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起源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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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界对农业发生原因的讨论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但对晚期智人阶段季节性饥荒在农业发生中的作用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古气候研究表明，在距今5～1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全球气候比较寒冷，距今3万年前的气温比现在低10℃左右，后来气温才逐渐回升。在寒冷气候的影响下，晚期智人在冬季更难获得食品，因此发生了季节性饥荒，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以人为食的悲剧，季节性饥荒迫使古人类驯化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以补给冬季食物的短缺。当初驯化的植物和驯养的动物可能多种多样，经过不断的比较和选择，原始人类最终将种植畜养的重点确定在少数几种动植物上，逐渐使之脱离野生状态成为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如籽粒丰硕易于保存的植物和性情温顺的草食性动物，随之他们也脱离了采集渔猎生活，进入了农业社会。这一变化过程是在晚期智人阶段完成的，因此研究农业起源的时间起点不应局限于新石器时代，需要进一步上推，以旧石器时代晚期为宜。

[关键词]晚期智人；季节性饥荒；农业起源

StudyontheProblemsofAgriculturalOriginundertheConditionofSeasonalFamine

Abstract：Theproblemsofagriculturaloriginhavebeendiscussedforalongtime,butwedidn’tfocusourattentionontheroleofseasonalfamineintheprocessofagriculturaloriginduringHomosapiensstage.Theclimaticconditionofwholeworldwascolderthanthatinpresent,thereforeitbecomesmoredifficultytogetfoodandseasonalfamineoccurredyearbyyear.Thepressureofseasonalfaminecompelledhumantodomesticateanimalsandgrowthplantssothatprovidingfoodagainstcontinualhungry,especiallyinwinterseason.TheorigintimeofagricultureshouldbebackwardedtothelatePalaeolithicperiod,10000to50000yearsago.

KeyWords:Homosapiens；Seasonalfamine；AgriculturalOrigin

季节性食物短缺的概念是1938年贝克(J.R.Baker)研究鸟和动物的季节性饲养模式时提出的，[1]后来被用于远古人类生活研究中。考古学、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者开始利用季节性食物短缺术语描述史前时期人类生境恶化后的社会生活状态，[1]灾荒史研究者也将其纳入研究视野去审视农业发生前的食物短缺问题，“每到冬季和春季食物匮乏时许多原始的采集渔猎者就要遭受饥饿的沉重打击。”[2]但是，人们对季节性食物短缺的时代变化、区域差别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还很不充分，特别是季节性饥荒的发生演变与远古时期农业起源的关系迄今尚无论证研究，这是远古社会生活史和农业起源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讨并解决的基本问题。远古社会季节性食物短缺主要发生在气候寒冷的冬季，它迫使人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并走上了农耕生活的道路，季节性饥荒是农业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季节性饥荒

人类一直在为获取食物而不懈地努力，获取食物的难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逐渐降低，获取食物的技能和方式则日趋多样复杂。采集渔猎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最主要的食物获得方式，但是当时人类已经具备了改变生活获取更充裕食物的内部条件和外部因素，一场食物获取方式的革命酝酿成熟。

（一）季节性饥荒是影响古人类获取食物的主要因素

寻找并获取食物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主题，也是人类至今依然没有彻底解决的难题。远古时期影响人类食物资源的最主要因素当属气候变化，长时段的气候变迁和年复一年的冷暖变化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了直接而严重的影响。在一般气候条件下，冬季的寒冷以及由此导致的食物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约远古人类人口增殖的基本原因。

季节性的食物短缺贯穿于整个旧石器时代，愈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愈为显著，人类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以求生存。人类学家把由猿到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与现代人关系最密切的当属晚期智人。晚期智人时代距今大约1－5万年，[2]（P112-113）当时处于第四纪冰期的大理亚冰期时代（欧洲为武木冰期），气候寒冷，距今3万年前的气温比现在低10℃左右，后来气温才逐渐回升。[3]这一时期人类的生活极不平衡，在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丰衣足食，冬季降临后古人类普遍陷入生活困境，食物获取变得异常艰难，形成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季节性饥饿。参照当前饥荒的有关概念，远古时期的季节性饥饿现象也可以称之为季节性饥荒。

季节性饥荒发生的原因在于寒冷气候条件下植被退化、动植物资源锐减。季节性饥荒对前农业时代的采集渔猎活动造成了严重影响，晚期智人在冬季很难获得足够的食物维持群体生存。而在自然异常变动、发生巨大灾异的情况下，古人类的生活也会面临严重威胁。大洋洲海岛上的塔斯马尼亚人、南澳土著人是十七世纪以后依然幸存的处于旧石器阶段的原始人类，虽然在一般情况下采集和狩猎可以供应丰富的兽肉、植物果实和根茎，但他们也备受干旱等灾害的侵袭，导致食物来源不足，以致度日如年，痛苦万分。[4]（P54）因此，如何保证经常性的食物供应成为原始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为关切并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食物短缺状态下远古人群采取两种迁徙模式

食物短缺对原始农业的发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但不会直接导致农业发生。饥饿降临后古人类最主要的生存目的是想方设法获取食物而不是考虑如何生产食物，选择迁徙觅食远比从事驯养驯化动植物简便可行。所以，远古人类采取了迁徙觅食的方式以解决普遍遭遇的食物短缺问题，根据他们迁徙活动的范围可以把迁徙活动划分为两种模式——远距离迁徙和近距离迁徙。

季节性饥荒条件下的迁徙活动范围有限，属于近距离迁徙模式，主要围绕居住地而向周边地带扩散。季节性饥荒迫使古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迁徙移居，在人类学研究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迁徙证据。[3]美国考古学者博塞洛普（EsterBoserup）和马克·科恩（MarkN.Cohen）研究远古人群生活时指出，在食物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原始人群开始迁徙活动，以寻求新的食物来源。[4]民族学的材料表明，采集狩猎者经常性的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以捕食驯鹿为生的爱斯基摩人根据驯鹿移动的季节性规律进行迁徙和狩猎，[5]（P8）居住在澳洲东南的塔斯马尼亚人在一定的迁徙区从事采集狩猎活动，[6]（P125）马来西亚半岛的塞芒人则频繁迁徙，在一个地方停留不到三天时间，就另搬别处，寻找野兽及果实。[6]（P159）

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古人类也有可能走上远距离迁徙的道路，迁徙活动的范围可能更大。大概在距今180万年的时候世界性的气候变冷导致的人类生活环境恶化，非洲大陆气候寒冷干旱，草原扩张。[7]远古人类获取食物更加艰难，于是从非洲迁徙到东亚和欧洲地区，[7]后来在晚更新世又由中低纬度生活区扩展到高纬度地区。[8]类似的情况在一些小动物的历史上也有反映，如起源于西伯利亚的无根田鼠（MicrotusAllophiomys）在220万年前已经存在于这一地区，直到距今180万年的时候才扩散到欧亚和北美大陆等地。[9]（P162）距今90万年的时候全球气候又一次变冷，世界各地的冰川发育盛极一时，欧洲的哺乳动物群发生消长剧变，维拉方动物群被克罗默尔动物群所取代，中国大陆三种泥河湾期的典型动物——丽牛、埃楚斯坎熊和爪兽等喜暖动物退出华北而避居华南。[9]（P175-176）在距今24~23万年前的时候发生的气候变冷事件再一次迫使古人类迁徙移居，生活在周口店地区的北方型动物侵入南方，如维氏花鼠、居氏巨河狸、中华猫、双角犀、李氏野猪、肿骨鹿、华北绒鼠和棕熊等。[9]（P176-177）

在远古时期人类经历的两种迁徙模式中唯有近距离的迁徙活动与原居住地的生活能够保持持续的关系，经常采取近距离迁徙的晚期智人部落才有可能成为农业发生的真正鼻祖。因此与农业发生相关的迁徙活动只能是季节性迁徙，农业发生的直接原因只能是食物的季节性短缺而不是阶段性的寒冷气候。

（三）季节性饥荒导致人口压力出现

在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几次人口大幅增长的阶段，每一次人口的剧增与人类获取食物的能力和方式变革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获取食物能力的高低实际上反映了人对自然的一种利用能力和改造能力，也就是生产力水平。人类历史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总是表现为技术的变革或者跃迁。每一次跃迁的发生与实现都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迄今为止人类已完成了由猿转变为人类、农业产生和工业革命三次跃迁，人类社会也相应地经历了采集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技术水平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这种关系不但存在于远古时期，而且延续到近现代社会。[5]

学术界在解释农业发生的原因时产生了一种重要的理论，即人口压力学说。他们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的趋势，[10]远古时期人口压力的主要标志就是食物资源匮乏，人类不得不通过迁徙活动到更远的、陌生的生态环境下寻找出路。[6]

在古人类生活时期，食物的供给主要受制于自然因素的影响，一个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取决于该地区的植被状况、降雨量、热量和自然地理状况。一旦这些影响因素发生变化，古人类的生存就出现困难，因此在古人类生活地区气候变冷后，人类就不得不向外迁徙。人口与食物供应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伸缩性。所谓的人口压力也是在气候变迁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季节性饥荒的发生是人口压力显现的主要原因，晚期智人阶段人口压力尤为突出。

面对这些问题，一种可能的假设是：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依靠大自然的馈赠通过采集植物果实、狩猎野兽能够解决基本的生活需要，也能促进人口的繁衍增殖。但因部分地区大自然春夏秋冬的明显变化，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野生的动植物供应极不平衡，这些地区的人类面临季节性饥饿的严重威胁。当严冬到来后，很多地区就会出现季节性短时间的食物供应不足，部分人口冻饿死亡。在食物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原始人群甚至采取食人之方以维系生存。因此，原始人类人口增长极为缓慢，长期维持于较低水平的人口总量而难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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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aker,J.R.EvolutionofBreedingSeasons,EvolutionEssaysonAspectsofEvolutionaryBiology,PresentedtoProfessorE.S.GoodrichonhisSeventiethBirthday(EditedbyG.R.deBeer),P161-177,ClarendonPress,Oxfoed.

[2]WilliamA.Dando,TheGeographyofFamine,Pix,EdwardArnold,1980。

[3]DanielE.L.TheRiseandFallofSeasonalMobilityamongHunter-Gatherers,CurrentAnthropology,1993,34(5):599-631.

[4]MarkN.Cohen,ArchaeologicalEvidenceforPopulationPressureinPre-AgriculturalSocieties,AmericanAntiquity,1975:40(4),471-475；EsterBoserup,Environment,Population,andTechnologyinPrimitiveSocieties,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76:2(1),21-36.

[5]一位著名的西方农业史学家雷泽（PaulLeser）先生说：“直到十八世纪，欧洲的农业依然十分落后。自从东亚地区的曲辕犁和其它农业技术输入欧洲之后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如果没有十八世纪初期发生的农业革命，那么就不会出现此后的二百多年中欧洲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更不会出现一系列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我们应当为东亚文明对西方世界的巨大贡献而表示衷心感谢。”转引自JosephNeedham,FrancescaBray,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VI:2,P553-554,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

[6]CohenM.N.ArchaeologicalEvidenceforPopulationPressureinPre-AgriculturalSocieties,AmericanAntiquity,1975,40(4):471-475.

二、远古食人风习是促使农业发生的主要动因

在前农业时代季节性饥荒的威胁下，古人类可能选择迁徙寻找食物。但如果不能顺利迁徙或者迁徙以后依然不能解决食物供应问题的话，人类可能采取同类相食方式以图自保。有关原始人类同类相食的问题一直讨论比较激烈，中国和欧洲国家都发现有远古食人材料。食人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尽管今天看起来极其野蛮荒谬，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食人风气并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不但在距今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存在食人现象，在近数百年来食人之分依然在某些地区留有孑遗。

（一）远古食人的证据

远古食人的考古材料近年发现较多，从直立人时代到晚期智人阶段都有发现。尽管这种行为与人类道德和理性相违背，但如此广泛的食人材料揭示出远古时期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人类普遍选择食人以求生存的痛苦经历。

早在1924年，达特（RaymondA.Dart）于南非汤恩（Taung）发现南方古猿后就注意到肉食在人类进化中具有重要地位，[11]（P65-66）从南方古猿遗址中存在的大量动物骨骼以及部分南方古猿头骨和颌骨的破裂现象，不能排除远古人类在猎杀动物的同时也有可能同类相食。1939～1940年，美国学者魏敦瑞研究北京人化石后认为，北京人中存在同类相食现象，他们把被食者作为猎物一般食用。伯高尼奥（F.M.Bergounioux）参照印度尼西亚西里伯岛南岸的布晋人（Buginess）分阶段处置死尸的礼俗，则提出北京人当时也实行这种特殊的葬礼仪式，为此他们在尸体干燥后取下来运进居住的洞穴中，然后敲骨吸髓。[11]（P62）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也支持这一论点，[12]但学术界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

早期智人中存在食人现象的问题因法国莫拉—古尔西山洞尼安德特人骨切痕的发现而得到更为肯定的回答。[1]法国马赛大学人类学家德弗勒尔发现，莫拉—古尔西山洞里的78片尼安德特人的骨头碎片上有明显的切痕，与赤鹿骨上的切痕相似。而且从他们破碎的头骨和四肢骨可以推断，他们曾经被敲骨吸髓。而早在1983年，加拿大考古学家汤姆斯·洛伊根据远古石器上的血渍来分辨它所代表的动物种类，后来他用这种方法研究人类血渍，发现在二十五件石器上有十八件工具的血渍呈现人类免疫蛋白的阳性反应。[13]（P181）远古人类自己打制的石制工具的用途之一很可能被用于杀食同类。在德国发现的埃林斯多夫(Ehringsdorf)头骨和在南期拉夫发现的克拉皮纳头骨，都被认为是为了吃人的目的而被他人用暴力打死的。法国的费拉西头骨（LaFerrassie）的破裂痕迹被认为是被人打死后取食脑子的，但也有人认为是由于滑坡而被掩埋受伤的等等。

晚期智人遗址在世界许多地方均有发现，其中以法国克罗马农人和中国山顶洞人为典型代表。魏敦瑞在山顶洞考古工作中发现四个比较完整的山顶洞人头骨上均有凹坑、破裂或穿孔的痕迹，并由此而认为是带皮肉的头骨被锐器重击所致。[13]（P41）这就出现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斩杀的敌人头颅，或者是自相残杀。既然山顶洞人生活的时代气候趋于寒冷，严冬出现食物短缺后以同类为食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尽管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令人憎恨的行为，但在远古人类进化的历史上又有什么事情能比寻求食物更为重要和迫切呢？

（二）季节性饥荒是远古食人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的食人现象原因极为复杂，有因饥饿而食人的，有因风俗习惯而食人的，有显示威风特权而食人的，有因仇恨而食人的。各种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学术界正在探究之中，但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发展总要经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远古时期食物供应缺乏适当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也是人类生存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食物匮乏时期同类相食成为人类生存的唯一选择，因此早期的食人主要因饥饿而引起。长期相沿渐成风气后，食人作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手段被延伸到各个方面，如噬食战俘囚犯、取食先祖遗骸以求精神永存、部落酋长食人显示特权、报仇雪恨食人等等。这种残酷的食人风气长期沿袭，直到现代社会某些地方仍然留有食人孑遗。中国灾荒史上饥饿的灾民常常易子而食，形成震撼人心的灾荒食人文化，但却反映出极度饥饿状态下远古食人的本能重新显现，或者是食人的返祖现象。

无论北京人遗址还是尼人遗址中都发现大量的动植物残迹，尼人遗址中存在大量的赤鹿骨碎片，北京人遗址中存在丰富的朴树籽，似乎说明当时人类能够解决生活所必需的食物供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因饥饿而食人。

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的动物化石中，肿骨大角鹿和梅花鹿的化石特别引人注目。肿骨大角鹿的角多是自然脱落或正要脱落时被打掉的，梅花鹿的角则大多附着在头骨上，可能周口店的直立人在夏秋之交更多地狩猎梅花鹿，在初冬猎取大角鹿，或许在寒冷的冬季梅花鹿才会到达周口店地区生活。[14]（P29-31）因此不难推测，在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时代也存在着季节性食物供应不足的问题，远古人类的食物来源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在食物来源充足的季节大量采集猎获，在冬春季节则忍饥挨饿，艰难度日。北京人遗址中肿骨大角鹿的个体数量在二千以上，梅花鹿的数量则少于大角鹿，为一千多头，这个表面的现象并没有显示冬季北京人食物丰足，相反却暗含着冬季食物资源种类相对单一的信息。肿骨大角鹿很可能是严寒的冬季到来后北京人最主要或基本的食物，即使采集储存一部分朴树籽也仍然不能顺利度过漫漫寒冬，而在其他季节却可以捕猎梅花鹿、鼠类、獭类和双角犀等多种动物为食。至于一些食肉类动物如剑齿虎、猞猁、猎豹、中国鬣狗、狼、洞熊等化石虽然多有发现，但现代考古学研究认为北京猿人还不具备猎取食肉动物的能力，最大的可能是获取食肉动物饱餐后剩余的动物尸骨。[13]（P150-152）在冬季捕获肿骨大角鹿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北京人就有可能陷入食物危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终于开始了同类相食，并且这种极端残酷野蛮的行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人类的普遍认可而相沿成风。所以我们还可以由此推断出另一个结论：即使在距今几十万年前的早期智人阶段，季节性饥饿的威胁依然存在；虽然当时的气候温暖而湿润，但冬天人们还是没有足够的食品维持生计。直到晚期智人生活的阶段，这一问题又因气候趋于寒冷而变得更加严重起来。

食物资源的断绝与否不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有关，也与生活的地域空间有关。根据现代民族学的资料，以采集渔猎为生的古人类一般结成25人左右的生存群和500人左右的繁殖群，他们随食物资源的季节性变化而经常转换生活地点，他们在一个地点的活动范围大体保持在半径9千米以内的地域内。[13]（P148）在往返迁徙的过程中如果有效活动范围达不到生活的最低要求，这样的原始人群就有可能出现食物危机；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狭小且相对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则不便于更换生活场所、寻求新的食物资源，这样也会使他们在极端季候条件下处于食物资源完全断绝的境地。食物资源的断绝迫使人类自相残杀、同类相食，一些民族学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佐证。

远古人类遭受的季节性饥荒和食人现象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二者并非必然的因果联结。远古人类是否具备肉食能力和肉食习惯是饥饿条件下食人风习成为可能的中间环节。就现有远古人类食人材料看，二三百万年前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南方古猿可能就具备肉食的能力，因为考古学家所发现的南方古猿的两种不同类型化石——粗壮型和纤细型从未在同一地点出现过，因此有人认为粗壮型南方古猿以植物性食物为生，纤细型南方古猿以杂食为主，既采食草木果实，也吃肉食。[11]（P100）晚期智人食物种类多样，既有采集的植物茎叶果实，也有捕获的动物和捕捞的鱼，食肉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生活在欧洲地区的晚期智人主要捕获驯鹿、野牛、野马、猛犸象等为食，亚洲地区的晚期智人主要以羚羊和野马为捕获对象，周口店山顶洞人还捕获鱼类。[15]（P188）正是因为古人类很早就具备肉食能力，季节性饥荒发生后出现食人才成为可能。

（三）晚期智人放弃食人而选择农业

季节性饥荒和食人风习贯穿于远古人类生活的漫长时代，但在晚期智人时代以前，季节性饥荒和食人风习并没有对农业发生产生任何的促进作用，人们应对饥饿的方式是被动适应。进入晚期智人阶段后，气候变冷进一步加剧了季节性饥荒的危害，食人恶习普遍存在，晚期智人在体力和智力方面的进步使得人们不断地寻求应对饥饿、消除食人风习的主动措施，驯养动物和驯化栽培植物逐步成为可能。

智人阶段是人类历史上改造和利用自然能力提高的重要时期，采集渔猎技术的进步、工具的革新等重大进步相继出现，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传播信息。1984年菲利浦·列伯曼在《人类说话的进化》中推断，人类的远祖大约在9万年前的某个时候开始“说话”，大约在3.5万年前的某一时期开始使用语言，尼人的消亡和克罗马农人的繁衍生息于此就有着直接的关系。[16]生活在距今20～4万年前的早期智人还不具备必要的体能和智力发展农耕畜牧，尽管人类面临着季节性食物短缺的压力，但因为人的能力的缺乏，面对季节性食物短缺无能为力，只能被动适应，迁徙流移是古人类最好的选择。

晚期智人阶段人类才进化到与现代人相当的水平，晚期智人脑力的进化可能也要归功于当时寒冷的气候。[2]克罗马农人脑量水平为1600毫升，山顶洞人为1300～1500毫升，与现代生活人类基本相同。克罗马农人在外表上已接近于现代欧洲人，他们鼻狭长而高耸，额宽，直颌型，脑颅容量大。[3]与抽象思维有密切关系的大脑额叶也在这一阶段最后进化完成，因此有人认为至少在25000年前人类潜在地具备了原始农耕畜牧的能力了。[17]而当时的寒冷气候加剧了季节性食物短缺的问题，继续采用食人方式延续种族被理智化的晚期智人逐步摒弃，他们在迁徙觅食、同类相食两种生存方式之外寻找新的生存途径，走上了驯化植物和驯养动物的历史道路，在生产生活的某些方面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但是我们对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进步也不能做过高的估计，虽然人类的智力有一定进步，但总体上仍然处于被动地适应自然的阶段。即使在作物驯化和动物驯养过程中，人们也是将它作为弥补食物的一种特殊手段对待，并未经过刻意的设计，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原始人群被动的适应自然的角度重新考察农业起源问题。

、季节性饥荒与农业起源

农业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条件，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世界上许多地方出现农业发生的遗迹就说明了人类发展进化的一致性，即在可能的条件下人类会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或状态。这些条件可以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去寻找。从内因看人类自身的进化为农业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没有人的进化发育即使条件再适宜也不会有农业的发生。晚期智人阶段气候趋冷使季节性饥荒的问题更为突出，为了解决季节性饥荒并避免食人悲剧的一再重演，古人类开始了动物的驯化驯养和植物的栽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此作为采猎经济的必要补充，从而导致了农业的发生和定居生活方式的最终形成，驯化驯养动植物和采集渔猎一起成为当时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农业的发生还应该继续前推，以距今5万年到1万年的时段为宜。

晚期智人中经常遭受季节性饥荒的人群应当生活在气候变化分明，冬季出现极端寒冷天气的地区。农业不可能发生于两极地区，也不可能发生于赤道周围地区；农业发生的区域只能在温暖地带寻找，考古学中发现的与农业起源相关的人类遗址一般都具备这样的区位条件，[1]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季节性饥荒与农业发生之间存在作用关系。20世纪40年代，英国史前史学家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Clark）在考察英国东北部1万年前的采集——狩猎遗址时采用孢子花粉分析技术研究了古代营地中发现的花粉和红鹿角碎块，结果表明斯塔卡（StarCarr）遗址只是春季和夏季才有人居住。[2]迁徙活动是季节性饥荒发生后晚期智人的基本选择。

晚期智人在季节性饥荒压迫下冬季无充足食物供应，即使四处寻觅也鲜有所得。季节性饥荒条件下的迁徙活动可能存在区域差别，迁徙活动的周期、方式等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居住在一些条件优越地区的远古居民甚至可能不需要迁徙也能越冬。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远古人群经常遭受季节性饥荒威胁，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地区的历史气候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时而干冷，时而暖湿，干冷时以荒漠草原植被为主，温暖湿润是森林密布。而距今10~1万年时，气候以干冷为主，植被类型主要是荒漠草原。[18]在河套人遗址中发掘出与荒漠草原生态环境相一致的野兔、刺猬等动物遗骸。[19]（P160）在距今1.8~1万年时气候变冷的幅度更大，一些典型的北方型动物已经南侵到长江以南地区，如拟布氏田鼠、棕熊和仓鼠等。[9]（P177）中国东部地区的情况可能要好于西北地区，因为在同时期的山西峙峪遗址中发掘出了冰期动物披毛犀和代表沙漠草原植被的刺猬化石，[19]（P154）而北京山顶洞人的遗址中并没有发现披毛犀、猛犸象等冰期动物，相反倒有花面狸、猎豹、真象等林栖性和喜暖性动物。[19]（P147）生活在条件较差地方的晚期智人在冬季寒冷时节就要迁移到另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生活。

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他们既不会单独依赖采集生活，也不能通过渔猎获得全部的食物，在驯养驯化动植物以前他们的生活内容以采集为主并兼营渔猎。采集和狩猎活动在寒冷的季节里是很难获得足够的食品，特别是采集活动受到冬季寒冷气候的影响几乎全部停止。民族学材料证明，生活在非洲的俾格米人以狩猎采集为生，狩猎活动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狩猎所得并不丰厚，还需以采集的果实来弥补生活之所需，其弥补的食物数额约占他们生活食物总量的70%以上。[5]（P20）正是因为冬季采集活动的中止才给原始先民的生活以致命的打击，因而出现了夏秋时节食物供应充裕，冬春时节食物极度缺乏的现象。这时候人们便陡然感觉到“禽兽不足”（《白虎通·号篇》）、“行虫走兽难以养民”（《新语·道基篇》），生活处于饥寒交迫状态。

晚期智人阶段的季节性饥饿，迫使人类由被动的适应环境而转向采取一些主动的措施求得生存，生存的手段是驯化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这一阶段必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才会将野生的植物驯化为半野生状态并进而培育为栽培植物。晚期智人遗址中发现的各种野生动物很可能既是其狩猎对象，但同时也是其驯养对象，只是经过长期的尝试以后，人们才逐渐将驯养的重点集中在易于利用（如狗）或性情温顺的几种动物（如猪、马、牛、羊、鸡）身上，所谓“拘兽以为畜”（《淮南子·本经训》）即发生于这一阶段。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所能利用和畜养的动物也处于半野生状态。这一阶段人类赖以谋生的手段主要是采、伐、捕、捞，有些学者认为采集活动在原始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学者则认为渔猎为主要经济部门，但在一般气候条件下和春夏秋三个季节中采集渔猎的作用和地位更多的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如此区分主次产业难免有所偏差，倒是在严寒的冬季狩猎活动重要性陡然增加，狩猎和捕鱼的比重增大，采集经济出现衰退，男子的权威地位才得以因此而确立。

环境条件的差别导致了古人类的区域性生产和生活特征。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生活也呈现出了显著的南北差异，即以狩猎为主的北方经济和以采集为主的南方经济，反映了寒冷气候条件下采集经济萎缩，狩猎经济扩张的发展趋势。一些考古资料直接支持了这一推测，旧石器时代晚期使用的狩猎工具普遍出现明显的改进和改良，工具的制作技术也有显著进步。峙峪人用于狩猎的石镞十分锋利，虎头梁文化中也发现有比较尖利的石镞类工具，下川文化中发现的大量石镞是用比较先进的压制法制作而成。同时，骨器制造水平也有提高，辽宁海城小孤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有双排倒勾的骨鱼叉，山顶洞出土了用青鱼眼骨制成的装饰品，小孤山遗址出土了距今2～3万年的精美的骨制品和装饰品。

在距今1～4万年间的克罗马农人洞穴里或岩棚下留下了人类最早的艺术品，[20]（P101）遗址中发现的艺术品中全部反映的是动物的生活图景而没有植物图画，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为此感慨地说：“从动物装潢变迁到植物装潢，实在是文化史上一种重要进步的象征——就是从狩猎变迁到农耕的象征。”[3]中国的山顶洞人生活在一个面积为90多平方米的洞穴中，十几个人共同居住在一起。洞里自然分“上室”和“下室”，上室是他们的住室，位于洞口；下室是他们的墓地，位于洞的深处。他们在山顶洞周围的广阔地区狩猎、捕鱼、采集，猎物主要是兔、赤鹿、斑鹿、野猪、羚羊、獾、狐狸等大小野兽，有时也能捉到鸵鸟和其他鸟类，他们还能捕获长达一米以上的青鱼。他们还要采集植物果实和块根作为辅助的生活资料。正是因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狩猎活动给予特别关注，才促使了驯养野生动物的进一步发展和个别家畜在定居农耕生活出现以前就得到成功饲养。因此，家养牲畜的出现早于栽培作物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栽培植物和驯养的动物提供的食品比例越来越大的时候，原始人群遂择地而居，脱离了采集渔猎生活，进入了农业社会。在由采集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起点，只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同样地农业的发生也没有一个明确地起源地，旧石器时代晚期很多部落可能逐渐向农业社会转变。这些部落居地周围环境中可选择的动植物资源丰富，特别是生存有各种草食性动物和籽粒丰硕的植物；他们生活地域开阔，周围有其他部落或群体，能够与外界进行经常性的联系，便于信息的交流和传播。苏联学者H·N·瓦维洛夫在研究谷物农业的起源问题时指出：谷类作物的祖本，既不是生长在草原荒漠地区，也不是生长在肥沃的河谷地带，而是生长在亚热带的山前地带和丘陵地区。[4]这些地方地势比较平坦，多有湖泊沼泽，草木茂盛，动物经常出没，便于人们从事采集渔猎和栽培植物的生产活动。

在年复一年的寒冬困扰下，作为弥补储积食物不足的应对措施，晚期智人选择了籽粒丰硕的植物予以重点培养，并将收获的籽粒留存到冬春季节食物缺乏时食用。据研究，我国先民栽培的植物种类多达236种，禾谷、豆菽、块根、块茎等20种，蔬菜及调味料作物45种，古树53种，纤维作物11种，经济作物25种，药用植物42种，竹藤类21种，观赏植物19种。[21]其中得到大面积种植的主要集中在几种耐储藏的禾谷类作物上，如禾谷类的黍和粟是黄河流域原始农业阶段的主要作物，水稻则是长江流域的主要作物，除此而外，不耐储藏的水果、蔬菜等只能满足人们的一时之需，在远古人类的栽培计划中仅居次要地位。民族学的材料也证明，在一个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生活居地附近发现生长面积达1000英亩的黍属植物生长地，为当地居民采集生活的基本食物来源。[5]而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碳化黍粟和水稻，也可反证前农业时代黍粟的培植驯化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作业。

所以，农业起源的时间起点不应局限于新石器时代，而需进一步上推，将晚期智人生活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也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这一阶段虽然仅历时数万年，但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却是驯化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的重要阶段，如果要计算人类历史上的产业革命的话，第一次产业革命似乎应该是驯化和驯养动植物，农业的发明则降居其次为宜。

[作者简介]卜风贤（19－），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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