟，且美棉株高叶密，包桃较厚，不宜密植。各地棉农没有经验而不得要领，致使试种结果并不理想。同时，许多地方官吏因为对试种洋棉不甚理解，故而热情不高。殆至10月初，15个试种州县，只有汉川、孝感2县会同布局下乡收买洋花，其余各州县均未见行动。面对此种局面，张之洞并未气馁，他一面致电崔国因，请再为代购燥种美国棉子10吨。“务求迅速起运为感。”并请参考外国种法，代为收集各式种棉洋书，先行寄来；一面饬令布局迅速派员前往兴国、黄陂、黄冈等州县收购洋花，查明原发棉种若干，要求“不经吏胥之手，随到随收，按照向来最高之棉花价值，每斤连子收买，从优给价。”“倘有胥役藉端需索，及有意压搁，克扣棉价等情弊，致民间以缴售领种为难，裹足不前者，查出该州县定干未便。”[5]1893年春，第二批美国棉种100余担运抵汉口，随同译印“畅种美棉说”及“美棉种法”十条，从深耕、施肥、播种时节及间距、防治虫害直到收花，详细说明种植美棉的各种技术要领，免费分发给江夏、汉阳、黄冈、武昌、应城5县棉农，广为晓谕。在“札各营县续发美国棉子暨章程种法”中，张之洞详列了美棉比较土棉所具有的优势，明确指出：“上年歉收之故，实人事有未尽，非土性之不宜。”“所收新棉数千斤，绒长色美，确有明征可知。”[6]要求种棉各户，按照章程种法“分投试种，小心培植。”[7]并责成督标、抚标二人主持此事。由于第二次试种范围较小，准备比较充分，棉农对于洋棉种法开始有所了解，故所收洋花较第一次试种明显增加。1894年2月，张之洞饬令各营县再次试种美国棉子一年，“以资参考互证”。不久因甲午战争爆发，张之洞暂调两江总督，试种之事不得不有所停顿。

张之洞改良鄂棉的努力，对于近代湖北农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尽管受到时代和技术条件方面的限制，他三次引种美棉的直接效果都不尽理想，其中还包含着许多不懂科学，急于求成的成份，主要表现为引种之前未经试验驯化，散发给农户后又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混杂退化。但他“不惮烦费”，屡挫屡进的尝试态度开风气之先，不仅使湖北在清末各省中最早的大批引进陆地棉种，推动了近代鄂棉改良的历史进程，为湖北植棉业和棉纺织业在国内领先地位的确立创造了条件。同时，对于整个湖北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过渡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湖北农业改良史上留下了可贵的一笔。

二、举办蚕桑事宜，改良茶叶采制各法

倡言各尽土宜，主张发展多种经营，这是张之洞改良湖北传统农业的一项重要内容。与一般封疆大吏督课农桑，重本抑末的传统作法有所不同，张之洞认为“中国生齿繁而遗利少，若仅持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促，何所底止。”[8]为此，他一方面提倡农工商贯通讲求，即“工为体，商为用，农为本”，从发展近代工商业的角度，正确估价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在农业经营活动中则力主各尽土宜，讲求种植。以提高丝茶种植、加工技术为主要内容，构成近代湖北农业改良的重要方面。

湖北向称泽国，农民终岁勤于田畴，所入为利甚微，一遇偏灾，立形匮乏，“欲为代谋生业，广辟利源，酌地土之宜，筹经久之策，计惟有兴办蚕桑，籍以阜物生财，补农工之不逮。”蚕丝一向是中国传统的出口产品。湖北土产除茶叶远销外洋，岁获巨款外，殊少畅行之货，土性素亦产丝，而制造不精，销流不旺，除荆襄等地外，全省大半州县风气未开，蚕织未能盛行。“特以树艺饲养之法不逮浙人，多自诿于丝劣利薄。”“非极力振兴，无以广风气而浚利源。”1890年，张之洞会同巡抚谭继洵，筹款开办蚕桑局于省城，多次派员赴浙江采购桑株，分发各属栽种，并采购浙省桑种，交江夏、汉阳二县辟地播种成苗，饬令各州县来省请领。为传播蚕桑知识，又特意刊印农桑简编，详列栽桑养蚕，摘茧缫丝诸成法，一并散发于农户，如法领植，不许取民一钱，“舆情均甚乐趣”。到1893年，计已发放桑苗一百余万株，“据报成活分数有十之六七者，有十之八九者，亦有全数成活者。”其后数年，复招募江浙工匠，制备应用器具，来鄂训授本省学徒剪接桑枝、饲蚕摘茧、缫丝织绸诸法，以开风气。每逢冬令时节，仍派员采运浙桑分发各属，广为种艺，并考察各州县劝课勤惰，随时分别奖罚。到1896年，全省统计发放桑苗已达一千数百万株。“先栽者业已成林，后植者亦皆灌溉，剪接得法，滋生畅茂，小民见利纷趋。不惟向所产茧之区推行益广，即历无蚕丝之处，风气亦已渐开。”各省丝商驻汉收购者，“岁计丝价不下百余万金，实已利源大开，成效共睹。”[9]

张之洞等人的锐意倡导，推动了湖北桑蚕业的发展。经过近十年的引种和改良，全省60余州县，“殆无县不有养蚕之家，而长江沿岸及汉水下游一带，交通便利，斯业尤盛。”[10]全省每年产茧总额达15万担左右，成为国内主要的蚕茧丝产地之一。沔阳、天门、汉川、当阳、江陵、枝江、黄冈等州县养蚕户已占农户总数七成以上，养蚕业成为农户重要的家庭副业。随着省内桑蚕事业的发展，为避免丝茧遽难销售，张之洞除饬令各州县及时推广蚕织外，又令创办之偏僻地方，“暂令州县垫价收买解省织绸，俾蚕户见利勇为，其垫发价值由省局拨还。至丝茧畅销之外，即勿庸由外县收买，如以因势利导，免致观望迟疑，以期推行益广。”[11]为了增强湖北蚕丝制品的竞争力，1894年11月，张之洞奏准创办缫丝局于武昌。随着厂丝输出的不断增长，丝茧贸易日益活跃。“汉镇蚕市现已告竣，各乡运来丝头茧衣甚多，西人收买亦甚踊跃，业此者以有利可图，复派人赴河溶沔阳一带收买。”[12]各地农户种桑养蚕风气愈见大盛。为了进一步提高养蚕植桑技术，改良蚕种，湖北农务学堂特增设蚕科，以培养本省蚕桑技艺人员。1904年，张之洞又创办模范蚕桑试验场于武昌南湖，占地427亩，栽植湖桑，专事蚕桑良种的试验和推广。

茶叶向为中国出口货物之大宗。作为华中各省茶叶市场之枢纽，“汉口商务之盈绌，尤专视茶叶为盛衰。”[13]1890年以前，汉口每年输出茶叶均在80万担左右，最高年份曾达到120万担之多，盛极一时。1890年后，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传统地位受到严重冲击，价格跌落，销况疲滞，茶利日趋枯竭。影响所及，湖北许多茶商茶农求售不得，亏累甚多，弊窦丛生。为了扭转华茶颓势，改良茶叶种植加工技术，提高茶叶质量品级，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张之洞经过博访周谘，深感“茶务不讲求种植制造，已非探源之策，其余俱属末节。”[14]“但患茶叶之不佳，不患销路之不畅。”[15]为此，他以精茶色，恤园户为根本，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劝民广为种茶，务求讲究植法。1890年，张之洞行文产茶各州县，劝谕茶农讲求采制各法。“至茶叶之佳，尤以采摘趁早为第一要务，早则嫩，嫩则小，然叶愈小而价愈贵。红茶以叶小而嫩，上有白毛者为佳------不必贪多，货真则销自畅，不必尤人。”[16]次年七月，又札照湖北湖南两省藩司，督饬各属讲求制茶，并将湖北候补道曹南英所拟“制茶条议”，刊发各属体察实情办理。“如各州县有能实力讲求以致价高销畅者，及有漠视民生奉行不力毫无成效者，必应分别劝惩。”[17]嗣又札饬湖北襄郧荆宜各属，查明土性，试种茶树，要求地方各官“察视地利土脉物性所宜，教民垦治种植，以补杂粮之不足，自可转贫为富，起敝为隆。”不准“率以土性不宜，民情窳败等语一禀了事。”同时，颁行谷城知县瞿元灿所陈“种茶灸焙法”，通令地方多山各县仿照试行。

经过张之洞等人的着意补救，湖北茶务渐有起色。全省植茶面积达到110余万亩，分布于50余个州县。因运销俄国茶叶数量增长，直到1900年，茶叶出口值均占汉口各年出口总值的65%以上。其后10年中，汉口茶叶外销始终保持在80-90万担之间，成为国内最大的茶叶市场。由于改良采制各法，鄂茶品级也有所提高。在1910年南洋博览会和1915年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二等奖以上的41种湖北土特产品中，茶叶就占了25种之多。

除改良桑蚕、茶叶种植加工技术外，张之洞还下令在1902年创办于武昌的“两湖劝业场”中，专门设置“天产内品场”，将两湖所产谷、果、茶、麻、油、漆、竹木、药材等一一陈列，标出定价，注明产地，以供中外商人考辩采买。更重要的是使农户“彼此相形，自生激励。”[18]

三、发展农业教育

兴学育才，发展农业教育，这是张之洞全部洋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改良近代湖北农业的长远角度来看，这要比他直接引进陆地棉种，兴办丝茶的作用和意义更大一些。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但时至晚清，真正对近代农业科学有所研究者却很少，农学体系仍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农学上面。张之洞在引种美棉、兴办丝茶的过程中，有感于农学不精和新政人才的缺乏，于是，“设立农业学校以求精理，又立农业试验场以资实习，采集各处土质，各种棉花，加以化析之用，择其土地之宜，收成佳种，售之民间。”[19]1896年2月，他在返回湖广本任后，开始把改良农业方面的主要注意力转向兴学育才方面，各级农业学堂在这一时期湖北兴办的各类实业学堂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张之洞认为：“查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教育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20]“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21]为此，他提出：

一、劝农学。凡有学生愿赴日本农务学堂学习并取得文凭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官职，凡赴欧美学农业者，由于路远日久，给奖较优，自备资斧者更优。

二、劝官绅。“查外国讲求农学者，以法美为优，然译本尚少。近年译出日本农务诸书数十种，明白易晓，且其土宜风俗与中国相近，可仿行者最多，其间即有转译西国农书，一切物性土宜之利弊，推广肥料之新法，劝导奖励之功效，皆备其中。”[22]为此，应先将农学者诸书广为译刻，分发通省各州县，由农务总局将农书所载新法、本省宜种何物择要指出，各州县则“体察本地情形，劝谕绅董，依法试种。”每县设劝农局推广农学，凡农、果、桑、棉、林木、畜牧等，择其与本地相宜者种之养之，推广得力者给予奖励。地方官不举办农政者，照溺职例参革。

三、导乡愚。先于省城设立农务学堂，选中学毕业者肄业其中，并择地为试验场，先行考验实事，以备分发各县为教习，又将佳种新器和新式农县分发各地。“先则概不取价，有效则略取价值，务令极廉。”[23]借以广开风气。其试办之法：“先其通用者，后其专门者，如讲求各种肥料，仿造各种风车水车，去害稼各虫，每年换种各物以助地力之类；先其易者，后其难者，如山乡劝种蕃薯洋芋，水泽种苇，斥卤种稗之类；先其本轻者，后其费巨者，如种树先榆柳果实，后松杉；畜牧先鸡鸭牛羊，后骡马之类；先其保已有之利者，后其开未见之利者，如察病蚕，讲制茶，求棉种之类；先其获利速者，后其见效迟者，如种蒲桃取酒，种桐柏取油，种樟取脑为先，求蜂种，求鱼种为后。”[24]4，垦荒缓赋。各州县应体察本地情形，劝谕垦荒，将垦荒升科之期格外从缓。种杂粮至10石以上，种树至1000株以上，酌予奖赏。

1898年春，张之洞在武昌东门外卓刀泉创办湖北农务学堂，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农学者入堂学习，研求种植畜牧之学，是为国内各省同类学校中开办最早者。其招生广告称：“照得富国之本，耕农与工艺并重，近来泰西各国，农务最为兴盛，由于格致、理化之学日益精深，知地力之无尽，藏于辨土宜，察物性，广种植，厚培壅，诸事讲求，不遗余力。。。。。查湖北生齿较繁，兼之连年水旱，岁收歉薄，民生困苦。本部堂蒿目时艰，凡有当务之学，莫不亟图倡导，劝农惠工，并为养民根本。”[25]学堂初设农科，招生30名，教授化学、农机、植物与土壤诸课。翌年添招蚕科学生30名，增开算学、方言、电学、种植等课程。1902年，张之洞电邀江南农学总会负责人罗振玉来鄂，主持湖北农务局和农务学堂，聘请王国维任译授。1903年在武昌宝积庵购地迁建，新校舍内一切教学设施，均仿照日本农业学堂形式。除一栋二层教学楼外，另建有试验室、养蚕室、育种房及其它附属建筑。教室均为阶梯教室，光线充足；化学实验室则可以进行有机、无机和定量分析等各种实习。养蚕室设备更全部仿照日本最新标准，室内温度可以人工控制调节，并陆续完成《蚕桑实修成绩》及《养蚕收蚕表》等实验结果，为后来的农桑试验及蚕丝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1906年，农务学堂开设高等正科，更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分设农桑、畜牧、森林三科，仅农学课程就包括：农学、园艺学、农化、植物、养蚕、畜牧、水产、土壤、肥料、气象、农工、测量、物理、化学、农政等21门，设实习项目25种，学制四年，定学额120名，由普通中学堂及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升入。学堂并附设农业小学堂和中等蚕业学堂各一所，形成从小学、中学到专科完整的农业教学系统。张之洞在新校舍开学典礼的训词中，勉励师生“手脑并用，知行合一。”并亲笔对联“凡民俊秀皆入学，天下大利必归农”，刊刻于高等农业学堂正门两侧。

同期省内相继开办的新式农业学堂还有：湖北省官立蚕业学堂、汉阳府官立阳夏中等农业学堂、施南府官立中等农业学堂、安陆府官立中学堂附设中等农业学堂，由农务学堂毕业生担任教习，开设农业气象、土壤、蚕体生理、植物病理、养蚕论、蚕业经济、蚕体病理、制丝法、制丝机械、工场管理法等课程。各级各类农业学堂的相继兴办，农业方面专门人才的不断培养，有利于改变封建士大夫“看重”农业而又轻视提高农业技术的传统心理，为近代湖北农业改良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张之洞被称誉为“第一通晓学务之人。”继任鄂督赵尔巽鉴于张之洞兴学育才，“讲求种植，颇著成效”，于是亦致力于“筹款兴学，合群策群力以谋之，而后能使新法普及于全国也。”[26]到1910年，湖北全省共有高等农业学堂1所，中等农业学堂6所，初等农业学堂40所，农业教员讲习所1所，共计48所，占全省实业学堂总数的71％以上；仅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就已培养出各类农业专门人才200余人，对于近代湖北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近代农学思想的传播

在农业科学技术和农学知识方面，张之洞主张大力引入，为我所用。1896年夏，张之洞获悉国际农学会议在德国柏林召开，随即电告驻德钦差许景澄，就近代为搜取有关资料图说，并代选实用农书数种，寄鄂译刊。从1897年起。张之洞饬令全省各州县，一律购阅上海出版的农学报。除发给两湖书院5份，经心书院2份外，凡中等以上州县均须订购10份，小县3份，要求各地官绅展转传观，细心考究，以储人才而兴地利。罗振玉主持编印的上海《农学报》是国内创办最早的农业报刊，主要刊载清政府关于农业方面的公文、各省农政和各地农事消息以及农学译述等内容，陆续翻译的近代西方农学著作有170余种，文章770余篇，在传播西方农学，改变传统农业观念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1900年，罗振玉受张之洞聘请前来武昌，出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翌年，罗在武昌创办《农学报》，积极提倡和宣传近代农学，力劝官绅广译、翻刻各种农学著作和农业文章。1907年末，农工商部奏准颁行农会简明章程，规定各省于省城设立农务总会，于府厅州县酌设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次第酌设分所。凡一切桑蚕、纺织、森林、畜牧、渔业各项事宜，农会均可酌量地方情形，随时条陈农工商部，次第兴办。翌年，湖北农务总会成立。“凡商会会员及平日在地方办理公益事务者，皆有加入农会资格。凡捐助会费至十元以上者，作为本会正式会员。”“纳入会费一元，常年会费二元，作为本会寻常会员。”[27]省农务总会成立后，曾召集各分会董事举办讲习所，研究农学大概，以便“传播新知识于农民，改良湖北农业。”[28]1910年，湖北农务总会创办《湖北农会报》，吕瑞廷任主编，“以研究农学，改良农业，补助农政”为宗旨，初为月刊，每月望日出版，从第7期起，改月刊为半月刊，第13期后又恢复为月刊。其发刊词曰：“我中国农业则发达最早，而农学则发达最迟，老生宿儒专重师说，沿尧溯舜，稽古为多，新知近闻，择焉盖寡。”该刊设图画、谕旨、主张、论丛、章奏、文牍、讲演、译丛、报告、纪事、农话、问答、附录等栏目，专刊有中外农业历史、农业新书、世界农业情况和有关农业政策法规、农学问题、白话小说等。该刊第五期刊发的张四维《法国农业之感言》一文，概叹中国重士轻农，农业苦窳。“为士者尊为座上宾，务农者嗤为田舍翁，鄙夷相视，无事研求，土质不分，学理不讲，进步不求，旧式不改，荒置之地，随地皆是，此农业之所以日形苦窳也。”[29]为此，作者极力主张“广开农业初等学堂，使富民入学，以增进农民之智识力。”“多联络地方农业会，人皆入会，以增长农民之保护力。”[30]

农业教育的发展，农业知识和新品种的不断传播，推动着近代湖北农业从传统的经验农学向实验农学转变，农业试验渐成风气。1902年，农务学堂移建武昌宝积庵后，附设农业试验场，内分农场、林场、桑园、水产场等各部门。1908年，又另拨修堤后涸出的官地二千亩，扩大农务学堂的试验场地。有耕牛数十头，人工剥麻机、轧花机等农产加工机具和农具一应俱全，参考外国新法，试种五谷、棉麻、杂粮、果木、花卉、蔬菜等，并作出大量实验记录，奠定了湖北农业学堂进行各种专门试验的科学基础。

五、开展农情调查

湖北是清末各省中派出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省区。张之洞在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的同时，为了学习欧美先进农业技术，解决兴办农业学堂所面临的师资问题，先后聘用美国、日本农学教习15人，来鄂教授农桑知识，培养中国农业人才。同时，派员陪同前往近省各州县，考察农情，辨别土宜，依据西方农学原理，对改良湖北农业提出看法和建议。

1897年末，张之洞委托美国农学教习白雷耳，由湖北候补知府、农务学堂提调汪凤瀛陪同，前往大冶、武昌等地进行农情考察。白氏考察完毕，向张之洞呈送了一份包括15点内容的报告。他首先赞许了所见梯田的整齐，农民的勤劳和蓄肥方法的积极有效。“此次所见山田居多，农民能将山坡开平叠作数盘，至十数盘，耕而为田，远望甚为齐整。”[31]接着，他对耕种方法，造林防洪及农田排灌，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白雷耳认为，“沿途偶见民间种有桃、李、杏、梨、枣、白果等树，均可备食品，获利息，而种者甚稀，甘置美利于不求，殊为可惜。是外播植，如所见小麦、油菜、蚕豆各种子，并不选择坚好肥硕之品，甚至杂有草种，亦不剔除。”[32]关于植棉，虽然引种了美国棉种，但农户“排种太密，不知选子，且地气嫌太湿、太冷、太酸。”[33]故建议仿效英美之法严格选种，开沟排水，多堆灰以去冷去酸。

造林防洪是改善湖北水利条件的重要环节。由于清前中期长江、汉水上游山地的大面积垦辟，特别是荆襄流民滥砍乱伐的掠夺式经营，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下游河湖湮塞，河床高抬，一遇洪水，官私堤障尽溃。就此问题，白雷耳指出，在山区所见不过杂树数种，且甚稀少，仅可作柴薪之用，毫无价值。他建议多种经济林木，一以成材取利，二可以防洪。欧洲各国已年拨巨款植树造林，湖北连年水患，更应力劝民间仿效实行。

继白雷耳后，农务学堂日本教习美代清彦受端方委托，于1902年冬前往鄂西北农村进行考察。美代清彦首先对鄂西北五种主要农作物，即棉花、烟草、稻米、胡麻及大豆的单产和产值进行了统计分析。他认为，鄂西北棉花因农家不讲求选种，且播种过早，缺乏灌溉施肥，故棉品仍逊于美棉，虽较日本棉花为优，而产量却不及日本，一般亩产仅有二三十斤。因此，他建议研究肥料成份，增加肥力。关于讲求植棉方法，尤其是精耕细作与农民生活之间的关系，美代清彦指出：从沙洋至潜江是“本区内最精于农业之地区”，且又以产棉为大宗。“故农舍颇佳。”[34]其次，他就选种、灌溉与耕种方法提出了批评和改进的方法。美代清彦最后建议：（一）设置劝农委员，每州县三至五名，奉省农务局及州县之命，负责地方劝农工作，每年由省农务局召集劝农会一次；（二）设立农务分局三处，分别赋予专门任务，其中沙市、襄阳二个分局专门主持棉花、稻谷、灌溉和果树林木的试验推广与奖励事宜，荆门州分局则专司畜牧之事。

白雷耳和美代清彦的报告及建议，对于张之洞及其后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农林为至要之图，将来各地方必陆续筹办，仅省城一处苗圃实不足各县之取求，故既拟于各府设农林筹办所，即宜于各府设苗圃各一处。”[35]至宣统末年，全省共设立林场6处，植树219万余棵，为全省林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晚清末年的湖北农业依然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个体农户的手工劳动和种植方法仍未有明显的改变。但随着西方农学思想的传播和生物技术的引进，在连年水患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下的湖北农业生产力水平，仍有缓慢的增长。张之洞等人开创的农业改良和农业教育事业，对于湖北农业后来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张文襄公全集》卷33，奏议三十三，第15页。

[2]伊炳骝：《鄂西棉产概况》，《沙市棉检》，第81页。

[3]《张文襄公全集》卷99，公牍十四，第8页。

[4]《张文襄公全集》卷99，公牍十四，第9页。

[5]《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24页。

[6]《张文襄公全集》卷99，公牍十四，第25页。

[7]《张文襄公全集》卷99，公牍十四，第25页。

[8]《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三十七，第32页。

[9]以上所引文字均见宣统《湖北通志》卷54，第1457页，民国十年刊本。

[10]《中外经济月刊》102期，1925年3月。

[11]宣统《湖北通志》卷54，第1457页，民国十年刊本。

[12]《湖北商务报》第14期，光绪25年8月。

[13]《张文襄公全集》卷103，公牍十八，第6页。

[14]《张文襄公全集》卷118，公牍三十三，第13页。

[15]《张之襄公全集》卷120，公牍三十五，第7页。

[16]《张文襄公全集》卷120，公牍三十五，第7、8页。

[17]《张文襄公全集》卷96，公牍十三，第5页。

[18]《张文襄公全集》卷105，公牍二十，第8页。

[19]《谕折汇存》，《经济选报》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七日，第1、2页。

[20]《张文襄公全集》卷45，奏议四十五，第13页。

[21]《张文襄公全集》卷54，奏议五十四，第11页。

[22]《张文襄公全集》卷54，奏议五十四，第11页。

[23]《张文襄公全集》卷54，奏议五十四，第13页。

[24]《张文襄公全集》卷54，奏议五十四，第13页。

[25]《张文襄公全集》卷121，公牍三十六，第1页。

[2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893页。

[27]《湖北农会报》第2期。

[28]《湖北农会报》第16期。

[29]刘望龄：《黑血.金鼓》，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22页。

[30]刘望龄：《黑血.金鼓》，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22页。

[31]《农学报》第十六期，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下。

[32]《农学报》第十六期，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下。

[33]《农学报》第十六期，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下。

[34]美代清彦：《鄂省西北农业视察记》，第16页。

[35]吴剑杰：《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