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作物异名同物原因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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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作物异名同物形成原因

论文摘要：农作物异名同物现象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不利于人们把握其生长规律，探寻异名的形成原因，则有利于正确地认识农作物。农作物的异名同物主要是因为外在环境和时展的演变而致，具有一定的可追溯性。探究农作物的异名同物能够有利于解释物种的起源和发展，有利于清楚地认识农作物。

农作物的异名同物现象常常出现在各类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上，容易引起误解，甚至令人费解。例如，我们争鸣了一千多年的“稷”和“黍”，一种观点认为稷和黍是异名同物，黍有糯性，稷非糯性而已；另一种认为稷和黍是同物异称，具有不同的物种来源。经过专家学者的反复查据考查论证，“稷”即“黍”的观点已渐趋统一。其实，这两种农作物都是禾科类的作物，具有同一的物种体系来源特征。由此而见，农作物的异名同物现象值得关注。

1.时展的演变而形成的差异

农作物往往在岁月的流逝发展进程中，改称换名是常有的现象，但该作物的生长特性应该不会改变。例如，大豆（俗称黄豆），在甲骨文里是“叔”（菽）字，一直到先秦时期都称菽，如五谷之禾、黍、稻、麦、菽，又时常菽粟或菽麦连称。自汉以后的古籍都改称大豆，只在引用先秦古籍时仍称菽。菽改大豆的原因未详，是否先秦的菽和豆同音，尚值得考证。“豆”是象形的祭祀礼器名，木豆称“豆”，竹豆称“笾”，瓦豆称“豋”，都用来盛祭品，久而久之，即以豆代菽。豆前加大，是因称菽时，已经包括小粒的菽在内，趁此区分大豆小豆。随着域外物种的不断引进也便依次有了称蚕豆、豌豆、绿豆等称谓。

我们祖先在认识物种时往往受到当时现有词汇量的影响，在表述上不易区分，再加之交际等环境氛围的影响，异名同物也便在所难免。我们知道早期原产中国的块根类作物如甘薯即薯蓣、山药，块茎类作物如芋艿、魔芋等不多，彼此也不易混淆。随着时间延长，陆续有外来作物传入，最初往往借用原有名称，冠名新作物，明末引进的马铃薯，是新创的名称，但一些地方借用山药蛋（零余子）称马铃薯，便容易误会。同样，番薯是明末引进的，也借用原有的红薯（即山药、薯蓣）来称番薯。

我们再以异名同物记载最多的农作物“玉米”为例进行探究。有人曾在地方志上进行检索，最终发现竟有99种称谓之多。西天麦、西番麦、回回大麦、玉麦等名称都是指称玉米，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是大小麦。玉米的新名如此繁多，并非杂乱无章，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寻（其他新作物也类似）。最初往往按传入的来源命名，如西番麦、西天麦、回回大麦等，指从西南方传入。也可从玉米果穗的特点命名，如棒儿米、棒子、腰粟等。或者着重玉米籽粒的特色命名，如玉谷、玉米、玉麦、玉蜀黍等。

2.地域的口语习惯性而导致的差异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口语习惯又不尽相同。我们知道在文字表述方面书面语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但方言口语则富有地域性和习惯性。因此，尽管作物名称的书面语是统一的，但方言口语却相差很大。水稻是全国统一的书面语，但南方农民口语常称稻为谷或禾。北方农民口语则称粟为谷或禾。这在地方志上最为清楚。如黄谷、黑谷、白谷、米谷、陌南禾等是粟的品种名，黑谷、红心谷、黄皮谷、落子谷、红禾、乌禾等是稻的品种名，孤立地看，无法区别谁是粟，谁是稻。

有些作物的地域性很强，适宜栽培的地方不同，因此即使是同物书籍记载也会有所不同。如甘薯在山东称“地瓜”，可是福建广东的一种豆科作物凉薯，也如甘薯一样，能结地下块根，当地也叫“地瓜”。清代程瑶田在其《九谷考》里误释稷为高粱，即因他在山西看到的高梁，听农民口语音似稷，他似乎恍然大悟，原来古籍之稷即高梁。花生在南方多称落花生，在河南称落生，山东称长生果，又称万寿果。这就是异域口语习惯而致。

黑麦是我国引进最迟的麦种，现在的《辞海》也未提及何时何地传入。黑麦的耐寒力甚强，所以黑麦在俄罗斯的栽培面积居世界前茅，我国黑麦以西北、东北地区种植为主，可能是从俄罗斯传入。黑麦英名rye源自日耳曼语rugi，为何以“黑麦”可能是黑麦制的面包比小麦面包要黑些，相对于小麦制的白面色（whitebread），称rye制的面包为darkbread，中译黑面包，则译rye为黑麦也很自然。黑麦的另一种近亲是多年生或一年生的黑麦草（ryegrass），供饲料用，在国内各地有大面积种植。近年来法国育成小麦和黑麦杂交而成的“小黑麦”（tricale），也在国内推广种植。

3.西方农作物理论对我国作物命名的影响

我们知道中国西化的起步迟于日本，许多植物和作物的学名定名，都被日本抢先而定。例如原产中国的籼稻和粳稻，学名被日本加藤定为O.satvasubs.indica（印度型）和O.sativajaponica（日本型）。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丁颖先生曾提出，籼稻的学名应改称O.satvasubs.sheng（籼型）和O.satvasubs.keng（粳型）。但因学名的制定，使用多种方式，可以是形容植物形态特征的，生育特性的，籽实颜色的，所以，最终未被采纳。上述事例告诉我们：西方的农作物命名对我国农作物的名称制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西方农作物的命名特点是以不断细分为目标，学科越分越细，无疑可以越发深入探索真相。这与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综合沟通呈鲜明的对照。学科细分以后，学者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展，成为该领域的专家，但对本行以外的学科则隔行如隔山。不过，我们知道，客观的知识是综合的整体，一旦面临普通的常识问题时，反而闹出“五谷不分”的尴尬。

总之，农作物的异名同物是作物学科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我们应从作物的物种联系、发展演变、地域称谓等多方面予以考查认证，如此，相信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参考文献：

［1］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传播.载自《古今农业》，1988，（1）.游修龄“薏苡和芣苢”，收入《农史研究文集》386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2］黄国勤.论农业生态学及其发展趋势［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05）.

［3］游修龄.花生起源和传入中国的时间问题收入.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4.